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

我想你要在乡间度过一生。一起头，你仅仅和我别离两三天，而现在已经十五天了，我一直没有看见你。真的，你住在一家可爱的人家，你在那里找到了合适的交游，你在那里随兴所至地高谈阔论。舍此而外，不必他求，这便叫你把整个宇宙抛在脑后。

至于我，我过的日子和你以前见到的大致一样：我走遍社交场所，设法认识它。我精神上剩余的亚洲成分，不知不觉地丧失掉，同时毫不费力地迁就了欧洲的人情风俗。我看见在某人家中，有五六个女子，和五六个男人在一起，已经不以为怪，而且我发现，这主意打得并不坏。

我可以这样说：自从我到了此地，我才认识妇女；我在这里一个月所明白的，在后房三十年不见得能明白。

在我们波斯，性格都是一律的，因为这些性格都是勉强形成的。大家丝毫看不见别人的本来面目，而只看见矫揉造作的面目，在这种心智屈辱的情况下，只听见恐惧在发言，而恐惧只有一种语言。“自然”则不然，“自然”的表达方式是各不相同，而且多种多样的。

掩饰，这在我们之间是如此常用、如此必需的一种艺术，在此地却是无人知道的。此地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人心袒赤如人面。在人情风俗中、德行中，甚至在陋癖中，总可以见到某些天真的成分。

若要取悦于妇女，必须具有一种才能，这比那种更容易得妇女欢心的才能，却又不同；这是一种以取悦于妇女为主要精神的调侃，因为好像随时应允她们，一般只能在很长期间才有把握的事物。

这种戏言逗趣，本来只适用于妆台私室之间，似乎已提升为民族的通性：人们在内阁会议上调侃、在军队指挥部打趣、和外国来的大使戏言。某些职业显得滑稽可笑的程度，恰好和从业者的一本正经的态度成比例：如果医生的服装不这样凄惨，如果他在谈笑之间治死病人，他就不这样滑稽可笑了。

一七一四年，莱比尔·安外鲁月十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