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是在过去十八年间写就的。在获得它们现在的形式之前，其中五个是新闻报道和电影剧本，一个是电视连续剧。还有一个是十五年前我接受采访时的录音，听我讲述的那个朋友将其整理出来并发表了，我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重写了一遍。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创作经验，值得在这里絮叨一番，哪怕是为了让那些有志于以后成为作家的孩子从现在就开始了解，写作这种“恶习”是多么贪婪和熬人。

第一次萌生这个念头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缘于一个醍醐灌顶的梦。那时我已经在巴塞罗那住了五年。有一天，我梦见参加自己的葬礼，走在一群朋友中间，大家穿着肃穆的黑衣，气氛却像过节般热烈。所有人都因为相聚而感到快乐。而我则比任何人都快乐，因为死亡给了我这个同拉丁美洲的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他们都是我最老最亲同时也阔别最久的朋友。葬礼结束，人们开始散去，我想陪他们一同离开。但其中一个朋友的话却如当头棒喝，让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节日已经结束。“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他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梦，我却将它解释为自己身份认同感的觉醒，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来写一写发生在那些旅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身上的奇闻异事。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因为那时候我刚写完《族长的秋天》——那是我写得最艰难、最冒险的一部作品——正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写点儿什么。

在大约两年间，我把脑海中闪现的那些我没拿定主意如何处置的题材都记录了下来。在决定开始做这件事的那个晚上，因为家里没有笔记本，孩子们借给我一个学生用的作业本。在我们频繁的旅行中，他们总是将它装在书包里背来背去，生怕弄丢了。最后本子上积累了六十四个题材，以及相关的各种细节，只差落笔了。

一九七四年，从巴塞罗那回到墨西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不应该像我一开始计划的那样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应该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在纪实报道的基础上，以诗歌创作的匠心赋予它们灵性。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但没有哪本是整体构思和处理的，每个故事都是独立、偶然的个体。因此，如果能用一条线索将所有故事串联起来，并赋予它们统一的基调和风格，使它们在读者的记忆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六十四个故事的写作将会是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险。

头两个故事，即《雪地上你的血迹》和《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完成于一九七六年，立刻就在几个国家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我一天也没有停顿，但当第三个故事，也就是关于我自己葬礼的那篇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比写一部长篇小说还要累。第四个故事也是如此。我根本没力气把它们写完。个中原因今天我已明了：写一个短篇小说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为一部长篇小说开头。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必须把一切都确定下来：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有时候甚至要确定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之后的部分，作家体会到的则是单纯的写作的快乐，那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私密、最自我的一种愉悦。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花费整个余生来修改自己的作品，那是因为他在结束时和开篇时一样意志坚定。而短篇小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没有感受到煎熬，那么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经验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换个思路重新开始，或者直接把它扔进废纸篓。不记得是谁用一句令人欣慰的话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经验：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是由于他撕毁的东西而非他发表的。虽然并没有把这些故事的草稿和笔记撕毁，但我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把它们遗忘了。

我记得那个作业本一直放在墨西哥家中的书桌上，淹没在一大堆书本纸张里。直到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找别的东西时，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它了，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但当确信它真的不在书桌上时，我感到一阵恐慌。我们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移开家具，还拆掉了书架，就为确定它没掉到书架后面。我们还问遍了家里的用人和朋友，现在看来这一举动几乎是不可宽恕的。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唯一可能的——或者听上去合理的——解释是，在我常常发起的纸张清理运动中，某一次，这个作业本被扔进了废纸篓。

我的反应令自己都感到吃惊：那些被遗忘了近四年的题材对我来说成了一件关乎名誉的事。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它们。通过努力，我得以重建其中三十个故事的笔记，过程之艰辛绝不亚于把它们写出来。在努力回忆的同时，我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筛选。狠心剔除了那些我感觉难以处理的题材，最后剩下十八个。这一次我振作精神，决心一鼓作气把它们写出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已经对它们失去了热情。不过，我并没有像平时忠告年轻作家的那样，把手稿扔进废纸篓，而是重新把它们装订存档，以备万一。

一九七九年，当开始写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我发现自己在两部作品之间的空档丧失了写作的习惯，重新提笔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三月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每周为几个国家的报纸写一篇文章，以避免手生。那时我突然想到，我同笔记本上那些题材的龃龉之处仍然在于其文学体裁。事实上，它们不应该是短篇小说，而应该是新闻报道。在发表了其中五个之后，我再次改变了看法：它们更适合拍摄成影视作品。于是诞生了后来的五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

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写作新闻报道和影视剧本，使我对这些故事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导演们在故事中注入了他们的想法，我在将它们写成现在这个最终版本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想法从我自己的想法中挑出去。此外，同时与五个不同的创作者合作，让我发现了一种写这些故事的新方法：有空时就开始写，感到疲惫或者有事情临时插进来时就放下，然后开始写另外一个。在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十八个题材中的六个进了废纸篓，其中就包括我的葬礼，因为实在无法描绘出梦境中那种欢欣的气氛。而剩下的故事则像有了呼吸，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它们就是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写作，去年九月它们已经准备好付印了。要不是因为在最后时刻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它们早已结束了不停地进出废纸篓的朝圣之旅。这些故事发生在欧洲的几个城市，我凭着遥远的记忆描述那些地方。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我想要印证一下我的记忆是否忠实。于是我开始了一趟短暂的追寻之旅，去了巴塞罗那、日内瓦、罗马和巴黎。

这些城市没有一个与我的印象有丝毫相似之处。跟今天的整个欧洲一样，其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吃惊，曾经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线。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完成本书最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时光的流逝能赋予我：一种置身于时间之中的视角。

这次幸运的旅行结束之后，我把所有故事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在狂热的八个月时间里，我无须拷问自己，真实在哪里结束，想象从哪里开始，因为我怀疑，也许二十年前我在欧洲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怀疑令我受益。从那时开始，写作变得十分流畅，以至于有时我会觉得，写下这些文字是出于纯粹的叙述的快感，仿佛整个人都飘浮在空中。此外，同时写作所有故事，随心所欲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这种方式使我能够尽览全景，不但避免了因为频繁地幵始而感到疲惫，也更容易发现文中无关紧要的冗余词句和致命的前后矛盾。我认为，我已经收获了最接近我理想的短篇小说集。

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克服了挣扎犹疑，现在这本书已经准备好被送到各位的书桌上。除了最早的两个，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同时完成的，结尾处标注的是我动笔的时间。在这个版本中，故事是按照它们在笔记本上的顺序排列的。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故事来说，后一版总是比前一版更好。那么如何确定哪个是最终版本呢？这是一个职业秘密，没有理性原则可循，只能遵从直觉的魔力，就像厨师知道什么时候汤熬得正是火候一样。无论如何，以防万一，我不会再去读它们。我从来不会再去读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担心自己会后悔。读过这些故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处置它们。幸运的是，对于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来说，被扔进废纸篓，它们应该会有回家的轻松感觉。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九二年四月于卡塔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