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

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

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

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

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

他们告诉她事情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胛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托马斯。托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头复位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托马斯说：“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绝色佳人！”

“呆子！”主席说，“特丽莎从来就漂亮。”

“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这身打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准备出门吗？”

“不，不是。我是为托马斯穿的。”

“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我来穿衣！”

“难怪，你总是同猪娃去散步，猪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样？”托马斯问。“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托马斯问，“你允许我跟她跳舞吗？”

“我们都去跳吧。”特丽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托马斯。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托马斯问。

小伙子说了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的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缎兹，用指令的口气对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们就把它也带上。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娘们一眼看俩大饱眼福，不来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菲斯特丢人，我就听你们的。”他们挤上了托马斯的小卡车——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让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让主席安静下来。

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

他们来到镇上径直开到旅馆。特丽莎和托马斯从未到过这里。他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来岁的人在弹着钢琴，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一位妇人拉着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历史了。有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特丽莎跳舞。

集体农庄主席和托马斯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马斯提醒他，“我要开车。”

“别傻，”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夜。”他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

特丽莎与小伙子从舞池里归来，主席接着邀她，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托马斯，”她在舞池里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低？你说什么？”

“要是我们呆在苏黎世，你仍然会是一位外科医生。”

“你会是一位摄影师。”

“这是作一种愚蠢的比较，”特丽莎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意昧着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托马斯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特丽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理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直希望他变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昧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昧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他们回到桌边。特丽莎又同集体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小伙子喝得太多，以至同她一起摔倒在舞池中。

接着，他们上楼去，找到了他们那两间分开了的房间。

托马斯转动钥匙，扭开了吊灯。特丽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张靠着一张小桌和一盏灯。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