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时他们到达边境，妮娜·达肯德发现自己戴着婚戒的手指还在流血。一个戴着漆皮三角帽还顶着粗羊毛毯子的警卫提着碳灯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同时努力不让自己被比利牛斯山的狂风掀倒。尽管这是两份合法的外交护照，警卫还是提高灯对照了一下他们的面容跟照片是否一致。妮娜·达肯德几乎还是个小女孩，眼睛像欢快的小鸟，蜜糖色的皮肤在一月阴冷的夜晚依旧散发着加勒比阳光的暖意。她的大衣一直包到脖子，是用貂颈部的毛皮做的，整个边境驻军一年的工资加起来都买不起。开车的是她的丈夫比利·桑切斯·德阿维拉，比她还小一岁，几乎和她一样漂亮，穿着苏格兰格子外套，戴着网球帽。跟妻子相反，他是运动型的，个子很高，下额棱角分明，一看就是那种不善言辞、有些粗鲁的人。但最能体现他们身份地位的是这辆银灰色的轿车，车内散发着豪华的野性气息，在这穷人聚集的边境上绝无仅有。后座上堆满了全新的行李和很多还没打开的礼物。还有一个高音萨克斯，妮娜·达肯德曾将生命中大部分激情寄托于此，直到在海滨浴场被她可爱的“流氓”那别扭的爱所征服。

当警卫把盖了戳的护照交还他们时，比利·桑切斯问他哪里可以找到药店，好处理一下妻子受伤的手指。警卫迎着风大喊，到昂代伊去问，在法国那边。但昂代伊的警卫们躲在装了玻璃窗的温暖明亮的岗亭里，穿着单衣坐在桌边，一边打牌一边蘸着酒吃面包。只须瞧一眼这车的体积和档次，警卫们就示意他们进入法国。比利·桑切斯按了几次喇叭，但警卫们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其中一个拉开玻璃窗，用比狂风还愤怒的声音吼道：

“妈的！快滚蛋！”

于是妮娜·达肯德把大衣领子竖起来盖住耳朵，从车上下来，用纯正的法语问那个警卫哪儿有药店。警卫嘴里塞满了面包，习惯性地回答这不关他的事，何况是在这样的风暴天，然后关上了窗户。但是接着他又定睛看了看这个女孩，她正吮吸着受伤的手指，整个人笼罩在天然貂皮闪烁的光泽中，使他恍惚觉得像是万圣夜某个神秘的形象。于是他立刻改变了态度，解释说，离这里最近的城市是比亚里茨，但因为是严冬，加上正刮着狂风，也许要到更远一点儿的巴约纳才能找到一家开门的药店。

“很严重吗？”他问。

“没什么事。”妮娜·达肯德微笑着说，给他看了下戴着钻戒的手指，指肚上有一个被玫瑰刺破的伤口，几乎看不出来，“就是被扎了一下。”

在到达巴约纳之前又开始下雪。才刚晚上七点，街上就空无一人，所有房子都因狂风怒号而大门紧锁。他们转了很多圈也没找到一家药店，决定继续往前走。比利·桑切斯对这一决定感到高兴。他对新奇的汽车有一种不知疲倦的激情，而他的父亲对他怀着深深的负罪感，而且也有满足他的经济实力。这辆作为结婚礼物的可折叠式敞篷宾利带给他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他在方向盘前是如此陶醉，以至于越开越兴奋。他们在波尔多的锦绣酒店预定了新婚套房，他决心当晚到达，不管是狂风还是大雪都不能阻止他。相反，妮娜·达肯德感到筋疲力尽，尤其是在从马德里过来的最后一段公路上，那段路崎岖狭窄，天上还下着冰雹。过了巴约纳之后，她用手帕紧紧地缠住无名指，希望把血止住，然后就睡着了，睡得很沉。快到半夜时比利·桑切斯才发现她睡着了。这时雪已经停了，在松树之间穿梭的风也突然平息了，荒原上的夜空缀满了冰冷的星星。已经过了一片漆黑的波尔多，但他只是在公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一下，给车加满了油，因为他感觉自己还有足够的精神一口气开到巴黎去。他对这个价值两万五千英镑的巨大玩具相当满意，甚至没顾上问一句睡在他身边的这个光彩照人的女孩是否同样兴奋。她缠在无名指上的手帕已经被鲜血浸透，在她少女的梦中，第一次掠过阵阵不安的阴影。

三天前，他们在一万公里外的卡塔赫纳举办了婚礼，大主教亲自为他们祝福。对于这段婚姻，他的父母很吃惊，她的父母则很失望。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明白他们相爱的真正原因，谁也不知道这段出人意料的爱情是如何开始的。一切都始于婚礼前三个月。那是一个周日，比利·桑切斯带着一帮小混混突袭了马韦利亚海滨浴场的女更衣室。妮娜·达肯德刚满十八岁，不久前才从瑞士圣布莱斯的沙泰勒尼寄宿学校回来。她会说四种语言，每一种都口音纯正，而且精通高音萨克斯。那是她回来以后第一次到海边过周末。她脱光了衣服，正准备换上泳衣，这时隔壁更衣室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和推攘时的惊叫声，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她那个更衣室的门闩被撞得粉碎，她看到面前站着一个她所能想象的最俊美的坏蛋。他只穿了一条豹纹内裤，身材匀称，肌肤富有弹性，泛着海边居民特有的金色光泽。右手腕戴着一个罗马角斗士那样的金属手环，手上缠着一根铁链，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脖子上挂着一个没嵌圣像的小牌子，随着他心脏的跳动静静起伏。两人都出身于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从殖民时期起就肆意操纵着这座城市的命运。他们俩曾一起上过小学，也曾在生日聚会上一起戳破过很多糖果袋。但因为多年不见，第一眼并没有认出彼此。妮娜·达肯德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做任何动作来遮掩自己赤裸的身体。然后比利·桑切斯开始了他幼稚的仪式：脱下豹纹内裤，向她展示自己惊人的坚挺武器。她直视着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

“我见过更大更坚硬的，”她压制着内心的恐惧，“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你要想清楚。想要和我在一起，你必须表现得比黑人更好。”

事实上，妮娜·达肯德不但还是处女，而且到那时为止，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赤裸的男人。但她的挑衅起了作用。比利·桑切斯当时唯一想到的就是狠狠地朝墙上打了一拳。因为铁链还缠在手上，手骨折了。她开着自己的车送他去了医院，帮助他度过了恢复期，最后两人一起学着以正确的方式做爱。在妮娜·达肯德家内院的露台上，他们度过了七月那些炎热难熬的下午，她家族中六代显赫的祖先都是在那座宅子里过世的。她用萨克斯吹奏流行歌曲，而他，手上打着石膏，躺在吊床上凝望着她，惊叹不已。这是拉曼加街区最大最古老的宅子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最丑的。宅子里有很多落地窗，朝向海湾的一潭死水。但是在下午四点的酷暑中，妮娜·达肯德吹奏萨克斯的那个露台却是一处避暑胜地，铺着棋盘格瓷砖，对着一个种满芒果树和香蕉树的阴凉庭院。树荫下有一座坟墓，前面立着一块没刻名字的石板，它们比这座宅子以及这个家族的记忆更古老。就连那些最不懂音乐的人都能感觉到，萨克斯的声音跟这座有着如此厚重历史的宅子很不协调。“听上去像一艘军舰。”妮娜·达肯德的奶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说。她的母亲则徒劳地想让她演奏时仪态优雅一些，而不像现在，为了舒服，把裙子撩到大腿，而且双膝分开。母亲觉得，那种放荡的性感并不是演奏音乐所必需的。“我不在乎你演奏什么乐器，”母亲对她说，“只要你演奏的时候把两腿并上。”但正是这种军舰离港似的音乐和对爱的执着使妮娜·达肯德能够打破比利·桑切斯苦涩的外壳。因为结合了两个高贵的姓氏，他一直顶着残暴愚蠢的恶劣名声。在这恶名之下，她发现了一个胆怯而脆弱的孤儿。在手骨恢复期间，他们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一个雨天的下午，他们俩单独在家，她把他带上了自己的闺床。爱来得如此自然而流畅，让他感到惊讶。卧室的墙上挂着英勇的祖先和贪婪的老祖母们的肖像，他们都曾在这张古老的床上享受过云雨之欢。有将近两周的时间，每天下午这个时候，他们俩都在先人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一丝不挂地寻欢作乐。即使在做爱的间歇，他们也赤身裸体，开着窗户，呼吸着从海湾那边过来的混合着废船残骸的恶臭的空气。在不吹萨克斯的时候，他们倾听庭院中日常的嘈杂，香蕉树下癞蛤蟆单调的呱呱声，雨水落在无名墓上的声音，他们以前没有时间去了解的生命自然的脚步。

当妮娜·达肯德的父母回到家时，他们俩已经在爱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了。世上其他事情都被他们抛在了脑后，他们随时随地缠绵，试图把每一次都当成一次新的探索。一开始他们尽其所能在比利·桑切斯那些运动轿车里做爱，那是他父亲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赠予他的。然后，当在车里做爱对他们来说变得易如反掌时，两人在晚上钻进马韦利亚空无一人的更衣室，那是命运让他们相遇的地方。最后，在十一月的狂欢节期间，他们乔装改扮，在客西马尼古老的奴隶社区那些暗娼的庇护下，躲在出租屋里亲热。就在几个月前，那些暗娼还不得不忍受比利·桑切斯和他那帮小混混的骚扰。妮娜·达肯德将以前倾注在萨克斯上的狂热转向这些幽会，直到她那被驯服的小恶棍终于体会到她最初所谓的“必须表现得像个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比利·桑切斯有求必应，不但能很好地满足她，而且跟她一样乐此不疲。婚礼之后，他们第一次做爱是在穿越大西洋的飞机上。当空姐们都睡着了，两人勉强挤进飞机的卫生间，气喘吁吁，更多的是因为乐不可支，而非性爱的愉悦。婚礼之后二十四小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妮娜·达肯德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因此，在到达马德里的时候，他们虽然早已不是初尝禁果的恋人，但相互之间还有足够的激情使他们表现得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双方父母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在下飞机之前，一位礼宾官登上头等舱，给妮娜·达肯德送来一件白色貂皮大衣，镶着闪闪发亮的黑色绲边，那是她父母送给她的结婚礼物。给比利·桑切斯的是一件那个冬季的新款羊皮外套，还有一串没刻商标的车钥匙，那是一个惊喜，正在机场等待着他。

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在贵宾厅迎接他们。大使和大使夫人是两家共同的老朋友，而且，妮娜·达肯德出生时是当年还是医生的大使亲手接生的。为了迎接她，他捧着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连花瓣上的露珠都像是假的。她因为自己作为新娘显得太过年轻而有些不自在。行过问候的贴面礼后，她接过了那束玫瑰，但是被花茎上的一根刺扎伤了手指。她以一句风趣的话将这一不幸事件带了过去。

“我是故意的，”她说，“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我的婚戒。”

事实上，外交使团的人全都在欣赏那枚光彩夺目的戒指，它必定价值不菲，不只是因为上面那些很高级的钻石，更是因为它在历史传承中保存得完好无损。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那根手指开始流血。随后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了那辆新车。大使先生别出心裁，把车运到了机场，用玻璃纸包上，还打了一个巨大的金色蝴蝶结。但比利·桑切斯没有对他的创意表现出任何赞赏，因为急切地想要看到车子的真容，他一把撕开了包装纸，然后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这是当年新出的可折叠式敞篷宾利，全真皮内饰。天空像一件灰蒙蒙的斗篷，从瓜达拉马山脉刮来的风冰冷刺骨，暴露在这种恶劣天气中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是比利·桑切斯对冷还没有概念，他把整个外交使团晾在没有屋顶的停车场，仔细欣赏着爱车，甚至把车内最隐秘的细节都检视了一遍，全然没有意识到，为了维持礼仪，那些人都快冻僵了。接下来，大使先生坐在副驾驶座，指引他把车开到大使官邸，那里已经为他们设下了接风午宴。一路上，大使向他介绍这座城市的名胜，但他似乎一心沉醉于新车的魔力中。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在那里，他上过所有私立和公立的学校，但永远都在念同一个年级，直到最后因人人嫌弃而辍学。第一次看到跟家乡不一样的城市，那一栋栋灰色的房屋，大白天也亮着灯，光秃秃的树，遥远的海，这一切都加重了他心中无助的感觉，他努力压制着。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他很快就忘掉了这种感觉。一场短暂的狂风悄然而至，那是这个冬季的第一场大风。当他们吃完午饭从大使官邸出来，准备去往法国的时候，整座城市披上了一层亮晶晶的雪。比利·桑切斯忘记了他的车，当着所有人的面欢呼雀跃，抓起雪往自己头上撒，还穿着羊皮外套当街打滚。

狂风过后，下午天空重又变得清澈。离开马德里时，妮娜·达肯德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手指在流血。她很惊讶，因为在隆重的午宴结束之后，她还曾吹奏萨克斯为喜爱用意大利语演唱歌剧咏叹调的大使夫人伴奏，那时她几乎没有感觉到无名指有任何不适。一路上，她一边给丈夫指点去往边境最近的路，一边在每次流血时下意识地吸吮手指，到达比利牛斯山的时候才想到要找一家药店。但因为连日来旅途劳顿，她很快就睡着了，梦中感觉车子行驶在水上。当她带着对噩梦的印象突然醒来时，很长一段时间都忘了她手指上还缠着手帕。她看了一眼仪表盘上亮着的钟，已经凌晨三点多了。她在心里计算了一下，这才意识到，他们早就过了波尔多，也过了昂古莱姆和普瓦捷，正在穿过被洪水淹没的卢瓦尔河的堤坝。月光透过薄雾照射下来，松树环绕的城堡的剪影仿若出自童话。凭着记忆，妮娜·达肯德估计大约再过三小时就能到巴黎了，而比利·桑切斯在方向盘前仍然毫无倦意。

“你简直是个野人。”她说，“开了十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吃。”

他对新车的着迷劲儿还没过去。尽管在飞机上没怎么睡，他却自我感觉很清醒，有足够的精力在天亮时到达巴黎。

“在使馆吃的午饭还没消化完呢。”他说。然后又毫无逻辑地补充道：“再说了，在卡塔赫纳，这时候人们还没从电影院出来呢。现在也就十点左右。”

尽管如此，妮娜·达肯德还是担心他会在开车的过程中打盹。她从在马德里收到的众多礼物中翻出一个盒子打开，试图往他嘴里塞一块蜜橘，但他扭头躲开了。

“男子汉不吃甜点。”他说。

快到奥尔良时，雾气渐渐消散，一轮圆月照亮了白雪覆盖的田地，但交通状况却变得更糟糕了，路上挤满了往巴黎运蔬菜的大货车和运酒车。妮娜·达肯德很想替丈夫开一段，但她甚至不敢暗示这个意思，因为第一次约会时他就提醒过她，对于男人来说，没有比让自己的女人开车更大的羞辱。在熟睡了五个小时后，她感觉很清醒，而且也很高兴他们没有停在法国哪个乡下小旅馆。她从小跟随父母旅行过无数次，很有经验。“那儿有着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她说，“但即便一个人快要渴死了，都不会有人给他一杯免费的水喝。”她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在临行前最后一刻又往手提包里塞了一块香皂和一卷卫生纸，因为法国的旅馆里从来没有香皂，厕纸都是前一个星期的报纸裁成的小块，挂在钩子上。此时此刻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浪费了一整晚没有做爱。她丈夫立刻给出了回应。

“我刚好在想，在雪地上做一定很刺激。”他说，“就在这里，如果你愿意。”

妮娜·达肯德认真地想了一下。在公路旁边，月光下的雪看上去蓬松而温暖，但是随着靠近巴黎郊区，车流越来越密集，还有几座灯火通明的工厂和无数骑着自行车的工人。如果不是冬天，这会儿应该已经天色大亮了。

“最好还是等到了巴黎再说。”妮娜·达肯德说，“暖暖身子，找一张铺着干净床单的床，就像其他已婚人士那样。”

“这是你第一次拒绝我。”他说。

“显然，”她回答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成为已婚人士。”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在路边一家小餐馆洗了脸，上了厕所，在吧台喝了咖啡，吃了几个热的羊角面包。旁边有几位卡车司机在吃早饭，喝的是红酒。妮娜·达肯德在洗手间注意到衬衫和裙子上有血迹，但是并没有试图清洗。她把被血浸透的手帕扔进垃圾桶，把婚戒换到左手，用水和香皂仔细清洗了受伤的手指。伤口小得几乎看不见。然而，她一回到车里，手指又开始流血，于是她把手臂伸出窗外，想着田野上寒冷的空气有助于止血。这一举动仍是徒劳，但她还是没有警觉起来。“如果有人想要找到我们，简直易如反掌。”她带着天生的幽默说，“只要跟着雪地上我的血迹就行了。”接着她仔细想了想自己说的话，在第一缕晨曦中，笑靥如花绽放。

“想象一下，”她说，“雪地上的血迹，从马德里到巴黎。你不觉得这像一首很美的歌曲么？”

但她没有时间细想这些了。到了巴黎郊区，伤口开始血如泉涌。她真切地感觉到灵魂正在经由伤口离开身体。她试图用手提包里装的卫生纸阻断血流，但还没来得及包住手指就已被鲜血浸透，不得不扔出窗外。她身上的衣服、大衣、车座慢慢地都被血浸透了，但两人都无计可施。此时比利·桑切斯才真的感到害怕了，坚持要找一家药店。但这时候她已经明白，这并不是药剂师可以解决的事。

“我们马上就要到奥尔良门了，”她说，“继续往前开，沿着勒克莱尔将军大街，就是最宽、树很多的那条，然后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这是整个旅途中最艰难的一段。勒克莱尔将军大街是交通枢纽，挤满了小汽车和摩托车，双向都堵得严严实实，中间还夹杂着开往市中心市场的巨型卡车。嘈杂而无用的喇叭声让比利·桑切斯烦躁不已，一路上跟好几个司机互相用粗话大声辱骂，甚至差点儿下车去跟其中一个打架。但妮娜·达肯德最终使他相信，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粗野的民族，但从不打架。这再次证明了她出众的理性，因为那时，她正尽力使自己不失去意识。

光是走出贝尔福狮子广场的环岛就花了一个多小时。咖啡馆和超市都亮着灯，就像夜里一样。这是巴黎一月份一个典型的周二，天灰蒙蒙的，到处都脏乱不堪，没完没了地飘着没能凝成雪花的细雨。所幸丹费尔-罗什洛大街还比较通畅，驶过几个街区后，妮娜·达肯德示意丈夫右转，把车停在一座巨大而阴森的医院的急诊入口处。

她需要有人帮助才能下车，但是并没有慌乱，也没有丧失清醒。在等待值班医生的时候，她躺在担架床上，回答着护士关于身份和病史的例行询问。比利·桑切斯带着她的包，紧握着她戴着婚戒的左手，感觉那只手冰冷无力，而她的嘴唇已经失去了血色。他一直陪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直到值班医生赶到，对她受伤的手指迅速做了检查。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古铜色的皮肤，秃头。妮娜·达肯德没有注意他，而是望着丈夫，青灰色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别害怕。”她的幽默感无可抵挡，“唯一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这位食人魔把我的手砍下来吃掉。”

医生完成了检查。尽管带着奇怪的亚洲口音，他准确无误的西班牙语仍旧让他们大吃一惊。

“不会的，年轻人。”他说，“我这个食人魔宁可饿死也不会砍下一只如此美丽的手。”

他们有些茫然，但是医生用一个亲切的手势让他们平静下来，然后下令把担架床推走。比利·桑切斯紧握着妻子的手，想要跟上去。医生用胳膊阻止了他。

“您不能去。”他说，“她要去重症监护室。”

妮娜·达肯德再次向丈夫报以微笑，然后挥手告别，直到担架床消失在走廊尽头。医生落后几步，研究着护士在登记表上写下的内容。比利·桑切斯叫住他。

“医生，”他说，“她怀孕了。”

“多久了？”

“两个月。”

医生对这个消息并不像比利·桑切斯预想的那样重视。“你做得很好，的确应该告诉我。”他说完就跟着担架床走了。阴郁的大厅里飘着一股病人的汗味儿，比利·桑切斯站在原地，看着妮娜·达肯德被带走后空荡荡的走廊，不知道该做什么。之后他就跟其他等待的人一起坐在木头长椅上。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当他决定离开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又黑了，雨还在下。他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他已经被这个世界的重量压垮了。

根据几年后我在这家医院的档案中查到的，妮娜·达肯德于一月七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入院。第一个晚上，比利·桑切斯就睡在停在急诊入口处的车里。第二天一大早，他在他找到的最近的咖啡馆吃了六个煮鸡蛋，喝了两杯加牛奶的咖啡，因为自从离开马德里，他还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然后他回到急诊大厅，想去看妮娜·达肯德。里面的人费了好大劲儿终于让他明白应该从正门进去。在正门那里，他总算找到一个做服务工作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为他充当翻译，跟看门人交流。他确认了妮娜·达肯德的确已经在这里登记住院，但是只有每周周二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允许探视。也就是说，六天以后。他试图寻找那个说西班牙语的医生，将其描述为一个光头的黑人。但是就凭这两个简单的特征，谁也没法确认到底是谁。

妮娜·达肯德住院的消息让他安心了些。他回到停车的地方，一个交警要求他把车停到再往前两个街区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而且必须是奇数门牌号那一侧。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栋改造过的建筑，挂着“尼科尔旅馆”的招牌。这家旅馆只有一颗星，前厅很小，里面除了一张沙发和一架陈旧的立式钢琴别无他物，但是尖声尖气的店主能跟说任何语言的人交流，只要他们付钱。比利·桑切斯带着十一件行李和九个礼物盒住进了唯一一间空房，那是九楼的一间三角形阁楼。螺旋形楼梯里飘着一股煮菜花的味道，他爬到九楼时已经快喘不过气来。房间的墙壁上蒙着暗淡的织物，透过唯一的窗户只能看到灰蒙蒙的内院。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巨大的衣柜，一把简单的椅子，一个便携浴盆，一个盥洗台，上面放着脸盆和水罐，所以在这个房间里待着的唯一方式就是躺在床上。所有这些东西不止陈旧，可以说是破烂不堪，但幸好十分干净，还带着一股新鲜健康的药味。

以比利·桑切斯的生活经历，这个建立在精打细算基础上的世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无法破解的谜。他到底也没弄明白，楼梯里的灯为何总是在他到达他那层之前就熄灭了，他也不知道如何让它再亮起来。他花了半个早上才发现每一层的楼梯平台处都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他已然决定就在黑暗中上厕所了，这时意外地发现从里面插上插销灯就会亮，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人们忘记关灯。淋浴间在走廊尽头，他坚持每天洗两次，和在家乡时一样，洗澡是另收费的，而且只收现金。热水由管理处控制，每次只流三分钟就停了。不过，比利·桑切斯还算清醒，明白这种跟他的祖国迥异的秩序无论如何总比外面一月份的恶劣天气好点儿。此外，他感到茫然而孤独，不知道失去了妮娜·达肯德的庇护，自己将如何生活下去。

星期三上午，他一进房间就扑倒在床上，外套都没脱，想着他那几乎无所不能的小妻子还在街对面的医院里不停地流血。但睡意来得如此自然，他很快就屈服了。醒来的时候，表针指向五点，但他无法判断是下午五点还是早上五点，也不知道当天是星期几，窗外这座风雨交加的城市是哪里。他睁着眼躺在床上等着，一直在想妮娜·达肯德，直到确定天真的亮了。然后他去了前一天去的那家咖啡馆吃早饭，在那里得知当天是星期四。医院里亮着灯，雨已经停了，于是他靠在医院大门对面的一棵栗树上，看着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希望能碰到那天接诊妮娜·达肯德的亚裔医生。他没有看见他。午饭后的等待也毫无结果。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因为他快要冻僵了。晚上七点，他喝了一杯加奶的咖啡，吃了两个自己从食品柜里拿的煮鸡蛋。四十八小时前他在同一个地方吃了同样的东西。当他回到旅馆准备上楼睡觉时，发现其他所有车都停在一侧的便道上，只有自己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另一侧，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罚单。旅馆的看门人费了好大劲儿跟他解释，在一个月的奇数日期只能在奇数门牌号那一侧停车，偶数日期就得停到另一侧。这么多理性的花招对于一个典型的桑切斯·德阿维拉家族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理解。就在不到两年前，他还曾开着市长的专车闯进社区影院，当着警察的面撞死人，警察也无动于衷。他更不理解的是，旅馆的看门人建议他支付罚单，但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车挪走，否则到了晚上十二点他得再挪一次车。那天后半夜，他第一次不再只想着妮娜·达肯德，而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起了自己在加勒比卡塔赫纳公共市场的同性恋酒吧度过的那些悲伤的夜晚；想起了煎鱼的味道和码头小餐馆里的可可饭，那些码头总是停靠着阿鲁巴的纵帆船；想起了他那掩映在杜鹃花丛中的家，此刻那里应该还不到晚上七点，他似乎看到父亲穿着一身丝绸睡衣在清凉的露台上看报纸。

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任何时候他都不知道她在哪儿。迷人而健谈的母亲，每到傍晚就穿上礼服，耳边别着一朵玫瑰，因为那些华美布料的束缚热得喘不过气来。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闯进她的房间，吃惊地看见她跟她的一个露水情人赤身裸体待在床上。他和母亲从未谈论过这件事，它让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比爱更有用的同谋关系。然而，他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以及自己作为独生子的孤独人生中其他很多可怕的事情。直到这天晚上，在巴黎市内一间悲伤的阁楼里，他在床上辗转难眠，发现找不到一个可以向其诉说自己的不幸的人，同时又无比愤怒，因为他无法抑制哭泣的欲望。

这一夜的失眠也有收获。周五早晨，因为彻夜未眠，他起床时憔悴不堪，但他决心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他最终决定撬开行李箱换件衣服，因为所有钥匙都在妮娜·达肯德的包里，大部分现金和电话本也在里面，本来在电话本上也许可以找到巴黎某个熟人的电话。还是在那家咖啡馆，他发现自己已经学会了用法语打招呼，还有点火腿三明治和加奶咖啡。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点任何形式的黄油或者鸡蛋，因为永远学不会那些词的发音。但黄油总是随着面包一起上来，而煮鸡蛋在食品柜里就可以找到，不需要点，自取即可。此外，三天以来服务员都对他很熟悉了，能够帮助他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周五午餐时分，他绞尽脑汁，点了牛排配炸薯条和一瓶酒。喝完感觉很好，就又点了一瓶，喝了一半。吃完饭他穿过街道，下定决心要闯进医院。他不知道妮娜·达肯德在哪儿，但是那个亚裔医生出人意料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他。他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选择了急诊入口，他觉得那里的警卫会相对薄弱些。但他甚至没能走到妮娜·达肯德向他挥手道别的走廊。一个制服上有血迹的保安在他经过时问了一句什么，他没有理会。保安跟着他，一直用法语重复同一个问题，最后用力抓住了他的胳膊，使他不得不停下来。比利·桑切斯使出从前当流氓时的招数试图摆脱他，于是保安开始用法语问候他的母亲，并轻而易举地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几乎双脚悬空、疼得龇牙咧嘴的他拎到门口，像扔一袋土豆一样扔到当街。

那天下午，因为这惨痛的教训，比利·桑切斯开始变得成熟。他决定去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寻求帮助，要是妮娜·达肯德就会这么做。旅馆的看门人显得有些孤僻，实际上却十分热心，而且对各种语言都很有耐心。他帮比利·桑切斯在黄页上找到使馆的电话和地址，记在一张卡片上。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人，从她缓慢呆板的语调中，比利·桑切斯立刻听出了安第斯山脉的口音。他首先报上自己的全名，确信那两个姓氏会让那个女人大为震惊，但电话那头的声音没什么变化。他听到她用背熟的措辞解释说大使先生目前不在办公室，第二天才会上班，而且无论如何，除非有特殊的事情并且事先预约，大使是不会接见他的。于是，比利·桑切斯认识到，这条路也无法将他送到妮娜·达肯德身边，他以同样的礼貌谢过她，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使馆。

使馆位于爱丽舍大街二十二号，那里是巴黎最宜人的地段之一。但是，多年以后，比利·桑切斯在卡塔赫纳亲口告诉我，那个地方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自从到达巴黎，他第一次看到那里的阳光跟加勒比地区的一样明亮，埃菲尔铁塔伸出城市刺入晴朗的天空。接待他的不是大使，而是另一位官员，看上去像是大病初愈，不但穿着黑色的呢绒西服，领口紧扣，系着黑色领带，而且举止安静，声音温和。他对比利·桑切斯的焦虑表示理解，但不失温和地提醒他，此刻他们身处一个文明的国度，这里的严谨规则建立在最为古老和睿智的准则之上，跟野蛮的美洲相反：在那里，只要贿赂看门人就可以溜进医院。“不，我亲爱的年轻人。”他说。除了服从理性法则等到下周二，没有其他办法。

“无论如何，也不过四天时间。”他最后说，“在这期间，您可以去参观卢浮宫。很值得一去。”

离开使馆之后，比利·桑切斯发现自己站在协和广场上不知该做些什么。越过旁边的屋顶，他看到埃菲尔铁塔似乎离得很近，于是打算沿着码头走过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实际上要比看起来远得多，而且随着他的追寻，铁塔也在改变方位。于是他在塞纳河畔的长椅上坐下，想着妮娜·达肯德。他看着拖船从桥下穿过，感觉它们不像船，而像一座座漂泊的房子，有着彩色的屋顶，窗台上摆放着花盆，还拉了绳子，用来在甲板上晾衣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看一个一动不动的钓鱼人，连钓竿和水里的钓线都纹丝不动，直到看累了，也没有等到什么东西动一下。天色开始暗下来，他决定叫个出租车回旅馆。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记下旅馆的名字和地址，而且完全不知道那家医院位于巴黎哪个区。

他感到一阵恐慌，稀里糊涂地进了遇到的第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白兰地，同时试图理清自己的思绪。在沉思的过程中，他看见墙上有好多面镜子，从各个角度映出很多个自己，看上去惶恐而孤独。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了死亡的现实性。但随着第二杯酒下肚，他感觉好多了，突然想到可以返回使馆。他在口袋里摸索那张卡片，以期回忆起那条街的名字，赫然发现卡片背面印着旅馆的名字和地址。这次经历让他感觉如此沮丧，整个周末除了吃饭和把车停到相应的路边，他没有走出过房间一步。整整三天，外面一直在下着脏兮兮的小雨，跟他们到达的那天早上一样。比利·桑切斯从来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这时候却希望手头有一本，使自己不必一直无聊地躺在床上，但是他在妻子的行李箱里找到的几本书都不是西班牙语的。他只能继续干等着星期二到来，盯着壁纸上不断重复的孔雀图案，没有一刻停止想念妮娜·达肯德。星期一，他稍稍整理了一下房间，想象着如果她看到会说什么。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那件貂皮大衣上沾了血迹，已经干了。他从手提箱里找出香皂，整个下午都在洗这件大衣，直到它变得跟在马德里被送上飞机时一样。

周二天亮时分，空气浑浊而寒冷，但是没在下雨。比利·桑切斯六点就起床了，跟一大群捧着礼物和鲜花的患者亲属一起等在医院大门口。他随着人群走进医院，手臂上搭着貂皮大衣，什么都没打听，也完全不知道妮娜·达肯德会在哪里，但是他确信自己必须找到那个亚裔医生。他穿过一个很大的庭院，里面种着花，还有野生的小鸟。庭院两边是病房：女病房在右，男病房在左。他跟着那些访客进了女病房，看到一长排女病人坐在床上，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子洒在她们身上。他甚至想，所有这些都比在外面所能想象的更欢乐。他来到走廊尽头，然后又折回来找了一遍，直到确信这些女病人里没有妮娜·达肯德。之后他再次来到外面的走廊上，从窗口望着男病房那边，直到他自觉认出了他要找的那个医生。

真的是他。他正跟其他医生还有几个护士一起检查一个病人。比利·桑切斯走进那间病房，推开其中一个护士，站到了那个亚裔医生面前。医生正在俯身查看病人。比利·桑切斯叫了他一声。医生抬起那双冷静的眼睛，想了一下，认出了他。

“可是，见鬼，您这些天跑哪儿去了？”他喊道。

比利·桑切斯迷惑不解。

“在旅馆里，”他说，“就在那里，拐过去就是。”

于是他知道了一切。在巴黎最优秀的医学专家们徒劳地奋战了七十个小时之后，妮娜·达肯德于一月九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十分因失血过多而去世。直到最后一刻她都保持着镇静和清醒。她指点他们去雅典娜广场旅馆找她丈夫，因为他们在那里预定了一个房间，还提供了资料，好让医院联系上她的父母。使馆于周五收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那时候妮娜·达肯德的父母已经飞往巴黎。大使亲自负责遗体防腐处理及葬礼等事宜，并同巴黎警察局长保持联系，以期找到比利·桑切斯。从周五晚上一直到周日下午，一条紧急寻人启事在电台和电视台循环播放。在那四十个小时里，他是整个法国都在寻找的人。在妮娜·达肯德包里找到的他的照片被张贴在全城的大街小巷。有三辆同一型号的可折叠式敞篷宾利被找到，但没有一辆是他的。

妮娜·达肯德的父母于周六中午抵达巴黎，在医院的小教堂里守着遗体直到最后一刻，希望能找到比利·桑切斯。他的父母也收到了消息，已经准备好飞往巴黎，但最终因为电报上的差错没有成行。葬礼于周日下午两点举行，距离比利·桑切斯蜗居的旅馆陋室只有两百米，那时他正因为对妮娜·达肯德的爱受着孤独的煎熬。在使馆接待他的那位官员几年后告诉我，在比利·桑切斯离开他办公室一小时之后，他本人就收到了外交部的电报，然后一直在圣奥诺雷郊区街那些隐秘的酒吧寻找他。他承认在接待他时没太用心，因为根本没想到那个把羊皮外套穿得不伦不类、在时尚的巴黎显得愣头愣脑的渔村小子居然有如此显赫的家世。周日晚上，就在比利·桑切斯强忍着因恼怒而涌起的泪意时，妮娜·达肯德的父母放弃寻找，用金属棺材带走了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在之后很多年中，那些看到过妮娜的人们一直在说，从来没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此，当比利·桑切斯在周二早上终于进入医院时，妮娜已经在拉曼加街区凄凉的公墓中下葬了，距离他们初尝幸福滋味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在医院大厅里，告知比利·桑切斯这一悲惨消息的亚裔医生想要给他点儿镇静片，他拒绝了。他离开了医院，没有道别，也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他只想找个人用铁链暴打一顿，以报复自己遭遇的不幸。他离开医院的时候，甚至没有注意到雪片正从空中落下，没有血迹，柔软洁白，像是鸽子的羽毛，而巴黎街头一片欢腾，因为那是十年来第一场大雪。

一九七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