自从伊里亚·伊里奇生病后，时间已过去一年了。在这一年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里动荡不安，那里却平安无事；这边一颗世界巨星陨落了，那边却升起另一颗巨星；这里人们掌握了生活的新奥秘，那里则是几代人及其家园被毁。在旧生命败落的地方，新生命便像幼苗一样破土而出……

在维堡区，在普舍尼琴的遗孀家里，虽然日子过得平和单调，没有什么激烈的突如其来的事变发生，虽然一年四季像去年一样过着重复的生活，但是生活毕竟没有停止，它的表现也总还是有所变化，不过这变化是缓慢的，逐步的，与我们地球的地质变化相似：这个地方的山在悄悄地崩塌，那个地方的海几个世纪以来在不断地泥沙冲积，海水退去，形成新的土地。

奥勃洛莫夫恢复了健康。代理人扎焦尔蒂去了农村，把出卖谷物的钱全数寄来，其中扣除了他的车马费、按昼夜计算的出差费和酬金。

至于代役租，扎焦尔蒂则说，这笔钱无法收到，因为一部分农民已经破产，另一部分农民逃离在外，不知去向。他准备就地进行调查。

关于铺路架桥问题，他说此事不急，因为农民情愿翻山越岭到贸易村去，也不肯出工去修新路架新桥。

总之，得到的信息和钱是令人满意的。伊里亚·伊里奇没有碰到非亲自下去不可的绝境，因此他心安理得地等来年再说。

代理人也安排了建房的事项。他同省建筑师确定了建房所需的材料的数量，并吩咐村长一开春就运木材，还搭了一个堆放砖瓦的棚子。这样，奥勃洛莫夫只要春天下去祈福一番便可开工了。预计到那时，代役租也能收上来。此外再把村子抵押出去，那么所需的款项就能筹全了。

伊里亚·伊里奇病后很长时间都心情忧郁，往往几个小时都陷入病态的沉思中。有时扎哈尔问他，他也不回答；扎哈尔的茶杯掉在地板上，或者不擦桌子上的灰尘，他都没有注意。每逢节日房东太太给他送馅饼来时，总看见他满脸泪痕。

后来剧烈的痛苦慢慢地让位给了无言的冷淡。伊里亚·伊里奇一连几个小时都望着外面怎样地降雪，怎样地在院子里和街道上堆起雪堆，怎样地盖住了木柴、鸡舍、狗窝、花圃、菜地，怎样在围栅的一根根柱子上筑成一个个小金字塔，好像一切都死去了，盖上了尸布。

他长时间地倾听着磨咖啡的噼啪声，拴在链子上的狗的蹦跳声和狂吠声，扎哈尔的擦鞋声以及钟摆的均匀的嘀嗒声。

房东太太还像从前那样走过来问他是否买什么东西，或想吃点什么；她的两个孩子也常常跑过来。他淡漠而又亲切地跟房东太太说话，给孩子们指点功课，听他们朗读；对孩子们的闲话，他只是报以一种有气无力的勉强的微笑。

山峰会慢慢地崩塌，大海不断地潮涨潮落。奥勃洛莫夫也逐渐地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的生活中。

夏天、秋天和冬天过得很平淡，很无聊，奥勃洛莫夫期望着春天的到来，向往着乡村之行。

三月份人们要烤云雀形小面包，四月份取下冬用的双层窗扇，涅瓦河宣告解冻，春天来了。

奥勃洛莫夫在花园里转悠。人们已开始在菜园里种菜。节日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圣三一节、悼亡节、五一节，为庆祝节日，人们插桦树枝，编花环，到小树林里喝茶。

初夏，家里人便谈起了即将来临的两大节日：圣约翰节（也是房东太太哥哥的命名日）和圣以利亚节（也是奥勃洛莫夫的命名日），这是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日期。房东太太在市场上碰巧买到或看到一块顶好的小牛肉，或者是烤出了特别好的馅饼时，总会说：

“啊呀，要是圣约翰节或圣以利亚节都能碰上这样好的小牛肉，都能烤出这样的馅饼就好了！”

他们常常谈论圣以利亚节，谈论一年一度去火药厂郊游，谈论科尔平诺的斯摩棱斯克公墓的纪念活动。

窗户下面又发出了抱卵母鸡的低沉的咕哒声和新一代雏鸡的叽叽声。用雏鸡肉和鲜蘑菇做馅的馅饼、新腌的黄瓜都上了桌，草莓不久也要出来了。

“现在的动物内脏很不好，”房东太太对奥勃洛莫夫说，“昨天两副小小的内脏竟要价七十五戈比。不过新鲜鲑鱼也上市了，天天都可以做冷鱼汤了。”

普舍尼琴娜家在饮食方面是颇讲究的，这不仅因为房东太太是一位模范主妇，她把这种家务看作是自己的天职，还因为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穆霍雅罗夫在美食方面是一位享乐至上主义者，他在穿着上很马虎，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几年，最讨厌买新衣服，平时也不把衣服好好地挂起来，而是随便扔在角落里堆着，衬衣穿得像干粗活的人一样，只在礼拜六换一次，但在饮食方面他却不吝啬花钱。

他之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他自供职以来就遵循着他自己建立的一条逻辑：“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别人看不见，不会有闲话，而沉甸甸的表链、新的燕尾服、锃亮的皮鞋却只会引来不必要的议论。”

正因为如此，普舍尼琴娜家餐桌上常有上等小牛肉、琥珀鳇鱼、白松鸡。穆霍雅罗夫有时也亲自到市场或米留京小铺去，像只猎犬那样，巡视并嗅遍每一个角落，弄上个把最好的阉母鸡藏在衣襟下面带回来，或者不惜花四卢布去买一只火鸡。

葡萄酒他从市场买回来藏着自取自饮，餐桌上从来只摆出一瓶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葡萄酒则放在他堂屋里独自享用。

穆霍雅罗夫和塔兰季耶夫到渔场上去时，大衣里总藏着一瓶上等的马德拉酒，要是到“饭馆”喝茶，他就带上自己的罗姆酒。

海水逐渐退潮或山巅逐渐崩塌的过程从各方面都有所表现，阿尼西娅也不会例外。阿尼西娅与房东太太的相互关系从相互吸引发展到不可分离，融为一体了。

奥勃洛莫夫看见房东太太对他很关心，有一天便半开玩笑地建议她把他的膳食也管起来，让他省去一切麻烦。

房东太太显出满脸高兴，甚至有意地笑了笑。这样就扩大了她们的活动天地。她现在不是管一个家而是管两个家了，或者说，还是一个家，但这是多大的一个家啊！除此之外，她还得到了阿尼西娅。

房东太太跟哥哥谈了。第二天奥勃洛莫夫厨房里的东西便全部搬到了普舍尼琴娜的厨房里，他的银器和餐具也进了她的橱柜，而阿库林娜则被贬去喂鸡种菜。

一切都变得阔气多了：不论是买糖、茶叶、食品、腌黄瓜、渍苹果、渍樱桃还是做果酱——全都是大批大批的。

房东太太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好像长高长大了，阿尼西娅则像老鹰展翅，生活沸腾起来，如江河奔流。

奥勃洛莫夫同房东太太一家人三点钟吃午饭，唯有穆霍雅罗夫自己一个人吃，而且多半在厨房里吃，因为他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了。

茶和咖啡房东太太亲自端来，不再是扎哈尔送。

扎哈尔愿意的时候便拭拭灰尘，如果不愿意，阿尼西娅就会像旋风一样飞进室内，或者是用围裙，或者是用手，甚至几乎是用鼻子，一下子就把灰尘吹跑了，拭掉了，然后把东西拉拉平，收拾一下房间便溜走了。不然房东太太也会趁奥勃洛莫夫去花园的时候，进屋看看，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便摇摇头，一面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一面动手把枕头拍打得像座山似的，再看看枕套，又自言自语地说该换了，并把它们扯下来，再擦擦窗户，看看沙发靠背，然后离去。

海水退潮，高山崩塌，泥沙冲积，以及轻微的火山迸发——这类似的渐进的变化现象在房东太太的命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谁也没有发现这一点，尤其是她自己。这种情况只能从许许多多突然的和无数的后果中看出来。

为什么她近来会变得反常呢？

在过去，如果把肉烤焦了，鱼汤煮过火了，汤里没有放青菜，她会严厉而平静、不失身份地责备阿库林娜一下，过后也就忘了；而现在，如果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她会从桌边跳起来，跑进厨房里，把阿库林娜痛骂一顿，甚至生阿尼西娅的闷气，第二天还要亲自下厨去查看汤里放青菜没有，煮鱼过了火候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她羞于自己在外人面前显得自己在家务方面疏忽大意，因为家务是她唯一的用武之地，关系到她的自尊心。

好吧。可是为什么以前她常常一到八点钟就睁不开眼睛，九点钟安排孩子们睡觉，检查厨房的火灭了没有，烟道关了没有，东西收拾好没有，然后就躺下睡觉了，不到第二天六点钟什么炮也轰不醒她？而现在呢，如果奥勃洛莫夫出去看戏或到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家久待不归，她就会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不停地画十字、叹气，闭着眼睛却没有睡意！这又是为什么？

街上稍有一点动静，她就会抬起头来，有时甚至从床上跳下来，打开小窗口倾听着：是否他回来了？

如果听见有人敲门，她就穿上裙子，跑到厨房里去推醒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叫他们去开门。

也许有人会说，这说明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家庭主妇，她不愿意她家里弄得紊乱不堪，不愿意房客夜里在门外待到扫院子的醉鬼听见再去开门，况且长时间的敲门声会把孩子们都闹醒……

好吧。可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生病时，她要在他屋里铺满毡子和地毯，挂上窗帘，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要是万尼亚和玛莎大声喊叫或高声大笑，这个如此和善、温良的她竟会狂怒起来呢？为什么她对扎哈尔、阿尼西娅都不放心，要亲自通宵达旦地守护在他的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直到午前祈祷时才披上大衣，用一张纸写上“伊里亚”几个大字，跑到教堂里，把写上字的纸放在祭坛上，为病人祝福，接着又退到角落里，跪下，长久地伏在地上祈祷，然后再急忙地跑到市场上买点东西，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望着奥勃洛莫夫的房门，小声地问阿尼西娅“怎么样”。

有人说，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女人所特有的怜悯心和同情心罢了。

好吧。那么为什么奥勃洛莫夫在恢复健康时期，由于整个冬天心情忧郁，很少跟她说话，没有到她房间里去看她，不关心她做什么事，也不跟她一块儿笑——她就变得消瘦了，忽然对一切都不关心了、心不在焉了呢？磨咖啡时她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而放了许多菊苣粉进去，致使咖啡不能喝，她却毫无感觉，好像没有了舌头似的；阿库林娜没有把鱼烧熟，穆霍雅罗夫唠叨起来，离席而去，她却像一块石头似的，不闻不问。这都是为什么呢？

从前谁也没见过她沉思默想过，这种事对她不合适。她总是在走，在动，敏锐地观察着一切，什么都不漏过，而现在呢，膝盖上放着研钵也忘记了，像睡着了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又突然用杵使劲地捣起来，使得那条狗以为有人敲门而大声地狂吠。

可是奥勃洛莫夫刚刚康复，脸上刚现出一些善意的微笑，刚开始像过去那样看她，温柔地朝她门里张望并且开开玩笑——她便又胖起来了，又生气勃勃、精神抖擞、高高兴兴地操持家务了。不过也有一点小小的不同：从前她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整天均衡而准确地运转着，走起路来从容不迫，说话声音不大不小，磨咖啡，碎糖块，筛东西，无不如此。缝衣服时，她手里的针也像钟表的指针一样有节奏。随后她又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到厨房去，中途停下来，打开柜门，取出什么东西，带走——一切都像机器一样。

可是现在呢？伊里亚·伊里奇已成了她家的一员，她捣起东西，筛起什么来也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织花边的活她几乎完全忘记了。当她刚坐下来缝衣服时，忽然听见奥勃洛莫夫叫扎哈尔送咖啡，她便两个箭步跑进厨房里，睁大眼睛，瞄准要拿的东西，抓起一把小勺，在亮光下盛出三勺咖啡，看煮得好不好，有没有渣儿，再看看酸奶油上有没有奶皮。

要是做奥勃洛莫夫爱吃的菜，她就亲自监视，打开锅盖闻一闻，尝一尝，接下去就自己掌勺。要是为他磨杏仁或捣什么东西，她也特别耐心，特别卖劲，干得满头大汗。

所有的家务事——捣东西，熨东西，筛东西等等，全都获得了新的现实的意义，即为了奥勃洛莫夫的舒适和方便。过去她认为这是她的职责，现在却变成了她的享受。

她现在开始让生活按自己的方式过得充实而又多样化。

她并不知道她已经发生了变化，也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而是无条件地挑起了这副甜蜜的担子，既没有反对，也不是热衷；既没有心跳和激情，也没有模糊的预感和苦恼，更没有神经质的游戏和音乐。

她好像突然改信了另一种宗教，盲目地信奉它，却不问它的教义是什么。

这副担子好像自然而然地落在她的肩上，她既不退缩，也没有主动迎上去。她爱上奥勃洛莫夫是如此简单，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患了无法医治的热病一样。

她自己也没料到这一点。如果别人给她点破，她还会当作一条新闻，笑一笑，脸红起来。

她默默地承担了对奥勃洛莫夫的义务，她认得出奥勃洛莫夫的每一件衬衣，数得出多少双磨破了后跟的袜子，也知道他下床时哪只脚先下地，他的眼睛是否要长麦粒肿了，他喜欢吃什么菜，吃多少，他高兴还是烦恼，他的睡眠怎么样……她就像是已经这样做了一辈子，也不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奥勃洛莫夫是她的什么人，为什么要如此地为他奔忙。

如果有人问她是否爱他，她还会笑一笑，并且作出肯定的回答。不过，即使奥勃洛莫夫在她家里只住一个星期，她也会这样回答的。

她为什么、有什么缘由爱上奥勃洛莫夫？为什么她以前没有爱情就嫁了人，就这样生活到三十岁，而现在却突然好像产生了爱情呢？

尽管爱情被称作是一种变幻莫测的、不知不觉的、像疾病那样的情感，可是它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自己的规律和原因。如果说这些规律至今还很少得到研究的话，那是因为人一旦染上了爱情，他就不再用学者的眼光去探究诸如印象是如何潜入灵魂的，它怎样像梦一样禁锢着感觉，怎样先把眼睛弄瞎，从某一时刻起又使脉搏、心跳加剧，而昨天突然又产生了至死不渝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自我慢慢地消失了，变成了他或者她，头脑也变得非常笨拙或非常敏锐，一个人的意志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垂下脑袋，双膝发颤，流出眼泪，害上了热病……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从前很少见过像奥勃洛莫夫这样的人，即使看见过，也只是从远处，也许那时她就喜欢他们，然而他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不在她的圈子里，而且没有任何机会接近他们。

伊里亚·伊里奇不像她已故丈夫十品文官普舍尼琴那样用碎步走路，忙忙碌碌，也不用没完没了地写公文，不用胆战心惊地害怕上班迟到，不用拿那种像是求别人骑在自己身上的眼神去看人。奥勃洛莫夫看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是那么大胆，那么自由，就像是要求别人听命于他似的。

他的脸不粗糙，不发红，而是白白的，细腻的；他的手也不像她哥哥的手，不发抖，也不发红，而是白净的，小巧的；他坐下来，就将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支着脑袋——这一切都做得十分潇洒、安详、漂亮；他说起话来也不像她的哥哥和塔兰季耶夫，也不像她的亡夫，虽然有许多话她不明白，但她感觉得出，那都是些聪明的、美好的、异乎寻常的话，而那些她听得懂的话，他说起来也和别人不一样。

他穿柔软的细布衬衫，每天换洗，用香皂洗脸，清洗指甲，总之他整个人都很好看，很干净，他可以什么都不干，也真的什么也没干，一切都有别人帮他做，他除了扎哈尔，还有三百个扎哈尔……

他是老爷，光彩照人，地位显赫！何况他又是那么善良。他的步态和动作都是那么柔和，碰到他的手就像接触到天鹅绒一般。可亡夫的手碰人一下，则像打人一样。他看人和说话也是那么温和，那么善良……

她没有想过，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但是如果有人想追究和解释自从奥勃洛莫夫在她的心灵中出现后的印象的话，那么她也只能这样说。

伊里亚·伊里奇明白自己对这块小天地——从她哥哥直到被链子拴着的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自从他来了之后，那只狗得到了比从前多出两倍的骨头，但他却不知这种意义有多么深远，以及他多么意外地征服了房东太太的心。

从她对他的饮食、衣服和房间的忙碌操劳中，奥勃洛莫夫看到了她的基本的性格特征。这在他首次来访时就注意到了。当时阿库林娜提着一只拼命挣扎的公鸡跑进房里来。这种不得体的热心虽然使得房东太太很难为情，但她还是告诉阿库林娜不给小老板这只公鸡，而是给那只灰的。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不仅没有能力跟奥勃洛莫夫调情，用某种迹象向他暗示她内心发生的变化，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的，她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懂得这一点。她甚至忘记了不久前她心里还没有这些东西，那时她的爱只表现为至死不渝的无限忠诚罢了。

奥勃洛莫夫并没有注意她对他的态度的真正实质，仍然认为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她的感情是那么正常、自然、无私，这对奥勃洛莫夫，对她周围的人乃至对她自己来说，至今都仍然是一个谜。

这样的感情的确是无私的，因为她在教堂里点一支蜡烛为奥勃洛莫夫的健康祈祷，目的仅仅是为了要他康复，她自己根本没有多想。她整夜守在他的床头，天亮时才离开，事后也从未提起过。

奥勃洛莫夫对她的态度则简单得多。对奥勃洛莫夫来说，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这个人，她那晃动的胳膊肘，她那关注一切的眼睛，她从食橱到厨房、从厨房到储藏室、从储藏室到地窖的不停地走动，她对一切家务和一切家庭设备的精通和了解——全都体现了他那像海洋一样广阔的打不破的宁静生活的理想，这一理想的景象早在他童年时代父母庇荫下的生活中就不可磨灭地印在他心上了。

那时候，父亲、祖父、儿孙们、客人们都是懒洋洋地坐着或躺着，都知道家里有无微不至的眼睛永远关注着他们，有许多勤快的手为他们缝衣服、做饭、烧茶、穿衣、脱鞋，安排他们睡觉，临死时帮他们合上眼睛。现在在这里也是一样，奥勃洛莫夫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有人积极灵活地为他奔忙，即使明天不出太阳，旋风刮得天昏地暗，暴风从宇宙的一端席卷到另一端，他的餐桌上照样有汤有菜，衬衣照样洗得干干净净，墙上的蛛网会被扫掉，他不必去过问这一切是怎样做的，也不必费力地思考他需要什么，自有人会想到并把一切送到他的鼻子底下，而且不是扎哈尔用他那双脏手懒洋洋地粗鲁地递给他，而是由一双干净的、露着胳膊的白嫩的手在生气勃勃的温柔目光伴送下，带着无限忠心的微笑捧给他的。

奥勃洛莫夫对房东太太越来越友好了，却根本没有想到爱情，不久前的那次爱情使他像得了天花、麻疹或寒热病一样，至今一想起来就发抖。

他接近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就像靠近一团火，使人感到越来越温暖，但是人不能去爱一团火。

午饭后，他乐意留在她房里抽一袋烟，看着她把银器和餐具放进橱柜里，拿出茶杯，斟上咖啡。她特别仔细地清洗并擦干一个杯子，首先给他斟上一杯，并看看他是否满意。

当她的房门打开时，他喜欢盯着她那丰满的脖颈和圆圆的胳膊肘。要是房门久久不开的话，他甚至会用脚轻轻踢开门，跟她说笑话并和孩子们玩耍。

如果上午没见到她，他也没有感到寂寞。午饭后有时他也不待在她房里，而是去睡上两个小时。不过他知道，只要他一醒来，甚至就在他醒来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把茶端上来了。

主要的是，这一切都进行得平平静静的，他的心里没有任何疙瘩，从未焦急不安地担心能不能见到房东太太，她会怎样想，怎样回答她的问题，她会怎样看等等。

他没有感到任何烦恼、失眠，没有甜蜜和痛苦的眼泪。他坐着吸烟，看她缝衣服，有时说上两句话，或者什么也不说，此时他的心情是平静的，什么也不需要，也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他所需要的好像这儿都有了。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从来不催促人，从不要求什么。奥勃洛莫夫也没产生过任何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从不因为虚度年华、浪费精力、好事坏事都没做、游手好闲、苟且偷安混日子而感到难过。

他犹如一棵珍贵的植物被一只无形之手栽在没有炎热的阴凉下，在风雨打不着的屋顶下，并受到精心的照顾。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你的针在鼻子底下快速走动，缝得那么麻利，我真怕您把鼻子缝到裙子上去！”

她微微笑笑。

“等我缝完这一行，”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就吃晚饭。”

“晚饭吃什么呢？”他问道。

“酸白菜烩鲑鱼肉，”她说，“鲟鱼现在哪儿都没有，我把所有的店铺都找遍了，家兄也去问过，都没有。要是碰上有活鲟鱼，马车市场上的一位商人就预订了——他答应分给我一块。然后还有小牛肉、炒饭……”

“真棒！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您真可爱，还想得起来！要是阿尼西娅也别忘记就好了。”

“那我是干什么的？”她把厨房门打开一点说，“您听见咝咝的响声吗？已经煎上了！”

后来她缝完了衣服，咬断线头，卷起针线活，拿到卧室去了。

就这样，他像靠近暖烘烘的一炉火一样，逐渐地靠近她。有一次他靠得她非常近，差一点酿成了火灾，至少火已经燃起来了。

一天，他在房间里踱步，转身走到房东太太的房门口，看见她的胳膊肘在快速地转动。

“您老是那么忙碌！”他走到她的跟前说，“这是什么？”

“我在捣桂皮，”她回答道，眼睛像看深渊似的看着研钵，并用小杵使劲地捣着。

“要是我不让您捣呢？”他说着并抓住她两个胳膊肘，不让她捣。

“您松手！我要捣糖块，还要倒酒做布丁呢。”

他仍旧抓住她胳膊肘不放，他的脸也贴近了她的后脑壳。

“您告诉我，要是我……爱上您，怎么办？”

她笑了笑。

“您会爱上我吗？”他又问。

“干吗不爱？上帝要我们爱所有的人。”

“要是我吻您呢？”他小声说，把脸凑近她的脸颊，致使呼出的热气烫着了她的脸。

“现在不是复活节。”她笑着说。

“那么您就吻我一下吧！”

“如果上帝让我们活到复活节，我们就接吻。”她说道，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窘和胆怯，而是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是一匹马等着让人给它套上羁绊。他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吻了一下。

“您瞧，桂皮都要撒出来了，那您的馅饼里就没有桂皮可放了。”她说。

“没有什么！”他回答说。

“您的袍子上怎么又有了一个污点呢？”她提起袍子的下摆，关心地问道，“好像是油渍吧？”她闻了闻，“您是哪里弄的？是长明灯上滴下的油吗？”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弄脏的。”

“您大概是在门上蹭的吧？”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忽然想起来了，昨天刚给合页上了油，因为那门总是轧轧响，“快把它脱下来，我去把油渍去掉，明天就什么污迹也没有了。”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您真好！”奥勃洛莫夫说，懒洋洋地脱下了袍子，“我说，咱们一起到乡下去住好吗？那边有的是家务！那里什么都有：蘑菇、草莓、果酱、鸡舍、牲畜棚……”

“不，为什么呢？”她叹一口气说，“我们生在这儿，一辈子住在这儿，也应该死在这儿。”

他有点儿激动地看着她，不过他的眼睛里并没有闪出亮光，也没有充满泪水，他没有想去攀登高峰，去建立功勋，他只想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胳膊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