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

前些天，我到一个穿袍人的家中去吃饭，他曾经邀请了我好几次。谈了许多事物之后，我对他说：“先生，我觉得你的职业十分艰苦。”“艰苦的程度，并不如你所想象那样深，”他回答，“按照我们的方式，从事此业，不过儿戏而已。”“但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脑中不是充满别人的事务吗？难道你不是经常为毫无趣味的事忙碌吗？”“你说得对，这些事毫无趣味，因为我们对此兴趣极微。也就因此，这行业并不像你所说那么劳累。”我看见他对待这事，态度这般洒脱，就继续对他说：“先生，我还没有看见你的工作室。”“我相信你没有见过，因为我根本没有工作室。当我买到这一职务时，我需要付一笔款。我卖掉了我的藏书，买我书的书贾，在为数浩繁的卷帙中，只给我留下一本书：我的账本。并不是说我可惜这些书，我们这些法官，不必以无用的学识来填满自己。所有这些法律书籍对我们有何用处？几乎一切案情都以假设为基础，并且出乎常规。”我对他说：“但是，先生，案情出乎常规，是否是你们造成的呢？因为，总而言之，世界各国人民的法律，如果不能实践，何必多此一举？并且，如果不懂法律，如何能执行法律？”那法官又说：“倘如你了解法院情况，你就不会这样说话了。我们有活的书籍，就是那些律师。他们为我们操劳，并且自任为我们的教导。”“有时他们不也自任为你们的欺骗者吗？”我这样回道，“你们很应当保证自己不受他们的伏击，他们手执武器，攻打你们的公正态度。最好你们自己也有武器，保卫你们的公正态度；最好你们不用身穿单薄衣裳，和那些武装到牙齿的人混战成一团。”

一七一四年，舍尔邦月十三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