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图莱茨基夫人十分忠实于她有条有理的精神，在约定的时分，她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打开门，请她进来。

这样，我终于见到她的面了。这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很高，一张农妇一般的狭长脸，两只浅蓝色的眼睛映衬在瘦瘦的脸上。

“请宽衣。”我对她说。于是，她动作笨拙地脱下深栗色的长大衣，大衣的腰身很紧，剪裁得更古怪，使我联想到老式的军大衣。

我不想首先发起进攻；我想让对手先摊牌：扎图莱茨基夫人落座后，我便拿话语煽动她，让她挑起话头。

她说了起来，嗓音低沉，丝毫没有进攻性：“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找您。我丈夫始终对您怀有很大的敬意，不仅作为学者，而且作为人。一切取决于您的阅读报告，而您却拒绝为他写。我丈夫为他的论文花费了整整三年的心血。他的生活远比您艰难得多。他是个小学教师，他每天都要赶六十公里路去乡下教书。是我迫使他去年辞退了工作，好让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科研工作。”

“扎图莱茨基先生不上班了吗？”我问。

“不上班了……”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眼下，靠我一个人挣钱养家。科研，那是他的命。您还不知道他都在研究什么呢，您还不知道他写完了多少张纸呢。他总是说，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写三百页而只保留三十页。谁知道，后来出了那么个女人。请您相信我，我了解他，他是决然不会做那个女人所说的那种事的，看她敢不敢在我们面前重复一遍。我了解女人，她可能很爱您，而您却不爱她。她兴许想激起您的嫉妒。但是，您可以相信我，我的丈夫绝没有那种胆量！”

当我听着扎图莱茨基夫人的诉说时，我身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完全忘记了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由于这个女人，一个幽灵滑入了我和克拉拉之间；由于这个女人，我有那么多日子是在愤怒和折磨中度过的。现在，在我眼中，她和这个故事（我俩在其中不知扮演了什么角色）之间的整个联系，都变得那么混乱，那么松弛，那么出人意料。我突然明白到，我原先还想象我们自己跨在人生历险的马背上，还以为我们自己在引导着马的驰骋。实际上，那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幻觉；那些历险兴许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历险；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根本就不能表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对它们奇特的驰骋根本就没有责任；它们拖着我们，而它们自己也不知来自什么地方，被不知什么样的奇特力量所引导。

另外，当我紧紧地盯着扎图莱茨基夫人时，我似乎觉得，这双眼睛不能一直看透动作的背后，这双眼睛根本就没有在看；它们只是在脸的表面飘浮。

“您说的也许有道理，扎图莱茨基夫人，”我语调妥协地说，“也许，我的女朋友撒了谎。但是，您知道，一个嫉妒的男人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她，我昏了头。这样的事情，谁的身上都会发生的。”

“是啊，当然会发生的。”扎图莱茨基夫人说，显然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既然您自己已经承认了，这就好。我们担心您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弄不好，她会毁了我丈夫的一生，我甚至还没有说到这一切投在他身上的道德阴影。这些，人们毕竟还能忍受。但是，我丈夫最期待的，却是您的阅读报告。在那家杂志社，编辑们向他担保，这一切只取决于您。我丈夫坚信，假如他的论文发表了的话，他就最终被学术界承认了。现在，一切都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您写这篇报告吗？您能不能尽快地写出来呢？”

我复仇的时刻，我平息怒火的时刻终于来了，但是，就在这一分钟，我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愤怒，我对扎图莱茨基夫人所说的话，我都说了，因为我再也不能逃避了：“扎图莱茨基夫人，说到这篇报告，我有一个难点。我干脆对您说实话吧，我来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讨厌当着别人的面说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是我的弱点。我想方设法地躲避扎图莱茨基先生，我以为，他最终会明白我为什么老躲着不见他。实际上，是他的论文很差劲。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价值。您相信我的话吗？”

“我很难相信您说的这一点。不，我不相信您的话。”扎图莱茨基夫人说。

“首先，这一研究根本就没有独创性。您明白吗？一个学者应该永远带来新的东西；一个学者没有权利抄写众所周知的东西，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

“这篇论文我丈夫肯定不是抄袭的。”

“扎图莱茨基夫人，您一定读过……”我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扎图莱茨基夫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我没有读过。”

我很惊讶。“既然如此，那么，就请您读一读吧。”

“我的视力很糟糕，”扎图莱茨基夫人说。“五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读过一行字，但是，我根本用不着去读，就知道我的丈夫到底是诚实还是不诚实。这些事情凭感觉就能知道，并不需要特地去读。我了解我的丈夫，就像一个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了解他的一切。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永远都是诚实的。”

我不得不忍受最糟糕的事了，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读了几段她丈夫的论文，在这几段中，扎图莱茨基先生引用了好几位作者的观点。当然，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剽窃，却总归是对权威的一种盲从，可以看出来，这些权威在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心中启迪了一种真诚而又过分的崇敬之情。然而，很显然，没有一家严肃的科学杂志会发表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在何等程度上注意到我的解释，在何等程度听取它，理解了它。她乖乖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像一个士兵那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知道自己绝不应该擅离岗位。我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随后，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两只透明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用一种干巴巴的嗓音请求我原谅她。但是我知道，她并没有丧失对她丈夫的信任。她并没有责怪谁，她只责怪她自己，因为她没能够驳斥我的论点，在她看来，我的论点实在太晦涩，太难懂了。她穿上了她的军大衣，我明白，这个女人是一个士兵，一个彻头彻尾的士兵，一个忧郁而又忠诚的士兵，一个被长期的战役拖得筋疲力尽的士兵，一个无法理解命令的意义，却始终毫无怨言地执行命令的士兵，一个被打败的但又不失尊严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