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在我那如白驹过隙般一去不回的年少时光里，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我会非常喜欢那种初来乍到的新鲜感觉：穷县城也好，小村子也罢，城市也好，田庄也好，在孩子特有的眼里总能捕捉到许多新鲜的玩意。各式的建筑，一切带着鲜明特色的东西，都会把我吸引住，让我惊讶万分。无论是式样千篇一律、有半数窗户只是装饰，矗立在一片市井平民居住的圆木平房中间的石造官署，还是那刷得雪白的新建教堂上边、包着白铁皮的规整的圆顶穹顶，市集也好，出门闲逛的县城花花公子也罢，——这些都逃不出过我那稚嫩而敏感的目光，我把鼻子伸出车外，兴致盎然地去一件未曾见过的衣服式样，菜铺子里装在木箱里的钉子、远看发黄的葡萄干、松香和肥皂以及一罐罐早已硬透了的莫斯科糖果，都是那么新鲜有趣。看着路上走着的一个不知从哪里被打发到小县城的步兵军官和一个身穿腰部打褶的短外套在敞篷二轮马上车上匆匆奔波的商人——我会跟着他们的身影去遐想他们那曲折多舛的人生历程。一个县里的公务员打我身旁经过，我的心里就会琢磨：他这个时候是到哪里去？是到他哪个同事家里去参加晚会，还是直接回家，以便在门口台阶上先闲坐半个小时，待天黑以后，同母亲、妻子、小姨子等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独特的晚饭；上完一道汤后，当带着铜币项圈的女仆或者穿着肥厚大衣的家童把那经久耐用的烛台上的油脂蜡烛拿上来的时候，他们的会在谈论什么话题呢?在驶近某个地主的田庄时，我总会对那纤细的木造钟楼或憨厚的老教堂好奇地关注。地主家的红色房顶和白色烟囱掩映在绿树丛中仿佛在对少年表达秘密的诱惑，我总会迫切地等待那遮住房屋的林木闪到两旁，好一睹宅院的全貌，以抚慰那焦灼的少年情怀。噢，它的外观在那个年代并不庸俗。看着住宅的外表，我还会用力地去猜想里边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胖还是瘦？有个儿子还是足足有六个女儿？她们是否总是嬉笑连连、花样迭出？最小的那一个是不是一个美人儿？她们这六个姑娘是否长得都是黑眼珠？家主本人呢？是个和气的快活人，还是像九月末的天气似的阴沉严肃，整天翻看着日历谈论着让年轻人厌倦的黑麦和小麦？

现在的我在接近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庄时，心绪早已经没有一点儿波动，那些村庄的面貌，早已在我心里变得庸常；我那早已冷漠了的目光只会看到凡俗，看不到欢乐的事情。那些曾经让我面色生动、引发无数欢笑和令我喋喋不休的议论的东西，现在在我的身边引不起一丝关注，冷淡的沉默封在我一动不动的嘴唇上。啊，我的青春时光啊！啊，我那蓬勃的少年情怀啊！

乞乞科夫琢磨着普柳什金从乡下人那里获赠的绰号，心里正暗自高兴的时候，马车已经驶进了一个有着许多农舍和街巷的硕大村庄的中心。巨大的颠簸让他注意到身处的地方，马车行走在圆木铺成的路面上，城里那天鹅绒般的石子路面跟这种圆木路面比起来，绝对符合其天鹅绒的形容词。路上铺着的圆木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高低醒目，不小心谨慎的乘客不是把前额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在后脑勺上撞出个大包，再不就是用自己的牙齿把咬掉自己的舌头。乞乞科夫看到的农舍全部久经寒暑、陈旧衰败，农舍的圆木墙黑旧不堪；很多房子千疮百孔，房顶更像是筛子；有些房子只剩下一根屋脊和两排几根肋骨似的檩子。看起来像是房屋的主人们把上边的椽子和木板拆掉的，他们大约认为反正这种破房子雨天不遮雨，晴天也没有雨漏，和婆娘们在里面混个什么劲儿呢；小酒馆里啊，大路上啊，——一句话，愿意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到处都是待的地方。他们的这种想法自然也是有道理。农舍的窗户上都没有玻璃，有的窗户上塞着一件破衣裳或是一块破布。农舍房顶下边的带着栏杆的阳台（俄国许多地方的农舍不知为何总要带上阳台）也都破烂不堪，黑得难以置信了。农舍的后边布满了一排排的大粮垛，看来已经堆放在这里很久了。颜色看起来就像没有烧透的旧砖头。粮垛上生满了杂草，旁边甚至还长着一丛灌木。看来，这是主人家的粮仓。粮垛和破房盖后边，是在晴朗的天空中不时显现出的两座乡村教堂，这两座教堂紧挨在一起，一会儿出现在左边，一会儿出现在右边，这要看马车向哪边拐弯啦。两座教堂一座是木造的已经废弃了，另一座是石砌的。石砌的那座，在淡黄色的墙上，也是裂缝交错，污渍斑驳。主人的宅院一部分一部分地显露了出来。在排成一列的农舍的尽头，出现了一片空地，在低矮的地方由已经破损的篱笆围了起来，大约是菜园或白菜地。就在这个地方，主人的住宅全部显露了出来。这座住宅看起来像是一座古怪的城堡，本身是长条形的，只是长得有些过分，有的地方只有一层，有的地方是两层，像是一个衰老不堪的废物。它那乌黑的屋顶已不能护全它衰老的时光了，屋顶上对称地立着两座摇摇欲坠的望楼，当年上的油漆早已脱落。房屋的墙壁上很多地方露出了灰板条，显现出久经风霜的痕迹。窗户只开着两扇，剩下的都关着百叶窗，有的还用木板钉死了。这两扇窗户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其中一扇粘着一个用蓝色食糖包装纸剪成的色调深沉的三角形。

房子的后边是一片乏人照料的大花园。花园一直伸延到村庄的外面，逶迤到野地里。好像能为这座偌大的村庄增添生气的只有这花园，只有它以它的荒凉带来些许景色。树木肆意地伸着着，树冠连着树冠，形成了一些不甚规则的叶的穹顶，像朵朵绿云堆积在天际。一棵白桦，树冠被暴风或雷雨折断了，那高大的白色树干耸立在这片绿云之上，滚圆的身躯，像一根规整的带着白光的大理石圆柱；雪白树梢上那尖尖的斜茬，像一顶黑色的鸟儿或一顶黑乎乎的帽子。蛇麻草在下边缠绕过花椒、接骨木和榛丛以后，爬过木栅栏，又继续向上爬到了那棵断了头的白桦的半中腰。攀到半中腰之后，又垂下来向别的树梢抓去，或者把它那纤细柔韧的须尖卷成一个个小圈儿在空中随风飘舞。茂密的穹顶有些绿叶没有合拢。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没有合拢的地方便黑漆漆的，像一个个深洞。洞里是浓密的阴影，隐约显现着：一些倒塌的栏杆，一条小径，一个摇摇晃晃的凉亭，一棵老柳树的长满窟窿的树干，一丛苍白的灌木（它那纠缠在一起快要窒息而死的枝叶从老柳树后边伸展出来，像是浓密的猪鬃）；另外，一条细嫩的槭树枝从旁边伸过来一些爪形绿叶，一缕阳光不知怎么竟钻了进去，落到其中一片叶子上，给这片叶子涂上一层透明的火的颜色，在这片浓密的暗影里散发着奇异的光彩。一旁，在花园的紧边儿上，有几棵挺拔的白杨，比别的树都要高，几个很大的乌鸦窝搭在那摇晃着的树梢上。白杨上有的树枝已断了，但是并没有掉下来，尚带着枯叶悬在那里。总之，一切都是美的，无论艺术或自然单独不能完成这些，唯有这二者合二为一，只有在繁杂而且往往是徒劳的人类劳动之上再由自然来做最后的装点，把笨重的线条变得灵巧，再补上那袒露无疑的破绽（这破绽显露着未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原样），抹掉那些斧凿的痕迹，在那些冷漠的匀称和整洁中创造出一种暖意，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美。

我们的主人公又拐过一个还是两个弯儿，终于到主人的住宅跟前，这时这房子的凄凉惨淡更加显露了出来。院墙和大门的木头上已长满了青苔。院里挤满了各种衰败的房舍，有仓房，有下房，有冰窖，这些房舍的左右两边都有通向别的院子的大门。一切都说明原先这里的家业是多么规模宏大，然而如今眼前的景象却是一派惨淡。看不到一点点让这幅画面活跃起来的迹象，既没有忙碌的房门，也没有来往不息的人群——看不到大家生活的生机勃勃的操劳和忙碌！只有正面大门是开着的，那也是因为一个乡下人正赶着一辆蒙着席子的满载货物的马车进了院，这个乡下人好像是特意来给这个死寂的地方增添一点儿生气似的，不然连这两扇门也是紧闭着的，这可以从铁门环儿上那挂着的一把大锁来看出来。不一会儿，乞乞科夫看见一座房舍旁边出来了一个人同赶车的乡下人吵了起来。他看了好久也无法断定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那人身上穿的衣服不伦不类，看起来像是一件女人的长睡袍；头上戴了一顶农村仆妇常戴的那种小圆帽子；乞乞科夫觉得那人的声音有些嘶哑，不太像是女人。“哦，这是个婆娘！”乞乞科夫心里想着，但转念一想：“噢，不对！”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最后断定：“是个婆娘！当然是。”对方也在仔细地打量着他。大概来客人对这里来说是件稀奇的事，因为她不仅打量了他，还打量了马车和谢里凡，而且把马匹一直从头看到了尾。从她腰上挂着一串钥匙和骂那个乡下人所用的相当粗野的字眼儿，乞乞科夫断定此人准是个管家婆。

“喂，老妈妈，老爷呢？”他走下马车说。

“没在家，”管家婆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等了一小会儿，又问道：“您找他要做什么？”

“有事。”

“那进屋吧！”管家婆说着，转过身去，乞乞科夫看到她后背上沾满了面粉，下摆上撕了一个大口子。乞乞科夫走进宽敞而昏暗的弄堂，感到像置身冰窖一样寒冷。穿过弄堂走进一间屋子，这屋子也是昏暗的，只有门下边的一个大缝子透进一点光线算是让这间屋子有了点儿光亮。他又开了扇门，才最后走到了光亮的地方，眼前的杂乱景象让他又感到一阵吃惊。看起来这家的人好像是在准备刷地板，所以把全部的家具都扔到这里来了。一张桌子上竟然放着一把断腿的椅子，破椅子旁边是一架座钟，钟摆早已停止了摆动，上边甚至已经结了蛛网。在桌子的旁边，侧面靠墙放着一个柜橱，里面摆着古式银器，几只长颈玻璃酒瓶和中国瓷器。一张螺钿写字台，好些地方螺钿已经脱落，留下一些露着黄色胶渍的槽痕。写字台上面的东西五花八门：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片，——上面压着一个已经发绿了的、卵形把手的大理石镇纸，一本红色书脊的皮面古书，一个从圈椅上掉下来的断扶手，一个已经干枯成榛子大小的柠檬，一只装着什么液体、里面浮着三只苍蝇、上面盖着个信封的杯子，一片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破布，一块封蜡，两支墨水斑渍、干得像得了肺病似的鹅毛笔，一根霉黄的牙签——或许这家主人在法国人一八一二年入侵莫斯科以前用它剔过牙。

墙上挨得紧紧地胡乱挂着几幅画：有一幅发黄了的长条版画，画的不知是那一场大战，上边有巨大的战鼓，戴三角帽呐喊的士兵和淹在水里的战马，版画安在一个红木镜框里，没有装玻璃，镜框上嵌着一些细铜花纹，四角镶着铜圈。旁边挂着一幅已经发乌了的大油画，足有半堵墙那么大，画的是水果、花卉、野猪头、切开的西瓜和一只倒悬的鸭子。天花板正中挂着一个用粗麻布袋子罩着的枝形烛架，上面落满了灰尘，很像一只蚕茧。屋子旮旯地板上是一堆粗糙的、没有资格躺到桌子上的东西。这堆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就难以细究了，因为上面落了厚厚的尘土，只要碰上去，任何一只手就会变得跟戴上手套一样；能够看清楚的是半截木头和一只旧靴底，因为它们探出了头。如果不是桌子上放着的一顶破旧的老式睡帽，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这间屋子里还住着活人。在他观察这些怪诞的摆设时，侧门打开了，他在院里遇到的那个管家婆进来了。不过这次他看清楚了，这与其说是位管家婆，倒不如说是管家：管家婆是不会刮胡子的，然而此人是刮了胡子的，只是看来刮得并不勤，他的整个下巴和两腮的下半部就像马厩里刷马毛用的铁刷子。乞乞科夫脸上现出疑问的表情，焦急地等着管家开口。那管家也在等着乞乞科夫先开口。乞乞科夫对这种莫明其妙的接待难以忍受，终于下决心问了一句：“主人呢？在自己屋里吗？”

管家说：“主人就在这里。”

“在哪儿呢？”乞乞科夫又说了一句。

“先生，您瞎了还是怎么了？”管家说，“哎呀！我就是主人嘛！”

听了这话，我们的主人公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仔细瞪起他来。形形色色的人，他见过不少，甚至我和读者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他也见过，但这样的人他还没有见过。这人长的并不特别，脸跟许多清瘦的老先生的脸一样，只是下巴向前伸得特别长，使得他每次吐痰时必须先用手帕遮住，以免痰落到那上面去。两只小眼睛还没有失去光泽，在高高的眉毛下边滴溜溜直转，很像一只老鼠从黑糊糊的洞口探出头来，警惕地竖着耳朵，摆动着胡须，留神察看有没有一只猫或者一个淘气的孩子藏在那里，并且嗅着空气，看有没有可疑的味道。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那身装束：不管花多大的力气，用什么方法，你也不会知道他那件睡袍罩衫是用什么东西拼凑起来的：两个袖子和前襟沾满油污，乌黑闪亮，像做靴筒用的上等皮子。衣服的后身下摆原本都分成两片，他的却是四片，还往外掉着棉花。他脖子上围的也很难分辨出是一件什么东西：像一只长统袜，又像是肚兜或者吊袜带，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条领带。总之，如果乞乞科夫在教堂门口遇到这种打扮的人，准会施舍他一个铜板。我们的这位先生有一个颇值得称道的优点，那就是他的心肠很软，无论如何也要给乞丐一个铜板。但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地主不是乞丐。这个地主还有一千多个农奴，谁不信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另一个人拥有这么多的谷物、面粉和粮食垛，能在库房、粮仓和栈房里堆满这么多布匹、呢绒、生熟羊皮和各种鱼干、蔬菜。他的工具房贮存了各种木料和那么多从来不用的器皿，谁要是去看一眼，准会觉得自己是走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那里每天都有一些会过日子的三姑六婆们由厨娘跟随着去购置日用器皿，榫合的、车光的、编织的、油漆的，各种器皿应有尽有；敞口矮木桶、封口圆木桶，双耳木桶，带盖木桶，有嘴无嘴的木壶，篮子，婆媳们捻绳时放麻团和杂物的笸箩，用薄薄的白杨树皮做成的各种盒子，桦树皮做成的木盖木底的小圆筒以及穷富俄罗斯人都要用的各种器皿，堆积如山。在人们看来普柳什金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用呢？哪怕有两个眼前这么大的庄园，他一辈子也用不完，——但是他仍然嫌少。他每天都要在村子里转悠，眼睛不断地瞄着路边桥下，不管看到什么——旧鞋底也好，娘儿们的破布也好，瓦片也好，锈钉也好，他都要拿回家去，扔进乞乞科夫看到的那个墙角里的破烂堆。那些庄稼汉们一看到他走出家门就说：“清道夫又出来扫大街啦！”街道在他走过之后的确不用再扫了。一次一个过路的军官丢了一根马刺，那马刺转眼间就进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破烂堆。要是有个婆娘一不小心把水桶忘到井边，他也会把水桶提走。要是哪个庄稼汉当场看到了，他会放下东西，也并不争辩；但是不管什么只要一落进他那破烂堆里，那就一切都晚了：他会对天发誓，说那东西是他的，是某年某日从谁的手里买来的，要不就是他的祖父留给他的。在自己的屋里他也是见到什么捡什么，一个纸片，一块封蜡，一根羽毛都要捡起来，堆到写字台或者窗台上。

可是当年他也不过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当家人啊！那个时候他有妻室儿女，邻居们常常到他里家来好好地吃上一顿，跟他探讨治家之道。一切都充满生机、有节奏地运行着：制毡厂、水磨在开动，呢绒厂、纺纱厂、木工房在生产。主人的目光锐利而明察秋毫，面面俱到；他就像一只勤劳的蜘蛛，忙碌而麻利地奔波在家业这张蛛网上。他的脸上从来没有流露过强烈的表情，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深藏着智慧。客人都很乐意倾听他的评论；他言语诙谐，并深谙人情世故。好客而健谈的主妇的名声远近皆知。两个可爱的姑娘常常跑出来欢迎客人，她们就像两只娇艳的玫瑰，都有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他的儿子——一个活泼的孩子——也跟着跑出来亲吻客人，并不理会客人为此是否开心。那时家里的窗户全是开着的。阁楼上住着来自法国的家庭教师，他枪法很准，脸刮得很光亮：他经常会带回几只乌鸡或野鸭来为午饭佐餐，有时也会拿回一些麻雀蛋，让厨房单独为自己摊一张雀蛋饼，因为家里再没有人会吃它了。阁楼上还住着他的一位女同胞，是两个姑娘的家庭教师。主人到餐厅吃饭的时候总是身着常礼服，尽管有一些旧，却很整洁，没有什么打补丁的地方。两个衣肘也是完好的：可是善良的主妇去了天国；一部分钥匙和随之而来的家务琐事便转到了他的身上。普柳什金变得更加坐卧不宁了，也像所有鳏夫那样爱犯疑心病，越来越吝啬了。对长女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他不能充分信任了，这样倒是做对了，因为她不久就跟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哪个骑兵团的一个上尉私奔了，并很快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农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军官，——普柳什金有一个奇怪的偏见，他认为军人全都是赌棍败家子。父亲并未费神去寻找她，只是诅咒她一番。家里显得更加空旷了。主人身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吝啬的特点来。粗硬的黑发中生发出了银丝，而银丝是吝啬的忠实伴侣，它更助长了吝啬的成长。法国教师被辞退了，因为儿子到了做事的年龄。法国女人也被赶走了，因为后来他发现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被上尉拐走的事件中，她事先并非完全不知情。儿子呢，按照父亲的意愿是，应该到省城的官衙要谋个好差事，但他却进了军团，手续都办妥了之后，才给父亲来信要钱买军装。正像俗语所说那样，儿子碰了一鼻子灰，这是极其正常的。最后，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也死了，老头子因此开始身兼数职，既是看守自己家产的更夫，又是自己家产的所有者和保管人。孤独的生活给吝啬提供了丰盛的养料。大家知道，吝啬就像饿狼一样，胃口越吃越大。人的情感在他身上本来就所剩不多，现在更是日渐稀少了；这个老朽不堪的家伙身上每天都要失去一些人的情感。正好这个时候仿佛为了验证他对军人的看法似的，他的儿子又玩牌输了个精光。身为父亲的他心口如一地大骂了儿子一顿，之后就再也不想知道他儿子是否还活在世上了。他家的窗户每年都要钉死一些，最后只留下两个窗户没有钉，其中一个——读者已经看到了——是糊着糖纸的。他家业的主要部分每年都会从他眼里消失，他已经目光短浅到只看到他在屋里捡起来的鹅毛和纸片。他对前来的商人越来越不肯通融，商人们跟他谈农产品讲价钱，也是这样，最后他们干脆不来了，说他是个鬼，并而不是人。干草和粮食烂了，草垛和庄稼垛变成了纯粹的粪堆，上面都能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要用斧子才能砍开；粗麻布、呢绒和家织布呢，碰也不能碰了——一碰就成灰了。他自己也慢慢忘掉了他有多少什么东西，只记得橱柜的什么地方放着玻璃瓶，里面还剩了一些什么酒，并且在瓶上做了记号，以防有人偷喝，再就是还记得什么地方放着一根鹅毛或者一块封蜡。当然租赋的数量却一成不变：农夫该交多少代役租还交多少，女织工该交多少匹麻布还交多少，农妇该交多少坚果还交多少——收来的东西全都堆到仓房里，最后变成了烂泥或破烂，他自己也最后也变成了人类身上的一块破烂。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着小儿子回来过两次，想看看是否能弄点儿什么回去。看来，和骑兵上尉一起过的军旅生涯并不是婚前想象的那么吸引人。普柳什金或许原谅了她，还把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纽扣拿给小外孙玩了一会儿，但是钱却一点儿没给。第二次，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来了两个孩子，还给他带来一件新睡衣和一个当茶点吃的奶油甜面包，——因为老爹身上那件不仅使她羞愧，简直令她难堪了。普柳什金对两个外孙非常疼爱，把他们抱在怀里，让一个骑在右腿上另一个骑在左腿上，用腿扶着他们，使他们像骑在马上一样。睡袍和奶油面包他收下了，可对女儿仍是一毛不拔。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这样空着双手回去了。

站在乞乞科夫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主！大概说起来，这种人在俄国很少见的：俄国人更习惯大手大脚。要是同邻居一对比，他就显得更加突出。他的邻居恰好是一个喜欢用俄国式的豪放和阔气大宴宾客的地主，就像俗语说的那样挥金如土。过路的生人看到他这位邻居的宅邸就会吃惊地停下来，百思不得其解：愚昧的小农户堆里怎么会有一位有封邑的王子的府第呢。看，那宫殿一样的白色石造宅邸，房子上的望楼、烟囱风向标不胜计数，四处围绕着成片的厢房和供来客下榻的各种房舍，一切应有尽有！家里能举办大型的舞会，可以演戏；花园里彻夜灯火，欢声震天。半个省的人身着盛装华服在树下游乐。一根树枝从浓密的绿荫中生动地伸出来，被人造的光明照耀着，失掉了鲜绿的颜色；头上的夜空被映衬得更加昏暗，更加威严可怕，庄重的树冠似乎对下边照耀着它根部的光彩耀目的灯火颇感烦恼，便沙沙地摇动起树叶，伸展向那沉醉的黑暗深处；但这个时候没有谁对这种强自支撑的光华感到奇怪和寒心。普柳什金沉默地站在那里已经有几分钟了，而乞乞科夫呢，只顾着关注主人的模样和室内的景象，也没有说话。他想了半天，也没能想出用什么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来意。他本想这样表达，说他久仰普柳什金的善良和与美德，认为有必要来亲听教诲，但他立即想到：这样说有些太言过其实了。他又看了屋里的摆设一眼，觉得“美德”和“善良”换成“节俭”和“条理清晰”更好一些，因而就把说的话改动了一番，说他久仰普柳什金持家有方、节俭出众，认为有必要来当面请教，表达敬意。当然也还可以有更好的理由，可乞乞科夫一时并没有想出来。

普柳什金听了，动了动嘴唇，嘟哝了一句什么，因为他牙齿都掉了，究竟嘟哝了什么，无法听清，不过其意义大抵是这样的：“谁稀罕你的敬意！”可是乐善好客在我国颇为盛行，吝啬也无力违背它的成规，于是普柳什金马上较为清晰地说了一句：“请坐！不要客气。”

“我很久没有接待过客人了，”他说，“而且说实在的，我看客人们来来往往的也没有什么用处。人们愿意撇开家业互相走访，养成了习惯，很不成体统……而且还要拿干草来喂他们的马！我早就吃过午饭了，我家的厨房也糟得很，烟囱塌了，一生火，说不定会弄出火灾来。”

乞乞科夫心想：“果然这样！幸亏我在索巴克维奇那里多吃了一个奶渣饼和一块羊肋。”

“我家里连捆干草也没有！家境糟糕得很哪，”普柳什金继续说，“而且说实话哪儿能存得下一捆干草呢？地少，农夫又懒，不爱干活儿，只想往酒馆溜……说不定老了还要去讨饭呢！”

“不过有人告诉我，说您有一千多个农奴呢。”乞乞科夫谦虚地指出。

“这是谁说的？谁说这话，先生，您真该当面唾他一口！他想捉弄您。准是个龌龊鬼。别人说我有上千个农奴，可是一数呢，竟没有几个！近三年来，可恶的热病夺走了我一大批农奴。”

乞乞科夫关心地喊道：“噢！死了许多吗？”

“对，死了许多。”

“那么请问，具体数目是多少？”

“八十多个。”

“不对吧？”

“我不说谎，先生。”

“请让我再问一句：这个数目，或许是从最后那次农奴普查算起的吧？”

普柳什金说：“要是那样就好啦，糟糕的是，从那个时候算起就足有一百二十多个啦。”

乞乞科夫喊了起来：“真的？一百二十多个？”他惊喜得连嘴都合不上了。

“先生，我上岁数的人了，哪能撒谎：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普柳什金说。他好像对乞乞科夫这种近乎喜悦的惊叹感到不快。乞乞科夫自己也感觉到，对他人的痛苦采取这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确实不够礼貌，所以马上叹了一口气说他深表同情。

普柳什金说：“同情有什么用，这里有着一个大尉，谁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说是我的本家，大叔大叔地叫我，还吻我的手。他要是表达起同情来，哭的声音大得让你得赶紧把耳朵堵上。他总是满脸通红，喝起酒来就不要命。也许当军官的时候把钱输光了，要不然就是被女戏子给骗了，现在他就来表同情了！”

乞乞科夫极力辩解，说他的同情跟大尉的同情根本不同，说他不善表达，愿意用实际行动来证实，接着，他毫不拖延，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承担为全体不幸死去的农奴纳税的义务。这个建议让普柳什金大为惊讶。他瞪大了眼睛，看了他很久，终于说：“先生，您大概在军队里待了很久吧？”

乞乞科夫相当轻松地说道：“没有，我曾在文职衙门里做过事。”

普柳什金又追问了一句：“文职衙门？”便开始咬嘴唇，看起来像在吃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呢？您这不是要自己吃亏吗？”

“我原意自己吃亏，为了使您高兴。”

“哎呀，先生！哎呀，我的恩人！”普柳什金喊道，竟没有发现到：因为高兴，他的鼻孔里颇不优雅地钻出一块鼻烟似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些浓咖啡，睡袍的衣襟也敞开了，不太雅观地露出内衣来。“真叫我这老头子高兴！啊，我的圣徒！啊，我的上帝！”

普柳什金说不下去了。没消一分钟，他那张木头一样的脸上瞬间出现的喜悦在瞬间也跟着消失了，就像根本没有出现过那种表情似的。他的脸上又浮现出忧虑来。他甚至还用手帕擦了一下脸，很快又把手帕弄成一团，用它反复擦着自己的上唇。“请不要见怪，原谅我问一下，您是准备年年为他们纳税吗？那钱，您是打算给我还要交给国库？”

“让我们这样吧：订个文契，您把他们当活人卖给我好了。”

普柳什金说：“噢，签文契……”便呻吟起来，并且又吃起了嘴唇，“签文契又要花钱。衙门里的人太没良心啦！以前花半个卢布一袋白面就能办的事情，现在非得要满满一大车粮食外加一张红票子才成，太贪婪了！我真搞不懂，神父们怎么不出面管一管这些事；他们应该能找出一个什么圣训来，无论怎么说，上帝的话是不能违抗的啊。”

“我看你就会违抗！”乞乞科夫偷偷这样想了一下，随后便说，为了表达敬意，签文契的费用，他也甘愿一力承担。

听到乞乞科夫说连签文契的费用也愿意承担，普柳什金便断定来客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不过是冒充曾在文职衙门里做过事，从前准是个军官，还玩过女戏子。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掩饰住自己的喜悦心情，他祝福乞乞科夫本人又祝愿他的子女（他并没有问一问乞乞科夫是否有子女）万事大吉。他走到窗前，用手指敲了下玻璃，叫道：“喂，普罗什卡！”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进了穿堂，在那里走了好一会儿，接着是穿上靴子走路的咚咚声，然后门开了，普罗什卡走了进来。他是个十二三岁的家童，脚上的靴子那么大，以致迈步时，差点儿要把脚抽出来。普罗什卡为什么穿这么大的靴子呢，这很快就可以说清楚，普柳什金不管家里有多少个仆人，只准备了一双放在穿堂里的靴子。每个被叫进内室的仆人，通常需要光着脚蹦跳着穿过整个院子，到穿堂里穿上靴子，走进内室里来。出了内室，要把靴子先脱在穿堂，再光着脚板走开。秋天，当早晨出现霜冻的时候，如果有人向窗外看一眼的话，他会看到仆人们在跳来跳去，跳得那么出色，即便是剧院里最好的舞蹈演员也会望尘莫及。

“看他这副模样！先生，”普柳什金用手指着普罗什卡对乞乞科夫说，“看起来像块木头，可是你放件什么东西，他转眼就会给你偷走！你来干什么，喂，笨蛋，说，来干什么？”他问完，沉默了一会儿，普罗什卡也照例用沉默作了回答。“去把茶炊摆上，把钥匙拿走，你听见了吗，把它交给马芙拉，让她进贮藏室：那儿架子上有一块面包干儿，就是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来的奶油面包做的那块，让她放到桌上喝茶吃！……站住，混蛋！你上哪儿去？咳，混蛋哪！你怎么总要急着跑，脚痒痒了吗？你先听着：面包干儿上大概有点儿发霉了，让她把发霉的地方用刀子刮掉，刮下来的渣儿别扔啦，让她拿到鸡窝里去。你，你要注意，你可别进去，要不，我可饶不了你！让你尝尝桦树条的滋味！你现在的胃口很好，那就叫你的胃口更好些！你进贮藏室试试，我这就从窗户上看着。这些贼骨头就是叫人放不下心。”普罗什卡穿着大靴子离开了以后，普柳什金转身对着乞乞科夫说。之后他看着乞乞科夫也跟着怀疑了起来。乞乞科夫这种不平常的慷慨让他感到有点突兀，他暗想：“他或许不过是个牛皮大王，谁知道呢，像所有的浪荡公子一样；吹得天花乱坠，不过是想骗顿茶点，然后一走了事！”为了以防万一，也为了试探下乞乞科夫，他说不妨马上签订文契，因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靠不住的：哪怕今天还活着，谁又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乞乞科夫表示马上签订也可以，只要能提供一份全部死农奴的名单就可以了。这才让普柳什金把心放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琢磨着要做点什么，因为，他拿起钥匙，走到柜橱跟前，打开了橱门，在一些杯碗中间翻找了很久，最后他说：“找不到啦。我本来有一些顶好的蜜酒，准是让谁给偷喝啦！这些人哪，简直是些强盗！说不定这瓶就是吧？”乞乞科夫看到他手里拿了一个落满了灰尘的玻璃瓶，上边的灰尘像是罩了一层绒套儿似的。“这还是我那去世的妻子酿的哩，”普柳什金说，“骗人的管家婆把它乱扔一气，连瓶塞也不塞，这个骗子！里面本来爬进了些小虫子什么的，我都给拿了出来，您看，这会儿干干净净的；我给您倒一杯吧。”

乞乞科夫坚决地推辞说他已经酒足饭饱了。“已经酒足饭饱啦！”普柳什金说，“对呀，当然了！体面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认得出来：他还没有吃，就已经饱了，不像那些骗子，不论你给他吃多少……就说那个大尉吧，他一来就说：‘大叔，给点儿什么吃的吧！’我是他哪门子的大叔啊，就像他不是我的爷爷一样。一定是家里没有什么吃了，才出来东走西晃的！对啦，您不是要那些白吃饱的全部名单吗？我早有准备，我都专门写在一张纸上，为了等普查农奴人口的时候就把他们取销掉。”

普柳什金戴上眼镜开始在纸堆里翻腾起来。他打开一捆捆的纸，让客人饱尝了一顿灰尘，甚至还打了一个嚏喷。最后找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死农奴的名字：什么皮缅诺夫啊，帕拉莫诺夫啊，潘捷列伊莫诺夫啊，样样齐备，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叫干走不到的格里戈里；一共一百二十多个。乞乞科夫看到这么多的名字，微笑了一下。他把名单揣进怀里，对普柳什金说，为了办文契手续，需要他到城里去一次。

“到城里去？那怎么成啊？怎么能扔下家不管呢？我家里的人不是小偷就是骗子：一天的工夫，什么都得被抢光了，连挂一件衣服的东西也剩不下。”

“那么，您城里有熟人吗？”

“哪儿有什么熟人呢？我的熟人不是死了就是绝了来往。噢，怎么没有呢，先生！有的！”他叫了起来，“民政厅长就是我的熟人，从前还来过我家，怎么不熟呢！一块儿长大的嘛，还一块儿爬过人家的院墙呢！怎么不熟呢？太熟啦！那么，给他写封信不好吗？”

“写吧，当然行。”

“是啊，跟他太熟了！念书的时候，我们还是好朋友呢。”

他那张木头脸上恍然闪过一道温暖的光，流露出来的却并不是感情的苍白的影子而是感情。就像一个溺水者突然挣扎出水面来使岸上围观的人群发出欢呼一样。可是岸上的兄弟姐妹们最后空高兴了一场，他们从岸上往水里扔绳子，等着溺水者的背或者挣扎得筋疲力尽的双手再露出水面一下，但那已经是他最后一次露出水面了。从那以后安静下来的，水波不动的水面变得空旷而可怕，一片寂静。普柳什金的脸也是这样，在稍纵即逝的感情流露后，又变得愈加麻木愈加鄙俗了。他说：“桌上本来有半张干净纸的，可是不知哪儿去了：我家的人全是些混蛋！”说着，他就往桌下桌上瞄着，到处去摸，最终喊了起来：“马芙拉！马芙拉！”

应声进来了一个端着盘子的女仆，手里的盘子上放着读者已经熟悉了的那块面包干儿。在普柳什金和她之间又进行了这样一场谈话：

“你把纸弄哪儿去啦，强盗？”

“老爷，我没有看见啊，除了您盖酒盅的那块小纸片儿，真的。”

“看眼神就知道是你拿去了。”

“我偷它做什么用？我要它毫无用处，我不会写字。”

“撒谎，你偷去给会划拉几个字的圣堂工友了。”

“圣堂工友要是想写，自己会找到纸的。您那张纸片儿对他有什么稀罕的！”

“等着瞧吧：末日审判的时候，恶鬼会把你叉在叉子上烤的！会把你烤出油来！”

“为什么要烤我？我没有拿，女人身上别的毛病不敢说，偷东西可从来没有人拐过我。”

“就等着恶鬼烤你吧！恶鬼们会说：‘骗子，这是你蒙骗老爷的报应！’把你烤得流油的！”

“那我就说：‘为什么要烤我！我没有罪，真的，我没有偷……’那不是吗，在桌子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来冤枉人！”

普柳什金果然在桌子上看到了那半张纸，他停顿了一下，咬了会嘴唇，说：“哎，看你发多大的火？好大的脾气！说她一句，她来顶你十句！去拿个火来封信。等等，你不要把蜡烛拿来，那是赔钱的东西，一烧就没有了，还是给我拿块明子来吧！”

马芙拉出去后，普柳什金坐到圈椅上，提拿起了笔，又把那半张纸前后左右仔细掂量了好久，看能不能再对折裁开，最后他深信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这才把笔伸进一个装着发了霉的液体、底下落了许多苍蝇的墨水瓶蘸了一下，动手写了起来。写出来的字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一样高高低低，他尽力控制着让手不要跳动，可是手还是在纸上乱跳，字一行一行紧紧地挨在一起，但他心里还是充满遗憾地惦念着纸上仍然留下了许多空白的地方。

人竟然能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如此猥琐、卑劣、龌龊！这合乎真实吗？人真的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完全符合真实，人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眼前饱满热情的少年，如果把他老年的肖像画出来拿给他看，他会被吓跑的。从柔弱的少年时代走向严酷的成年时代时，你们要把人的各种激情都带在身上，不要把它们遗落在了路上，落下就再也回不来了！未来的老境是凶残而可怕的，它不会将任何东西退还给你！坟墓都比它仁慈些，墓前还写着“某某之墓”，可在失去人性的老人毫无表情的面庞上，你却什么也不会读到。普柳什金一边装信一边问：“您不知道您的哪位朋友需要逃亡农奴吗？”

“您还有逃亡农奴？”乞乞科夫突然想起来问道。

“逃亡的是有啊。我女婿到法院去查问过，他说都找不到了。他是个军人嘛，这也难说，磕磕马刺倒蛮在行，但到法院……”

“逃跑的有多少？”

“也有七十多个。”

“没有那么多吧？”

“真的！有，我的农奴每年都有跑的。那些东西饭量大得很，游手好闲地养成了狼吞虎咽的习惯，可连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吃的呢……我是给钱就卖。这些人，您可以跟您的朋友说：只要能找回十个来，他就可以大发一笔。一个注册农奴值五百卢布呢。”

“不行，这事，连闻都不能让朋友闻到。”乞乞科夫心里说了一句，接着就跟普柳什金解释，说这样的朋友并不好找，这种事情花费太大，伸不得手，因为法院贪得无厌；如果普柳什金真是手头拮据，他出于同情心，愿意出……不过这是小事，不足挂齿。

“您能出个什么价儿？”普柳什金问了一句，谈到钱，他变得像个犹太人了：两只手像水银一样抖了起来。

“一个给二十五戈比。”

“用现金吗？”

“是的，现在就给钱。”

“先生，算是可怜可怜我这穷老头子，一个四十戈比吧。”

“可敬的先生！”乞乞科夫说，“不只四十戈比啊，五百卢布一个我也肯！我很高兴这样做，因为我看到——一个可敬的慈祥的老人因为自己的善心而在吃苦嘛。”

“真是这样！是这样！真的，”普柳什金说着，垂下了头，伤心地摇了摇。“全都是善心引起的。”

“看，我一眼就看出了您的脾性。因此，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五百卢布一个呢，可是……我不趁钱。我愿意每个再加五戈比，这样，每个逃亡农奴就三十戈比了。”

“啊，请您开恩吧，先生，每个再加两戈比吧。”

“好，每个再加两戈比。逃亡农奴一共有多少？您好像说是七十个？”

“不，一共是七十八个。”

“七十八，七十八，三十二戈比一个，一共……”我们的主人公想了差不多一秒钟就脱口而出：“一共是二十四卢布九十六戈比！”他的算术不错。

他马上让普柳什金开了收据，付了钱，普柳什金把钱把钱接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像捧着什么怕淌下来的液体似的。捧到写字台旁，他又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又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这些钱大概注定要在那里放到村里的卡尔普神父和波利卡尔普神父一起来送他入土，他的女婿、女儿，或许还有那个要跟他攀亲的大尉，都将因此而感到实在的高兴。普柳什金藏好钱，坐到圈椅上，觉得已无话可说了。“怎么，您，要走吗？”他看到乞乞科夫微微动了一下（其实只是想从掏手帕）便问道。这个问题提醒了乞乞科夫。

“我该走了！是的。”乞乞科夫戴上帽子说。

“那么茶呢？”

“不啦，茶等下一次再喝吧。”

“也好，我可已经吩咐预备茶炊了。我不喜欢喝茶，说实话：这种饮料花钱太多了，而且糖价也涨得要命！不要茶炊啦！普罗什卡！把面包干儿拿给马芙拉，听好：让她放到以前的地方，噢，不，给我拿到这儿，我亲自送回去。先生，再见，祝您身体健康，信请带给民政厅长。对！他会照办的，他是我的老朋友啦。当然！我们还是小时候的朋友呢！”

这个怪物，这个缩成一团的老头子就这样把乞乞科夫送出了院子，紧接着，他就让人锁上了大门，之后到各个仓房转了一圈，看看更夫们是否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地方的更夫都在那里，因为没有生铁板，他们就用木棍敲着空桶；最后他又去厨房去看了一下，在厨房里他借口尝尝下人的饭菜，吃了一顿饱饱的菜汤和稀粥，又把大家骂了一顿，骂大家全都偷他的东西并且品行不端，然后就回到自己屋里了。一人在屋子里，他甚至想到了应该怎样来报答来客的这种无与伦比的慷慨。他想：“我送给他一块怀表吧，银壳的，这可是一块好表，不是什么锌铜合金壳或者青铜壳，虽然机件坏了一点儿，他会去修好的。他人还年轻，需要一块怀表去讨未婚妻的欢心！噢，等等，”他略加考虑之后，又想道，“最好等我死了，我在遗嘱里留给他，这样可以让他悼念我。”

可是我们的主人公就算没有得到怀表，心里也是非常愉快的。这次意外的收获简直算是白捡来。事实上，不只是死农奴，无论怎么说，加上逃跑的农奴，足有二百多！虽然，快到普柳什金庄子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此行会有收获，但结果是这么有利可图，这可是万万没有预想到的。路上的他喜笑颜开，吹了一阵口哨，把手放在嘴边像吹喇叭一样吹了一会儿，后来还唱了一只歌，这歌唱得如此不凡，以致谢里凡听着也轻轻晃了晃脑袋，说了一句：“听啊，老爷可真会唱啊！”

他们驶近市区时，暮色四合。地上的影子模糊不清，连各种东西本身也好像模糊了起来。拦路杆上的红白相间的颜色也已经模糊不清了。哨兵的胡子好像挪上了前额，高高地挂在了两眼之上，鼻子呢，好像从来就没有长过。不断的颠簸和轰隆的响声提醒乞乞科夫马车已驶在石铺公路上了。路灯还没有亮，有些房子的窗子已经开始发出光亮，街头巷尾出现了各个城市在这种时刻必然出现的一些场面和对话声：城市里通常都会有的许多马车夫、大兵、各种佣工和一些特别的人物——围着红披肩、只穿着鞋没有穿长统袜的女士在十字路口像蝙蝠一样往来走动。乞乞科夫没有看到这些人，甚至也没有看到许多拿着手杖的长得精瘦的官吏——他们大概是从市郊散步回来，正在往家里走。偶尔有一些像是女人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不是：“你胡说，混蛋！我从来也没有允许他对我动手动脚过！”就是：“无礼的家伙，不用耍赖了，到警察局去，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总之，全是这一些话。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看完演出剧，脑海里正萦绕着西班牙的街道、夜色和怀抱着吉他的卷发美人儿，这些话会让他更加地想入非非。他的脑袋里什么样的胡思乱想没有呢！他无所动，竟又到席勒那儿做起客来了——但突然，一阵可咒的话音像霹雳一样把他惊醒，他看到自己又落回到地上，甚至落到了干草广场，或者落到了小酒馆旁边，平平淡淡的生活又在他眼前卖弄起风骚来。

马车最终像掉进坑里似的狠狠颠了一下，驶进了旅店的大门，乞乞科夫受到了彼得卢什卡的迎接。彼得卢什卡一手捏着自己衣服的两襟——他不喜欢敞开衣襟，另一只手扶着乞乞科夫下了马车。店小二手里擎着蜡烛、肩上搭着大餐巾跑了出来。主人归来，彼得卢什卡是否高兴就不得而知了，他同谢里凡交换了一个眼色，一贯严肃的脸上好像露出了一丝笑容。店小二用蜡烛照着楼梯说：“您这次出去的时间可是很长啊。”

“是的，”乞乞科夫踏上楼梯说，“你怎么样？”

店小二弯腰说：“托您的福，昨天来了一个中尉，住进了十六号房间。”

“中尉？”

“从梁赞来的中尉，是几匹枣红马拉车。”

“好，好，以后也要好好干！”乞乞科夫说完，走到自己的房间。走过穿堂时，他皱了皱鼻子，对彼得卢什卡说：“你起码也该开开窗户呀！”

“我开过。”彼得卢什卡撒了一个谎。老爷也知道他在撒谎，可是他已不想跟彼得卢什卡浪费口舌了。经过旅途的颠簸，他感到十分疲倦。他只要了一个乳猪，草草吃了晚饭，立刻脱了衣裳，钻进被窝里美美地进入梦乡，他入睡快得出奇，只有那些不怕跳蚤咬又不受痔疮之苦而且没有过少智力的幸运儿才能这么快地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