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嫉妒艾德里安的死，我嫉妒的是他人生的清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所见、所思、所感和所为比我们其余人都要清晰澄明，而且是因为他死得适时。我可不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废话：“如花的年轻生命夭折”——罗布森自杀时我们校长还在捣鼓这句话——还有“众生逐渐老去，他们却青春永驻”。我们其余人中大部分都不介意变老。这总比我书中的其他选择要好。不，我的意思是，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使你对你的志向和目标很迷茫、很不确定，你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本身是什么，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子，会变成怎样。后来……后来，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相互交叉，前后纠缠，虚假记忆日渐增加。想当初，你能记住你短暂人生的全部。后来，记忆变成了一件百衲衣。有点像一个黑匣子记录一架飞机失事的全过程。假如没有失事，磁带会自动销毁。所以，如果你真的坠毁了，其原因便一目了然；而如果你没有坠毁，那么你的航行日志就不那么清楚。

或者，不妨换句话讲吧。有人曾言，历史上他最喜欢的时光在于事物崩溃之际，因为那意味着新事物正在诞生。假如我们把这一观点运用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之中，这能说得通吗？在新事物正在诞生之际死亡——即使那新生的只是我们固有的自我？因为，正如一切政治和历史变革迟早会令人失望，成年大抵也是如此。人生亦然。有时候我想，生命的目的在于将我们磨得疲惫不堪，证明人生并非全然像所赞美的那样，不管这证明要多久，以此令我们对于最终的失去心甘怡然。

想象某个人，深夜时分，微醉，给前女友写信。他在信封上写好地址，贴上邮票，穿上外套，走到信筒，把信塞进去，走回家，上床睡觉。而最有可能的是，他不愿做最后的一系列动作，不是吗？他会把信留到第二天早上再寄。然后，很有可能，会三思而后行。所以，对于电邮，有很多可说的，它的冲动性、及时性、真情实感，甚至是言语失态。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姑且认为思路这个词没有大词小用——为什么要相信玛格丽特的话呢？——她甚至都不在场，而且只能持有偏见。于是，我电邮了维罗妮卡，标题写着“问题”，然后问她道：“你觉得当初我爱上你了吗？”我用本人姓名的首字母落款，趁还没有改变主意，敲击了“发送”键。

没想到她竟然在第二天早上就回信了。这一次她没有删去我的题目。她回复道：“如果你必须问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回答是‘没有’。维。”

我觉得她的回复很正常，甚至有点鼓舞人心，或许这说明了我目前的心态。

我的反应是给玛格丽特打电话，告诉她我和维罗妮卡的电邮问答，或许这也说明了什么。一阵沉默后，我的前妻轻轻地说：“托尼，你现在得靠你自己了。”

当然，你还可以做其他解释；你永远都可以。所以，比如，有个关于鄙视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它的回应。杰克兄朝我使了个傲慢的眼色，四十年后，我使出自己浑身的魅力——不，我们别夸张了：我用某种虚假的礼貌——从他那儿获取信息。然后，我立马背叛了他。你看不起我，我还瞧不上你呢。不过，我现在得承认，当时，说实在的，他或许只是对我鲜有兴趣罢了。瞧吧，这就是我妹妹的新欢——他可不是第一个，而且，毫无疑问，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没必要过于细致地审视这个昙花一现的家伙。但是，我——我——那时候就是感觉到了他的鄙视，而且一直记在心上，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或许，说到维罗妮卡，我是想有所超越：不是还以鄙视，而是战胜鄙视。你应该能明白这样做的诱惑所在。因为再次展读我的那封信，分明感受到它的粗鲁和挑衅，在内心深处掀起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如果说她之前没有鄙视我的话，那么艾德里安给她看过信后，她必定会对我嗤之以鼻。而且也必定会把那怨恨年年延传，并以此为由扣下甚至销毁艾德里安的日记。

我之前已经确定地说过，悔恨的最大特点便是无能为力：道歉或者改过都为时已晚。可是，假如我错了呢？假如有办法可以让悔恨倒流，嬗变成单纯的内疚，然后道了歉，被原谅了呢？假如你可以证明你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个坏人，并且她又愿意接受你的证据呢？

又或者，也许我的动机完全来自另一个方向，不是关于过去，而是指向未来。和大部分人一样，我对展开一段旅程持有迷信。我们知道，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飞行比步行到一个街角小店还要来得安全。尽管如此，在动身离开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如结账，清理通信记录，跟某个亲人通个话。

“苏茜，我明天就走了。”

“好的，我知道，爸爸。你告诉过我的。”

“我告诉过你吗？”

“是的。”

“哦，我只是想道个别。”

“对不起，爸爸，孩子们很吵。你刚才说什么？”

“哦，没什么，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当然，你做这些只是为了自己。你是想要留下那最后的记忆，而且使之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你想要留个好印象——万一你厄运当头，所搭乘的飞机没有步行去街角小店安全呢。

假如这是我们在马略卡岛冬季五夜游之前的表现，那么，当那最后的旅程——机动车轮奔向火葬场——到来之际，生命在迈向终结之时为何不应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过程？不要想着我的坏，而要记着我的好啊。告诉大家你喜欢我，你爱我，我不是一个坏蛋。纵然，或许，这一切都不是事实。

我打开一本旧相册，看着那张她让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拍的照片。“跟你的朋友拍一张。”亚历克斯和科林很夸张，摆出一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表情，艾德里安一如既往地严肃，而维罗妮卡——我此前从没注意到过——正稍稍朝艾德里安靠近。没有抬眼看他，可同时也没朝镜头看。换句话说，她没看我。那天我吃醋了。我想要把维罗妮卡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想要维罗妮卡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维罗妮卡，当然他们要喜欢我多一点。现在想想，这也许是年轻时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当她不停地问艾德里安问题时，我一副气呼呼的样子；稍后，在酒店酒吧里，艾德里安猛批杰克兄及其好友，我当时立马感觉舒服多了。

我想了一下要联系亚历克斯和科林，想象着向他们索要回忆和证据。可他们并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我就没指望他们的回忆比我的好。假如他们确证的事实其实一点也没用，反而有害，那该怎么办？事实上，托尼，我想呐，都这么些年了，也该说出真相了，艾德里安老是在背后捅你刀子。哦，还真“有趣”。是的，我们俩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你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友善，也没那么聪明。我知道，还有呢？是的，他说了，你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不管怎样，比我们两个人更亲密——那样子真诡异和不可思议。是的，就这些了吗？还有：任何人都能看出来，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她不过是跟你玩玩的，一看到更好的马上就把你甩了。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大家见面的那天她跟艾德里安调情的样子吗？我们两个人都震惊了。她几乎把舌头都伸进他耳朵里去了。

不，这些没有用。福特太太死了。杰克兄不在场。唯一可能的见证人，唯一的确认者，是维罗妮卡。

我说过我不会让维罗妮卡好过，对吧？这个表述有点奇怪，总是让我想起玛格丽特烤鸡的样子。她轻轻地捣松鸡胸和鸡屁股上的皮，然后在下面涂上黄油和香料。也许是龙蒿。可能还有些大蒜，我不确定。不管是那时还是之后，我自己从来都没尝试过；我手指太笨拙了，我想象着用手指剥下鸡皮。

玛格丽特告诉过我一种更奇特的法式做法。他们把一片片黑色的松露放在鸡皮下面——你知道他们把这叫什么吗？半孝鸡。我猜这个菜谱可以回溯到人们几个月只穿黑色，再几个月只穿灰色，然后才慢慢进入穿彩色服装的年代。全孝一——半孝——四分之孝。我不知道这些是否是专业用语，但我知道服装的色彩等级变化全部都记在一张表格上。现在，穿孝服能穿多久呢？多数情况下只穿半天——一场葬礼或火化以及后面的丧宴，时间已足够长了。

抱歉，有点离题了。我想让她不好过，我是这么说的，对吗？这么讲能表达出我想要的本意吗？或者是别的意思？《爱你爱到心坎里》——这是一首情歌，是吧？

我一点不怪玛格丽特，一丁点也没有。但是，简单说来，如果我孤身一人，那么我还有谁呢？在给维罗妮卡发新邮件之前，我犹豫了好几天。邮件里，我问候了她的父母：父亲尚还健在？母亲最后走得还安详？末了，还加上了一句：虽然我和他们只有一面之缘，但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吧，我承认那句话半真半假。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我想我只是想干点平常的事儿吧，或者，至少假装某些事儿很正常，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你还年少的时候——当初我年少的时候——你希望自己的性情能像书中主人公的那样。你希望颠覆命运，希望创造和定义新的现实。但是，我想，过了不久，你便希望自己的性情变得更温和一些，更实际一些：你希望以性情来支撑你业已成型的生活。你希望它们告诉你一切都很好。请问，这么做有错吗？

维罗妮卡的回复出人意料，也让我释怀。她并没有觉得我的问题无礼鲁莽。我这么问，她好像还挺高兴的。后来，她爸爸酗酒越来越凶，结果呢，大概三十五年前食道癌夺去了他的生命。读到那儿，我停了下来，霎时愧疚难当：在摇摆桥上我对维罗妮卡最开始说的有关秃头酒鬼的话太没礼貌了。

她爸爸过世后，她妈妈把奇斯尔赫斯特的房子卖掉了，搬到了伦敦。她开设美术课，学会了抽烟，收起了房租，尽管她生活依然充裕。她身体一直很好，一两年前她的记忆力突然不行了。可能是轻微中风所致吧。她把茶放到冰箱，将鸡蛋放入面包盒里，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发生。有一次烟头没掐，差点把房子都点着了。此间，她一直都积极乐观，但突然之间病情就恶化，说不行就不行了。最后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和病魔做斗争，呃，不，她走得并不安详，虽然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把这份邮件反复读了好几遍，试图寻找其中的陷阱、含糊不清的话语和蕴含的侮辱。但什么也没找到——除非直来直去的大白话本身就是陷阱。这是一个寻常、伤感——而又太过熟悉——的故事，讲得也很朴实。

当你开始忘记事情的时候——我是指衰老可以预见的颓境，并不是老年痴呆——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你可以坐在那里，强迫你的大脑把熟人、花朵、火车站、宇航员等等的名字通通交出来；或者你承认自己记忆力衰退，采取切实的行动，然后从书上、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又或者任其自然——忘却记忆这档子事儿——然后，有时，一个小时或者一天之后，往往在随着年老而来的漫漫不眠之夜里，错置的事实便猝然浮现脑海。唉，我们这些容易忘事的人，全明白这事。

然而，我们也明白别的事：我们的大脑不喜欢被模式化。正当你觉得一切都不过是减法和除法的时候，你的大脑——你的记忆——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仿佛在说：千万别指望你可以这样顺顺利利、舒舒服服、慢慢腾腾地衰亡——生活可比这复杂多了。因而，脑海里会不时地浮现出零零星星的回忆，甚至那些熟悉的记忆也被拆分得支离破碎。我惊恐地发现，这一切正发生在我身上。我渐渐记起——毫无顺序和意义感可言——很久之前和福特一家度过的那个周末，那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细节。从我阁楼的房间里，越过层层屋顶，可以眺望到一片树林；楼下，时钟当地敲了一下，刚好慢了五分钟。福特太太把散裂的熟鸡蛋扔进垃圾桶，脸色担忧——为了那鸡蛋，而不是我。饭后，她的丈夫劝我喝点白兰地，我拒绝了，他便问我究竟是真男人还是胆小鼠辈。她的哥哥杰克称福特太太为“母亲大人”，譬如，他问她：“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喂饱我们这帮挨饿兵呢，母亲大人？”第二天晚上，维罗妮卡不光送我上楼。她说：“我要送托尼回房间。”说罢，当着全家人的面拉起了我的手。此时，杰克说道：“母亲大人怎么想呢？”但母亲大人只是笑了笑。那天晚上，我匆忙地向他们道晚安，因为我分明感到自己的阴茎勃起了。我们慢慢走向我的卧室，维罗妮卡背靠着门吻了下我的嘴，在我耳边低语：“睡它个好觉！”我现在依然记得，大概过了四十秒种后，我就对着那小水槽自慰，将喷射而出的精子哗地冲下屋子的水管。

我一时兴起，在谷歌上搜索奇斯尔赫斯特，竟然发现镇上根本没有圣米迦勒教堂。这么说来，福特先生开车带我们游览小镇十之八九只是个臆想——一个私人玩笑，要么就是骗我的。我非常怀疑那个地方是不是也没有皇家咖啡馆。随后，我用谷歌地图仔仔细细地搜索那个小镇，可是我要找的那座房屋好像已不复存在了。

又一个晚上，我也是喝了一些酒，然后打开电脑，在地址簿上找到维罗妮卡的名字，我的地址簿里就只有一个维罗妮卡。我打了电话，想约她再见上一面。也许我先前把事情搞得很糟，我为此很是抱歉。我保证我并不想谈论她妈妈的遗嘱。这也是真的，虽然直到我写那句话，我才意识到有好几天都没有想艾德里安和他的日记了。

“你这是想做一个了结吗？”她回复道。

“我不知道。”我答道，“但至少见一面不会有什么坏处，是吧？”

她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但当时我没注意，也不介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隐隐觉得她会提议在桥上再见一面。要不然呢，或者在某个舒适而比较私密的地方：一个被人遗忘的酒吧，一家安静的餐厅，甚或查令十字酒店的酒吧。然而，她却选择了牛津街约翰·刘易斯大厦三楼的啤酒屋。

事实上，这也有其便利的一面：我需要几米长的细绳穿窗帘、水壶除垢器和一些衣料补丁——裤子膝盖处裂开时，得把补丁熨烫在裤子的内衬上。在当地已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东西了：我住的地方，这些大有用处的小商铺大多早就变成了咖啡馆和房产中介。

进城的火车上，有个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塞着耳机，双目微闭，脑袋随着音乐晃动，丝毫不受外界影响，她的世界里只有音乐。突然之间，我想起了维罗妮卡在翩翩起舞。是的，她不跳舞——这是我说的——但有个晚上，她心血来潮，淘气起来，把我房间里的流行歌曲唱片翻了出来。

“放上一首，让我看看你跳舞。”她说道。

我摇摇头。“跳探戈得要两个人。”

“那好，你先跳，我一会儿跟你一起跳。”

于是，我放了张转速每分钟45的胶木唱片，穿过房间走向她，像个骷髅似的不自然地耸了下肩，双目微闭，仿佛尊重她的隐私，然后我就直接开跳了。无非就是展示了当时男生的一些基本舞步，看起来颇有个性，但实际上都在模仿风行一时的规范动作：甩头，阔步，扭肩和顶骨盆，时不时还伴有激动地抬起胳膊和低沉的哼吟。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以为她还坐在地板上，正在嘲笑我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却在那里轻盈起舞：秀发半掩脸庞，小腿紧绷而有力，那曼妙的身姿让我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学过芭蕾。我看了她一会儿，不知道她是在邀请我加入还只是在随着忧伤蓝调起舞。事实上，我可无所谓——我在尽情享乐，心中泛起一阵小小的成就感。过了一会儿，内德·米勒的《从贫民到国王》已经换到下一首鲍勃·林德的《缥缈的蝴蝶》, 我靠近她一些，但是她压根没有注意到，转啊转地就撞到我身上来了，几乎失去了平衡。这时我扶住了她。

“你看，跳舞也不是那么难的嘛。”

“哦，我从来不觉得它难。”她回答道，“嗯，很好。谢谢你。”她装作很正式地向我道谢，然后径直走过去坐了下来。“如果你还想跳的话就跳吧。我已经过足瘾了。”

毕竟，她还是跳了一次舞。

我在男子服饰用品店、厨具和窗帘商铺中奔波采购，最后去啤酒屋找她。我提前了十分钟，但显而易见，维罗妮卡已经在那里了，低着头看书，仿佛胸有成竹我一定能找到她。我把包放下的时候，她抬起头微笑了一下。我心里暗自忖度：你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白发苍苍、衰老憔悴嘛。

“我还是秃顶。”我说。

她继续微笑着，笑容少了一半。

“你在看什么？”

她把平装书皮翻过来给我看。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本书。

“这么说来，你终于看到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Z了。斯蒂芬·茨威格后面不可能还有人了吧。”

我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紧张？说话又像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了。再说，我还没看过斯蒂芬·茨威格的任何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