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雀街有一所被人称为咖啡馆的酒店。这所咖啡馆有一间后房，到了今天已经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有些过分有权势而且过分受人注意的人物不愿意在公众的地方交谈，有时就差不多秘密地在这所房间里聚会。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山岳党和吉隆特党实行杯酒言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加拉——虽然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并不承认有这件事——在那悲惨的一夜，也是到这儿来听取情报的，当时，他把克拉维埃尔安置在平安可靠的波那路以后，就在皇家桥停下马车来倾听警钟。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在这间后房里聚谈。他们的椅子并没有挨在一起；他们每人坐在桌子的一边，还有一边空着。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街上还很亮，可是后房里已经黑了，一盏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洋油灯挂在天花板下面，照亮着那张桌子。

三个人中的头一个，年轻、脸色苍白、态度严肃、嘴唇单薄、目光冷酷。他的脸颊上有一种神经质的痉挛，使他很难微笑。他的头发上扑着粉，手上戴着手套，衣服刷得很干净，扣着纽子。他的浅蓝色的衣服没有一条褶皱。他穿着一条黄布短裤，白袜子，高领，一条打褶的胸饰，有银扣的鞋子。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巨人，另一个却是侏儒。身材高大的一个很潇洒地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宽大的呢衣服，领带没有打结，垂下来比胸饰还要低，露出颈项，上衣敞开，纽子脱落，穿着一对靴口露着毛的皮靴，头发蓬松直竖，虽然也看得出梳理过和装饰过的痕迹；他的假发里夹有马鬃。他的脸上有麻点，他的双眉间有一条愤怒的皱纹，嘴角上有一条善良的纹路，他的双唇很厚，牙齿很大，两只手像搬运工人的手，眼睛闪闪有光。身材矮小的那个是一个黄色皮肤的人，坐下来的样子仿佛有点畸形；他的头向后仰，眼睛布满血丝，脸上一片苍白色，肮脏和垂直的头发上系着一条手帕，他前额很低，只看出庞大而可怕的嘴。他穿着长裤，宽大的皮鞋，一件仿佛曾经是白色的缎子背心，背心上面罩着一件短衫，短衫的皱褶里显出一条坚硬的直线，使人猜出里面藏着一把匕首。

这三个人中第一个叫罗伯斯比尔，第二个叫丹东，第三个叫马拉。

房间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丹东的面前放着一只杯子和布满灰尘的一瓶酒，很像路德的啤酒杯；马拉的前面是一杯咖啡；罗伯斯比尔的面前是一些文件。

文件旁边放着一只笨重的铅墨水瓶，这种墨水瓶是圆形而有细道的，那些在本世纪初期做过小学生的都会记得它的样子。一支羽毛笔扔在墨水瓶旁边。文件上压着一颗大铜印，上面刻着“Palloy　fecit”字样，这颗印的样子完全是巴士底狱的小模型。

桌子中间摊开了一张法兰西地图。

房门口外边站着马拉的马弁劳朗·巴斯，他是鞋匠街十八号的经纪人，六月二十八日以后，过了大约十五天，七月十三日，拿一张椅子敲在一个名叫夏洛特·郭黛的女人的头上的人就是他。现在这个女人还在加昂地方作着模糊的幻想。劳朗·巴斯是送《人民之友》校样的人。这一天晚上，他的主人把他带到孔雀街的咖啡馆里，吩咐他把守着房门，马拉、丹东和罗伯斯比尔在里面谈话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进去，除非是公安委员会、巴黎公社或者主教宫社的人。

罗伯斯比尔不愿意拒绝圣茹斯特进来，丹东不愿意拒绝巴祁进来，马拉不愿意拒绝居斯芒进来。

会议已经开了很久了。讨论的内容是摊在桌子上的，罗伯斯比尔念过的那些文件。他们的声音已经开始高起来。一种愤怒的声音已经在他们三人中间响着。在门外有时听得见激烈的说话声。那时候国民公会已设立了公众旁听席，这种旁听的习惯似乎已逐渐形成一种旁听的权利；所以书记法布列西斯·巴里斯有权利从门的锁孔中偷看公安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顺便说一句，这种偷看并不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夜间警告丹东的正是这个巴里斯。劳朗·巴斯把耳朵贴在后房的门上，后房里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正在聚谈。劳朗·巴斯服侍马拉，可是他是属于主教宫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