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自那之后苏丝不管白天黑夜随时会来我的房间，她不来的时候也会打电话给我。

她打电话毫无理由，只是因为她对电话机怀有一种强烈的喜爱，看到了就心里痒痒，非打不可。她会从香港的任何一个地方打电话给我。

“喂！我是莫莉！”莫莉成了我们经常开的玩笑，而且玩笑越来越粗俗。

“你好，莫莉！”

“你昨晚可把我整惨了！”她经常在电话里大喊，我只好把听筒放在离耳朵六英寸远的地方，“对我这么一个娇小的中国女孩来说，你太大了！真的！我都要死了！”

“真的吗，莫莉？我昨天晚上也没听到你抱怨啊？”

“你一直让我忙活啊！”她咯咯地笑，然后突然从莫莉转换到苏丝，“我刚才跟男朋友去罗克西看电影了，他正在店外面等着呢。好了，我要走了。”

在酒吧里她称我为她的“头号男朋友”，而且想要独占我，她对我喜欢画的任何女孩都怀有深深的怀疑。而其他女孩看到她经常进出我的房间，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了，这无疑也成了她满意和骄傲的原因。她求我不要打破这种美好的幻想，我不答应她就很伤心。不过我也不介意活在这种虚幻的关系里，而且我也希望能跟其他女孩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后来我发现她的占有欲有些讨厌。

那时酒吧新来了一个叫贝蒂·刘的女孩，是个广州人，不过非常西方化，很明显在模仿一位以撩人的臀部而出名的美国电影明星。她很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穿着高跟鞋，摇摇欲坠地走过，臀部夸张地扭动，引来水手们的口哨声、喝彩声和滑稽的评价，也让“喜剧演员”菲菲相形见绌。她的姿势具有催眠效果，你会痴迷地盯着她，惊讶于她是如何做到这么有节奏地缓慢扭动腰肢。

一天，贝蒂扭着屁股经过我们的桌前，苏丝问我对贝蒂这种不同寻常的走路方式有什么看法。我没留意她眼神里的警告，告诉她虽然这种方式有些夸张和怪异，不过我可耻的本性觉得它颇具挑逗性。

苏丝沉默着。对于话匣子苏丝来说，沉默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很明显贝蒂也成了她怀疑的对象。

两天之后，吃午饭前我点了杯生力啤酒，这时贝蒂在我的桌前坐下，我之前从未跟她讲过话。她眨动着卷翘的睫毛，亲昵地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她曾听说我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女孩。我警觉地猜测接下来她会做什么，会问我要钱吗？或者要我陪她去流产？我喃喃地说我也没帮过她们什么，不过是给了她们几片治头疼的可待因。

我很快就打消了心中的恐慌，她的困难不过是一张北爱尔兰的五英镑纸币，是一个水手给她的，可是钱铺不肯为她兑换成港币，所以她问我能不能帮忙。

我告诉她我会到银行试试，第二天我拿着那张纸币到银行兑换了七十六港币。回到酒吧，我特意找了个苏丝不在的时候把钱递给贝蒂，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举动很容易引起误会。然而再小心也是无济于事，几个小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

“喂，我是苏丝。”

不是莫莉——情况不妙。

“你好，苏丝。”

“你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

“那好，我上去找你。”

来到房间后，她先是跟我闲聊了五分钟，一直用余光瞥我，然后直接而平直地盯着我。

“你跟那个广州女孩在一起了，我什么都知道了。”

“哪个广州女孩？”我无辜地问。

“就是那个走路扭捏卖弄的女孩，你给了她七十六港币。”

这就是典型的苏丝，她就是这么细心，连具体数目都一清二楚。我想大概关于我和贝蒂交易的传闻已经在酒吧传开了，而始作俑者的贝蒂无疑只会为此感到高兴，根本不会出来澄清。我把真相告诉了苏丝，她不肯相信。

“你撒谎！你跟那个广州女孩做爱了！”

她的愤怒爆发了，变得有些疯狂，把水手常用的脏话都加在我身上，我之前从未听她用过这些词。我不停地辩解，她却拿起玻璃杯朝我掷过来。玻璃杯砸在床边的墙上，碎片散落一床。

“你撒谎！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人物——重要人物！我错了！你就是个花心大蝴蝶，一点儿也不好！”

“苏丝，不要胡闹了，”我说，“我连你的男朋友都不是，你没有权利认为我就是属于你的。我不喜欢这样。”

“你现在说实话了吧，你不想要我了！你觉得我就是个肮脏的啧啧啧女孩！好吧，结束了！我走！”说完她就走了。

那天晚上在酒吧她一直不理我。第二天早上我在码头碰到她，她正要到南国酒店去，我跟她说话，她却别过脸去，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我发现自己开始想念她的电话和拜访，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喜欢她。

后来的一天早上，我翻口袋的时候找到了一张纸，是那五英镑的银行交易记录，我之前完全忘了这张纸。我打电话给阿唐，让他帮我写几个中文字，然后我抄在了银行单据的背面。这几个字的意思是“我很想念你”。那天晚上我把单据给了吉薇妮，让她转交给苏丝。

一个小时后我的电话响了。

“喂，我是苏丝。”

“你好，苏丝。”

“你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

“那好，我上去找你。”

这次还是一样的，五分钟的闲聊，然后是她直接坦诚地看着我。

“你是个好人，没有说谎，我错怪你了。”

我笑了，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贝蒂·刘。然后她严肃地解释了她为何会如此伤心：她已经昭告天下我是她的男朋友了，而我却跟贝蒂来往，这让她很没面子。

“我很怕到酒吧去，”她说，“我觉得太丢人了。我心想：‘如果不是因为我还有孩子，我真的就要自杀了。’”

“苏丝，不要这么想！”

“我真的感到很羞愧。”

“好了，过来看看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给她看了一幅她的油画，画布很大，她很喜欢，而且还期盼着拿给她的姐妹看，好弥补她刚遭受的耻辱。她又变回了她自己。想到自己之前还拿玻璃杯砸我，她突然淘气地笑了。

“我差点儿就砸到你了！霍地就飞过去了！”

“是啊，我到现在身上还有玻璃碴儿呢。”

她忍不住大笑起来，高兴地在床上打滚儿。

“我猜你肯定很生气！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

“是啊，你这个小捣蛋鬼，我很生气。”我说。

Ⅱ

有时苏丝会在早上带着她的孩子来看我。那是个可怜孱弱的小婴儿，他那中英混血的小脸儿真让人看着心碎，他安静地睡着，脸上带着困惑和绝望，完全不像幼小的孩子，而像中年人。也许他知道自己是个混血儿，未来的人生无可期待，找不到归属。

而苏丝是那么爱他，娴熟地把他抱在臂弯里，完全是一副慈母的模样。我每次看到都难以相信，因为她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母亲。苏丝慈爱地跟他说着话，而他用小胳膊挥舞着一个小饭碗，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零乱的词语。

“嘿，你怎么一直咳嗽啊？你怎么这么淘气啊？真是个淘气的小男孩！可是你这么漂亮，我就原谅你了！哦，是啊，你是个漂亮宝宝！长得真好看！说不定长大了就能当电影明星呢！”

我们在阳台上铺了个毯子，他穿着红色灯芯绒连身衣在上面爬来爬去，衣服的前面带有动物图案，图案下面用英文绣着“小马”和“小牛”的字样。苏丝会穿着牛仔裤跟在他后面爬，假装在追他，追上后就抓住他，搔他的痒，他会快乐地使劲儿笑，几乎要笑背过气去。然后她会带他下楼，穿着蓝色裤子的保姆一直在码头等着，她把孩子放在保姆背后的背带里，他马上就睡着了。苏丝朝着慢慢远去的保姆大喊：“拜拜，要做个好孩子啊！要好好表现哦！”然后转身进入酒吧。

她也会带自己的姐妹来看我，炫耀地带着她们参观我的房间，给她们看我的作品和财物，特别强调这些东西的价值。“这把梳子，纯银的。”（其实根本不是。）“现在让你们看看我男朋友的袖扣，纯金的。大概值三百港币……”然后拉开抽屉说，“不用担心，我男朋友不会介意的。”

最后的压轴戏是磁带录音机，她谎称这台录音机价值两千港币，其实只是我租来的。她有时还会把我叫上楼，指导我为她的姐妹录音，就好像这台机器是她发明的一样。等她的姐妹在我的房间开始觉得自在了，她就会把她们送出去，说我要开始工作了。她带着她们穿过走廊的时候，我听到她特别强调地说：“我男朋友是个大人物，总有一天他的这些画能卖五千港币……哦，不，一幅画就能卖这么多钱！”

她甚至还会带男朋友过来，通常是为了打破“包夜”的沉闷。这些不走运的年轻水手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穿着汗衫就被拉到我的房间，露着胳膊上的文身。苏丝照例带他参观我的房间，他茫然而困惑地站在那里，紧张地猜测我是不是便衣警察。然后她就对他失去兴趣，开始跟我聊天，最后我会觉得很对不起那个水手，毕竟这一晚的费用是他一周的工资，所以我会把他们送回自己的房间。不过有一次，她带了一个年轻美国知识分子过来，他是法学院的学生，在海军服役，我们全神贯注地争辩着某个话题，不知不觉到了凌晨五点钟，而苏丝早已经无聊得睡着了。我们几乎争吵了起来，最后相互握了握手，彼此承认夸大了自己的观点。我向他道歉，耽误了他那么长时间。

“没关系，”他说，“我对她没有那方面的兴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太明白，”我有些错愕，“那你到底跟她做什么呢？”

“哦，是这样的。船上的人都觉得我有点儿自视清高，所以今晚我就跟他们一起过来找女孩，只是想告诉他们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

“那你最好不要告诉他们你整个晚上都在跟我讨论共产主义。”我说。

“我当然不会，我会告诉他们，我打破了他们的纪录。”

然而更多的时候，苏丝会丢下她的“包夜”男朋友，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聊天。如果我们正好饿了，她就会给附近的饭店打电话叫外卖。即便是凌晨两点钟，十五分钟后就会有小工担着扁担出现在我的门口，扁担两端的托盘前后晃悠着，里面摞着带盖儿的菜盘，从下到上越来越小，里面有鸡肉、猪肉、鱼肉，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美味佳肴，我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是由什么原料做成的。小工把菜肴一盘一盘地摆在阳台的桌子上。在中国，这种送菜上门的服务是司空见惯的，无论白天或夜晚任何时间都有，而且价格出奇地便宜。苏丝总是抢着付钱，因为她很担心我的预算不够，有时候我也会让她得逞。不过，如果是我付的钱，她就会问我给了小工多少小费。

“五毛。”我诚实地说了，换算成英镑不过七便士。

“太多了，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可是他看上去好可怜啊，苏丝。”

“好，如果你每次都给小工五毛钱，用不了多久你自己就可怜了！下次给他两毛钱，他就会很高兴了。”

后来的一次深夜来访中，我发现了苏丝的一个惊人秘密。那天我收到了一份中文的洗衣费用单，我觉得上面的金额偏高，就拿给她看，让她帮我翻译一下上面的详细项目。她粗略地看了几眼。

“没什么错。”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我都洗了什么衣服。”我说。

“洗衣店老板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弄错的。”

“可是我觉得他这次肯定弄错了。”平时她很怕我被人骗或者被人无理索价，而这次她却这么冷淡，我觉得很意外，“那好吧，上面说我洗了几件衬衫？还有其他什么衣服？”

她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账单，一分钟后她抬起头，用那种大胆直白的眼光看着我，这就意味着她有难以启齿的话要告诉我，我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我羞于开口。”她说。

“什么事情？”

“我不识字。”

“什么？”

“我不识字，也不会写。”

“一点儿都不会吗，苏丝？”

“不会。”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从未想到她竟然不识字。我知道酒吧里的女孩大都受过教育，至少也识得几个字，我一直以为苏丝也一样。更何况她的行为举止、她的心态、她的外表和风格都不像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想到，所有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一些伟大的中华文明。

“可是我见过你写自己的名字啊，苏丝。”我说。我记得她会用中文和拉丁字母写自己的名字“苏丝”（Suzie），只是拉丁字母写得不是很流畅，Z有些不连贯，有些太大，还是倒着写的。

“是的，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苏丝说，“吉薇妮教我写的。”

“那我写在银行交易单后面的字呢？也是吉薇妮念给你听的吗？”

“是的。你是说这个吗？”她打开自己的包，拿出一张字条。

“天啊，你竟然还留着！”

“是啊，我一直留着。”

“可是为什么呢，苏丝？”

“因为是你写给我的，这句话真好听：‘没有你我很不开心，我想念你。’吉薇妮说你是这么写的，”她显得有些不确定，“不过也许是她胡编乱造的。”

“没有，她没有胡编乱造，苏丝。”

“你真是这么写的吗？”

“是的，真是这么写的。”

“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这样的东西。”

“我是真心的，我当时真的想念你。”

“也许你现在的想法不一样了，也许你根本不会在乎一个不识字、不会写字的肮脏的啧啧啧女孩。”

“苏丝，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也试过学写字，是两年前，可是有几千个字，太难了。”

“苏丝，你没上过学吗？”

“没有，我叔叔没送我上过学。他不是什么好人，你也知道的。”

然后她开始讲述她的童年、她过去的生活，讲述她是如何来到香港，如何开始在南国酒店工作的。她父亲非常富裕，是上海的一位船老板，跟菲律宾有生意往来。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是他跟家人告别，乘坐自己的一艘帆船出发去马尼拉。中国有个传统，喜欢在做某项决定或出远门前让先生给算算卦，苏丝的母亲在她父亲走之前算了一卦，结果说那天不宜出海。她母亲求她父亲不要走，他虽然迷信，但觉得生意更重要，所以就没有听从她母亲的请求。自此他再也没有回来，音讯全无。他乘坐的那艘船也没能抵达马尼拉，就那么失踪了，也许是遇到了台风。

一年后她母亲染上某种传染病，不幸去世了。而当时只有五岁的苏丝就被送到她叔叔家。

她的叔叔是个酒鬼，一无是处，他有两个女儿都在读书。按照中国的家庭传统，他应该对苏丝一视同仁，可他却把苏丝当成用人对待，认为供她读书是种浪费。他还接手了苏丝父亲的生意，不是卖掉就是荒废掉，等苏丝长大成人的时候，她父亲的心血已经所剩无几。

在她叔叔家里，只有二小姐对苏丝好，这才让她的生活不至于那么悲惨。二小姐名叫玉兰，是个心地善良、随和却很懒惰的女孩。她对苏丝很好，苏丝也很喜欢她，一心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爆发的时候，玉兰二十岁，苏丝只有十六岁。不久玉兰应征进了工厂，却发现工厂的工作非常辛苦，她谎称自己在香港有亲戚，获准到香港去探亲。她的离去对苏丝来说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她整整哭了一周。

一天她的叔叔把她叫过去，问她为什么一直哭。

“因为我喜欢二小姐，她走了我很想她。”苏丝说。

“你不要哭了，”她叔叔说，“你现在也长大成人了，我最近才发现，不过越看越觉得你是大人了。”

“我不觉得自己是大人。”苏丝说。

“那我就明确告诉你吧，”她叔叔说，“跟我过来。”

她跟着叔叔到了另一个房间，他强奸了她，还威胁说如果她敢说出去就把她赶出家门。那年她才十六岁，而那天她叔叔并没有喝酒。

第二天她叔叔又把她叫到房间来，之后每隔几天就让她过来。她害怕极了，不敢反抗。那时远在香港的玉兰不仅往家里写信，每个月还会汇来五十港币。她在一家店铺找到了工作，每个月能赚四百港币。

苏丝很想念玉兰，曾暗暗计划逃走去找她，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天她的叔叔把她叫了过去。

“告诉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去香港找二小姐？”

“从没想过，”苏丝惊恐不安地回答说，她想叔叔一定猜到她心里的想法了，“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现在就想想。”她叔叔说，“二小姐在信里说她能在店里帮你找份工作，每个月四百港币。这些钱够你养活自己，还绰绰有余。我们收养你这个孤儿，还把你抚养长大，你要记住我们的恩情，所以你每个月要通过中国银行汇过来一百港币。你觉得如何？”

“我不舍得离开家。”苏丝说，她依然怀疑这是个圈套。

“我也不舍得放你走，我肯定会很难过的。不过如果你能每个月往家里寄一百港币，我要是阻止你就太自私了。”

六个月后，苏丝终于获准离开，她乘坐火车离开了上海，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这座城市。她一路南下到了广州，然后换乘火车，一天后到了分界线。她下了火车，带着行李跨过一座吊桥，就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另外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她挤上一节车厢，里面塞满了男人、女人、孩子和篮子里的猪，她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因为身边所有的乘客都在喋喋不休地讲广东话，而她一点儿也听不懂。火车穿过一片丘陵地带，丘陵的这边与边界的另一端区别甚微，山坡上、村落间和山谷的稻田里散落着坟墓。不久火车就到了九龙，她看到站台上等待她的玉兰，顾不上礼貌，拼命从人群和猪群中挤了出去，投到玉兰的怀抱里，喜极而泣。然后一贯铺张浪费的玉兰坚持要打的士去九龙，十分钟后她们爬楼梯到了玉兰的房间——虽然很小，却是玉兰一个人住。

玉兰舒服地躺在床上，从碟子里挑着西瓜子吃。而苏丝太激动，根本坐不下来，她站在窗前俯瞰下面熙熙攘攘的大街，一切几乎都是上海的模样。

“你上班的店铺离这里有多远？”她问玉兰，“是在这条街上吗？”

玉兰笑了笑，嗑了一粒瓜子，把瓜子皮儿丢进痰盂里。她比原来胖了，却格外漂亮，身上穿着真丝旗袍。

“我根本不在店里工作，”她说，“我这么说只是好给家里一个交代。其实我确实在一家店铺工作了一周，但是那个地方比工厂还要差。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个月才一百五十港币。这些钱根本不够生活，哪怕是付二十个人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位。而且这里的店主都不喜欢上海女孩，因为我们不会说他们叽里呱啦的广东话。他们视我们为粪土。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另外一个上海女孩，她在一家舞厅工作，就把我介绍给那里的经理，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舞厅里工作了。我跟他提过你，我告诉他你只有十六岁，他非常高兴——我知道你已经十七岁了，我少报了一岁——因为在舞厅，年轻女孩很受欢迎，大部分女孩来的时候年龄都太大了。”

“舞厅是什么？”苏丝问。

“上海以前也有这样的地方，后来被关闭了。很时髦的，里面还有菲律宾乐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进得去。不过现在香港到处都是有钱人，你陪他们跳一个小时的舞，他们会给八港币，你能分到一半。一个小时就能赚到四港币，只是跳跳舞而已！”

“那你一个晚上肯定能赚很多钱。”苏丝说。

“哦，其实没那么容易，”玉兰说，“很多女孩连续很多晚上都没人邀她跳舞。只有被包下了你才能赚大钱。”

“包下？是什么意思？”

“哦，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你，想带你出去，他就会每个小时付你八港币，直到舞厅打烊。当然，你能分到一半。然后他会带你吃晚餐，还会私下付你钱，一般是六十港币左右。”

“你是说就出去吃个饭他就付你六十港币？”

“你太单纯了！”玉兰善意地笑了，“当然不是了，你要去酒店跟他住一个晚上。不过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一般这些男人都很温和，尤其是北方人，自从革命后这里来了很多北方人。一开始我害怕极了，我讨厌做爱，不过现在我还挺喜欢的。有时候想想自己享受了还有钱赚就忍不住想笑！”

苏丝说：“我觉得自己不会喜欢上做爱的，玉兰。”她不能在如此亲近的朋友面前还保守秘密，就把自己在叔叔，也就是玉兰父亲那里遭受的悲惨经历告诉了玉兰。

玉兰并没有像苏丝想象的那么吃惊，她好像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哦，我父亲就喜欢寻欢作乐。”玉兰说，“你不知道吗？他之前花在女人身上的钱可比花在酒上的钱多多了。妓院关了，我估计他是没地方找女人了，就铤而走险。真可惜那个老畜生没能克制住自己，因为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处子之身可值不少钱呢。整整一千港币就这么白白没有了。”

苏丝说：“玉兰，我宁愿去店里工作。”

“如果你试试在香港每个月只靠一百五十港币维持生活，你就会改变主意了。”玉兰说，“我忘了，你还不识字，你连一百五十港币都赚不到。”

“那我能在舞厅工作，但不跟男人去酒店吗？”

“不能，这不可能。表面上舞厅不是勾搭的场所，实际却是。而且，如果经理发现你不肯服务顾客，就会把你赶出去。”她显得有些担忧，“不过我不想影响你，美玲。说实话，如果你做了让你自己后悔的事情，我也会有责任，我不想这样。你当然可以去店铺工作试试，至少你不用跟一群臭烘烘的广东人一起住，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不收你房租的。”

当天晚上玉兰到舞厅去了，苏丝躺在床上想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她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失去了贞洁，以后也嫁不出去了。即使在店铺里拼命干活儿也不可能修复她叔叔造成的伤害。那好吧，如果上苍剥夺了她过体面生活的权利，那么不管自己如何努力、如何坚持都是徒劳无功的。那就只有一个问题：哪种生活稍微没那么糟糕？是在店铺里没日没夜地工作，还是没日没夜地做爱？

与此同时，舞厅里的玉兰也遇到了件头疼的事情，一个戴着水晶眼镜、靠在香港建造豆腐渣工程发家的上海生意人已经把价码提到了八十到八十五港币。可是今天是小美玲在香港的第一天，玉兰觉得自己不能丢下她一个人，所以就跟上海生意人约到了下周五。她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发现小美玲并没睡觉，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那个摇摇晃晃的廉价衣柜，里面挂满自己的漂亮衣服，至少有六件旗袍，几件锦缎上衣，一件正面是白色羔羊毛、反面是镶金锦缎的两用衫，还有几件西式的洋装，是灵巧的中国裁缝按照旧时尚杂志上的图片裁成的。

小美玲勇敢地看着她的眼睛说：“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到舞厅去工作。”

玉兰不安地看着她，说：“你确定吗？我现在很担心这种工作不适合你。你要知道，你得跟各种各样的人做爱，甚至是老男人，还有广东人。”

“我知道。”

“你不在意吗？”

“如果那些又老又蠢的男人想要这么花钱的话，我就不在意。”美玲说，“我只要闭上眼睛想：‘这么容易就赚够我买新衣服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