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又到图书馆去。那人将我领到恰好昨天我们分手的地方。他对我说：“这些是语法家、诠注家与讲解家。”“教父，”我问他，“这些人不能够不通达人情物理吧？”他说：“是的，他们可以不通达人情物理，甚至表面上显不出来，他们的著作并不因此而更低劣。这一点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这倒是真的，”我对他说，“我认识不少哲学家，他们最好专心研究这类学问。”

他接着说道：“这些是演说家，他们有一种本领，不管有理无理，反正说得使人信服。这边是几何学家，他们强迫人信服，用强暴手段说服人。

“这些是形而上学的书，所讨论的一切，事关重大，其中到处遇到‘无穷’。这是物理学书籍，对于这些书，广大宇宙的安排，并不比工匠的最简单的机器更为奇妙。这是医学书籍，这种纪念碑式的著作，说明生命的脆弱，医术的万能，这些书即使谈到最轻微的疾病，也能令人发抖，因为它们使人觉得死神近在身边，可是一谈到药剂的性能，就使我们感到十分安全，仿佛我们成了长生不死之身。

“紧挨着的是一些解剖学书籍，其中关于人体各部的描述，比学者所定的那些野蛮的名词要少得多，而这些名词，既不能治愈患者的疾病，也不能治愈医生的愚昧。

“这里是化学，这门学问有时托身于大收容所，有时托身于小收容站，仿佛这些居处对于化学一概适合。

“这边是有关隐秘的学问，或不如说有关隐秘的无知的书籍，就如这些书，内容包含某种鬼把戏。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书可厌可憎之至，我却以为可怜而已。又如这些星相学的书，也是一例。”“你说什么，教父？星相学书籍！”我热烈地问他，“这些书在我们波斯最受重视，它们规定我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我们有所谋求，一概取决于它们。星相学家真正是我们的领导人，他们所做的尚不止这些，他们还参与干预国家大政。”他说：“如果真的如此，你们生活在比理智的桎梏更为厉害的束缚中。这真是世上最古怪的国家。我怜悯一个家庭如此严重地被星宿的影响所统治，至于一个国家，那就更为可悯。”我立刻答道：“我们利用星相学，犹如你们利用代数。每一国家各有自己的学问，按照这门学问来规定政策；我们波斯全国的星相学家加在一起，绝没有你们一个代数学家在此地所做的蠢事多。星宿的偶然凑合，比起你们那位‘制度’制造家的漂亮论辩，你不以为是一条同样可靠的规则吗？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在法国和波斯，有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赞成，可能这是星相学获胜的极好理由；你将看见那些计算家大为丢脸。从上面的事实，有什么反对计算家的重大结论不能得出来呢？”

我们的争吵被打断了，我们不得不分手。

一七一九年，莱麦丹月二十六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