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苏丝，医生说等你出院了，我们要搬到地势稍高的地方居住。你觉得日本怎么样？我一直想回到日本画画，而且那里的山上遍布好玩的地方。”

“好啊，挺好的，”她有些犹豫，“我们直接去日本吗？”

“是啊，我们直接从香港去日本。”

她尽力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然而我明白她一直希望我能带她回趟英国，她是那么渴望能看看伦敦，看看皮卡迪利广场，看看盛大的商店，还有女王陛下。可我不能带她回去，因为回去就意味着谎言和欺骗，就意味着她要假装为另一个人，而谎言一旦被拆穿，所有人都会窃笑：“你听说了吗？”不，绝不能回去。

然而让人着恼的是，英国并未对我们关上大门，反而发出邀请。我有个画展要在伦敦举办，赞助商罗伊·厄尔曼执意要求我们亲临现场，而我也能负担得起往返的费用。某天晚上我突然想道：“如果苏丝真的想去，也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一切，为什么不去呢？”第二天我去医院告诉她，我们要去英国六周。

三个月后她一出院，我们就乘货轮出发了。到了英国，正好是春天。熬过一冬的寒冷后，伦敦人脸上的笑容开始融化，公园里草木含青，大街小巷和煦明亮的阳光向我们致敬问好。我们住在富勒姆路一间家具齐全的画室，是罗伊·厄尔曼特意为我们寻到的好住处，然而前一两周我并未怎么画画，我和苏丝只顾着坐在巴士顶层四处游览。我们去了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们乘坐水上巴士沿河而下来到格林尼治，我们迷失在汉普顿宫的迷宫，我们在动物园喂猴子吃花生。然而苏丝对动物园的兴趣并不像我所期盼的那样浓厚，她宁愿看人来人往，也不愿看里面的动物，后来我们索性放弃游览，跑到摄政公园的草地上躺着，苏丝全神贯注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一整天都待在那里她也愿意。

我们还去过很多次剧院，没什么比看戏更让她愉悦的了。起初我怕她跟看电影一样，听不太懂英式口音，所以尽量不选话剧，而是带她看了美国音乐剧和滑稽剧。而她对戏剧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还十分轻蔑地拒绝去看轻喜剧，说“从没见有人这样说话做事”，我们就升级去看现代正剧。虽然她几乎听不懂一句台词，却看得很认真，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我附耳想向她解释剧情，她总是点点头打断我，表示已经从演员的表情和动作中领会到故事的发展。她记得每场剧的细节，因为她如同孩子般易受影响，而多日之后我们仍然在讨论戏剧中涉及的人性问题。

到了最后，我便不再顾忌她对戏剧的偏好，直接带她乘坐双层巴士去了滑铁卢大道的老维克剧院。这次看的是《哈姆雷特》，苏丝大概会觉得在看天书。然而她却兴趣盎然，对于我的低声解释如以前一样坚定地点头，似乎在说：“好了，我自己长着眼睛呢！”幕间休息的时候，她紧蹙眉头，思考良久，然后对我说：“那个人真的很烦恼，我非常明白他的心情，因为我也有个那样的坏叔叔。我在想：‘如果我父亲并不是死于海难，而是被我坏心眼的叔叔害死的，因为他也深爱我的母亲。假如我母亲知道这一切，但她还是嫁给了我叔叔，而我却发现了真相，那我也会很烦恼，大概也会像那个人一样失去理智的吧。’”

“那你会怎么做呢？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他可能会杀了那个坏叔叔，但不会杀了自己的母亲。这也很烦恼呢，他可能会想，我母亲也做下了不可饶恕的事情，可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她用乳汁养育了我。我不能杀了她。”

“你猜得太对了，苏丝。”

“我觉得这个剧作家有一颗宽大的心，他明白这天地间的一切。”她抬起头环视上层的包厢，“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这里？”

我不禁笑了，告诉她莎士比亚已经去世三百多年。她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我反而很高兴，因为突然间这部戏剧不再是陈旧的古典文学，只是供学者评解注释，存活在女高中生的试卷里，而是变成一种新奇的有趣经历。借助苏丝的眼睛和她清新的视角，我觉得自己像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到环球剧院观看戏剧首演的伦敦人。

苏丝的戏瘾很容易满足，而她想见女王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了。不见到女王她发誓言不离开英国。一天晚上我们在柯芬园外等了很久，女王终于出现了，可是人群密密层层，我们根本没看到女王的衣角。我买了份《泰晤士报》，仔细研究女王近期的活动安排，密切追踪她的一举一动，堪比策划炸弹袭击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终于，那天早上女王要去市中心参加集会，我们提前赶到白金汉宫门口观看她出行。一个好心的警察让我们站在右门旁边的位置，我们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门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瑞典人、丹麦人、瑞士人、德国人、阿拉伯人，幸好还有两个流利讲英语的美国女孩，才让我觉得自己不那么格格不入。好不容易一辆闪亮的豪华轿车驶出前院，苏丝平心静气地看着。轿车缓缓滑过，女王坐在后排座位，美丽而端庄，一身低调的春装。惊鸿一瞥，女王已经过去了，操着各国语言的人群四散而去。苏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好了，”她说，“现在只有一个还没见。”

“还有一个？”

“玛格丽特公主。”

我笑着说可以试试运气，可是几天后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玛格丽特公主已经离开伦敦，一个月后才会回来。苏丝很失望，不过至少已经得见女王，她稍微释怀一些。

到英国后的第四周，我的画展在南奥德利街的厄尔曼画廊开幕。展出的画都是关于香港的，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画的南国酒店，苏丝出现在许多画面中，多是在酒吧与水手在一起，所以根本无法掩盖她的过去。我对苏丝说她最好不要参加预展，对于她来说太过折磨。预展前一天的晚上她心事重重的样子，考虑了很久；第二天一早她手臂上搭着两件丝质旗袍，问我：“你喜欢哪一件？”

“你不是要参加吧，苏丝？”

“是啊。”

“那就穿黄色，我们结婚那天你就是穿的这件。”

然而坐在去往画廊的的士上，她突然丧失了勇气，说自己不敢面对，想要回去。我让司机停车，说我们在车里坐一会儿，聊聊天。

“不，我要回去，”她有些惊慌失措地哭着说，“让我下车，我要回去。对不起，我很害怕，我觉得很羞愧。”

“你没必要羞愧，苏丝，你一点儿也不比其他人差。”

“不，我很羞愧，他们都会说：‘她就是个肮脏的啧啧啧女孩。’他们说的都是事实，是我不好。”

一个女人正要过马路，她穿着粗呢套装，一看就是来自中上阶层，正往伦敦最高档的哈罗兹百货公司走去。我朝她扬扬下巴，说：“你跟那个女人一样好，并不比她差。”

“才不是呢。”

“真的，苏丝。我跟你说说这个女人的故事，她势利，心胸狭隘，占有欲极强。她对儿子过于溺爱，结果他变得越来越乖戾；她欺辱恐吓女儿，可怜的小女孩被吓得胆子越来越小。她的另一个女儿跟一个犹太人私奔了，她不肯再跟这个女儿说一句话，也再不让她回家来。其实她就是个愚蠢的老泼妇，你可以把我的这句话告诉她。”苏丝沉默着，我催促她说，“说啊，狠狠地指责她，说‘你是个愚蠢的老泼妇，我并不比你差’。”

她摇着头说：“不。”

“说啊，苏丝，大胆地数落她。”

“你是个愚蠢的老泼妇，我并不比你差。”

“我没什么可羞愧的，我感到很骄傲！”

“不，我只是个肮脏的……”

“重复我的话！”

“我感到很骄傲。”

“我是普天之下最骄傲的人！”

她说了一遍，又重复了一次，似乎找到了感觉，然后她露出微笑，马上坐直身体，一副骄傲的样子。我们一路开到画廊，进门的时候她是那么骄傲而又泰然自若，任谁也不会称她为妓女，如果有谁这么称呼她，就会觉得羞辱的不是她而是自己。

在画廊，她站在我的身旁，我一直握着她的手，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有放开。我偶尔能感觉到她手上传来的紧张不安，可她的眼睛始终骄傲而镇静，平直地迎接每个人的眼睛。画廊里挤满了人，而厄尔曼时不时带人过来介绍给我们，我能看出来这些人一开始都在想：“我知道她就是那个接待水手的妓女，不过我要表现得自然一些。”他们当然不可能举止自然，反而过于热情，很是虚假，男人都大献殷勤，不住地向她使眼色；女人则很傲慢，心里想：“只有我这么有魅力的人才会对她这么和善，我真是胸怀宽广呢！”而当他们遇上苏丝平静的眼神，似乎在对他们说：“好吧，好好看吧，我没什么好隐瞒的。”他们就会对她另眼相看。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心生敌意，会想：“啊哈，我对她友好一点儿，她就觉得自己能跟我相提并论了。”就突然冰冷起来，想让苏丝意识到自己的低微身份。而大部分人都很欣喜地放松下来，毫不掩饰他们的赞赏和尊重，热情地赞美她。

“亲爱的，我真羡慕你啊，”有个女人脱口呼喊道，“真的，我羡慕你的生活阅历！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这么狭窄，完全被禁闭了！”她带着一脸失意仓皇而去，似乎要赶着去击落警察的头盔，抑或是去大街上宽衣解带。还有位上了年纪的白发老太太，拄着顶端镶银的手杖，称赞苏丝很漂亮。

“真是个大美人，没有一幅画真正画出你的美。”她转身厉声对我说，“你没有捕捉到她的美，你的画都没有捕捉到。”她道出了实情，却并非完全因为我画功不足，而是因为所有展出的画作都属于我的早期作品，那个时候苏丝光洁的小圆脸上展现的美丽尚不成熟，后来的牢狱生活和一病数月才把成熟刻到她的脸上，而女人只有成熟了才真正美丽。我如此解释给白发老太太，她却说：“哼，我倒是希望汉弗莱来画她，她的脸太具有汉弗莱的风格了。可惜汉弗莱在美国！”她说完就走开了，买了我的两幅画，之后又告诉我：“我对你的东西没有其他人那么狂热，不过说不定哪天你运气好，就画出好的作品来了。”

预展结束了，最后一批观众也走了，罗伊·厄尔曼朝我们走来，香气微微飘送，白月似的脸上盛满笑容：“太成功了！看看这些诱人的红色点点！”他精心修剪过的手指指着画廊四周，卖出的画都用红点标出，他对我说：“我衷心对你表示祝贺，真是太成功了！”

我说：“今天取得真正的成功的人是苏丝呢。”

“哦，当然相当成功，每个人都觉得她非常非常迷人。不过当然是你的画……”

他真是愚蠢透顶，根本不明白苏丝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我整个下午都在观察人们走出玻璃门之后的表情，走到大街上人们就不再掩饰自己，可出去后并没有一个人窃笑，这样的胜利对于我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离开画廊的时候我心情很激动，却不是因为红点点，而是因为苏丝，因为我为她感到骄傲。

画展开幕后我们就忙于社交应酬，各种邀请接踵而至，我们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先是和厄尔曼及一位艺术评论家一起午餐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六点到八点参加两场鸡尾酒会，然后去圣约翰伍德餐厅吃晚餐，午夜转战切尔西参加派对，他们说：“不要担心时间，我们的派对会连开三天。”正是在切尔西聚会上，苏丝遭受了最尴尬的时刻。大家正在讨论天气，一个长着牛一样凸出眼睛的女人总是出言荒谬，打破轻松的气氛，她突然问苏丝，如果在伦敦遇到自己在香港接待过的水手，她会怎么做。周围死一般沉默，旁边的人们都被她的问题惊呆了。苏丝回答说：“我会说：‘早上好。’”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苏丝并不觉得可笑，她刚才一定羞赧不已，几乎惊呆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而所有人都觉得她的回答很绝妙，为她赢得了聪慧的好名声。

也正是苏丝的聪慧挽救了我，让我不至于一直傻下去。我开始爱上这种社交生活，画展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我走到哪里都大受欢迎，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喜欢我的作品。即使有人不小心透露未曾亲眼见过我的作品，只是有所耳闻，我依然自信他们会为此感到遗憾。虽然我们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活动，但我却觉得这就是整个世界，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个大人物，我真的成了大人物了”。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大谈特谈艺术。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提到画画就语无伦次，只会喃喃自语：“我看到我想画的，就去画了。”而今我突然认识到自己作品的意义，并借此编织理论之网，出口就是各种夸夸其谈的专业术语，而这些术语的含义我不过刚刚才知晓。我可以滔滔不绝，我可以生动有趣。以往在晚宴上我只跟坐在旁边的人说上两句，而今我可以掌控整张餐桌。毕竟我现在是权威，是大人物。

一天晚上，我们去罗伊·厄尔曼家参加晚宴，我照例开始长篇大论。女士们退席后，一位电视制作人问我是否愿意做个美术演讲。

“而且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系列。”他说。

我说他要是一个月之前问就好了，现在就太晚了，我们三天后就要离开英国了。我们已经订好了飞往日本的机票，途经香港停留一个晚上，我们会回南国酒店一趟。

罗伊·厄尔曼仔细查看着修剪得当的指甲，说：“我可不是要影响你做决定，不过就算是艺术家也不能忽视公众。而且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在英国多待一段时间可能对你极其极其有利……”

我很快就屈服了，苏丝回到房间我把同样的道理讲给她听，最后她无精打采地说：“好吧，我不在意。”一直不喜欢她的厄尔曼听了她的话，就说：“好啊，小夫人同意了。”就替我们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取消了机票。

回去的路上苏丝一直沉默，很疏远的样子。我有些愠怒，能受邀在电视上做演讲我觉得很荣幸，她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可她的情绪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必须重新征服她。等我们躺在床上，我像往常一样提出要求，她却说累了，从我的怀抱里挣脱。我转过身，几分受挫，几分生气。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拾起画笔继续画她的画像，这幅画已经完成一半，是我在伦敦唯一的作品。我看到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火花，随之飘来一股无形却撩人的女性气息，这种气息说明她现在渴望自己前一天晚上拒绝我的事情。我笑了，挑逗了她一番，走到她的身边。事后我问她为何这么反复无常，她回答说：“我喜欢今天的你。我喜欢画画的你，喜欢穿着涂满颜料的破旧外衣的你。”

“那你不喜欢什么样的我？”

“不喜欢你变得高傲自大，滔滔不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她模仿我傲慢地长篇大论，我感到很不快，就自我辩解说在东方的艺术真空待了那么久，回到一个语言共通、又有人欣赏我作品的地方感觉好极了，而且与其他画家、艺术评论家和鉴赏家交流，我自己也受益匪浅。

“我可不这么觉得，”她说，“我觉得回到英国你就变得冷酷无情。太多人，太多闲聊，太多噼里啪啦的大道理，你的内心变得坚硬冷酷。”

“你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吗？”我说，“你这是嫉妒，你嫉妒我在聚会上应付自如，很多漂亮女孩子过来跟我说，她们觉得我很棒。”

她摇摇头。

“肯定是，所有的症状你都有，去照照镜子，看你的眼睛有多红！”

我为自己的反击自鸣得意，一整天都扬扬自得，直到晚上，我躺在黑暗中久久不能入睡，阵阵不安袭上心头，我突然理解了苏丝对我的模仿，我看到自己自命不凡地坐在餐桌前，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略有所知的事情，套用各种理论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他人的画作。我心里想着“我是个大人物”，不过是因为我惧怕自己是个无名小卒。我只顾着夸夸其谈，却忘记了付诸行动；我忙于批评他人，而不去自我创造。

哦，天啊，真是太可怕了！那些枯燥乏味的鸡尾酒会，那些关于美学的喋喋不休的争论，那些没完没了的夸夸其谈，都让你越来越自大，却扼杀你的灵魂，扼杀了你内心那个急需呵护的小小火焰。我陷入恐慌，强烈渴望逃离，趁一切还来得及。我叫醒苏丝，打开灯，对她说：“苏丝，我就是个傻瓜，彻头彻尾的傻瓜。”

“怎么了？”她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苏丝，你说得对，我就是在毁灭自己。我们不能再待了。”

“你的演讲怎么办？”

“去他的演讲吧。”

“可是你喜欢演讲啊，去了日本你就讲不了了。”

“我不想讲了，我想画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恢复了我们原来的机票。五天后我们就回到了南国酒店。

Ⅱ

南国酒店从未像那天晚上那么快乐，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看到苏丝回来了，酒吧里的女孩们兴奋不已，根本无心工作，她们把水手晾在一边，团团围在我们的桌前，围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她们怎么也不愿离开，最多走到点唱机旁朝里扔一枚硬币，整个晚上反反复复为我们点唱《寂寞七日情》。每次音乐重新响起，水手们就一阵不满的嘘声，我不禁对他们心生同情，因为姑娘们的忽视已经让他们够困苦的了，再加上一整晚单调循环的音乐，他们都要疯了。

苏丝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她们打开礼物的时候都发出惊喜而高兴的赞叹。只有多丽丝·吴离我们远远的，独自拘谨地坐在角落里，像个女学究一样戴着无框眼镜，后来终于有两个醉醺醺的水手朝她走去，因为酒吧里只有她还在工作。她起身带着其中一个水手离开，苏丝叫住她，说有礼物送给她，其他女孩也一起叫她过来，还为她让开了路。

“我什么也不要，”她生硬地说，“你本来是要送给谁的？”

“本来就是要送给你的，”苏丝说，“我专程从伦敦给你带的礼物。”

“我才不相信。”多丽丝刻薄地回答。

她勉为其难地撕开小盒子的包装纸，说才不相信我们在伦敦的时候还曾想到过她。看到盒子里的礼物她的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盒子里是一个小皮包，一角用金色的字体写着多丽丝·吴的名字。她默默地凝视良久，眼镜迷蒙了。她久久没有说话，却一直站在桌前，那个醉醺醺的水手不耐烦地催促她，她只是摇摇头，其他女孩就把水手推开了。多丽丝问苏丝去伦敦要花多少钱，她并不是真的想知道，只是为了表明聊天的兴趣。我告诉她轮船的费用，说“是按英镑算的”，菲菲接口说：“哦，那要接多少短时服务才够啊？”所有人都捧腹大笑，却没注意到《寂寞七日情》已经唱完，一个水手趁机过去点了别的歌，当不同的音乐响彻酒吧，女孩们都愤怒不满地对着那个可怜的水手大声责难。

蒂芙问伦敦是不是有很多中国人，苏丝说我们去过一家中餐厅，厨师和服务生全是广东人，但做出来的菜却不是纯正的中国菜。丰满娇小的珍妮想知道伦敦是否也有中国吧女或舞女。

“伦敦没有吧女，也没有舞女，”苏丝回答说，“只有站街女。”

“啊！”小爱丽丝嫌恶地颤抖一下，她刚花大价钱新烫了紧密的小卷，她摇着头，咯咯笑着。

“而且这些站街女都是欧洲人，”苏丝接着说，“不过有几个非常漂亮，穿着漂亮的皮草。”

“她们每次收多少钱？”珍妮又问。她看上去很疲惫，比原来苍老了许多，正在慢慢凋谢，不久她就不再是丰满，而是肥胖了。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过气老妓女的悲惨景象，站在昏暗的门口招揽客人，是十年后的珍妮。

“我想她们肯定比……比我们要价高。”苏丝回答说。她原本是想说“比你们要价高”，却又怕其他女孩觉得自己高傲自大，就改了口。

老莉莉·卢趴在桌子上，声音沙哑地低声问：“女王呢？你见到女王了吗？”

“见到了，离得比你还近，”苏丝说，“哦，她可真漂亮啊。”

“是啊，我在电影里见过，”莉莉·卢的声音就像粗砂纸一样，她转向其他女孩，接着说，“苏丝说得对，女王可漂亮了，玛格丽特女王。”大家哄堂而笑，有人纠正她的错误，她有些狼狈，说：“好了，我知道自己说的是谁。我知道的，你不用告诉我。”

这时，十几个帽子上带着红色绒球的水手从码头边推门进来。

“不好意思，法国小伙子们，”蒂芙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不做爱。”

“真是不好意思，”所有人齐声高兴地说，“我们很忙，关门休整，你们去其他地方吧。不好意思，再见。”

而水手们不愿就此离开，不久酒吧经理一瘸一拐地过来传达客户的不满。女孩们抱怨不止，怏怏地回去工作了，只留下吉薇妮和玛丽·纪。我们桌边的地板上堆满了礼物包装纸，桌子上还有一个礼物没有打开，是我们在摄政街为周三露露买的手包。可惜我们回来得太晚，一周前周三露露决定回到内地，回到她母亲的身边，开始新的生活，去工厂抑或是田地里干活。

苏丝看到小徒弟玛丽·纪的右手臂上有一块紫色的瘀伤，就关切地问：“怎么回事？”

“没什么，就是一个水手喝多了。”玛丽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找醉鬼，”苏丝说，“有些女孩能应付得了醉鬼，但是你胆子太小。”

“这个月生意很惨淡，我们没得挑选，”吉薇妮说，“一直到昨天才有船到港。”

“我要去工作了，”玛丽一边说，一边提心吊胆地扫了一眼邻座的两个水手，“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来喝喝酒，不是来找女孩的。”

“脸白的那个想找女孩，”苏丝说，“你要学着自己判断。他想找女孩，心里却很害怕。你过去要非常轻柔、非常和善。”

“好，我去试试。”

苏丝忧虑地看着玛丽朝水手走去。我对吉薇妮说：“吉薇妮，你妹妹怎么样了？她结婚了吗？”

“没有，那个男人的父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后就取消了婚约，”吉薇妮回答说，“不过我们又安排了另一桩婚事，就在下个月结婚。”

“那到时候你就不用来这里了？”

她摇摇头说：“不是的。”

“不是？可是吉薇妮，为什么啊？”

“这个男人很穷，我得帮他们。他说只有我答应帮他们，他才愿意娶我妹妹。”

苏丝说：“吉薇妮，太糟糕了！太可怕了！”

“她就要结婚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她别过脸去，“哦，看，玛丽上楼去了，她可够快的。好了，我也该去碰碰运气了，虽然我很不愿意离开你们。”她过去坐在一个法国水手旁边，过了二十分钟后她放弃了，回来对我们说：“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捏了捏我的胳膊，伸出五个手指。我估计他的意思是我太瘦了，只值五港币。可是我还没到为五港币脱衣的份上。”

苏丝问：“吉薇妮，你知道那个广州女孩住在哪里吗？就是贝蒂·刘，我用剪刀刺伤的那个女孩。”吉薇妮点点头，苏丝漫不经心地把周三露露的礼物推过去，说：“这个可以给她。”

“你是说你原谅她了？”吉薇妮问道。

“当然没有，”苏丝急忙说，“我永远不会原谅她，不会原谅她说过的那些难听的话。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包而已，带着太麻烦。是吧，罗伯特？”

“是啊，真是个大麻烦。”我给了吉薇妮十港币，让她帮忙去掉手包上周三露露的名字，换成贝蒂的。

“好了，我要回家了，”吉薇妮说，“我明天早上过来为你们送行。”

午夜已过，点唱机停止了吟唱。酒吧里只剩下明妮·何依偎在一个法国男人的怀抱里，他们起身从推拉门出去了。

“可怜的吉薇妮，”苏丝说，“我今天晚上一直在想：‘不管怎样，等吉薇妮的妹妹结婚了，她就好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两个都好起来了。’”

“走吧，苏丝，我们睡觉去。”

我们走到酒店大堂，明妮和法国水手从前台过来，与我们一起进了电梯。明妮从水手手中抢来帽子，用鼻子轻轻拨弄帽子上的红绒球，然后戴在自己头上，紧紧依偎在他的身边。她用脸颊蹭着水手的袖子，咯咯笑着，抬头看着他说：“我爱你。爱，你听得懂‘爱’吗？”

水手冷笑着俯看了她一眼，嘴里叼着高卢香烟。

“听得懂。”他用法语回答说，一副“那又怎样”的口气。

“他听不懂，”明妮叹道，“罗伯特，你会说法语的吧？告诉他我爱他。”

我把她的话转告给水手，明妮一直看着他的脸。水手脸上挂着厌倦而冷嘲的微笑说：“我太了解她们这些装清纯的手段了，她们就是为了钱。”

“他说了什么？”明妮问。

“他说你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猫。”我对她说。

“说实话，我更喜欢你的那个，”水手说话的时候嘴里的香烟摇动着，微眯着眼睛，“我喜欢她的臀部，她一进电梯我就注意到了，桃子一样好看的臀部。”

“她好看的地方可多着呢。”我说。

电梯停在三层，水手盯着苏丝走出电梯，说：“啊，她的臀部在对我说话，只有懂得它的美的人才能拥有。你愿意跟我换换女孩吗？”

“想都别想。”

“没关系，我明天晚上再过来找她。到时候你还可以跟我说说你对她的评价。”

“评价很高，”我说，“她是我的妻子。”

“你别胡说了。”他不肯相信。

我赶上苏丝，我们一起沿着走廊走到我以前住的房间，她问：“那个人说了什么？”

“他不相信你是我的妻子。”

“他看上去很无情，”她说，“他长了一张残酷无情的嘴巴。”

“他被你深深迷住了，还说明天晚上要来找你。”她瞥了我一眼，做出受到惊吓的样子，我笑着说：“不过不用担心，明天晚上我们已经身在日本了。”

经过一天的劳顿她累坏了，我还没上床她就睡着了。我也很快沉入梦乡，不一会儿却听到她在啜泣，不时发出断断续续的喊叫声。我轻轻碰了碰她，把她叫醒，她猛地把我推开，大叫道：“是谁？你是谁？”

“是我，罗伯特。”

她松了口气，依旧抽泣着，紧紧依偎在我身边，把脸埋在我的脖颈中，说：“我以为你要离开我，我以为你走了呢。”

“没事了，我还在你身边。”

“亲爱的丈夫，”她问，“机票还在吗？”

“还在，很安全。”

“你确定吗？你没弄丢吧？”

我笑了，打开灯，拿来钱包，把机票交给她。她一张一张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又反过来检查背面，虽然她只认识我们的名字。她把机票递还给我，我说最好她自己保管。她露出微笑，把机票放在枕头下面，重新躺下，手抱着枕头，脸上恢复了宁静。我吻了吻她，关上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