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公司的业务员到得如此准时，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还穿着睡袍，顶着一头发卷，几乎没时间往耳边别一朵红玫瑰，好让自己看上去不像自我感觉的那样讨人嫌。打开门后，她对自己的形象更加懊悔了，站在门口的殡葬推销员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阴郁呆板，那是一个腼腆的年轻人，穿着格子外套，打着有小鸟图案的彩色领带。尽管巴塞罗那春寒料峭，斜风细雨的天气常常比冬季还让人难以忍受，他却并没有穿大衣。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曾接待过无数男人，哪个钟点都碰到过，这次竟然感到有些难为情。她刚过完七十六岁生日，确信自己将在圣诞节前死去。即便如此，她也恨不得关上门，请客人再等一会儿，好让她梳洗打扮一番，以跟他相称的体面方式来接待他。但随即她又觉得，待在黑暗的楼梯间他会冻坏的，于是便请他进来。

“请原谅我这蝙蝠似的模样。”她说，“但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待了五十多年，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准时赴约。”

她说一口流利的加泰罗尼亚语，纯正得稍显陈腐，虽然语调中仍隐约可见已被遗忘的葡萄牙语的韵律。尽管上了年纪，且满头都是金属发卷，她仍然是一个苗条、有活力的穆拉托女人，粗硬的头发，黄色的眼睛，目光锐利。从很久以前，她就已经对男人失去了好感。推销员刚从明亮的街上进来，还未适应屋里的昏暗，因此没有对她作任何评论，只是在黄麻纤维编的脚垫上蹭了蹭鞋底，然后躬身吻了一下她的手。

“你很像我那个年代的男人。”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的笑声像一阵冰雹落下，“坐吧。”

虽然从事这行时间不长，但他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受到如此兴高采烈的接待，还是在早上八点钟。何况对方是一位并不慈祥的老妇，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从美洲逃出来的疯子。因此，他一直站在离门一步之遥的地方，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与此同时，玛利亚拉开了厚重的长毛绒窗帘。四月的惨淡阳光并没有让狭小精致的客厅明亮多少，这儿更像是古董店的玻璃橱窗，里面摆的日用物件一件不多，一件不少，每件都被放置在最合适的位置，搭配得恰到好处。即使是在巴塞罗那这样一个古老又神秘的城市里，也很难找到布置得比这更好的房子。

“对不起，”他说，“我走错门了。”

“我也希望如此。”她回答说，“但死神可不会走错门。”

推销员在餐桌上摊开一幅折叠了好多次的示意图，像航海图一样，上面分布着不同颜色的小块，每个色块上都标注着很多十字和数字。玛利亚明白，这是巨大的蒙特惠奇山公墓的全景图。她怀着深深的恐惧，回忆起玛瑙斯墓地的情景。在十月的暴雨中，貘在无名的坟头和装饰着佛罗伦萨彩色玻璃的探险者陵墓间嬉戏。在她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醒来，泛滥的亚马孙河变成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泥塘。她亲眼看到自家院子里漂着裂开的棺材，棺材缝里露出死人的衣角和头发。这就是她选择蒙特惠奇山而不是圣赫瓦西奥那个小墓地作为安息之所的原因，虽然后者就在附近，而且她很熟悉。

“我想要一个永远不会被淹的地方。”她说。

“那就是这里。”推销员用随身携带的形状像钢笔、可以伸缩的小棍指着地图上的一处，“没有哪个海可以升到这个高度。”

她在布满色块的地图上寻找，直到找到墓地的大门，那里有三座相邻的墓，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名字，安葬着在内战中死去的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和另外两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每天晚上都有人用铅笔、画笔、木炭、眉笔，甚至是指甲油，按照埋葬的顺序，在空白的墓碑上写下他们各自的全名。而每天早上，为了不让人弄清楚在无言的大理石下长眠的究竟是谁，墓地的看守会把字迹擦掉。玛利亚参加了杜鲁提的葬礼，那是巴塞罗那有史以来最悲伤、最群情激奋的葬礼。她希望自己能葬在附近，但是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公墓绝无可能实现，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条件是，”她说，“不能把我装进那种只存放五年的抽屉里，就像待在邮筒里一样。”然后，她突然想起最要紧的一点，补充说：

“尤其是，必须让我躺着下葬。”

事实上，由于墓地预售的推广做得声势浩大，有传闻说他们正在推行垂直安葬法以节省空间。推销员解释说，那是一些传统殡葬公司恶意散布的谣言，就是为了诋毁分期付款购买墓地这种新兴的营销方式。这番说辞他背得滚瓜烂熟，一听就知道重复过无数次。正说着，门上传来三记轻叩，他有些不确定地停了下来，但玛利亚示意他继续。

“别担心，”她很小声地说，“是诺伊。”

推销员继续刚才的话题，玛利亚对他的解释感到满意。然而，在去开门之前，她想要对已经在心中酝酿成熟多年的想法做个总结。自从经历过玛瑙斯那场传奇的洪水，甚至最私密的细节她都考虑到了。

“我想说的是，”她说，“我要找一处地方，可以躺着被葬在地下，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如果可能的话，夏天能有树荫，而且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把我掘出来扔到垃圾堆上。”

她打开临街的门，进来一只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的小狗，它那轻松自在的劲儿跟屋子里的其他东西格格不入。它刚在附近散完步，一进来就兴高采烈地撒起欢来。它跳上桌子毫无目的地吠着，差点儿在墓地的地图上留下几个泥爪印。但主人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它安静下来。

“诺伊，”她平静地说，“下来！”

小狗缩成一团，惊恐地看着她，两颗晶莹的泪珠从脸上滑落。这时候，玛利亚回过头，准备继续与推销员交谈，发现他一脸困惑。

“见鬼！”他惊呼道，“它哭了！”

“难得在这个时候看到家里有人，它特别兴奋。”玛利亚轻声向他道歉，“通常它进门的时候比男人们更知礼。除了你，正如我刚才看到的。”

“可是它哭了！真他妈见鬼！”推销员重复道。但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红着脸道歉：“请原谅，但这种事我在电影里都没见过。”

“只要有人教，所有的狗都能做到。”她说，“事实上，很多狗的主人一辈子都在教它们一些让它们受罪的习惯，比如在盘子里吃饭，按时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相反，却不教那些它们喜欢的很自然的事，比如哭和笑。我们说到哪儿了？”

剩下的事就很简单了。玛利亚不得不接受夏天没有树荫的地方，因为这个墓地中为数不多的阴凉地儿都是为政府中的达官贵人们预留的。而合同里的条件和支付方案都是多余的，因为她想通过现金预付来享受折扣。

一切就绪之后，推销员一边把文件装回文件夹，一边用目光审视房间，被它的精致典雅震动了。他重新打量着玛利亚，就像是刚见到她一样。

“我能问您一个很冒昧的问题吗？”他说。

她领着他朝门口走去。

“当然可以。”她说，“只要不是关于年龄。”

“我有一个癖好，根据屋子里的摆设来猜测屋主的职业，但恕我眼拙，”他说，“您是做什么的？”

玛利亚笑得喘不过气来：

“我是妓女，孩子。难道我现在看上去不像了吗？”

推销员脸红了。

“我很抱歉。”

“应该感到抱歉的是我。”她伸手抓住他的胳膊，免得他把脑袋撞到门上，“当心点儿！在把我好好安葬之前，你可不能先把头磕坏了。”

一关上门，她就抱起小狗开始爱抚它。从附近的幼儿园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她用美丽的非洲嗓音跟着唱了起来。自从三个月前在梦中得到自己行将就木的预兆，她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更依恋这个陪伴她挨过孤独的小生灵。她对身后财产的分配和躯体的归宿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即使立刻就死，也不会烦扰任何人。靠着手头的积蓄，当年她主动选择了退休。这些财产虽然没有凝结太多苦涩的付出，却也是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她选择了古老而高贵的格拉西亚村作为最后的栖身之所，如今这里已经被扩张的都市吞噬了。她买下这套夹层公寓的时候，周围一片废墟，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熏鱼的味道，被硝酸盐腐蚀得千疮百孔的墙面上还保留着某场不知名的战役的印记。尽管所有楼层都住满了人，却没有门房，潮湿阴暗的楼梯还缺了几级台阶。玛利亚改造了卫生间和厨房，用颜色明快的挂毯遮住墙面，窗户上装了斜角玻璃和天鹅绒窗帘。最后，她购置了精致的家具、日用品、装饰品、包着丝绸和锦缎的盒子，等等，都是法西斯分子从那些因战败落荒而逃的共和党人遗弃的房子里偷来的，她花了很多年，以可遇不可求的低价悄悄地一件一件买下来。她与昔日的唯一联系是同卡多纳伯爵的友谊。伯爵仍旧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来拜访她，同她一起吃顿晚餐，饭后例行公事地亲昵一番。但即使是这份从年轻时开始的友谊也是秘密的：每次伯爵都会谨慎地把带有家族徽章的车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在黑暗中步行到达她的住所，既是为了保护她的名声，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在这栋楼里，玛利亚不认识任何人，除了不久前搬进对门的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妇和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除了那家人，她没有在楼梯里遇到过任何一位邻居。

然而，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她才发现她同这个社区的联系比她曾经以为的要密切。这些淳朴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的民族荣誉感被羞怯内敛的性情掩盖住了。连那些最不值钱的小东西她都分给了心中最亲近的人，也就是那些住得离她最近的人。最后，虽然并不确信这样分配很公平，但毫无疑问，她没有落下任何一个应该得到她遗产的人。在这件事上她准备得如此充分，看到她完全凭记忆向记录员口述详尽的财产清单，每一样东西都有准确的中世纪加泰罗尼亚语名称，还有完整的继承人名单，包括他们各自的职业、住址，以及在她心中的位置，阿尔伯尔街的公证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为亲眼看到这一切感到自豪。

在墓地推销员来访之后，她变成了为数众多的陵园周日访客之一。跟旁边的墓地主人一样，她也在花坛里种下四季鲜花，浇灌新长出的草坪，并用园艺剪刀把它们修剪得几乎可以同市政府的草坪媲美。她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悉，最终开始疑惑，当初怎么会觉得这里那般荒凉。

第一次去陵园的时候，瞥见大门附近那三座无名墓碑，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她甚至没有停下来朝它们看一眼，因为几步之外就站着警觉的警卫。但是第三个周日，她利用警卫的疏忽，完成了自己最大的心愿之一：用唇膏在第一座遭受雨水冲刷的墓碑上写下杜鲁提的名字。从那时起，只要一有机会她就这样做，有时只写一个墓碑，有时候写两个、三个，每次表面都很镇定，心中却因怀旧而波澜起伏。

九月末的一个周日，她目睹了那个山坡上的第一场葬礼。三个星期后，某个冷风肆虐的下午，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女孩被安葬在她旁边的墓穴。到这年年底，已有七块墓地的主人入土为安。但在短暂的冬季，这个数字没有发生变化。她没有感到任何不适。随着天气逐渐转暖，从打开的窗户涌进来生活的种种喧嚣。她感觉自己更有活力去摆脱梦中那个神秘的预兆了。在最热的几个月里，卡多纳伯爵去山上避暑，回来后发现她甚至比五十多岁时那种令人惊异的青春状态更有魅力。

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玛利亚终于成功地让诺伊在布满了一模一样的墓穴的广阔山坡上辨认出了她的墓地，然后开始努力教它在空墓穴前哭泣，以便在她死后，它出于习惯会继续这么做。她 —次又一次带着它从家步行到陵园，把路上的标志性建筑指给它看，好让它记住从兰布拉大街出发的那趟公交车的路线，直到觉得它足够老练，可以独自前往。

最后演练的那个周日，下午三点，她为它脱下春天的小马甲，一方面是因为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把它放了出去。看着它摇晃着尾巴，扭动着结实而悲伤的小屁股，沿着树荫下的人行道一路小跑，越走越远，她几乎忍不住要落下泪来，为自己，也为它，更为了这么多年怀着共同的幻想度过的苦涩岁月，直到看见它拐过马约尔大街的街角，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十五分钟后，她在旁边的莱塞普广场坐上了从兰布拉大街出发的公交车，设法透过车窗看它而不被它发现。果然，它正在格拉西亚步行街的人行道上等绿灯，在一群欢度周末的孩子中间显得遥远而严肃。

“我的天，”她叹了口气，“它看上去多么孤独。”

她在蒙特惠奇山上顶着烈日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其间跟几个人打了招呼。记不清是哪几个周日，他们曾在这里痛不欲生地埋葬亲人。她几乎认不出他们了，因为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再穿着丧服，不再哭泣，在墓前放上鲜花的时候也不再想着死去的人。过了一会儿，所有人都走了，她听到一声凄厉的汽笛声，惊走了海鸥。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航行着一艘挂着巴西国旗的横渡大西洋的白色轮船。她多么希望它为她捎来一封来自某人的信，这个人为了她可能已经死在了伯南布哥的监狱里。五点刚过，诺伊就出现在山坡上，比预计的时间早到了十二分钟。它因为疲惫和炎热流着口水，但是像一个胜利的孩子一样得意扬扬。那一瞬间，玛利亚克服了对于没有人在她墓前哭泣的恐惧。

第二年秋天，她又开始觉察到不祥的征兆，却无法解释。心情越来越沉重。她又开始在大钟广场的金合欢树下喝咖啡，穿着狐狸尾毛领大衣，戴着假花装饰的帽子，这帽子的式样如此古老，以至于又开始流行。她绷紧了神经，试图解释自己的不安。她窥探兰布拉大街上卖鸟的女人们的喋喋不休、围着书摊的男人们的窃窃私语（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没在谈论足球），以及给鸽子喂面包屑的伤兵们深深的沉默。在所有地方她都捕捉到了确凿无疑的死亡信号。圣诞节到了，金合欢树之间亮起了五颜六色的彩灯，从各家的阳台上传来音乐和欢声笑语，一大群与我们的命运毫不相干的游客占领了露天咖啡座。但即便是在热烈的节日气氛中，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压抑的紧张，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占领街道之前一样。玛利亚亲身经历过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她无法控制内心的不安。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从睡梦中惊醒。一天晚上，就在她的窗外，国家安全局的爪牙枪杀了一个学生，因为他用大刷子在墙上写下了：“自由的加泰罗尼亚万岁！”

“我的天，”她惊讶地想，“好像所有东西都在跟我一同死去。”

只有在很小的时候，在玛瑙斯，她曾经体会过这样的焦灼：天亮前一分钟，暗夜里的各种噪音突然沉寂下来，水流停止了，时间也踌躇不前，亚马孙雨林陷入了深渊般的寂静，只有死亡的寂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那样无可纾解的紧张情绪中，四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卡多纳伯爵像往常一样来她家吃饭。

这种拜访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伯爵总是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准时到达，带着一瓶国产香槟和一盒包心松露巧克力，为了不引人注目，还用当天的晚报包着酒瓶。玛利亚为他准备奶酪肉末卷饼和汤浓肉烂的煨鸡，这是那些家世显赫的加泰罗尼亚人在他们的风光年代里最喜欢的菜肴，餐后还有用时令水果榨的果汁。她在厨房忙活的时候，伯爵就在唱机旁一边听着古旧版本的意大利歌剧片段，一边小口抿着波尔图葡萄酒，一杯就足以撑到听完所有唱片。

晚餐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一边吃一边聊天。饭后他们会凭着记忆做爱，毫无激情，过后两人都像经历了一场灾难。通常快到半夜的时候，伯爵才匆忙离去，离开前会在卧室的烟灰缸底下留二十五比塞塔。这是他在帕拉雷洛大街的一家旅馆里第一次见到玛利亚时她的价格，也是唯一一样经历了时间的侵蚀还保持原样的东西。

他们两人都没有思考过，这份友谊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玛利亚欠他一些不大的人情。在理财方面，他给过她一些适时的建议，教她如何辨别那些古董的真实价值，以及用什么方式得到它们才不会被发现是赃物。但最重要的是，当她待了一辈子的妓院认为她已经太老了，不符合现代口味，想把她打发到一个秘密的老年妓院，以每次五比塞塔的价格教小男孩们做爱的时候，是他为她指了一条明路：在格拉西亚区度过有尊严的晚年。她曾告诉过伯爵，她十四岁时，母亲在玛瑙斯的港口把她卖给一艘土耳其轮船上的大副，他在穿越大西洋的航程中无情地蹂躏她，之后把她拋弃在帕拉雷洛大街肮脏的灯光下，身无分文，语言不通，没有身份。他们两人都清楚，彼此的共同点太少，即便待在一起，也不会少些孤独。但两人都没有勇气破除习惯的诱惑，直到一桩举国震动的事件使他们同时发现，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深深怨恨，又充满柔情。

他们的决裂发生得很突然。当时卡多纳伯爵正在听利西亚·阿尔巴内塞和贝尼亚米诺·吉利演唱的二重唱爱情歌剧《波西米亚人》，玛利亚在厨房听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的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轻手轻脚地走近厨房，也听了起来。三个巴斯克分裂主义者刚刚被判处死刑，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西班牙永恒的统治者，将决定他们最终的命运。伯爵长出了口气。

“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被枪毙了。”他说，“因为领袖是个公正的人。”

玛利亚用眼镜王蛇一般灼灼的目光盯着他，看到他金框眼镜后面毫无生气的眼睛、猛禽般的牙齿、习惯了黑暗潮湿的动物那样畸形的双手。他就是这样。

“那你就祈求上帝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她说，“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被枪毙，我就往你的汤里投毒。”

伯爵吓了一跳。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一个公正的妓女。”

卡多纳伯爵再也没有来过，玛利亚确信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周期结束了。事实上，直到不久之前，如果在公交车上有人给她让座，过马路时有人试图帮她，或者上楼梯的时候有人搀着她，她还会感到愤愤不平。但现在，她不但接受了，甚至开始觉得这是一种无奈的需要，希望被满足。于是，她请人做了一块无政府主义者的墓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日期，睡觉时不再插上门闩，万一她在睡梦中死去，诺伊可以把消息传递出去。

一个周日，她从墓地回来时，在楼梯平台上遇到了住在对门的小女孩。她陪着她走了好几个街区，一边看着她跟诺伊像老朋友一样嬉闹，一边以老祖母的坦率同她聊各种事情。在钻石广场，像计划的那样，她请小女孩吃了一个冰激凌。

“你喜欢小狗吗？”她问。

“特别喜欢。”小女孩回答。

于是玛利亚向她提出了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在心中酝酿的建议。

“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来照顾诺伊吧。”她说，“唯一的条件就是每周日放它自由行动。什么都不用担心，它知道该怎么做。”

小女孩很高兴。玛利亚也兴高采烈地回了家，觉得实现了心中酝酿成熟多年的梦想。然而，这个梦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不是因为迟暮的脆弱，也不是因为死神姗姗来迟，甚至都不是她自己的决定。命运为她选择了十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她离开公墓时，突然下起了暴雨。那时她刚在那三块无名碑上写下逝者们的名字，正朝公交车站走去。一阵突如其来的雨浇得她浑身湿透，她匆忙躲到一个废弃的街区的门廊下。这个街区看上去像是在另一个城市，倒塌的仓库、落满灰尘的厂房和巨大的货车使暴雨的喧嚣更加可怖。她试图用身体暖和被淋湿的小狗，与此同时，眼睁睁地看着挤得满满的公交车和插着停运小旗的空出租车一辆接一辆疾驰而过，没有一个人理会她求助的手势。就在她完全绝望，觉得只能指望奇迹的时候，一辆豪华的金色轿车几乎是无声无息地从洪水泛滥的街上驶过，突然在街角停下，然后倒回她站的地方。唰的一声，车窗神奇地降了下来，司机表示可以捎她一程。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玛利亚诚恳地说，“但是如果您能带我一段，让我离家更近一点儿的话，那就帮了我的大忙。”

“请告诉我您去哪儿。”司机坚持说。

“去格拉西亚。”她说。

没有任何触碰，车门自动开了。

“我也要去那儿。”他说，“上车吧。”

坐在弥漫着冷藏药品味道的车里，外面的大雨显得如此不真实，城市变了颜色，她感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而幸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事情都已注定。司机像是会魔法一般，驾驶车子在混乱的车流中游刃有余地前进。玛利亚有些难为情，不仅因为自己的狼狈，也因为在她膝头睡觉的小狗的可怜样儿。

“这简直是一艘远洋轮船。”她觉得应该说点儿体面的话，“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车，做梦都没梦见过。”

“事实上，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属于我。”他的加泰罗尼亚语说得磕磕绊绊，停顿了片刻，又用卡斯蒂利亚语补充道：“我一辈子的薪水加起来也买不起。”

“我能想象。”她叹了口气。

她斜着眼睛打量他，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孩子。他的脸被仪表盘的光映成了绿色，头发又短又鬈曲，侧影像一尊古罗马铜像。她想他并非美男子，但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身上那件穿得很旧的廉价皮夹克十分衬他。每次看到他回家，他母亲肯定感到非常幸福。只有那双粗糙的手能让人相信他真的不是这辆车的主人。

一路上他们没再交谈，但玛利亚感觉到他几次偷偷看她，这让她再次为自己到这把年纪还活着感到难过。她觉得自己既丑陋又可悲：刚开始下雨的时候她把做饭时用的手巾随便往头上一系，身上还穿着单薄的秋装，因为整天想着死亡，尚未想到换上应季的装束。

当他们到达格拉西亚区的时候，雨渐渐停了。夜幕降临，街灯亮了。玛利亚告诉司机把她放在附近的一个街角，但他坚持要把她送到家门口。不仅如此，他还把车停到人行道旁，这样她下车时就不会弄湿鞋子。她放开小狗，尽力用最体面的姿势下了车。但当她回头表示感谢时，遇到的却是让她呼吸暂停的男性目光。她与那双眼睛对视了片刻，不太明白是谁在期待什么，或是在期待谁。这时，他用非常坚决的口气问：

“我能上去吗？”

玛利亚感觉受到了侮辱。

“非常感谢您能捎我一段，”她说，“但我不允许您这样取笑我。”

“我没有理由嘲笑任何人。”他用卡斯蒂利亚语说，语气严肃而坚决，“更别提是对您这样的女士。”

玛利亚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也拯救过很多比他更大胆、为她死去活来的男人，但在漫长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做出决定。她听到他又问了一遍，语气没有丝毫改变：

“我能上去吗？”

她下了车，但没有关上车门。为了确保他能听懂，她用卡斯蒂利亚语回答说：

“悉听尊便。”

她走进昏暗的门厅，借着斜射进来的街灯的光线，开始爬第—段楼梯。她双膝发抖，被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恐惧她曾经以为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她在家门口停下脚步，颤抖着急切地在口袋里寻找钥匙，街上连着传来两下关车门的声音。跑在前面的诺伊刚想叫，她极其小声地命令它：“闭嘴！”几乎就在同时，她感觉到有人走上了那松松垮垮的楼梯，她的心都要跳出来了。那一瞬间，她重新完整地审视了一遍三年前那个改变她生活的隐含预兆的梦，恍然大悟。

“我的天。”她惊讶地想，“原来那不是死亡。”

最后她终于找到了门锁，听着黑暗中的脚步声，听着黑暗中正在靠近的那个和她一样惶恐的人越来越清晰的呼吸声，她意识到，等待了这么多年，在黑暗中忍受了这么多痛苦，都是值得的，哪怕只是为了经历这一瞬间。

一九七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