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脚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开始感到了教授对我提过的不利氛围。当然，还没有任何人找我去谈话，但我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教师们通常都在玛丽女士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天，口无遮拦地乱说一通，玛丽听到后，便好心地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几天后，校务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评估；我已经想象出委员们正在阅读街道委员会送来的报告，对这份材料，我只知道一点：它是秘密的，但对它的内容我不可能有丝毫的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委曲求全。必须丢卒保车，放弃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保全基本的阵地。然而，在我看来，我的爱情是我最后的阵地。是的，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突然开始明白，我爱我的那位服装女工，我真的十分爱她。

那一天，我跟她在一个教堂门前约会。不能在家里见面，不行。因为家还是家吗？一个四壁玻璃的房间还算是家吗？一个时时被人拿望远镜监视着的房间还是家吗？一个你必须把你所爱的女人藏起来，像藏一件走私品那样藏起来的房间，它还能算是一个家吗？

就这样，在我们家中，我们感觉并不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就像是擅入者，感到自己被领进一片陌生的领地，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抢劫的危险，一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们就如惊弓之鸟，丧失了冷静，每时每刻，我们都担心有人会来敲门，而且敲个没完没了。克拉拉回到了切拉科维采村，在这个家中，这个对我们变得陌生的家中，我们再也不想见面，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所以，我去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让他在晚上把他的画室借给我们。那一天，他第一次把钥匙给了我。

于是，我们又在一个屋顶之下相会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中，屋里有一个很小的长沙发，一个宽阔的斜面窗户，从窗户中望出来，能看到晚霞中的布拉格；在沿墙而挂的数量不少的绘画中，在艺术家的这片无忧无虑的狼藉和混乱中，我一下子就重新找到我那古老的自由感，这是多么甜美的感觉啊！我在长沙发上打滚，把开瓶钻钻入瓶塞，打开一瓶葡萄酒。自由，欢快，我滔滔不绝地谈着，陶醉于我们将要度过的美好的晚上和美好的夜。

只是，刚刚弃我而去的忧虑，将它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克拉拉身上。

我已经说过，她住在我家期间，曾经毫无顾忌，甚至流露出最最自然的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画室中相会，她却觉得很不自在。岂止是很不自在。“真丢人。”她甚至说。

“什么东西让你丢人了？”我问道。

“你竟向别人借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向别人借一套房子就让你丢人了？”

“因为这里头有某种丢人的东西。”

“我们没法不这样做。”

“我知道，”她说，“但是，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娼妓通常在自己的家里卖淫，而不是在借来的房子里。”

人们常说，女人的心灵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你就是用再理性的力量，也打动不了她心中非理性的坚固栅栏。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谈话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兆中。

我把教授对我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克拉拉，我还向她讲述了街道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我试图说服她，我们最终将排除一切障碍。

克拉拉先是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她说我应该对一切负责。“你能不能至少让我跳出这个服装厂呢？”

我回答说，现在，她应该稍稍耐心一些。

“你看，”克拉拉说，“你光会开空头支票，无论如何，你什么实事都没有做。眼下，就算是有人愿意帮我，我也无法跳出来，因为，由于你的错，我的档案里被记了一笔。”

我再三向克拉拉保证，我跟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的纠纷，决不会把她给带上的。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克拉拉说，“你为什么拒绝写那篇阅读报告。假如你写了，一切不就全都平安无事了吗？”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都太晚了，克拉拉，”我说，“假如现在我来写这篇阅读报告。他们就会说，我是出于报复才攻击他的论文的，这样，他们就将恼羞成怒。”

“为什么你就非得攻击他的论文呢？给他说一两句好话不就得了吗！”

“我不能这样做，克拉拉，这篇文章是不能写的。”

“那么此后呢？扮演真理捍卫者的角色，你就舒服了！当你写信给这家伙，说你的观点对《造型艺术思维》无足轻重时，你说的难道不是一片谎言吗？当你对他说，他企图诱惑我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当你谈到那位海伦娜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既然你已经撒那么多次谎了，你再多撒一次谎，给他的论文说句好话，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是挽救局面的惟一办法。”

“你瞧，克拉拉，”我说，“在你的想象中，一个谎言跟另一个谎言是相等的，可是你错了。我可以虚构无论什么东西，尽情地讥讽别人，搬弄各种各样的玄虚，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撒谎者；那些谎言，如果你想把它们称为谎言的话，就是我，就是我本来的面目；这些谎言，我不会用来遮掩任何东西，用这些谎言，我说的实际上是真理。但是，有些东西，提到它们时我是不能撒谎的。有些东西，我认识它们的本质，我理解它们的意义，我爱它们。我不对它们开玩笑。在这些问题上撒谎，就将降低我的人格，我不愿意，不要强求我那样做，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彼此不能理解。

但是，我真的爱克拉拉，为了让她不再责怪我，我什么都能做，我豁出去了。第二天，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她，后天下午两点钟，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