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怪鸱的叫声停下了，我听见星期日鸟的叫声，那是一只反舌鸟。它也鸣叫了一夜，但现在是白昼的歌声，不再是那种催人入眠、令人微醉的长笛般的声音。接着鸟儿都鸣唱了起来——马厩里的麻雀，生活在詹尼姑妈花园里的画眉，而且我也听见牧场里传来鹌鹑的叫声，现在屋里也亮了。但我并没有立即移动身子。我仍躺在床上（我是和衣而卧），双手抱头，上衣搭在一把椅子上，从那儿传来德鲁西拉的美人樱的淡淡香味，我注视着亮光的增长，它随着太阳变成玫瑰色。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路维尼亚穿过后院走来，进了厨房；我先是听见开门的声音，接着听见她把一抱劈柴放进箱子里，发出一片哗啦啦的声音。他们很快就要来到了——马车道上会停着四轮马车和二轮轻马车——然而并不是只待一会儿，因为他们也要先等着，看我要做什么。因而当我下楼去餐室时，房子里一片寂静，除了西蒙在客厅里打鼾之外别无声息，他也许仍坐在凳子上，但我并没有朝里面瞧，而是站在餐室的窗户前，喝着路维尼亚为我端来的咖啡，然后去了马厩。我穿过院子时，看见乔比从厨房门那儿盯着我，在马厩里卢什抬起头，越过贝齐的头看着我，他手里拿着一个马栉，不过林戈根本就没有看我。我们接着用马栉给朱庇特梳了毛。我并不知道我们梳理起来会不会有麻烦，因为以往总是爸爸先进来，触摸着它，叫它站好，它就会像一匹大理石雕刻的马（或者更精确地讲像一匹淡青铜马）那样站着，同时卢什梳理它的毛。但它也为我站着，有点不太听话可还是站着，然后梳理完毕，时间几乎已到九点，他们很快就要到了，我叫林戈把贝齐牵到家里去。

我来到家里，走进门厅。在此之前有段时间我尚无须心跳加剧，但现在是加剧了，我等候着，成为变更的一个部分，就好像由于他已死去并不再需要空气，他也就把一切随他带去，把在他所建造的墙壁之间他所完成的，要求的和假定的一切都带了去。詹尼姑妈一定是在等着的；她立即从餐室里走了出来，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衣着整齐，与爸爸的头发一样的头发在眼睛的上方梳得光滑油亮，那双眼睛倒与爸爸的眼睛不同，因为它们并非容不得他人，而只是专注，庄重而且（她也是聪明人）毫无怜悯。“你要走了吗？”她说道。

“是的。”我看着她。是的，感谢上帝，毫无怜悯。“你瞧，我想让大家认为我好。”

“我是这样认为的，”她说道，“即使你这一天都躲在马厩的厩楼里，我也认为你不错。”

“或许如果她知道我要走，无论如何也要进城。”

“不，”她说道，“不，巴耶德。”我们互相对视着，接着她沉静地说道，“好啦，她醒了。”于是我登上楼梯。我平稳地上着，步伐不快，因为如果我上得快，心跳就又会加剧，或者我须在拐弯处或楼梯顶慢上一秒，不会再往前行了。因而我缓慢地、平稳地走着，穿过门厅来到她的门口，敲了敲把门打开。她正坐在窗前，穿着清晨在卧室里常穿的那种柔软宽大的衣服，只是她从未真正像是清晨在卧室里的那副样子，因为无头发可散披在她的肩上。她抬起头来，坐在那儿用她那狂热明亮的眼睛看着我，我记得那根美人樱枝仍在我的上衣翻领里，突然她又大笑了起来。那笑声似乎并不是从她口中发出来的，而是就像汗水一样从她整个脸上迸溅出来，而且又是以一种可怕、痛苦的痉挛迸溅出来，就好像当你呕吐得受到伤害时你却仍须再次呕吐一般——迸溅在她的整个脸上，眼睛除外，那双明亮而又含有疑意的眼睛从笑声中看着我，就好像它们是属于他人一般，就好像它们是处于一个充满了喧嚷的容器的底部的两块无生命的焦油或者煤炭的碎片一般：“我吻了他的手！我吻了他的手！”路维尼亚走了进来，詹尼姑妈一定派她直接跟在我后面的；我还是缓慢平稳地走着，这样心跳就不会加剧，走下楼梯，詹尼姑妈站在门厅里的枝形吊灯的下面，那样子就像昨天晚上威尔金斯太太在大学里站着时一样。她手里拿着我的帽子。“即使你整天躲在马厩里，巴耶德。”她说道。我拿过帽子，她闲适地说着，语调愉快，就像是对一个陌生人、一位客人说话：“以前在查尔斯顿我常见到许多偷过封锁线的人，你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并不是因为他们帮助延长南部邦联，而是在大卫·克洛科特或者约翰·塞维尔对小孩或者愚蠢的年轻妇女会表现出的样子的意义上。他们中有一个人，一个英国人，那儿没有他的事；那当然是钱了，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对我们来说他却成了大卫·克洛科特，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忘记钱是什么了，忘记我们能用钱来做什么。在他改变他的名字之前，他一定曾经是个绅士，或者与绅士有所交往，他有一个七个词的词汇，不过我必须承认他用得非常精彩。头四个词是，‘我要喝酒，谢谢’，然后，他喝了酒之后，就会使用那剩下的三个词——越过香槟酒，对不论何种弄皱的衬衫胸部或者袒胸露颈的长外衣说道：‘没有血污的月亮。’没有血污的月亮，巴耶德。”

林戈牵着贝齐在前门台阶上等着，他还是没有看我，他的脸色阴沉，即使在递给我缰绳时也是萎靡不振。但他一言不发，我也没有回过头看。无疑我动身恰是时候，我在大门口与康普生的马车打了个照面，我们互相经过时康普生将军举起帽子，我也举起我的帽子。进城有四英里远，我还没有走上两英里，就听见身后有马匹赶来，我并没有回过头去看，因为我知道那是林戈。我没有回头看，他骑着一匹驾马车的马赶了上来，骑到我的身旁，盯着我的面孔细看了一会儿，那是张阴沉而又毅然的脸，他的眼珠转着看着我，又无礼又瞬变又通红；我们骑着马继续前进。现在我们进了城里——那条长林荫街道通向广场，广场末端是新的县政府；现在是十一点，早已过了早饭时间，却又不到中午，因而街上只有女人，也许没有人认出我来，或者起码在我们到达广场之后，才会有人在行走之中突然僵立在路上，就好像腿里包含着意想不到的眼睛和憋住的气息，它们到那时才开始起作用，我心中想，要是我在到达他的办公室开始登楼梯之前能够隐身就好了。但我并不能隐身，我并非隐身人；我们骑马来到霍尔斯顿旅馆的前面，我看见沿着穿廊栏杆的那排脚突然闲适地走了下来，我并没有看他们，我把贝齐停下，等着林戈下马，我下了马，把缰绳递给他。“在这儿等着我。”我说道。

“我要跟你一起去。”他说道，声音并不大，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着，互相悄声说着话，就像是两个阴谋家似的。接着我看见那把手枪，从他的衬衫里面露出了它的轮廓，也许就是我们杀死格鲁比那天从他那儿得到的那把手枪。

“不，你不能去。”我说道。

“我要去。”

“不，你不能去。”于是我朝前走去，在炎热的阳光下走在街道上。时间几乎已到正午，除了上衣的美人樱的味道之外，我什么也闻不到，就好像它把一切阳光、秋分在其中无从达到的一切悬浮的强烈热量都聚集了起来，并且把这热量蒸馏出来一般，令我在一片美人樱的烟云中行走，那样子就像我走在雪茄烟云中一样。接着乔治·怀亚特来到我的身边（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五六个爸爸老骑兵连的人在身后几码处，乔治的手搭在我的胳臂上，把我拉到一个门口，目光一片渴望的神态.就像憋足了气息似的。

“你带着那把大口径短筒手枪了吗？”乔治说道。

“没有。”我说道。

“好，”乔治说道，“那种枪还真不容易玩弄，除了上校谁也使不灵，我从来就用不了，所以拿着这把，我今天早晨试过了，万无一失。拿着。”他已经在笨手笨脚地把手枪往我口袋里塞了，这时昨天晚上德鲁西拉吻我的手的时候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似乎也发生在他身上了——有某种东西通过接触被直接传送到他赖以生存的简单准则上去了，而根本不用通过脑子：因而他也突然后退站着，手拿着枪，用苍白义愤的眼睛盯着我，悄声说着，嗓音由于愤怒而变细了：“你是谁？你是姓沙多里斯吗？凭着上帝发誓，要是你不杀他，我就杀他。”现在涌在我胸际的并不是急剧的心跳，而是一种想大笑的骇人欲望，想像德鲁西拉那样大笑，同时想说：“这就是德鲁西拉说的话。”但我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道：

“我来处理这件事，你离开这儿，我不需要帮助。”接着他的狂热的眼睛逐渐失去了光泽，完全就像你拧灭一盏灯一样。

“嗯，”他说道，把手枪放回自己的口袋里，“你会原谅我的，年轻人，我本应该知道你不会做会使约翰不得安息的事的。我们会跟着你，在台阶底下等着。记住：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自昨天早晨他就一直坐在那间办公室里，已经心烦意乱了。”

“我会记住的，”我说道，“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我已经动身前行了，却又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了这么一句，“没有血污的月亮。”

“你说什么？”他说道。我没有回答。现在我已穿越了广场自身，走在炎热的阳光之中，他们跟在后面，不过跟得不太近，因而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又看见他们，周围是一双双漠然的死气沉沉的眼睛，那些目光也还没有追随着我，他们在商店面前和县政府门口那儿，等候着，我就是在那儿停了一下脚步。我镇定地继续走着，笼罩在美人樱枝现在散发出的强烈香味之中。接着阴影落在我的身上，这次我没有再停，我看了一眼那个钉进砖里的褪了色的小招牌，上面写着律师B.J.雷德蒙，然后我就登上台阶，楼梯被来打官司的乡下人的沉重而又不知所措的靴子磨得斑驳陆离，给吐出的烟草搞得全是污迹，我沿着昏暗的走廊朝前走，来到上面又有B.J.雷德蒙的名字的门口，敲了一下把门打开。他坐在桌子后面，比爸爸高不太多，但比爸爸粗壮，整天坐着听人们讲话的人身子就会变粗，他刚刮过脸，穿着新亚麻衫；他是位律师，但那张脸却不像是律师——与身材相比，那张脸要瘦得多，神情紧张（而且是的，悲惨；这一点我现在知道了），在近来剃刀留下的干净稳健的刮痕下面透出一片精疲力竭来，他握着一把平放在面前桌上的手枪，手枪松散地在他手下，没有朝什么目标瞄准。这间整洁干净的暗黑房间里没有酒味，甚至也没有烟草味，尽管我知道他是吸烟的。我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镇定地朝他走去。从门口到桌子不到二十英尺远，但我却似乎在一种既无时间又无距离的梦幻般状态中行走，就好像这种单是行走的行为并不比他的坐着更打算包围空间一般。我们没有说话，就好像我们两人都知道，话语会传达出什么而且那又毫无用处，他本可以说，“出去，巴耶德，走开，孩子”，然后说，“抽签吧，我让你先抽”，而且又会像他从未说过一个样。因而我们没有说话，我只是镇定地朝他走去，同时手枪也从桌子上抬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可以看见枪筒倾斜起来，从透视角度看缩小了，我知道不会击中我，虽然他的手并未颤抖。我朝他走去，朝那支握在坚如磐石的手中的手枪走去，并没有听见子弹飞出的声音。也许我连爆炸的声音都未听见，不过我记得橘黄色的烟花突然出现在他的白衬衫面前，与当年出现在格鲁比的油腻的邦联上衣面前的情况一般无二；我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从透视角度看是缩小了的倾斜的枪筒，我知道那枪筒并没有瞄准我，橘黄色的烟花又一次闪现了出来，这一次我也没有听见子弹击出的声音。这时我停下了脚步，事情结束了。只见手枪猛地落在桌子上，他放下手枪，松弛下来，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我看着他的脸，也知道当周围没有什么可提供给肺脏时缺乏空气是什么样子。他站起身来，痉挛地把椅子推到后面站了起来，头令人费解地突然低了下去；他的头仍然低向一边，一只胳臂向前伸出，好像他看不见东西似的，另一只手搁在桌子上，好像他不能独自站立一般，他转过身，穿过屋子来到墙边，从帽架上取下帽子，头仍低向一边，一只手向前伸出，沿着墙跌跌撞撞地走着，从我身边过去，来到门口，走了出去。他是勇敢的，无人否认。他走下楼梯，到了外面的街上，乔治·怀亚特和爸爸的老骑兵连的那另外六个人在街上等着，其他人现在也开始跑了起来；他戴着帽子，昂着头在他们中间走过（他们告诉我，有人朝他喊道：“你把那孩子也杀死了吗？”），一句话也不说，直盯着眼前，背冲着他们，来到车站，那列开往南方的火车刚刚进站，他没有带行李就上了车，什么也没有带，从杰弗生离开，从密西西比离开，永远也没有回来。

我听见他们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然后是走在走廊里，然后进了屋子，但是有那么一会儿（当然不太长）我仍然在桌子后面坐着，就像他当时坐着的那样，扁平的手枪在我的手下面仍一团暖气，我的手在手枪和我的前额之间逐渐麻木起来。接着我抬起头，只见这间小屋子里全是人。“天哪！”乔治·怀亚特叫道，“你从他手里夺过枪，又没有打中他，两次没有打中他？”然后他自己回答了——德鲁西拉拥有那种与暴力的融洽关系，而在乔治身上那种与暴力的融洽关系成了实际的性格判断：“不，等一下。你甚至连一把小刀都没有带就走了进来，让他两枪都没有击中你，我的天国里的上帝啊。”他转过身，喊道，“滚开，见鬼去吧！你，怀特，骑马去沙多里斯家，告诉他家里人全结束了，他一切皆好。骑马去吧！”他们出发了，离开了；即刻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他目光苍白阴郁凝视着我，那凝视在沉思着，但却绝非进行推论。“嗯，的的确确，”他说道，“——想喝点什么吗？”

“不，”我说道，“我饿了，我没有吃早饭。”

“我想是的，你要是早晨起来打算做你刚才做的事，就不会吃早饭。来，咱们去霍尔斯顿旅馆。”

“不，”我说道，“不，不去那儿。”

“为什么不？你并没有做什么丢人的事。要是我本人的话，我不会那样做，不管怎么说，我会朝他开一枪。但那是你的做法，要不然你就不做了。”

“是的，”我说道，“我还会这样做的。”

“我要是那样就该死了——你想跟我回家吗？我们会有时间吃饭，然后骑马到那儿，并不耽误——”但我也不能那样做。

“不，”我说道，“毕竟我并不饿，我想我要回家。”

“难道你不想等着和我一起骑马出去吗？”

“不，我要走了。”

“不管怎么说，你不想待在这儿。”他又四下看了看屋子，屋内火药烟味犹存，仍然停滞在死一般的热空气之中，不过现在看不见了，他那狂热、苍白，未向内翻的眼睛稍微眨了一下。“噢，天哪，”他又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们家里杀人已够多了而又没有——来。”我们离开办公室。我在台阶底下等着，不久林戈牵着马过来了，我们又穿过广场。在霍尔斯顿旅馆的栏杆那儿已经没有脚了（此刻是十二点），但他们那伙人站在门口，举起了帽子，我也举起了我的帽子，我和林戈骑着马继续前行。

我们走得并不快，很快就到了一点，也许是一点以后；四轮马车和二轮轻马车马上就要开始离开广场了，于是我在牧场的尽头从马路上折了出去，我骑在牝马上，想不下马就把大门打开，最后还是林戈下了马打开的门。我们顶着炽热的阳光穿过牧场，我本可以看见家，但我并没有朝那儿望。然后我们来到树荫底下，那是河边低地的密不透气的浓密树荫，旧横木仍然倒在矮树丛之中，我们曾在那儿建了围栏，把北佬的骡子藏起来。不久我听见潺潺流水，接着又看得见闪闪的阳光。我们下了马。我仰面躺着，心中想，心脏要是想急剧跳动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了，但是心脏并未急剧跳动起来。我睡了过去，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几乎睡了有五个小时，而且根本什么梦也没有做，但醒来时却在哭着，伤心得一哭而不可收拾。林戈正蹲在我的旁边，太阳已经落山，可是有一只不知叫什么名的鸟仍在什么地方鸣唱着，开往北方的晚班车鸣着汽笛，那列火车显然停在我们的信号停车站上，又开始运行，断断续续不停地噗噗喷着气。过了一会儿我不哭了，林戈用他的帽子从河里取来一帽子水，但我还是自己来到河边洗了脸。

牧场里还有不少亮光，但怪鸱已经开始叫了起来，我们到家时，木兰丛中一只反舌鸟在鸣唱，现在是夜晚的歌声，那种催眠的令人微醉的歌声，月亮又像印在湿沙子上的后跟轮圈。门厅里只有一盏灯，因而一切全结束了，不过我仍能闻到鲜花的芬芳，甚至压倒了我外衣上的美人樱的香味。我并没有再看他。我离开家之前本来是要看他的，但并没有看，我也没有再看他，我们对他的一切记忆都是不好的记忆，因为一个记忆并不能判定他已死去，就像这个家并不能保存他的躯体一样。但我没有必要再看他，因为他在那儿，他会永远在那儿；也许德鲁西拉所说的他的梦并非他所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是他遗留给我们的某种东西，那种东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却，每当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闭上眼睛的时候，那种东西就甚至会呈现出他的肉体的形态。我进了家，起居室里没有灯光，只有从镶着詹尼姑妈的彩色玻璃的西窗户里射进来的晚霞，我正要上楼，这时看见她正坐在窗户旁。她并没有叫我，我也没有说出德鲁西拉的名字，我只是来到门口站在那儿。“她走了，”詹尼姑妈说道，“乘的是晚班车，她去了蒙哥马利，去丹尼森那儿了。”丹尼结婚已快一年了，他住在蒙哥马利，攻读法律。

“我知道，”我说道，“那么她没有——”不过说这话也没有用处了；杰德·怀特一定是一点前就到了家，告诉她们了。而且詹尼姑妈也没有回答，她本可以对我说谎的，但并没有这样做，她说道：“过来。”我来到她的椅子面前。“跪下，我看不见你。”

“点上灯不好吗？”

“不用。跪下来。”于是我在她的椅子旁跪了下来，“这么说你度过了一个好极了的星期六下午，不是吗？跟我说说。”接着她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注视着那两只手抬起，好像她要使它们停止移动似的，我感觉到它们落在我的肩膀上，就好像它们有自己所有的独立生命似的，也好像它们试图做某种事情，可是为了我的缘故她正尽力予以抑制和阻止。接着她放弃了这种努力，或者说她不够强大，因为那两只手抬了起来，捧住了我的脸，使劲捧着，突然她泪如泉涌，泪水从她脸上滚滚而下，就像德鲁西拉大笑时那样。“啊，该死的沙多里斯一家子！”她说道，“该死的！该死的！”

我走过门厅的时候。从餐室里露出灯光，我听得见路维尼亚正在摆晚饭，因而楼梯处灯光明亮，但楼上的门厅是黑的。我看见她的屋门开着（屋门大开，毋庸置疑说明屋里再也没有人居住），这时我意识到，我原先并未相信她是真的走了。于是我没有朝屋里看，我来到我的房间走了进去。接着有老长时间我想到，我仍然闻到的是我上衣翻领中的美人樱的香味。我这样想着，穿过屋子，低头看着枕头，它就搁置在上面——一枝美人樱（她用不着看就会掐下六七枝来，而且是一般大小，几乎是同一个形状，就好像是用机器印出来似的）以那种香味充溢了房间，充溢了薄暮，充溢了傍晚，她说，你能透过马匹的气味单独把它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