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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点。一到七点钟,他就来到厨房,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黑乎乎、皱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弯,沾满油污的裤子高抵前胸,外面系着腰带,比实际的裤腰低一大截子。你会感觉他的裤子随时要掉下去似的,因为没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来支撑它。他倒是没见瘦,但脸上看不到刚来那年的军人的桀骜之气了,现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惫,不知道自己一分钟以后会怎样,也没有心思盘算这些。七点钟一过,他喝完咖啡,无精打采地跟大家应酬几句,就回到房间里去了。

他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了。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来镇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他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

那时候,梅梅每天早上给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墙角一丢。礼拜六梅梅打扫卧室的时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谁要是看见大夫的那副神情,一准会想:要是哪个礼拜六梅梅不来打扫,这间屋子变成了垃圾堆,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他什么也不干,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从半掩的门望进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头发乱蓬蓬的,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珠里显出一种病态,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

他住在我们家的头几年里,阿黛莱达表面上若无其事,或者说是无可奈何,或者说实际上是迁就我的意思,让他留在这里。后来,诊所关门了,大夫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间,坐在桌边,总是那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这时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说:“养着这么个人简直是造孽,供养他就好比是供养魔鬼。”而我呢,总是袒护他。这是出于一种混杂着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现在怎么说,当时的心情里确实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

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都有活儿干,唯独他闲着没事。他还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里,躲着旁人,吃早饭的时候,踽踽独行到饭厅,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坦然自若,甚至对小镇的光辉前景也觉得蛮不错的。一天早上,我头一次听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等咱们习惯了这些‘枯枝败叶’,一切就会过去的。”

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些是理发匠搬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专业人士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小屋。十七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房间里的东西。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拿走了(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总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人记得他,他和我们家就永远是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这样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直接对她说:“我要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墙。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力,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仅有的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他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傍晚回来的时候,他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在绯红的晚霞中,我觉得他更是虚无缥渺、似有若无。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我永远也不会找到某种坚实的东西。否则,一想起他我就会勇气百倍、毫不踌躇地说:“我去给马丁收拾一下那个房间。”

直到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结婚了”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难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间为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们几个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尽情地嬉戏,这是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马孔多有一家电影院,一架公共唱机和其他娱乐场所。可是,爸爸和继母都反对我这种岁数的姑娘到那里去玩。他们说:“那是给‘枯枝败叶’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气炎热。继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缉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觉。我们做着半截活儿,他拖着一双木屐走过去,用脸盆倒凉水冲脑袋。晚上,气候凉爽,天空邈远,整个镇上都能听见为孩子守灵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们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那天晚上,梅梅·奥罗斯科的声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悦耳。她身材瘦削、干枯、僵硬,像把扫帚,可是她唱得比谁都好听。歌声刚一停顿,赫诺维娃·加西亚就说:“外面坐着一个外乡人。”大概除了蕾梅黛丝·奥罗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诺维娃·加西亚又说:“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说话,而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听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挽着裤腿,露出系松紧带的袜子和带眼儿的靴子。”梅梅·奥罗斯科还在唱。我们拍起巴掌,齐声喊道:“咱们和他成亲去吧。”

后来,我在家里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说话的人似乎是几个虚幻的妇女,她们在一户死了个虚幻的孩子的人家里唱歌、拍巴掌。

另外有几个妇女在旁边抽烟。她们板着脸,老在提防着什么,兀鹫一样的脖子朝我们伸着。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女人,坐在通风的门洞里,用一条黑色的大围巾连脑袋一齐包了起来,等着咖啡煮沸。蓦地,一个男人的声音加入了我们的合唱。一开头,这声音有些慌乱,跟我们合不上拍,后来,声音变得铿锵有力,在空中来回激荡,好像在教堂里唱诗一般。赫诺维娃·加西亚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肋骨。我抬起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年轻、整洁,领子浆得硬挺挺的,外套上四个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他正在注视着我。

听人说他十二月回来,我想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子最适合他住了。可是我不敢去想,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马丁,马丁,马丁。”这个名字,我反复琢磨,多次咀嚼,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字母。对我来说,这个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

从灵堂出来的时候,他在我眼前晃动着一只空碗,说:“从咖啡里我看出了您的运气。”在姑娘们的前簇后拥下,我朝门口走去。这时候又听见他低沉、轻柔却极具说服力的声音:“请数七颗星星,准能梦见我。”走过大门时,我看到帕洛盖马多的孩子躺在一口小棺材里,脸上涂了一层米磨的粉,嘴上有一朵玫瑰花,眼睛用细小的木棒撑开。他死在二月,气味还不算太大,房间里的热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紫罗兰的芳香。在笼罩着死者的肃穆的气氛中,又响起那个萦回在我耳际的声音:“记住!请数七颗星星。”

七月,他来到我们家。他喜欢斜倚在栏杆的花盆上。他说:“想想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您的眼睛。这是对恋爱胆怯的男人的秘密。”是啊,我的确不记得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到十二月我就要和马丁结成终身伴侣了。可现在都七月了,我还说不出他的眸子是什么颜色。记得六个月以前,一个二月的中午,万籁倶寂,只有两条蜈蚣,一公一母,在盥洗室的地板上缠绕在一起。每逢礼拜二就到这儿来的讨饭女人要走了一枝蜜蜂花。马丁穿着扣好纽扣的外套,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地说:“我能叫您每时每刻都想念我。我把您的相片贴在了门后头,在眼睛上别上了别针。”听了这话,赫诺维娃·加西亚笑得要死,她说:“这套玩意儿都是跟那些瓜希拉人学来的。”

似乎是三月底,他经常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和爸爸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跟爸爸讲那件事有多么多么重要,究竟是什么事我一直也没弄清楚。现在,我结婚已经十一年了。从他出门那天——他从火车的车窗里对我说“再见”,要我在他回来之前好好照看孩子——算起,也过去九年了。这九年里,他杳无音信。爸爸帮助过马丁安排这次一去不返的旅行,可是他也绝口不提他回来的事。在婚后的三年当中,我一直觉得他不如我头两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样具体,那样实在。先是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之后是三月里的一个礼拜天,我和赫诺维娃·加西亚从教堂回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旅店门口,两手插在四个纽扣的外套的侧兜里。他说:“现在您得想我一辈子了,相片上的别针掉下来了。”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紧张,听起来似乎确有其事。可即使真有这种事,也教人感到难以置信。赫诺维娃固执地说:“这都是瓜希拉人的破烂玩意儿。”三个月后,她就要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了,可当时的她板着面孔,显得一本正经的。马丁说:“一想到马孔多有人怀念我,我就放心了。”赫诺维娃·加西亚瞟着他,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

“混账东西!这件四个纽扣的外套非得烂在他身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