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以后，维堡区也发生了许多变化。通往普舍尼琴夫人家的那条荒凉的大街上，盖起了一座座别墅。别墅中间耸立着一幢幢长长的砖砌的官家楼房，致使欢快的阳光再也照不到那所慵懒而平静的居室的窗玻璃上了。

这所小房子已有些破旧了，显得很脏很乱，像一个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的人。油漆剥落了，排水管也多处损坏，因此院子里积了一汪汪污水，像从前一样，要搭几块窄木板才能通行。有人走进栅栏门的时候，那条老狗也已不再蹦跳了，只在狗窝里懒洋洋地嘶哑地吠几声。

小房子的里面也有很大变化！现在那里当家的是另一个女人，跑跑跳跳的也不是从前的那几个孩子了。狂暴的塔兰季耶夫那张干枯的红脸又不时地在这儿出现了，温顺的惟命是从的阿列克谢耶夫已不在，扎哈尔和阿尼西娅也不见了。厨房里发号施令的是新来的一位胖厨娘，她不乐意地粗暴地执行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的轻声轻气的吩咐。把下摆掖在腰里的阿库林娜还在洗盆盆缶缶，那个睡眼惺忪的扫院子工人依旧穿着那件短皮袄在他的陋室里安度自己的残年。在清早和中午的固定的时间里，穆霍雅罗夫的身影重又在栅栏旁边闪过，腋下夹着大公文袋，不论冬夏都是穿胶皮套鞋。

奥勃洛莫夫怎么样了呢？他在哪里？在哪里？——他的遗体就安葬在附近的墓地里，在灌木丛中一处幽静的地方，在朴素的瓶形墓饰下面。朋友亲手栽种的丁香枝沉寂不语地垂在他的坟墓上面，苦艾静静地散发着苦味，就像是安谧的天使在守护着他的睡眠。

不论爱他的妻子的眼睛如何锐敏地照看着他生命的每一瞬间，那恒久不息的安逸、永远不变的静寂和日复一日的慵懒生活，终于使他的生命机器停止了转动。伊里亚·伊里奇死了，看来他死得没有痛苦，就像一座被人忘记了上发条的钟停止了摆动一样。

谁也没有看见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的情况，没有听见他临死前的呻吟。他中风一年后又第二次中风，也安全度过了，只是伊里亚·伊里奇的身体变得更弱、脸色更苍白了，吃得很少，也很少到花园散步，越来越不爱说话，越来越耽于沉思，有时甚至哭泣。他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他害怕死。

他有几次感到不舒服，也都过去了。一天早晨，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照常给他送咖啡时，却发现他已安详地死在床上了，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脑袋稍稍离开了枕头，一只手痉挛地压着心窝，看来是血液涌上来后就停在那里了。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已经守寡三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他哥哥干了几年包工头，但是破产了。后来靠耍弄诡计，磕头作揖，又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在“农民登记”处任文书，于是又像从前一样，步行上班，带回二十戈比、二十五戈比、五十戈比的钱币，塞进秘藏的小箱子里。伙食方面，又像奥勃洛莫夫刚来之前那样粗糙、简单，但油水大了，量也多了。

在家里，哥哥的妻子伊林娜·潘捷列耶夫娜是主角，也就是说，她可以晚起床，一天喝三次咖啡，换三次衣裳，她只照料一件家务事，那就是把自己的裙子浆得尽量坚挺一些。除此之外，她一概不管。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像过去一样，是家里的活钟摆，她管理厨房和伙食，给全家人煮茶煮咖啡，缝补大家的衣服，洗衣服，看孩子，看管阿库林娜和扫院子工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她可是奥勃洛莫夫的太太，地主的太太，她满可以单独过日子，独立自主，不依靠任何人，也不缺什么。是什么原因迫使她去挑起别人的家务重担，去照料别人的孩子，去管别人的琐事呢？通常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之所以要做这些事，不是出于爱情，出于对家庭的神圣的责任感，就是为了混碗饭吃。还有，她完全有权使唤的仆人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哪里去了呢？丈夫留给她的活信物小安德烈哪里去了呢？她跟前夫生的两个孩子又哪里去了呢？

孩子们都有着落了。万尼亚学校毕业后任了公职，玛莎嫁给了一个管理官家房产的管理员，小安德烈被施托尔茨夫妇领去培养，并被认作是他们家的成员。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从未把小安德烈的命运同前夫两个孩子的命运等同起来，混淆起来，虽然在心里可能是完全无意识地把他们三人摆在相同的位置上，但她还是把小安德烈的教育、生活方式和未来的生活与万尼亚、玛莎的生活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

“那两个孩子算什么？像我一样埋汰，”她满不在意地说，“他们生来就是粗人。而这个呢，”她在提及小安德烈时，却几乎带一种尊敬的口吻，如果不是胆怯地也是十分谨慎地抚爱着他，“这可是个小少爷！你看他长得多白多嫩，多水灵！小小的手脚，头发则跟银丝似的，跟他已故的爸爸一模一样！”

因此她毫不反对地、甚至还有点高兴地同意施托尔茨领养小安德烈的建议，因为她知道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去处，而不是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跟那些埋汰的侄儿侄女们在一起。

奥勃洛莫夫死后，她痛不欲生，与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在这所房子里过了半年，踩出了一条通向亡夫墓地的小路，哭伤了眼睛，几乎不吃不喝，只靠茶水维持生命，常常整夜不合眼，已疲惫不堪了。她不向任何人诉苦，好像跟丈夫离别越久，她的心情越不能平静，越悲伤，她跟谁也不来往，甚至也疏远了阿尼西娅。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们的女主人还在哭她的丈夫！”市场上的小铺老板对来买东西的厨娘说。

“仍在为丈夫伤心！”墓地教堂的领班指着她对烤圣饼的女人说。这位悲痛欲绝的寡妇每星期都到教堂里去祈祷和哭泣。

“她还是那么悲痛！”她哥哥家里人也说。

有一天，他哥哥一家，带着孩子们，甚至还有塔兰季耶夫，借口吊唁，突然来到她的家。他们说了一大套庸俗的安慰话，劝她“不要损伤了身体，要为孩子们保重自己”等等。所有这些话都是他们在五年前她前夫去世时对她说过的，那时候这些话起过一定作用，而现在却不知为什么使她感到烦恼和厌恶。

当他们谈到别的事，告诉她现在他们又可以住在一起了时，她倒觉得轻松得多。他们说，“在自己人中间痛苦的日子好熬一些”，还说这对他们也很好，因为再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善于操持家务了。

她要求给她一点时间考虑。后又过了大概两个月的伤心日子，最后终于同意他们住在一起。这时施托尔茨已经把小安德烈领走了，已剩下她孤身一人。

瞧，她穿着深色衣服，脖子上围一条黑色毛料围巾，像影子一样，从房间走到厨房里，像从前一样，开关食橱，缝补衣服，熨烫花边，但是动作缓慢了，已没了活力，说话声音很小，像是懒得说话；她的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地从一件东西转到另一件东西上，而是带一种凝滞的表情，带一种含蓄不露的内心的思想，好像自从她有意识地久久地注意她丈夫那僵死的脸的瞬间起，这种思想就不知不觉地留在了她的脸上，而且一直没有离开。

她满屋子走动，双手做一切需要做的事，但却心不在焉。在守护丈夫的遗体时，丧夫之感似乎突然让她悟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并在思考这种意义，这种思考也像影子一样永远留在了她的脸上。她用哭泣尽情地发泄了她的极度悲伤之后，才把意念集中在这一损失上。对她来说，除小安德烈之外，一切都已经死了。只有在看到小安德烈时，她身上的生命的征兆好像才苏醒过来，面容活跃了，眼睛里充满了喜悦的光辉，然后流下回忆的眼泪。

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她哥哥因为白花了或者未能少花一个卢布，因为菜烧糊了或者鱼不新鲜而生气也好；她嫂子为了裙子浆得不够挺，为了茶不浓不热而发脾气也好；胖厨娘粗暴无礼也好，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全都不在意，好像人家不是在说她似的。她甚至都听不见这样恶毒的话：“还是一位太太，地主太太呢！”

她用自己的哀悼的尊严，用温顺的沉默回答这一切。

在圣诞节、复活节、谢肉节等晚会上，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唱歌，吃啊，喝啊！她却相反，在一片欢乐声中，突然热泪盈眶，躲进自己的角落里去了。

后来她又沉溺于个人的情感，有时甚至在她哥嫂面前感到自豪，并怜悯他们。

她明白，她的生命已经演示过了，辉煌过了，上帝曾经把灵魂注入她的生命，又把它取走了；太阳曾经照亮过她的灵魂，现在却永远暗淡了……真的，永远暗淡了。不过她也永远领悟了生命的意义。现在她知道了她为什么活着，她没有白活。

她爱得那么充实，那么多：她是把奥勃洛莫夫当做情人、丈夫、老爷来爱的，只不过她也像过去一样，永远不会把这一点告诉任何人。是的，周围的人谁也不了解她。她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语言呢？在哥哥、塔兰季耶夫、嫂子的语汇里都没有这种词语，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概念。只有伊里亚·伊里奇了解她，但她也从未对他吐露过，因为当时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而且也不会表达。

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地明白了她的过去，并且也藏得越来越深了。她也变得愈加沉默、愈加凝重了。七年的时间一瞬即逝，这七年静静的时光却照亮了她的一生，她再也不期望什么，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

只有当施托尔茨从乡下来到彼得堡过冬时，她才跑到他那里去，贪婪地看着小安德烈，柔情而胆怯地抚爱着他，然后想向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说一些感谢的话，把积闷在心的一切向他说出来，他一定会明白的。可是她不善于说话，只好跑到奥丽加跟前，用嘴唇紧紧贴住她的手，热泪涌流，使得奥丽加不由自主地跟她一起哭起来。施托尔茨也激动万分，连忙从房间里走出去了。

他们都由一种共同的爱心和对死者的水晶般纯洁的心灵的怀念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劝她跟他们一起到乡下去住，留在安德烈的身边，但她总是说：“生在哪里，长在哪里，也要死在哪里。”

施托尔茨让她看田庄的收支账目，她不看，把她应得的一份收入给她寄去，她也不要，而是悉数退回，请他们代小安德烈保管。

“这是他的，而不是我的，”她固执地说，“他将来需要用。他是少爷，而我，就这样也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