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到读者已然熟知的本市的慈父和恩人警察局长的家里之后，官员们方才有时间相互指出他们被这些操劳和惊恐都弄瘦了。真的，新总督的任命以及所收悉的如此重要的公函，还有这些真假难辨的传闻，这一切确实在他们的脸上印下了明显的痕迹，许多人身上的燕尾服已经明显地变肥了。影响是如此显而易见：民政厅长瘦了，医务督察瘦了，检察长瘦了，连一个从来都没人直呼其姓的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他的食指上总是戴着一只宝石戒指经常展示给太太们观赏，甚至连他都瘦了。当然，在任何地方都有胆量不小、从不会失魂落魄的人，只是这种人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只有邮政局长一个。只有他没有改变平时那种稳健的性格，而且在此类场合总要说一句：“我了解你们这些总督！你们也许像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可我呢，我的先生，我在这个地方已经稳稳当当地坐了三十年啦。”

听到这话，通常别的官员们会指出：“你当然好啦，施普列亨·济·德伊奇，伊万·安德烈伊奇。你负责邮政，收发信件。你顶大的毛病是让邮局提前半小时关门，让来办事的人扑个空；要不就是一个商人在规定的时间之外来寄信，你收人家一点儿什么；要不就是发错了一个不该发的邮件，——干这种工作随便是谁都能成为圣贤的。可是如果天天有个鬼在你的手边转悠，你本不想拿，他就往你手里塞，那你试试。你当然没有大问题，你就一个儿子嘛，可是我呢，我老婆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那么有福气——一年生一个：不是姑娘便是小子；要是你处在这种境地，老兄，那就该唱别的调儿了。”官员们是这样说的，至于究竟能不能抗拒魔鬼的诱惑，这个问题的判断可就不是作者分内的事了。在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很明显地缺少了俗语中称为主心骨儿的那种东西。一般说来，我们好像天生就不配享受议会制。在我们开的各种会议上——从村民的大会到各种学术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委员会——如果没有一位主持的首脑，那肯定是乱得一塌胡涂。很难说这是为什么，看来我们的民族性就是这样的。只是为了吃吃喝喝而聚集在一起的会——像俱乐部和公众场合的各种餐费自理的聚餐会都能开好；但是我们随时都会有做一番壮举的愿望。我们会心血来潮地像刮风一样地创办慈善会、奖励会还有各种说不上名堂的会议。目的即便是好的，却办不成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我们略一尝试就会感到心满意足，认为一切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吧。比方说，我们成立了一个慈善会来救济穷人，募集了非常可观的一笔款子之后，我们马上就会设宴款待市里的各种达官贵人以纪念这种善举，不用说，这要用去一半的捐款；剩下的那部分捐款呢，立刻就会被用来为委员会租一座既有取暖设备又有门房伺候的豪华房舍，最后只剩下五个半卢布给穷人，而且在这笔钱的分配问题上，也并不是所有委员的意见都能取得一致，每个委员都想把自己的干亲家什么的塞进救济名单里。但是现在这个会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这会是因为必须才开的。问题并不涉及什么穷人或旁人，而是涉及每一位官员本人，涉及一次对大家具有威胁的灾难，因此这里不管是否愿意都更加一心一德，但是，就算这样，结果还是一塌糊涂。各种会议不会缺少的意见分歧就不说了，与会者的发言也常常是莫明其妙的优柔寡断：有一位刚刚说乞乞科夫是造假钞票的，之后又自己补充说：“也许不是”；另一位则断定他是总督公署官员，可是立刻又加了一句：“但，谁知道呢，从脸上也看不出来。”

有人猜测或许他是乔装打扮的强盗，马上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大家说，不说相貌——他的相貌就是忠顺的，他的言语里也没有能表明他是一个暴徒的东西。邮政局长深思熟虑了几分钟以后，也许是因为突然来了灵感，或许是因为其他别的原因，出人意外地叫道：“先生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叫声里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一个词：“谁？”

“他呀，各位，我的先生们，他不是别人，他是科佩金大尉！”

大家又立即异口同声地问：“这个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

邮政局长说：“怎么，难道你们都不知道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吗？”

大家说真的不知道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科佩金大尉嘛。”邮政局长说了半句话，停了下来打开了鼻烟盒。鼻烟盒只打开了一半，他害怕旁边谁会把手指头伸进去。他不会相信别人的手指头是干净的，他甚至还常常在开鼻烟盒时说：“老兄，我们知道，您的手指头也许摸过什么地方，但鼻烟可是要求保持干净的东西。”他抹完鼻烟后继续说：“科佩金大尉嘛，这要是说起来，对随便哪位作家来说，都是极为有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篇小说。”

在座的全都表示要听听这个故事，或者如邮政局长说的，对作家来说极为有趣的某种意义上的小说。于是他开始讲了起来：

科佩金大尉的故事

“一八一二年战役之后，我的先生，”邮政局长是这样开的头，虽然屋里坐的先生是整整六位而非只一位，“一八一二年战役之后，科佩金大尉跟着伤兵一起被送了回来。不知道是在科拉斯内还是在莱比锡，您设想一下，他没了一只胳膊一条腿。咳，当时对伤兵，您知道，还没有任何保障。现在的这种伤兵基金，您可以想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久之后才建立的。科佩金大尉知道他得找活儿干了。可是，您得明白，他只剩下了一只左手。他回家去找他爹。他爹说：‘我自己也刚能生活，我没有东西养活你。’于是科佩金大尉就打算到彼得堡去请求皇上，看能不能得到皇上的恩典，理由呢，‘如此这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流血牺牲……’唉，接着，您知道，他就坐上了公家的货车，——一句话，我的先生，他千辛万苦到了彼得堡。唉，您可以想象，这个科佩金大尉，突然来到了京城，我们的京城，可以算得上举世无双了！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光明，也可以说，某种天地，像童话里的山鲁佐德。真是目不暇接，您想象得到，一会儿是涅瓦大街，一会儿，您知道的，又是什么豌豆大街，繁花似锦！一会儿又是什么铸造大街；这里的尖屋顶插入云端，那边大桥，您想象得到，悬在半空，上不接天下不挨地，一句话，真是花花世界，先生！他本想去租一所住宅，可是什么都贵得吓人：窗帘啊，窗幔啊，花样太多了呢，地毯呢——简直是把波斯整个都搬来了：可以说，脚底下踩的全是钱。唉，你在街上随意一走，鼻子就会闻到成千上万卢布的味道；可是我的科佩金大尉的整座银行，您知道，五卢布一张的蓝票子也就十几张。咳，他不得不在烈韦里饭店委屈一下了，一天一夜一个卢布；午餐是菜汤和一块烤牛肉。他看到生活都要没有着落了，就打听该去找什么地方。人家告诉他，有一个最高委员会管着这种事，长官是个什么主将。皇上呢，您要知道，那时还没回京；军队呢，您可以想象，从巴黎还没有回来，仍旧在国外。我们的科佩金早早地起床，自己用左手梳理了一下胡子，——因为到理发馆去，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得要花钱，穿上破制服，戴上了木腿，您想象得到，就去找长官了。打听官邸到底在哪里，人家指着滨海皇宫街上的一所房子说：‘那就是。’那小草房啊，您知道，就是农奴住的那种：窗上的小玻璃片儿呢，您想象得到，有一丈半高，屋里的花瓶什么的，就像放在外边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伸手就能从街上拿到；墙上是名贵的大理石雕刻，各种金属小玩意儿摆满了屋子，就拿门上随便一个小把手来说吧，您知道，真得要先花一个铜板去小铺买块肥皂，洗上两三个小时的手，然后才敢去碰它，——一句话：什么东西都闪闪地发光，在某种意义上说，真让人眼花缭乱。一个门房站在那里，神情跟个大元帅似的：泛着闪亮金光的锤形杖，伯爵一样的相貌，就像一只精心看护的肥胖的哈巴狗；衣领是上等的细麻布，好神气！……

“戴着木腿的科佩金好不容易磕磕绊绊地进了接待室，规规矩矩地站在墙角里，生怕胳膊肘儿不小心把什么美洲或印度的描金瓷花瓶碰掉地下。唉，不消说，他在那儿站了很久，您可以想象，因为他到的时候，将军，从在某种意义上说，才刚刚起床，侍仆可能刚拿给他一个大银盆，那上面摆着各种梳洗用的化妆品，供他洗各种地方。我的科佩金等待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有一个副官——可能是值日官——走了过来，说：‘将军马上到接待室来。’这个时候接待室已被人挤得水泄不通了。那些人可不像我们都是四品官或者五品官的穷光蛋，他们中有一些人是上校级别的，有的大肩章上还闪耀着像粗通心粉一样的绦带——那可是将军级别的人物啦，一句话，简直是就是一个将校团。屋里突然发出一阵可以察觉出来的轻微骚动，就像一阵轻风刮过一样。到处发出了‘嘘’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严肃的寂静。大人进来了。哟，您可以想象：国家需要人才嘛！他脸上的表情嘛，可以说……同官衔相称，您明白……同高官……那种表情，您明白的。接待室的人，不消说，马上全都站得笔直的，小心翼翼地等候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是命运的安排。大人一会儿走到这个人跟前，一会儿走到那个人跟前：‘您为什么事情来的？您有什么要求？您是什么问题？’终于走到了科佩金的面前。科佩金鼓起勇气说：‘如此这般，大人，我流血牺牲，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不能做工，斗胆来乞求皇上的恩典。’大人看到他装着木腿，右衣袖空着卷在制服上，说：‘好吧，过两天来听信儿。’科佩金走出门了，高兴得几乎叫起来：

“一是因为最高长官接见了他；二是他的抚恤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终于是要解决了。您清楚，他带着这种快乐的心情一蹦一跳地走在人行道上。他进了帕尔金酒馆，来了一杯伏特加，我的先生，他又到伦敦饭店要了一份带白花菜芽的肉排、要了一只带各种花样的阉母鸡，还来了一瓶葡萄酒，晚上还去看了戏，——一句话，您知道，他痛快了一番。他看到一个苗条的英国女人像天鹅一样走在人行道上，那样子，您可以想象。我们的科佩金高兴不已，您知道，他在她后边迈着木头腿跌跌撞撞追了起来，追了一会儿，他想：‘不行，这事要等到抚恤金下来才行。我现在有点儿太忘乎所以了。’于是，我的先生，过了三四天，我们的科佩金又去找大人去了。等大人出来了，他说：‘我来听大人的指派，对我所患的疾病和伤残……’打着官腔说了一些这样的话。大人呢，您可以想象得到，马上就认出他来了，说：‘好吧，这次我什么也不能跟您说，只能告诉您要等到皇上回来；到那个时候是一定要对伤残官兵做出安排，没有皇上的，呃，圣旨，我也没有办法。’之后鞠了一躬，您知道，这意思就是——再会。科佩金呢，您可以想象，出来之后心慌意乱。他本来以为第二天一来就会给他发钱，说：‘亲爱的，现在拿着这些去吃喝玩乐吧。’没想到最后得到的答案是还要让他等着，并且还没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了台阶，像一只落水狗：夹着尾巴，低垂着耳朵。他暗自想：‘哼，不行，我还要再来一次，事实上，我都要没有饭吃了，——不管我，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快要饿死了。’一句话，我的先生，他就又跑到皇宫街去了。门房说：‘不行，大人今天不接见，明天再来吧。’等到第二天来是同样答复，连门房都不愿看他。但是他口袋里的蓝票子，您知道的，就只剩一张了。之前吃饭还是一盘菜汤、一块烤牛肉；而现在只能到小店里花两个铜板买一块咸菜或者一点酸黄瓜就着面包吃了，——总之一句话，这个可怜虫已经没有钱吃饭了，而他的食欲呢却像还饿狼一样。从一家饭店门口经过——饭店里的厨子，您能想象得到，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敦厚可亲的法国人，穿着荷兰衬衫，系着白围裙，正做着香辣调味汁和蘑菇肉排，——换一句话，在做可口的美味，那味道真馋得人恨不得把自己都吃掉。从著名的米柳京食品店门前路过，食品店的橱窗里，摆着熏制好的鲑鱼，五个卢布一颗的大樱桃，一个像长条马车那么大的西瓜从橱窗里伸出头来，可以说，正等着有傻瓜肯花一百卢布买下它，——总之一句话，他走每一步都会碰到那些馋人的东西，让人忍不住流口水，但是他听到的却永远是‘明天’。他的境况怎么样，您可以想象：这一边，是熏制鲑鱼、西瓜和各种各样的美味，而另一边却在一直给他上着‘明天’这道菜。最终这个可怜虫，从某种意义上说，终于忍不住了，您明白的，他决定要闯进去见大人。第二天他在将军府邸大门口等待着看是不是有什么求见者要进去，结果他拖着一条木腿跟着前来的一个将军溜进了接待室。那位大人像平常一样走出来，问：‘您为什么事来的？您有什么问题？’他瞥到科佩金，‘啊’了一声，说：‘我已经跟您讲过您需要再等待两天嘛。’‘大人开恩，我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饭吃了……’‘那可怎么办？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您先努力自己帮助自己吧，自己想办法去谋生吧。’‘可是，请大人明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缺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这个样子的我又可以找到什么生计呢。’‘可是，’大人说，‘也许您会同意：但是我不能，在某种意义上说，用我自己的钱来帮助您哪；到这里来的伤残官兵很多，他们都是享有平等的权利的……再忍耐一些时间吧。皇上回来后，我敢保证，皇恩是一定不会对您置之不管的。’‘可是，大人，我实在是等不了。’科佩金说。他的语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略显粗暴的。您明白，这位大人已经略微感到不高兴了。事实上：此时将军们正等在他的四周听他的决定和指派呢；所有的事情呢，可以说，都是国家大事，都要求快办，——有时候拖延一分钟都可能发生严重后果，——可是这时却偏偏来了个捣乱鬼对他纠缠不休。‘对不起，’大人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有些问题要比您的这个问题更为重要，都在等着我的解决。’他是用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说，委婉的方式在提醒他应该走了。但是我们的科佩金却被饿得全然不顾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大人，今天如果得不到您的批示，我是决不会走出这里。’唉……您想象得到，用这种方式和大人讲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只要言语里有一个字冲撞了他，你就会被一脚踢出去，滚到一个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官阶低一级的人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已经是很不礼貌啦。可是，再看看这里的差别多大：一个是主将，一个是什么科佩金大尉！一个是九十卢布，一个是零！

“主将再也没说什么，只是瞪了他一眼，有时候眼呢——也是一种武器：瞪一眼，你就会惊慌失措。可我们的科佩金呢，您能想象，却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您这人是怎么回事儿？’主将问道，这就像俗话所说的，下逐客令了。不过，说实话，他还算比较宽宏大量的：要是换了其他人肯定要大发雷霆的，吓得你头晕脑涨，然而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好吧，如果这里生活费用昂贵，让您不能心情安静地等待问题解决，我就只能用官费把您送回去了。叫信使！把他送回他的家乡！’说罢信使就已经出现在眼前：三俄尺多高的一个壮汉，他的一双大手，您可以想象，竟像是专门为了教训马车夫而长的，——一句话，一副穷凶极恶的模样……于是科佩金这个上帝的奴隶就被这个信使拎起来，扔进马车里，拉走了。科佩金心想：‘也好吧，最起码不用花车费，就为这个也是应该感谢。’于是科佩金坐上了信使的车走着，一边走，还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呃，一边思考着：‘既然大人都说了是要我自己想办法来帮助自己，’他说，‘那好吧，我就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吧！’唉，至于最后是如何把他送到家乡以及他的家乡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就是这样，您知道，科佩金大尉也就杳无音信了，就像诗人们写的，沉入忘川了。但是，请注意，先生们，故事情节，也就从这里展开了。这样，科佩金去了哪里，无人知晓；但是，刚过了两个月，您想象得到，梁赞的森林里出现了一群强盗，而为首的，我的先生，不是别人……”

“但是，打断一下，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警察局长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科佩金大尉，你自己也说，缺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可乞乞科夫……”

邮政局长一听到这话狠狠地拍了一下脑门儿，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儿直说自己糊涂。他想不明白，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在刚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意识到：俗话说俄国人总是事后聪明，这话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分钟，他又立刻挖空心思地自圆其说，他说，不过的确英国的机械制造技术是很先进的，报纸上说英国有个人发明了一种木腿，只要按动隐藏着的小弹簧，那木腿就能把人带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之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找不到那个人。

可是大家还是很怀疑乞乞科夫就是科佩金大尉，都觉得邮政局长有些扯得太远了。而他们自己也不甘示弱，在邮政局长独特的猜测的启发下，他们扯得也不近乎。在众多聪明的猜测与推理中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揣测，说起来甚至让人惊奇，那推测居然说乞乞科夫有可能是乔装打扮的拿破仑，说英国人早就妒嫉俄国这么幅员辽阔，说甚至有个英国人还画过几幅漫画，漫画画着一个俄国人在和一个英国人聊天。英国人站在那里，手里牵着一条狗，那狗就代表着拿破仑！那英国人说：“要小心点儿，不老实，我马上就放狗咬你！”也许现在英国人早把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放了出来了，让他偷偷进入俄国境内，外表看上去是乞乞科夫，事实上绝对不是乞乞科夫。

当然，对于这种揣测，官员们倒是并没有相信。不过他们却也寻思了一阵子，都暗自在心中考虑着这个问题，结果都认为乞乞科夫的脸，从侧面看上去，很像画像上的拿破仑。警察局长因为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曾经亲眼见到过拿破仑，他也只能承认拿破仑身高不比乞乞科夫高，体形不能说太胖，但也不见得瘦。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作者也很愿意赞同他们的意见，认为这一切是假的；但不幸的是，事实却正像我讲的这样，并且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座省会实际上并不是在什么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相反，就在离彼得堡和莫斯科很近的地方。当然，还要记住，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光荣地赶走了法国人之后。这时，我们的地主、官吏、商人、掌柜和每个识字的人甚至不识字的人，至少都有整整八年的时间成为了政治迷。《莫斯科新闻》和《祖国之子》都被大家拼命地传阅着，夸张点说传到最后一位读者手中的时候常常变成了破纸片，没什么用处了。人们见面之后也不再是问：“老爹，燕麦一斗卖多少钱？昨天那场雪下得怎样？”而是互相询问：“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新闻，拿破仑没有又被从岛上放出来吧？”而商人们对这件事尤为担忧，他们完全相信那个先知的预言，一点儿也不考虑那个先知已经被关进监狱三年了；谁都不清楚那个先知是从哪儿来的，他脚上登着树皮鞋、身上穿已经没有毛的光板皮袄，身上散发着浓重的腥臭味儿，他曾经预言拿破仑是不信基督的，虽然现在被石链锁着，囚困在隔着七重海洋的六堵高墙里面，但是他日后将会挣脱锁链，统治全世界。那位先知也是因为这个预言自食其果地被抓进了监狱，但是他却起到了作用，把商人们的心完全打乱了。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人们连在生意最挣钱的时候，到酒馆里庆祝生意顺利的时候也都要议论议论基督。这使很多官吏和自诩高尚的贵族们也不由自主地思索起这个问题来，他们受到当时很时髦的神秘主义的感染，还从“拿破仑”这个名字的组成字母里想出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更有甚者甚至在这些字母里还发现了《启示录》里的那个神秘数字。因此，官员们自发地思索起这一点来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官员们立刻就警醒过来，感觉到他们的话题扯得太远，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思前想后，谈来谈去，最后决定，不如再仔细问问诺兹德廖夫。因为是他第一个公开了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的秘密，并且据说他还和乞乞科夫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因此，毋庸置疑，他肯定会知道乞乞科夫的一些来头，所以大家最后决定再听听诺兹德廖夫会说出些什么。这些官员先生们还有其他有着各种头衔的人们都是些奇怪的人，他们明明知道诺兹德廖夫惯于说谎，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小事都是不能相信的，可是却偏偏还要决定去问他。人心真是不可猜测！他不相信上帝，却能相信如果鼻梁发痒就一定会死去；他放着清晰明了、结构和谐、具有崇高美德智慧的诗人作品不读，却要去看某一位狂徒的胡说八道、乖谬绝伦的东西，并且竟然会喜欢得高喊：“看，这才是对心灵秘密的真知灼见！”他始终把医生看成一无是处的东西，结果便是生病时去找一个巫婆来念咒语或吐唾沫来给自己治病，再不然，就是别出心裁地，自己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熬了喝。上帝知道，他怎么会以为这些烂东西能治他的病。当然，官员们处境维艰，也是情有可原的。据说，一个要淹死的人会抓住到手的一根稻草不放，因为他此刻已不能理智地思考，这根稻草只禁得起一只苍蝇，可他呢，就算没有足五普特重，也有四普特重啊。可是此刻的他已丧失理智，紧紧盯着那根稻草。我们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最终抓住了诺兹德廖夫。警察局长马上给诺兹德廖夫写了一张纸条，请他晚上前来一聚。那个脚穿马靴、面颊红润精干的派出所长马上手按佩剑，匆忙向诺兹德廖夫的住宅跑去。诺兹德廖夫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他四天都没出屋，也不准别人进去，送饭只让经过小窗口，——一句话，他甚至都累瘦了，脸色也发青。这件工作需要特别仔细，是要在几十打牌里中捡出两副来，这两副纸牌要有最准确的记号，要像最可靠的朋友那样靠得住。这项工作起码还得要两个星期才能成功。在这段时间里，波尔菲里天天要用特制的小刷子刷那只米兰种小狗崽的肚脐，还要每天拿肥皂为它洗三遍澡。

诺兹德廖夫因为被打断了严谨的工作非常生气。一开始他让派出所长滚蛋，可是看了警察局长的便条，知道可以捞点儿外快——今晚的赌局有一个新手后，很快就消了气，匆忙锁了门，套上件衣服就奔他们来了。诺兹德廖夫的说法、举证和揣测与官员先生们完全不同，他把他们最后的一些推测也推翻了。在诺兹德廖夫说来根本没有疑虑。他们的推测里有多少的举棋不定，他就有多少的坚定自信。他回答问题甚至不用打奔儿，他宣称乞乞科夫买了几千卢布的死农奴，他也卖给过他，因为他找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卖。问他乞乞科夫是不是间谍，是不是在尽力打探着什么，他回答说是，因为早在读小学时（他跟他是同学），他就被叫做告密者，同学们——当中也有他诺兹德廖夫——把他教训了一顿，以致后来他单在太阳穴上就得放二百四十条水蛭消肿，——诺兹德廖夫本来想说四十条，可是说时不知怎么就脱口说成了二百四十条。问他乞乞科夫是不是造假钞票的，他说是造假钞票的，甚至还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乞乞科夫是如何神通广大：有关当局侦知乞乞科夫家里存着二百万假钞票，就封了他的家，还派了警卫，每个门由两个士兵看守，可乞乞科夫一夜之间就把假钞票换走了，第二天揭开封条一看全都是真钞票。问他乞乞科夫真想拐走省长女儿吗，他诺兹德廖夫是否答应帮助他还参与了这件事，他回答说帮助过，如果没有他诺兹德廖夫，他会毫无所成。说到这里，他领悟了过来，知觉这件事不能编造，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可却没法控制舌头了。这确实难办，因为如此诱人的想法都已自然地流淌了出来，要是不说可怎么行——连打算去举行婚礼的教堂所在的村子也有了名字，就是特鲁赫马切夫卡村，神父叫西多尔，婚礼费是七十五卢布，如果不是他诺兹德廖夫要挟了神父一下，要去告发他给粮食商人米哈伊尔和孩子的教母主持了婚礼，而且告发神父让他们用他的马车，甚至还在各驿站给他们准备好了接替的马匹，不然，就算出这些钱那个神父也不会干。细节都讲得如此详实，诺兹德廖夫差点就要说驿车夫的名字了。官员们还想提提拿破仑，可是也懒得提了，因为诺兹德廖夫胡说的这些不但一点儿不像真的，简直什么也不像，官员们都叹了口气走开了；只有警察局长还耐心地听着，在想或许下边能讲出点儿什么来，可最后他也挥了一下手，说：“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大家全体同意：在公牛身上无论如何用尽力气，也不会挤出牛奶来。结果官员们的心情更糟糕了，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乞乞科夫的来历，是怎么也打听不出来的。他们只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人的特性：当问题只涉及了别人而不是自己的时候，他又聪明又智慧聪颖又精细；而在别人处境困难时，他又是能提出多么周密智慧果断的意见啊！人们会赞叹：“多么智慧的头脑！多么刚直的性格！”可是这个灵活的头脑一遇到灾难，他自己落入困境，性格就不见了，刚直的大丈夫就成了可怜的胆小鬼，完全进退失度了，变成了一个柔弱的小孩子，或者像诺兹德廖夫所说的窝囊废。

这些议论，看法和传闻不知为何对可怜的检察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影响如此厉害，结果导致他回家后思来想去，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不知是因为中风还是什么别的病，他坐在椅子上突然一头栽倒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照例拍了一下手，喊了一声：“我的上帝！”之后就让人去请医生来放血，可是他们看到检察长只留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这时人们才悲伤地发现原来死者是有灵魂的，只是因为谦逊，他从未显露过。不过，死亡发生在小人物身上和发生在大人物身上是一样吓人的：他之前还走路、运动、娱乐、在各种文件上签署名字并且带着浓而密的眉毛和直眨巴的左眼出现在官员中间，可是现在却一动不动地躺在停尸台上，直眨巴的左眼也紧紧闭上了，一条浓眉却还微微扬起着，好像要问什么。他要问什么呢，问他为什么死还是为什么活过，不过这些只有上帝知道了。但是，这不合理！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连小孩子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而官员们却糊涂得要命，编造出这种无聊之谈来吓自己。

这是不可能的！很多读者会这么说，会指出作者写得不合情理，要不就把这些官员叫傻瓜，人们使用“傻瓜”这个字眼儿是很大方的，他们一天会用这个字眼儿说自己身旁的人二十次。一个人十个手指头里有一个是傻的，就会抛开那九个好的把他看成傻瓜。读者在自己那安静的角落和高高在上的位置上空发议论当然容易，因为他居高临下，对下边的一切洞若观火嘛，可是在下边的人只能看到身旁的事物啊。要不，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世纪可以因为无用就一笔勾销了。人类也多次误入歧途，好像现在连小孩子也不会那样了。人类为了获得永恒的真理，走过了多少困难重得、漫长崎岖而又荒凉的小径啊！他们的面前原本有一条平坦的大道，那条大道就像皇宫前的大道一样笔直，比所有其他的道路都平坦宽广，白天满是阳光，夜晚灯火辉煌；可是人们却在漆黑的夜里错过了这条道路。有多少次，他们虽然已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却仍然误入歧途，在晴天朗日中又走进了无路可觅的荒野，互相往眼里投放迷雾，跟着鬼火踉跄，直到临近深渊，才怀着惊恐的心情相互问道：怎么办，路在哪里？现在的这代人把所有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对自己的先辈们误入歧途感到奇怪，嘲笑他们不聪明，看不到这部编年史是由天火写就的，里面每个字母都在高声呼喊，无处不在提出警告，警醒他们——现在这一代人；可是现在这代人却在嘲笑着，自负而倨傲地开始新的迷惘，对这些迷惘，后代将同样加以嘲笑。

这一切，乞乞科夫都毫不知情。就像老天故意安排的，此时的他患了感冒——牙龈脓肿，外加上并不严重的喉炎，——我国许多省会的气候会大方地把这种病赐予人们。为了免于尚未有后代便一命呜呼，他决定还是在屋里待上两三天。这些天里，他不断用泡了无花果的牛奶漱口，然后吃掉无花果，还在脸腮上绑了一个装了甘菊和樟脑的小袋子。为了打发时间，他做了几份新的农奴名册，还读完了从手提箱里找出来的一卷《拉瓦列尔侯爵夫人》，把小红木箱子里的东西和纸片全拿出来看了一遍，有些纸片甚至重复读了一遍，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十分无聊。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市里的官员为什么没有来探望他，而就在几天前客店门前还常常停着马车——不是邮政局长的马车，就是检察长的马车，再不就是民政厅长的马车。他对此感到很奇怪，但也只是在屋里散步时耸耸肩膀。他终于觉得自己好些了。当发现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时，他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他毫不犹豫，马上洗漱起来，打开了小箱子，倒杯热水，拿出了小刷子和肥皂，准备开始刮脸。这件事情早就该进行了，他摸了摸胡子，照了下镜子，自己也叫着：“哎呀，都长成森林啦！”事实上倒不是森林，脸腮和下巴上确实长满了相当繁茂的庄稼。刮完脸后，他赶紧穿起衣服来，那么匆忙甚至差点把腿穿到裤子外边。他终于穿戴妥当，洒过香水，裹得暖暖的，甚至为了预防万一，还把两腮也包上，之后就出门了。他好像久病初愈一样，觉得出门像过节一般。迎面而来的一切都显得那样漂亮，连房子和来往农夫在他眼里都是美好的，虽然那些农夫怒容满面，他们中有的人还打了同伙的耳光。他想访问的第一个人是省长。一路上他思绪万千：金发女郎的形象总在脑海里翻转着，他开始有些胡思乱想了，于是就嘲弄起自己来。他带着这种心情到了省长官邸的大门口。他进了穿堂儿正要脱掉大衣，门房却过来说了一句意料之外的话，让他大为震惊：“吩咐不予接待！”

“怎么啦，你，你没有认出我来吧？你再好好看看我的脸！”乞乞科夫对门房说，“怎么能认不出来呢，又不是第一次见您。”

门房说：“就是吩咐不放您进去呀，其他人都可以。”

“怪事！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么吩咐的，只能这么办啦。”门房说完又加了一个“是的”，便在他面前更加放肆起来，从前殷勤地帮他脱大衣的热情神态没有了。他看着乞乞科夫，心里在想：“哼！如果老爷不让你上门，那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乞乞科夫心中嘀咕了一句“莫名其妙”，便立刻转身去拜访民政厅长。民政厅长看到他非常尴尬，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那么语无伦次，最终两人都颇为窘迫。从他家出来，乞乞科夫在路上费心思索民政厅长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了些什么意思，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弄明白。之后他又去拜访别人：警察局长、副省长和邮政局长。他们有的干脆没见他，有的见了，可是说话却很不自然，让人颇为费解，那么惊慌失措，那么语无伦次，让他对他们的头脑是否正常都产生了怀疑。他还试着拜访了几个别的人，起码也好打听一下原因，可是什么原因也没打听出来。他像梦游般在街上游荡，无法判断：是他疯了，还是官员们傻了，这是在梦里，还是现实比梦更迷糊？他很晚才回到旅店，天快暗下来了，他从旅店出门时心情本来是很好的。为了排遣苦闷，他叫人拿来茶点。他一边想着、毫无头绪地琢磨自己的奇怪遭遇，一边给自己斟茶，突然他的门被打开了，没想到竟是诺兹德廖夫站在面前。“俗语说：‘访友不怕路绕远！’”他一边摘帽子一边说，“我经过这儿，看到窗上有亮儿，就想来看看，你肯定没睡。啊！桌上有茶水，太好啦，我很乐意来一杯。今天午饭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觉得胃里现在开始闹腾起来了。让人给我装袋烟！你的烟斗呢？”

“我不吸烟斗。”乞乞科夫冷冷地回答道。“你撒谎，好像我不知道你是个烟鬼似的。喂！你那仆人叫什么来着。喂，瓦赫拉梅，来呀！”

“他不叫瓦赫拉梅，叫彼得卢什卡。”

“怎么？你的仆人原来叫瓦赫拉梅呀。”

“我从来没有一个仆人叫瓦赫拉梅。”

“啊，对了，杰列宾的仆人才叫瓦赫拉梅。你想一下，杰列宾太走运了：他的婶子因为儿子跟女农奴结婚跟儿子吵翻了，结果把家产都给他了。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婶子可不错！老兄，你怎么啦，总躲着大伙儿，哪儿也不去？当然啦，我想你现在研究学问，喜欢读书（诺兹德廖夫为什么推断我们的主人公在研究学问并喜欢读书，事实上，我们讲不清楚，乞乞科夫更是这样）。哎呀，乞乞科夫老兄，你如果见到……一定会给你的讽刺头脑发现养料（为什么说乞乞科夫有讽刺头脑，这也无从得知）。你看，老兄，大家在商人利哈乔夫那儿玩戈尔卡牌，真笑死人了！佩列平杰夫当时在我旁边，说：‘如果乞乞科夫在这儿，他可真是笑坏了！……’（但乞乞科夫并不认识什么佩列平杰夫）。老兄，你得承认，那次你对我不太够意思，你记得，我们那次玩棋，本来是我赢了……可是，老兄，你太让我失望。我呢，谁知道怎么回事儿，无论如何都不会生气。前不久民政厅长……哎呀！我应该和你说，全市的人都在谈论你；他们认为你是造假币的，他们来问我，我会保护你，我跟他们说和你是同学，而且认识你的父亲。嗯，没的说，我骗得他们够呛。”

“我造假币？”乞乞科夫从椅子上站起身子喊道。

“但是，你为什么要吓他们呢？”诺兹德廖夫问道，“他们，鬼才知道怎么回事儿，全吓傻了：认为你是强盗，是间谍……检察长给吓死了，明天出殡。你不去参加吗？他们，说真的是怕新总督，担心你会惹什么麻烦；我是这样看总督的：要是他翘鼻子、摆架子，贵族们是不会买账的。贵族要求的是慷慨大方，是吧？当然，他也可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举办舞会，但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什么都得不到。不过，乞乞科夫，你可真冒险。”

“冒什么险？”乞乞科夫忙问道，“拐骗省长的女儿呗。说实话，我料到了，第一次，见到你们在舞会上的样子，我就想，乞乞科夫准有什么企图……但，你的选择可不理想，我看不到她的优点……有个姑娘——比库索夫的外甥女，那才叫姑娘呢！可以说是一块绝妙的花布！”

“你怎么胡说呀？我怎么会娶省长的女儿，你怎么啦？”乞乞科夫瞪着眼睛怒道。

“哎，得了吧，老兄，别藏着掖着啦！坦白说，我是为这事来的：我愿意帮忙。这么办吧：在教堂举行婚礼时我原意替你捧婚礼的花冠，给你当傧相，马车和替换的马匹全用我的，可是你得借给我三千卢布。我急等钱用，老兄，急得要命！”

在诺兹德廖夫胡说八道的时候，乞乞科夫眨了几下眼睛，想搞清楚是不是在做梦。造假钞票、拐走省长的女儿、吓死了检察长、新总督履新——这一切让他吃惊。他想：“都到了这种地步，再在这里就无益了，得快点离开。”

他赶紧打发诺兹德廖夫走，又把谢里凡叫来，让他明天天一亮就要预备好，早上六点钟就得出城，让他把一切都检查一番，要给马车上油，等等。谢里凡嘴里应着：“明白啦，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人却在门口一动不动站了半天。老爷马上让彼得卢什卡把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灰尘的皮箱从床下拉出来，跟他往里装袜子、衬衫、内衣——洗了的和没洗的——皮靴楦子、日历……顾不得用心分类，抓到什么塞什么。他想：今天一定要预备好，省得误了明天的行程。谢里凡在门口站了两分多钟，之后慢慢地走了出去。要多慢有多慢，他慢腾腾地下楼梯，在向下翻转的破损的楼梯台阶上留下了湿湿的脚印。他下楼梯时久久地挠着后脑勺。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抓后脑勺要表明什么？是惋惜明天打算和他那个穿着脏光板皮袄、腰系褡包的弟兄到酒馆聚会不能成行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已结识了一个相好，每当夜幕低垂、一个穿红上衣的小伙子对着仆人们弹起巴拉莱卡琴、劳作一天的平民百姓在低声细语的时候，他同相好站在大门旁，优雅地攥着她那白皙的小手儿——现在却要走了，不得不舍弃了每天傍晚的欢聚？要不然，他大概只是留恋下人厨房里靠近壁炉的那块已经住热乎了的铺着皮袄的地方，不想舍弃菜汤和城里的松软包子而去风餐露宿地长途跋涉？谁知道呢，这无法揣测。俄国人挠后脑勺可有着许多的不同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