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南国酒店的女孩中只有瘾君子大爱丽丝曾进过荔枝角监狱，她曾因为向水手提供毒品被关了一个月。那天晚上我问她里面是什么样子，她露出厌恶的表情，颤抖着说：“很可怕，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你要一直干活儿，只要你停下一秒，他们就会打你。真的！他们才不管你的死活，真的会打死你。”

“这些女人他们也打？是真的吗，爱丽丝？”

“真的！很多女人天天挨打。”

周三露露说：“我没听过这种说法。我听说荔枝角还不错，也没有人挨打。”

“我可是进去过的人，不是吗？”大爱丽丝说，“我曾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待了一个月，每天都有人死去，我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身的虱子。”

菲菲露齿一笑说：“他们都很诚实的。如果你带什么东西进去，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还给你。”

我问爱丽丝：“我什么时候能去探望苏丝？”

“明天。”

“可是她今天才进去啊。”

“是啊，你明天就可以去看她了。”

大爱丽丝实在是不靠谱，我不再相信她的话，也不相信她所说的每天挨打的故事。不过我给监狱打电话询问探视的时间，结果证明大爱丽丝说的是对的：他们允许第二天就去探监，好让那些刚入狱的女人安排家事。所以第二天我便乘坐渡船去了九龙，然后搭乘巴士去了荔枝角。我在监狱等了片刻就被带到会见室，对着一个铁丝网围着的隔间，铁丝网后面是一段短短的走廊，有女看守来回巡视，再过去是更厚实的铁丝网。后面站着一个悲伤而苍白的小人儿，头发剪得短短的，未化妆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身上穿着粗劣的灰色工作服和明显大了几号的裤子。

我说：“你好，苏丝。”

“你好。”

她的嘴角下垂，眼中盛满泪水。另外一个隔间的女人正在号啕大哭。我终于明白为何监狱在犯人伤口未愈合前不允许探视了。

“酒吧的女孩都让我替她们问候你，”我说，“听说这件事之后她们都很难过，我们都翘首等待你出狱。”

她无法言语。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手臂垂在身体两侧，嘴角下垂，眼泪不住地溢满眼眶，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又说了许多话，而她一直没有开口，怕自己会禁不住痛哭失声。我知道她忍受不了多久，就马上说：“苏丝，我要走了，不过我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想你。”然后我转身走出隔间，没有回头。监狱准许的探视时间是二十分钟，而我却在里面待了不到五分钟。

这次探视让我心烦意乱，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无法工作。每当我想集中精力，脑海里浮现的就是铁丝网后面那张苍白的小脸儿和泪汪汪的眼睛。一周后我决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就把一本素描和几件旧衣服塞进旅行箱，坐船去了大屿山岛，来到丛山中的寺庙。庙里的僧人提供住宿和粗茶淡饭，费用很低。这里远离尘嚣，非常安静，而且所在地势较高，很是凉爽。寺庙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山谷的底部是大片的稻田，向上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宝塔。寺庙的神殿里供奉着落满灰尘的木刻菩萨，供桌上摆着各种水果，香炉里燃着线香，焚香的味道弥漫整个庭院。神殿后面的房间里，一个僧人盘坐在宝座上吟诵经书，每句吟诵结尾他的声音便提到最高。他一边吟诵，一边拉动绳子，绳子一端的横木撞在寺钟上，低沉的声音回荡在稻田的上空。我走进房间，坐下来画他，而他的眼睛依然盯着经书，丝毫没有留意我的存在。我还画了其他几幅画，有僧人弯腰在稻田劳作的，有端着饭碗、拿着筷子蹲坐在院子里用膳的，还有在神殿里祷告的。

周末寺庙里涌进来一群散步的人——三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英国女孩，几位急于炫耀英语的中国学生，还有一位沉默寡言的中年英国男人，他穿着迷彩服，戴着阔边帽，眼神顾盼游离，如同在战争中与自己的军营失去了联系，现在到处寻找。晚饭后他又独自出去散步，甚至在黑暗中也不断寻找；剩下的人在马灯的照耀下玩游戏，互相叫着对方的教名，玩得很愉快，如同一群青年宿舍的学生。午夜那位英国人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玩，不过他不愿意加入到游戏中，而是径直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他就离开了。吃过午饭后其他人背上背包，沿着山路而下，准备坐船回到香港岛，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只剩下僧人的诵经声、焚香的味道和铁丝网后苏丝的脸，我再次感到孤独。

我在大屿山逗留了两周，我本想继续待下去，可惜没把颜料带过来，而我想重新开始画画。所以我在某个周五离开寺庙，避开新一轮的周末游客高峰。

回到南国酒店后我接到海恩斯的一张留言条，说他要找我。当时已经入夜，所以我给他家里打了电话，他说：“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坏消息，不过我想你听了应该会很高兴的。荔枝角把苏丝送进了监狱医院，我觉得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还是很和善的，所以她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些。”

他去荔枝角探视其他委托人的时候顺便询问了苏丝的情况，得知她在入狱体检中照例做了胸透，结果发现她有结核病的迹象，自那之后她就一直住院了。

“可是她的病情严重吗？”我问。

“不严重，我想大概是因为发现得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如果在外面她根本住不进医院，现在医院都人满为患，想闯进医院比闯进银行还要困难。人们都说如今在香港只有遇到房屋倒塌，作为受伤人员才能进医院。”

由于人口稠密，肺结核在香港非常流行，听了海恩斯的话我并没有很讶异。其实在这之前我曾一度怀疑苏丝是否患上了肺结核，因为她一直咳嗽不断，而她却坚持说是孩子去世那晚受了寒气所致。我让她去政府医院做个免费的X光检查，后来她终于愿意跟我一起去，而我却收到纽约的电报，我们又因为日本之行而兴奋不已，完全忘记了检查的事情。等我从日本归来后，她的咳嗽似乎已经痊愈了。

得知她的病情并不严重之后，我很为她生病的消息感到高兴。比起牢房或者严酷的工作环境，我倒是宁愿她躺在病房里。（虽然理性上我并不相信大爱丽丝所说的在监狱里会挨打，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象苏丝挨打的景象，穿着黑色制服的高大女看守对她拳打脚踢，如同集中营里披着人皮的残忍刽子手。）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想等苏丝出狱的时候，也许肺结核也治好了。

然而那天晚上我又听到另一个震惊的消息。我把苏丝生病的事情告诉吉薇妮，她却毫不惊讶，说：“我知道她会被送进医院，不过之前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因为苏丝不让我说。”

“不让你说什么？”

“不让我告诉你她得了结核病。”

“你的意思是去荔枝角之前她就知道自己有病？她怎么知道的？她不是没去医院检查吗？”

“医生告诉她的。”

“什么医生？你是说她去看医生了？”

“没有，医生过来看她的，她病得太重了。那时你还在日本，是贝蒂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回来的时候电车上特别挤，苏丝说：‘我没办法坐电车，里面没有空气，我会窒息的。’可是路上又没有黄包车，我们就走路回来，她觉得特别累。我说：‘苏丝，你需要喝点儿冷饮。’所以我们就进了酒吧，她开始不停地咳嗽，突然我发现她手上、衣服上、膝盖上全是血，好恐怖。她非常虚弱，周三露露和我一起把她扶到楼上。我打电话给中国医生，他看了后说：‘你的肺部有问题，得了肺结核，最好住院。不过现在进医院很困难，所以你要卧床休息，我会告诉你吃什么药。’苏丝告诉他你很快就回来了，她恐怕会传染给你。医生说：‘我会再给你开点儿药，防止病菌通过口腔传染给你的男朋友，每日三次，冲水服下。’你回来之后，她总是偷偷吃药不让你知道，她跟我说：‘吉薇妮，你在阳台上跟他说话拖住他，我去屋里吃药。’”

“可是她到底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吉薇妮？”

“她怕让你烦心。她用剪刀刺伤贝蒂的事情已经让你很烦心了，你都没办法好好工作；她怕告诉你这件事情后你会更心烦，完全无法工作了。她说你没办法工作的时候脾气很暴躁，也没有工作顺利的时候那么爱她了。再说了，就算你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啊。”

“至少我会尽量安排她住进医院，最起码会让她得到妥善治疗，而不是吃些没用的药。”

“我觉得这些药不是没用的啊，那么贵，肯定是好的。那些防止病菌传染给你的药每盎司要十一港币呢，她每天都要喝一盎司。”

“天啊，太可怕了！”

“而且她也为自己生病而感到羞耻，她说有时你说她很美，她就会觉得很羞耻，心想：‘可是我身体里面很丑陋，我生病了，还咳血。’这也是她不愿意嫁给你的原因。”

“吉薇妮，我真希望能早点儿知道这些事情！”

“不管怎么说，她现在住院了，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好了。”

两周后我又去荔枝角探望她，发现苏丝确实看起来好多了，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监狱的病房墙壁雪白，采光和通风都很好，比外面的公立医院还让人觉得舒服，只是窗户上都有护栏，病房门也装有铁栅。苏丝靠坐在病床上看画册，她的头发蓬松而有光泽，如同刚洗过一样，脸色红润，整洁干净，而且特别怡然自得。

“苏丝，你看起来美极了！”我惊叹道，欣慰地笑着。直到这一刻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原以为这次见面会跟上次一样，准备抵挡更多泪水的攻击。我说：“我真希望能吻你一下。”

“哦，好啊，我已经搞定了，我告诉那个女人你要过来。”她轻描淡写地说起中国女看守，似乎她是自己的女仆一般，“我告诉她你是个大人物，你会想吻我。我告诉她：‘到时候你不要看我们。’”

我只是轻轻拥抱了她，女看守有些不自在，故意朝窗外望去。

“是的，她是个好人，那个女看守。”苏丝谦虚地说。

“医生怎么样？”

“是个混血儿，非常和善。”

“一切都好得让人不敢相信，每个人都这么友好吗？”

“不是，有个女看守就很讨厌，她有时候来这边。她说：‘你的事我都知道，黄美玲，我知道你以前跟男人上楼，你是个坏女孩，肮脏下流！’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

“什么？”

“她想拉我的手。”

“拉你的手？怎么会，她不是说你肮脏吗？”

她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说她爱上我了。

“天啊！”我笑着说，“那你怎么办了？”

“我告诉她：‘你走开！我来医院是治病的，你现在却让我觉得恶心！’”

“哦，可不能跟女看守这么说话。监狱长呢？你也这么跟监狱长说话吗？”

“啊，是呢，中国女监狱长非常好。”

“我想也是！”

“她来过一次，我对她说：‘早上好！你们的猴子房真不错！’”

“苏丝，你今天可真爱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我对她说：‘我很喜欢你们的猴子房，你是否介意我在这里多待几天？’她回答说：‘当然可以，黄美玲，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如果女看守找你麻烦，就直接告诉我。’我说：‘谢谢你，我非常喜欢你们的猴子房，我觉得这里是天下最好的猴子房！’”她童稚般顽皮地咯咯笑着。

“苏丝，看到你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真是太好了。”

“我今天很高兴，我男朋友过来看我了。我对那个女看守说：‘他会来的，你放心，他不会忘的。’可是我真害怕你给忘了，那我会很丢脸的。”

“哦，有件事我要批评你一下。我在日本的时候你病了也不告诉我，我非常生气。”

“病了？谁说我病了？”

“苏丝，这样可不好，我都知道了。”

她极不情愿地承认了，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这件事微不足道。不过发现我已经知晓此事后，她无意中透露来到监狱之后她又吐了一次血，就在那天我探视她之后，无疑是心理的苦痛所致。正是因为这次吐血她才被送进医院，而不是海恩斯所说的X光检查。她向我保证说现在她的病已经基本上治好了，等她离开监狱的时候就能痊愈了。

然而，我从医院出来恰巧遇到苏丝的医生，她驾驶一辆小汽车刚刚停下来。从她欧亚混血的外貌上我猜测她可能是苏丝口中的医生，陪同我的女看守证实了我的判断。我走上前去问：“我能问您一下黄美玲的病情吗？”

“你是谁？”她反问道，“你是监狱的人吗？”她三十多岁，轮廓鲜明，眉清目秀。她的语气生硬，言外之意似乎是：“有话直说，不要废话。我不管你是杀人犯还是强奸五岁少女的坏蛋，都别跟我废话。”她穿着白色棉质长裙，手里拿着一个用玻璃塞塞紧的瓶子，里面是黄色的液体，可能是酸液，也可能是尿液。

“不是，我只是过来看望她，”我回答说，“我是她的朋友。”

“你是画家吗？”她见我一脸诧异，就解释说，“哦，不要担心，我可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那个小女孩可喜欢闲聊了！她现在情况非常好，不会死的。我们及时对她进行了治疗，不过她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六个星期？这可不大好，她出狱后至少还要在医院住两个月，不然过不了几个月她的病情还会复发。”

“您能把她从这里转到公立医院吗？”

“不可以。”她用那双中英混血的眼睛直率地看着我，“比里面那位女孩还要严重的病人都会被公立医院赶出来，好给更重的病号腾出房间。你没什么关系可用吗？”

我想起圣玛格丽特医院的可伊·弗莱彻，可是自从那天晚上她载我回南国酒店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分别的时候我还对她说“周四见”，她在雨中开车离开，我到楼上就接到苏丝的电话说她的孩子死了。之后我打电话取消周四的约会，她还善解人意却直率地说：“哦，我就知道。”然后挂断了电话。所以我不大可能去找可伊帮忙。

我说：“没有，我不认识什么人。”

“那好吧，反正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如果你不想让她的肺再出问题，就最好找家医院让她出狱后立即住进去继续接受治疗，或者缓一段时间也行，中间让她度个小假也不错。话我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希望你能找到一家医院，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前期工作白白浪费。”说完她转身轻快地离开了，走到医院门口又回头略带嘲讽地笑着说：“顺便说一句，我奉劝跟她关系亲密的人也都去做个检查，她吃的那些药抵抗传染的效果跟这个差不多。”她晃了晃手中的瓶子，我依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酸液还是尿液。

“好的，我会去检查一下。”

几日后我到湾仔的一家诊所，排在一群中国人中间等待免费的X光检查。诊所的英国医生看到我很惊讶，对我说：“喂，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就住在湾仔，他严肃地说那我真应该好好检查一下。第二周我过去取检查结果的时候，他却说：“啊，老兄，你可真幸运。肺部没什么阴影，体健如牛。”

Ⅱ

我开始到处奔走，想为苏丝找到一个床位，这才发现香港有那么多家医院。最大的一家结核病医院是帕西基金会的拉顿济医院，不过这家医院并没有任何希望，他们未来几个月内都不会有空床，而且他们也只接收比苏丝更严重的病人。其他医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大批人涌入香港，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病号，平均发病率也不断飙升，因为人满为患的代名词就是疾病蔓延和卫生条件低下。香港政府竭尽所能应付这始料未及的局面，马不停蹄地建造医院和疗养院。然而大部分肺病患者只是到中国郎中那里抓几服药，根本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他们在拥挤的房间里病情不断加重，日渐消瘦，他们的呼吸把病菌传播到恶臭的空气中，然后寂然死去。然而他们呼出的病菌却传染给其他人，更多的人病倒了，又将病菌传染给更多的人，最后也寂然死去。

终于我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可伊。在此之前我曾去过圣玛格丽特医院碰运气，却同样一无所获。我再次来到医院，写了一张字条让人给可伊送上去，简单解释了我来找她的缘由，我说很不好意思找她帮忙，如果她不愿意见我，我也可以理解；不过我知道她那么宽宏大量而且心地善良，一定会下来见我的。十分钟后她穿过医院的入口大厅出现在我面前，脸上却带着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冷冷微笑，用生硬的语气说：“罗伯特，你可真有脸！我都为你感到羞愧！你难道没看到医院的情形吗？为了抢一张床位，排队都排十里长了。别说我帮不了你，就算我能帮你，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失去了机会。这些你都没想过吗？”

我说：“我想过。”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安排你的朋友进来，你不在乎其他人会怎么样，哪怕他们会因此丧命？”

“是的，我不在乎，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她很吃惊，很快又温和地笑着说：“好吧，你说的都是实话。不过我不能不在乎。”

我说：“可伊，一个人不能为所有人而战斗，可我要为苏丝而战斗。我知道这么做不对，我应该让她排队等待，让她的病情在等待中日益严重，或者就此香消玉殒。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她对于我来说，比那些我不认识的人都重要，因为我想看到她痊愈，因为我要娶她为妻。”

可伊惊呆了，说：“你不是吧？”

“她还没同意嫁给我，不过我想等她出狱后，她就会同意的。”

“我看你是疯了。”

“也许是吧。”

“完全疯了。好吧，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她向我伸出手，我知道自己再次被拒绝了。不过她陪我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情绪有些缓和，我们在门前台阶上停下来，气氛有些尴尬，然后她问：“你是真的吗？是认真的吗？”

“你是说跟她结婚？”

“是的。”

“我知道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只是同居不是更好吗？不用套上婚姻的枷锁？”

“我想跟她结婚。”

“我真的为你感到可惜，因为她是那样的人。”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说，“一点儿也不可惜。”

“如果她只是与你一夜风流的女店员，你是不是就不会娶她了？”

“可能不会吧，不过如果她是女店员，就不会是苏丝了。她的过去成就了现在的她，已经成为了她的一部分。”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呢？”

“可伊，我们一起吃晚餐如何？”

“哦……那好吧。”

我们去了一家中餐厅，我一直向她解释与苏丝结婚的理由，却无法让她信服，她依然摇着头说：“也许是我有偏见，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很傻。”对此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我也没能让自己信服。我列出的条条理由都是那么肤浅，我总觉得自己遗漏了最重要的原因，虽然我一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晚饭后可伊带我去参加派对，地点在山顶的一家公寓。派对上都是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他们刚从英国过来，还没有沾染上殖民地的陈规陋习。房间隐秘角落的高保真密纹唱机传出新近流行的美国黑人低音歌手性感的声音，我们随着歌声翩翩起舞。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仆把我们的杯子加满杜松子酒饮料。大家讨论着音乐、书籍和电影，这些高深的话题让我难以应对。有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朝我走来，他在香港的大学教授英文，他说曾在伦敦的展会上看过我的马来亚画作，被深深地打动了，所以就记住了我的名字。他觉得我“很有天分”。他的赞誉之词让我很感动，他不仅记得我的名字，还记得作品的细节，对其中的优缺点提出了不错的见解。然后他又接着谈论艺术批评理论和现代画家的作品，可我对理论和画家的名字知之甚少，他问及我的作品，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为自己的无知和语无伦次感到羞愧，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每说出一句话，他对我的尊重就减少一分。终于所有奉承的话已经说尽，我开始觉得无聊，在这所富丽堂皇而整洁干净的现代公寓里，四周飘扬着动听的歌声，手里端着马提尼美酒，听着旁边的人大谈特谈干净卫生的艺术理论，我突然觉得自己患上了幽闭恐惧症。这时那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家仆过来帮我斟满酒杯，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深邃内向的中国小眼睛，属于另一个遥远世界的眼睛。突然间仿佛一扇窗向我打开，我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哪怕只是望一眼那遥远的世界，我就已经得到了拯救，仿佛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不要担心，你并没有困在这个房间里，这只不过是你生命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落，外面还有整个辽阔的世界任你驰骋探索。”那一刻我突然醒悟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如果我娶了可伊这样穿着漂亮晚礼服、口里嚷嚷着“这场喜剧真不错”的女孩，我就等于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并锁上所有的门窗。然而若是我与苏丝结婚，就如同从窗台飞跃下去（也许可伊会说这是自取灭亡）。

凌晨时分，派对依然在继续，可伊与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相谈正欢。我悄然离开，一个人慢慢走回家，脑海里不断回旋着豪华整洁的房间与窗台上的飞跃。关于苏丝的一段模糊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那天晚上我散步回来在南国酒店的大堂碰到她，她刚和一个水手从楼上下来，正要告别。水手的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用手转了一下海军帽，脸上挂着假装的扬扬得意，正如每个男人离开妓院时总想掩盖自己欲望熄灭后内心的幻灭感。苏丝已经从水手身边离开，她的脸色苍白，有些疲倦，已经完全忘记了水手的存在。她看到我后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因为她希望我爱她，却知道我对她的工作抱有成见。她多希望我能晚一会儿再回来，也就不会看到她与水手在一起的一幕。然而片刻后她就意识到尴尬毫无意义，不过是逃避现实；她的脸上立刻换上另一种表情，似乎在说：“我有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也许你无法理解，但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我不能假装这一切都不存在，哪怕会因此失去你。”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伤感和悲哀，更多的是骄傲。现在回忆起来她的表情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把她画下来。

一有了画画的冲动，我连忙看了看四周，赶紧从马路中央走到路边。每到这种时刻我总害怕自己会突然被车撞倒，或者爆发战争，或者发生什么灾难，因为未完成的画如同未出生的孩子，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新生命。我加快脚步赶回酒店。平时我不会在晚上作画，因为灯光下颜色会失真。然而我的冲动是如此强烈，我决定试试，一回到房间我就把一张新画布放在画架上，开始作画。

我画了整整一晚。我的思维是如此清晰，我的记忆是如此鲜活，哪怕苏丝就在我面前我也不可能画得更好。我没有一丝困意，黎明来临，我看着画布上的颜色，觉得很满意，虽然整体的色调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样子，却出奇地衬托出我想要表达的感情。

整幅画画完后已经是上午十点钟，我将记忆中的场景丝毫不差地重现在画布上：水手站在苏丝身后，斜戴着海军帽，而苏丝正从水手身边离开，眼神中带着伤感、悲哀和骄傲。阿唐第四次进来送茶水，他站在画架前面欣赏了好久，看得出来他被打动了。这时电话响起，是可伊打来的。

她说：“我已经尽我所能帮你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你。我刚才给住院登记员说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好话，他终于同意六周后给我们一个床位。”

“可伊，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不想让其他病人太过失望，最早只能安排在这个时间了。她应该能支撑到那个时候吧？”

“可以的，时间刚刚好。监狱里的医生说中间度个假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我想带她去澳门。”

“我一直都想去澳门呢。”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

“如果我去的话你们肯定会觉得很有趣的！”

我挂断电话，阿唐还在研究那幅画，他说：“先生，你画的真好，她看起来很伤心。”然后他又说：“先生，她一直在看我，真是奇怪，我刚才站在那边，她看着我，现在我站到这里来了，她还在看着我。她的眼睛在跟我说话。”

“跟你说了什么？”

“她的眼睛说：‘我有满腹的心事，却不知该如何说出口。’先生，你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吗？”

“是的，阿唐，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回答说。

Ⅲ

离苏丝出狱还有三周，时间过得是如此缓慢，阿唐每天进我的房间都会说“哦，只有十天了”或者“只有九天了”。他特意查了查皇历，欣喜地发现苏丝出狱那天是农历十月十四，适宜搬家迁徙，就郑重地宣布：“这一天最适合出狱了。”

“我觉得哪一天都适合出狱，阿唐。”我说。

“当然不是了，先生。如果她农历十月十三出狱，出来后可能会很不幸。十四的话就会很幸运了，所以说这一天最合适。”

我在等待中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耐心，终于盼来了她出狱的那天，然而我却没能去监狱大门口迎接她。我已经跟她说好会在门口等她，那天早上一大早就从南国酒店出发，可是却那么不走运，去九龙的渡轮在半道上跟一艘锈迹斑斑的破旧拖船相撞，拖船的领航员大概是鸦片烟吸多了，对渡轮的汽笛声充耳不闻。虽然两艘船都没有什么大碍，可两位船长却拖拖拉拉到处检查，结果我们就在海港中央滞留了将近半个小时。我开始狂躁不安，几乎要哭出来，我甚至想跳下船游到对岸，但我又舍不得随身携带的行李，我本想接到苏丝后就直接一起去澳门。最后船开始颤动，终于动了。渡轮靠上九龙码头，踏板放下来，我提着两个手提箱，背着一大包画布，拼命挤上岸。码头附近没有的士，我带着行李踉踉跄跄走到大街上，拦下一辆的士，说了句“去荔枝角监狱”，就瘫坐在后座上了。我们来到荔枝角，却没有发现苏丝的踪影，门口的人说她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走了。的士司机建议去巴士车站找找，我们开车转过街角，就看到苏丝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身上穿着那件蓝色的真丝旗袍，脚上还是那双白色高跟鞋，熟悉的白色手包依然挂在她的手上。

“苏丝，我真的很抱歉。”我将事情的原委向她解释了一番。

“没关系。”她淡淡地说，好像她真的不介意，然而我知道对于出狱她期待了那么久，这样的结果很是扫兴。

我说：“苏丝，我们今天去澳门。”

“澳门？去干什么？”

“我已经帮你安排了医院，不过我觉得你最好先去度个假，远离所有熟悉的人。”

“好啊。”

“你好像并不很期待。”

“我随便啊，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我们来到码头，登上了“佛山”号轮船。离开船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在空荡荡的餐厅坐下，苏丝点了一杯可口可乐，我要了一杯咖啡。其他乘客进来坐在我们旁边，苏丝扫了他们一眼，却没看他们的眼睛。她的样子羞怯而不安。

“别担心，苏丝，”我说，“看不出来的，不会有人知道你去过哪里。”

她没有说话，沉默了几分钟后她突然说：“好吧，我要走了。”

“走了？你什么意思？”

“我不想去澳门，你自己去吧。”

“我不明白，苏丝，怎么回事？”

“我在猴子房里想了很多，我有大把的时间用来想事情。你是个大人物，你可以去找任何你想要的女孩，你可以找个漂亮有钱的英国女孩，或者找个家世良好的中国姑娘。你不过是好心，对我感到歉疚。你可能会想：‘我不想伤害苏丝，我必须好好待她。’可是这样不好，所以我现在要走了，我要离开你。”

“苏丝，你说的都是什么胡话！”

一时间我不知道如何阻止她离开，幸好此时我听到踏板收起，她已经没办法下船了。香港渐渐退到远方，她高兴起来，对澳门之旅的兴趣渐浓。我让她去换掉身上的真丝旗袍，她跟着女服务员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牛仔裤和凉鞋，眼神闪烁，她咯咯笑着说：“你知道那个女人对我说什么吗？她说：‘你的衣服真漂亮，你肯定很有钱！’”她跑到栏杆的另一边，看着黄褐色的小岛一个个被轮船甩在后面，一艘艘渔船散布在海天之间，远望如同一只只玩具船。

“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猴子房。”她对我说，“我想：‘我在这里无忧无虑的，也许等我出去了我应该去偷窃，或者再用剪刀刺伤那个广州女孩，这样他们就会把我送回来。’可是现在我觉得很好！我感觉很美好！”

她愉快地看着海面，旁边驶过一艘骄傲的大船，八张帆都被潮热黏稠的海风鼓得满满的。船上挂着红旗。几分钟后，大海突然变了颜色，不见了深蓝色，取而代之的是奶茶一样的颜色，里面裹着从珠江卷带而来的泥土。

“还有多远到澳门？”苏丝问。

“我估计还要一个小时，”我回答说，“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要在澳门结婚。”

“结婚？谁说的？”

“澳门是最适合结婚的地方，你会嫁给我的，对不对？”

“不对。”

“那我就只能逼婚了，在澳门这个邪恶的地方逼婚还不是件小事情？我会买通负责婚姻登记的官员，让他躲在桌子下面，然后我问你要不要再来一份烤鸭肝，你说‘好’，那个官员就跳出来说：‘谢谢，这是你们的结婚证！晚上好啊。’”

她咯咯笑了，接着我的话说：“第二天我问你：‘亲爱的，你要不要再来份炒饭？’你说‘好’，那个人就又伸出头来说：‘谢谢，我宣布你们现在正式离婚了。’”

然后她不再说话，呆呆地看着栏杆外的大海。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曾梦到我们结婚了，我在大街上，到处人山人海，我能看到你，却怎么也到不了你的身边，因为人太多了。我哭了，你把所有人都推开，说：‘都走开，你们这些笨蛋，她是苏丝，是我的妻子。’然后所有人都闪开了，我也醒了。”

“醒来后发现你不是我的妻子，你是高兴还是难过？”

她没有回答，沉默片刻后她说：“我不能嫁给你，因为我有病，我之前怕传染给你，吃了中医开的药，那些药很不好，荔枝角的医生告诉我的。”

“可是我没被传染上啊，”我说，“再说了，两周后你就可以住进圣玛格丽特医院了，你肯定能痊愈的。”

“我不觉得，我觉得没有人会痊愈。”

“当然可以痊愈了，苏丝。你现在都快好了，再住一两个月的医院你就没事了。”

她再次沉默下来，转身走上甲板，独自凭栏。过了一会儿她就下来了，对我说：“罗伯特，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人，没有人像你这么心灵美丽。我好喜欢你。”

“太好了，苏丝，那你就是答应我了？”

“是的，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想结婚，我就跟你结婚，如果你想跳海，我就跟你跳海，任何事情。”

“这儿的海里有太多泥沙，最好不要跳下去，我们还是结婚吧。”

到了澳门我们乘坐脚踏三轮车去酒店，车子比黄包车要宽敞，能坐下两个人，还可以把行李放在脚边。脚踏车车夫穿着破旧的卡其布短裤，戴着无顶的草帽，只有帽檐，看上去如同戴着破旧的光环一般。与香港比起来澳门显得静谧了许多，有一种颓废和衰败的气息。我们经过一家天主教堂，原本是西班牙巴洛克建筑，与周遭的环境融合起来就像一张中国通的脸，越来越像中国人。我们把行李扔在酒店就让脚踏车夫带我们去英国领事馆。他咧嘴笑了笑，点着头说他明白。五分钟后他停在一栋由葡萄牙东非军队把守的建筑前，他们佩带着步枪和刺刀，脸色如同咖啡豆一般黝黑。

“可以吧？”他问。

“不可以，”我回答说，“这里是葡萄牙政府，我们要去英国领事馆。”

“好的，我知道了！”

他愉快地骑车离开。后来我们终于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找到了英国领事馆，吊扇吱吱作响，看上去很危险，似乎要掉下来削掉哪个倒霉蛋的脖颈。一个美丽的混血打字员坐在机器前，精致的小脸儿苍白而羞涩，黑色的头发浓密蓬松，脖子上戴着金色的十字架。领事是个秃顶的大胖子，额头上汗津津的，白衬衫的腋下部位出现新月形的汗渍。我们到领事馆的时候他正在写私人信函，他恼火地听着我们的请求，钢笔依然停在信纸上。

“给你们个建议，”他说，“你们最好去一下香港，在那里结婚。”

“可是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回答说，“我们想在澳门结婚，你应该有权受理。”

“哦，实话跟你说吧，之前从没有人来找我登记结婚，我根本不知道流程，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就查查是什么流程，”我说，“我的意思是，总该有相关的条例规定吧？”

“我没时间，”他厉声说道，“我很忙的。”他突然想起笔下的信函，我颠倒着看到信的开头赫然写道：亲爱的休吉。他想用记事簿把信纸盖上，又改变了主意，身体后倾靠在椅背上，信函赤裸裸地放在桌子上，似乎在宣布：“看吧，我就是对你撒谎，我不介意让你知道，这正说明你在我心目中是多么渺小。”

我本想刻薄地反驳他，但我注意到苏丝很不安：来到领事馆她已经很紧张了，如果我再跟领事大吵一架，她只会更难过。所以我只好委曲求全，转而开始奉承领事，说我们冒昧占用他的宝贵时间是因为在来澳门的轮船上我们听说他心地善良温和，乐于帮助有急难的人——用来描述他这种“性本不恶，却头脑愚钝、懒惰闲散”的人再合适不过了。奉承话的效用果然很明显，几分钟后那位瘦弱单薄的美丽打字员翻遍了书架，将各种厚重的领事书卷堆满他的桌子，而他随意地翻看着，不时大喊：“该死！我竟然不知道我还可以做这些！”末了，他开始极力想为我们办理结婚登记，等最后发现根据条例规定我们要预先通知，三周后才能办理，他的失望之情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少。他还焦急地问我们：“我希望你们三周后还在这里吧？你们不会已经离开了吧？”

“不会，我们应该还在这里。”我回答说。

“那就好，”他说，“那就好。这样的话，我想想，鲁格罗尼小姐，把我的记事本拿来了吗？啊，在这里！这样的话就是周三过来，上午可以吗？十一点半如何？”我想，他终于有真正的好事可以告诉他亲爱的休吉了，也许我们走后他会继续写信说：“我再也不会抱怨说这份工作如同一潭死水，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今天我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脸庞红润的牧师！”

他把我们送到门口，用微汗的手跟我们握手道别，还幽默地眨着眼告诫我们婚前不要逾矩。然后我们走进闷热潮湿的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