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毫无顾忌地——恰恰相反——将垃圾箱从大楼小小的内院一直拖到大街上，指望着每天早上都把我们这些躺在床上的人惊吓一番，瞌睡被打断，像她一样。每当她让垃圾箱跳过隔开人行道和大门的两级台阶时，都会发出爆炸一样的喀嚓声，她正是靠这个声音惊醒我们。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的确，在门房职务要求她干的所有活计中，道丹太太最恨的就是这个活儿。而且毫无疑问，向来如此。但是我不相信在巴黎还有任何一个门房会像她那样憎恨得如此坚定顽强——如此过分，必要时可以这么说。任何东西，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缓解这种憎恨，习惯成自然的规律不行（她已经当了十年门房），生活经验和她的年纪也无济于事，连她与清道夫加斯东的友谊产生的强大鼓舞力量都爱莫能助。她每天都要反复思量此事，但她依然如故，深恶痛绝。而且从没有丝毫逆来顺受的意思。她和垃圾箱之间存在的，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正是有了这个，有了垃圾箱，她才能活。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她可能死去。关于垃圾箱，不止出于愤怒，也为了全面的取消。如果说别人有机会表现更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道丹太太，她，可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生活让她投入的主要战斗就在于此。

她没有一天不向某个房客重新证实她对垃圾箱的这种憎恨。她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憎恨理由。这些理由五花八门，而且毫无例外，全部都必然来源于显而易见的恶意。因为她每天都必须维持着它——这种恶意，她就得每天都拿一个房客当做议论资料。不管是谁。全街区最知名的成功人士也好，房客中最受尊敬的、最年长的、最有贡献的人士也好。一般说，谁最后倒垃圾，谁就得当道丹太太的出气筒。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之前，她还能忍耐，但对最后那一位，她必定大发雷霆。在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存在的一种特殊强制服从正在于此。要倒垃圾就得找挨骂。换句话说，因为人吃饭，所以人还活着，所以人还没有死。等于说，你们找挨骂，因为你们没有放弃吃饭，没有放弃活着，因为人只要不那个，不死，人只要不出门，就会有垃圾，除非让垃圾将自己淹没到窒息，你总得倒垃圾。再说，只要敢，人们一般都是这样回答道丹太太的。枉然。她根本不买这个观点的账。她说我们的理由不是理由，她不想听。

“所有的房客都跟他们的垃圾箱是一路货，”她说，“比起他们的门房，他们全都是无赖。”

假如道丹太太有一次赞同我们的观点，对她来说，而且在她最可靠的帮凶清道夫加斯东看来，那就意味着与她的敌人——房客们永远的妥协。

因此，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的房客，我们对拥有垃圾箱的权利，我想说，生活的权利，虽然心照不宣，我们却认为它十分肯定，然而我们的拥有权竟随时随刻遭到质疑。我们当中有几位，最天真的几位，眼看自己跟邻居，比如六号楼的房客相比，竟如此不受尊重，老是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那些人更为尊贵，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这些人，这些义愤填膺的人正是道丹太太最中意的人，她对这些人穷追猛打最有效果——而且可以肯定——也最快活。

那是极为辛苦的工作，她说，是她那样的年龄难以承受的活儿，之所以极为辛苦，是因为我们并非每天都倒垃圾。假如我们按应尽的义务每天倒垃圾，她解释说，垃圾箱就不至于那么重，她也就可以更容易地往大街上拖。然而，我们总一成不变地回答她说，归根到底，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不一定都在同一天倒垃圾，那岂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每两天倒一次垃圾，或者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三天倒一次垃圾，那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道丹太太说，“臭气方面，那不是一回事。再说，别讲什么理由，我自己每天倒垃圾，你们照我办就行了。”

我们又陈述同样的理由。而她却说：

“你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有把握，就像我呼吸一样有把握。”

我们当中有些人便放弃了争论。我们不再回答她。我并不每天倒垃圾，但我跟她解释了那是为什么，我对她说那有多么困难。当有人的垃圾箱里只有三根葱皮时，要他不等到第二天就把垃圾箱提到楼下，那是很难的。还有，人们也可能健忘，可能拖沓，可能等上一天再去迎战她的雷霆。道丹太太这才知道，有些人真心诚意希望每天倒垃圾，但他们不具备这方面应有的恒心。但愿这些人对此即便没有悔恨，也有那么点羞耻心，然而，人性就是如此……对上述那类房客，她倒可能倾向于将他们与房客群体稍加区别，起码区别于那些热中于强调他们的生存权、吃饭权、呼吸权，进而拥有垃圾箱权等等的人士。就好像问题是在这里似的。

她并不将她的那些道理当成祈祷文一般反复念诵，可是她利用起它们来反而巧妙得超乎寻常。她很清楚，有必要将那些道理加以变更，以便在我们这些房客面前保持她那垃圾箱烈士的威望。她很清楚自己那野蛮天才的影响力，这种天才可以解除最大胆人士的武装，也可以使最热中于争辩的人感到气馁。

不过，较之其他理由，她更少运用垃圾箱臭味这一点——显然是因为这个理由最能表达这一切于她意味着什么。诚然，在她的院子里，在她的门房旁边，垃圾箱里的垃圾一连几天存放不倒，这是她绝对受不了的，她不可能忍受这样的臭气，连想到这一点都万难忍受。然而，她不提这点。她只说：

“信教的人礼拜五吃鱼，礼拜天才见到鱼头。没道理。因此，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比起门房，房客全都是无赖。”

冷静想来，假如她自己确认有权感到垃圾箱太沉重，她却没有绝对把握认为自己有权感到垃圾箱太臭。因此，她只在愤怒的当儿才谈太臭，那时也就顾不得害臊不害臊了。假如说垃圾箱的重量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以严格地衡量、证实，那么，垃圾箱发出的气味却是相对的——只与她的感觉、她的嗅觉有关。众所周知，这种臭味为所有垃圾箱所固有。所有的垃圾箱都臭，人们就可能对她说，您干脆承认吧，您不适合这份工作。然而，她想说服我们的恰恰与此相反：圣欧拉利街五号楼的垃圾箱很特别，它比其他的垃圾箱更臭，任何门房都不可能忍受那样的气味。因此，她只用转弯抹角的奸诈方式操弄这个理由，为的是别一开始就暴露出她憎恶这个工作，以及她无论如何都可能憎恶这个工作。哪怕对准时倒垃圾的房客也如此。她不想损害自己对我们的影响力，也不想断绝与她的敌人的联系。要不，她还能怎样发泄她那让人感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怒气？这种怒气有时能持续四天，假如这怒气开始只针对一个房客，它很快就会扩展到别的房客，扩展到一般意义的房客群体，而且马上扩大到全人类——加斯东除外。因此，她不会笨头笨脑地对我们讲垃圾箱臭。她讲，瞧这些房客穿得那么讲究，从他们交的房租金额判断，他们是那么富有，谁也不可能相信他们会“虚伪”到竟能忍受家里的垃圾腐烂发臭好几天。她说，她，她自己，连她都受不了这样的情况。她，在生活里垃圾箱起着决定作用的她，她，卑贱中的最卑贱者，连她都忍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也许我们当中的某一位应该给别的房客写封信，替道丹太太说点好话。有时，我想，我可以充当这样一位房客。然而，这类信件永远是那么回事。与其说为了给房客们看——谁在房客们面前替他们的门房道丹太太说好话，房客们都会变得油盐不进——不如说为了什么？为了把信交给道丹太太和清道夫看。大家想，只有他们俩可能理解我，可能为我的努力而感动。可是后来呢，我能怎样坚持按时倾倒我自己的垃圾箱？我自己的一切行为能严谨到什么程度？何况我对道丹太太稍有不慎，她就会揭露说我那封信是额外的虚伪表现。何况，别人过分希望她好，她反而受不了，因为这再清楚不过地对她证实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缓和她这位门房遭受到的房客们的真正否定，而且她认为，每日的垃圾箱苦役已使这种否定具体化了。

因此，既然没有收信人，下面，就在这里，就是我可能愿意写的替她说好话的两种信件。这是其一：

“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硬说，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天天倒垃圾，垃圾箱比天天倒垃圾的垃圾箱重得多——而且天天倒垃圾是我们对她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只有在某个奇异的巧合使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天倒垃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换句话说，似乎一个礼拜总有那么几天我们都有这样做的心情，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同时行动，而且那几天又非常适宜倒垃圾。道丹太太声称，这种做法已经延续了好几年。而我们当中又没有任何人试图核实她的说法。事实上，也不排除她有道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就有一些比这个奇异得多的巧合，我们并没有怀疑这类巧合，因为它们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方式很诱人——比如一些毫无根据的消息——也因为那些巧合与我们无关，不会使我们受到任何约束。那我们就接受道丹太太的说法吧。为什么不呢？那就让我们作出这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垃圾吧。这样做，我们可以在她还能生活在我们当中的这段日子里让她得到最大的快乐。她会感到运送垃圾的苦活儿变得轻松了。而且，这苦活儿在她眼里会变成我们尊重她的标志，以及她战胜了我们的标志。”

假如我在这里谈及这封信，不会得罪任何人。然而，如果我把这封信用打字机打出来，装进信封，写上房客的名字寄出去，它肯定会惹恼所有的房客，无一例外。房客就是这样：只能白纸黑字，在书上同他们谈论他们的门房，否则他们会变得油盐不进。

下面是我可能愿意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嘛，我可从没有盲目到打算认真将它寄给房客们。不过，这无疑是我特别愿意读给道丹太太和加斯东听的那类信件。

“你们可曾想过，”我会这么写，“我们可曾哪怕想过一次道丹太太抱怨的垃圾箱究竟是何物？那是我们不愿要的东西，我们带着厌恶之情扫地出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变成了决定道丹太太命运的东西，变成了她生存的理由，人们为此而付给她钱，它就是道丹太太每天的面包。她干这一行整整十年，她希望告诉我们问题之所在，这不是很正常吗？她想干什么？你们懂吗，她是想让我们明白事理。为了这个，如果可能，她甚至可以逼迫我们自己吸收自己的垃圾箱，吃掉我们的残羹剩饭，啃掉果皮烂菜，嚼碎我们啃过的骨头和旧罐头盒，吞掉我们的烟蒂，等等。正如她所说，是为了教会我们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教会我们明白，归根结底，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这种解决办法足以达到目的吗？当然不行。因为，那还只是我们自己啃的骨头，是我们朋友丢的烟蒂，而不是所有房客集体的无名骨头和烟蒂。那还不是那种新东西，与它的各个部分有所区别的东西，那种被叫做垃圾箱的实体，而这个实体正是落在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身上的特殊职责的根源。因为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垃圾箱上，同样也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思想上，甚至发生在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见解上。我们的垃圾箱不是一般意义的垃圾箱。我们对，比如说，道丹太太的见解也说明不了道丹太太。而道丹太太的垃圾箱却是一般意义的垃圾箱，她对我们的看法全面说明了我们与她相比较时的状况。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承认这点而且接受这点。多亏有了垃圾箱，道丹太太才具备了抽象的能力，那是一种我们永远不可能具备的知识。以我们的排骨为起点，她找出了这条基本规律：‘房客，比起他们的门房，永远是无赖。无论他们是干什么的。连最优秀的也一样。’在我们的某个垃圾箱里霉变了的鱼头臭了她一夜，因此在她眼里，这事儿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牵连。唉，事关我们的垃圾箱，我再重复一遍，也关乎我们的思想。我们一旦在社会上放纵我们的思想，我们又怎能知道这些思想的真实命运呢？道丹太太就是社会现实。我们的垃圾箱一旦到了道丹太太手里，就有了它的现实性。社会现实是严酷的现实，但我们仍然接受它。让我们接受道丹太太吧。我们对她即使不能满怀敬意，起码也应该有恰当的尊重。”

啊！假如我要求房客们对他们的门房应该有恰当的尊重，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凌辱。他们会在这封信里看见比我试图保护的这位道丹太太对他们的最恶毒辱骂严重得多的辱骂。我就可能进入敌人的阵营，还可能背叛房客的钢铁战线。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还有下面这些事呢。

一封信，无论什么样的信，只要写得有利于道丹太太，只要作出非同寻常的假定，认为此信也许能够促使房客们更加公正地对待她，我担心这封信对她可能坏处多于好处。假如她的房客都变得无可指责了，她岂不会对敌人伤感怀旧？那她还能剩下什么招数呢？道丹太太对上帝有着非常明确的概念：

“上帝嘛，不是什么美妙的好玩意儿，这是我说的。再说，圣子和圣父都是一路货。”

她对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同样明确：

“共产党员，跟神甫是一路货，除了他们说他们保护工人。他们就会重复老一套，说什么必须有耐心，这么着，没办法跟他们讲话。”

不过，道丹太太对资产阶级社会普遍承认的制度之一仍然持怀疑态度，那就是大城市中各居民楼设公用垃圾箱的制度。

“为什么各人不倒自己的垃圾箱？为什么非要一个女人去倒其他五十个人的脏东西？”

假如我们都有可能做到令道丹太太满意，使她成为一名幸福的门房，就不会从圣欧拉利街五号楼刮出这股平均主义的愤怒之风，将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卷走。岂不是应该保护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得的可能性？我们当中某些人发现，他们最天真不过地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遭到了道丹太太的质疑，不光是，比如说，礼拜五吃素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公开实行吃素的权利，公开到这权利仿佛成了普遍的需要，归根到底这岂非正中她的下怀？

因此，我选择不发送替道丹太太说好话的信，还是让她在憎恶中继续执行她倒垃圾箱的职责吧。那就让她待在那里干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吧，否则她会失去门房的位置。那就让我们继续遭受她的怒斥，忍受她的诅咒吧。这并非得不偿失。

而且，再说一次，事情还不止于此呢。

原来，她是在抱怨大家时发现她唯一的、无与伦比的朋友清道夫加斯东的。从一开始，加斯东就鼓励她讨厌这个工作，相信这个工作超出了她的能力，而且从此以后，他竭尽全力使她保持着对我们的憎恶。就这样，道丹太太与清道夫加斯东建立了十分特别的亲密感情，对这种感情，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丝毫的概念。大家想，假如谁剥夺了加斯东给予她的这种精神补偿，这是否会给她造成更大的危害，假如我们努力更公正地对待她，这是否会对她反而没有好处。

她每天清晨拖垃圾箱已经六年。无论是冬天，春天，还是夏天；无论是礼拜天，七月十四日，复活节还是解放日。六年间，她抱怨房客们，她试图说服房客们，一想到他们那么蔑视她，从不愿作出努力，而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自己的垃圾箱，她是多么愤怒，多么痛苦。六年间，她吃这碗垃圾箱饭，绷着脸，带着仇恨和憎恶，带着谁也无法毁损的尊严。

季节不同，总归还是有区别。比如，夏天，六点钟天就亮了，在等待加斯东时，道丹太太会和“蓝鸟”家庭膳宿公寓的女老板咪咪小姐聊天。原来，在夏天，咪咪小姐六点钟就起床了。她穿着睡衣站在家门口，待上一刻钟或者更长时间，无精打采、规规矩矩地打呵欠。她在两个哈欠之间与道丹太太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回答她的问题。每个房客睡在床上都能清楚听见她们说的话。总是道丹太太先开口，话题也总是垃圾箱。道丹太太从不向咪咪小姐道早安。她会立即开始抱怨，或嫌垃圾箱太重，或嫌当天垃圾箱里的内容特别，或嫌垃圾太臭。

“太过分了。就算是男人，也会觉得太重。臭得能招来老鼠。”

或者还会说：

“五楼那些人，起码有五天没倒垃圾了。这么下去，每个礼拜天都得这样。”

要么咪咪小姐回答说，的确，这太过分了，要么她什么也不回答。当道丹太太指控房客的政治或宗教见解时，她便不置可否。

然而，在夏天，由于咪咪小姐在场，道丹太太的苦难毕竟更容易忍受一些。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总可以得到回应，诚然，咪咪小姐的回应有些胆怯，但却很真诚。

道丹太太一旦结束对垃圾箱的抱怨，她的声音会变得温和。与咪咪小姐，她并不坚持谈垃圾箱，因为她认为对方未必能全面理解她。“傻头傻脑的，也不能光自己说话呀，”她说，“我自己明白。”于是，她开始谈天气会怎么样。

“天，阴沉沉的，”她说，“快起暴风雨了。”

或者：

“天，晴开了。老实人会觉得是个好天气。”

咪咪小姐几乎总是赞同她的看法，她甚至经常对道丹太太关于天气走向的意见补充某些精确的看法。

“将近中午就会出太阳。”

或者：

“快到晚上时就会变坏。天阴沉沉的。”

“岂止是天沉，”道丹太太暗指垃圾箱也沉，“再说，天气阴沉起码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带着恶狠狠的样子，她用手指头指指她谈到的那边：一片乌云慢腾腾地向清晨的天空发起了进攻。

接着，六点十分，清道夫加斯东如期来到。

他从不在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的当儿准时到来。在道丹太太拖出垃圾箱前十分钟，他开始清扫圣欧拉利街那段路，她边等他，边与咪咪小姐谈话。当他来到这条街七号楼那边时，即是说当他能听到她的话音时，她也照样如期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