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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后来,他们两人一直躲在家里,直到地方当局下令砸开屋门,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过,即使当时人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我也还是认为他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他迟早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处无论碰上个什么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心里话(那些任凭宗教裁判所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的话。什么手铐脚镣、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对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从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那时却不行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倒霉的一生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进门槛,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现在看到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从他瞬间变化的神态中看得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保持着那种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以及他那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在等我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来谈什么惶惑不安,已经为时过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这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总是有准备的,上校。自己冒的险,心里都有底。真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有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我说又怀孕了。我的回答和第一次一样:你今天晚上来,还像上次那样。她说,今天不来,明天再说吧。到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她说,我等着她。可是她说,她不会来了。”

他走到床前,没有坐下,又转身,开始围着屋子踱步。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好像躺在吊床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似的,口气很冷静,又很坚定。我知道,我想打断他也打断不了,索性听他说下去。他说:

“但过了两天,她又来了。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叫她坐在那儿,我到桌子那边去拿杯子。我说,喝了吧。看得出来,这一次她不想喝。她看着我,脸绷得紧紧的,口气挺硬地说,‘这个孩子我不打了,大夫。我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拉扯大。’”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把我惹火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夫。您这两件事干得都很不漂亮。首先,您在我家里干了这种事;其次,您又给她打胎。”

“但您看,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上校。我能够做的也不过如此。后来,我看见事情无法收拾,就想和您谈谈。我本来打算就在这几天找您。”

我说:“依我说啊,您心里明白,只要真想把这件丑事遮过去,还是有办法的。您很清楚我们这家人的处世原则。”

他说:“我无意给您招惹麻烦,上校。请您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是这么回事——我想和那个印第安姑娘搬到大街拐角的空房子里去住。”

“这叫公开姘居,大夫,”我说,“您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时候,他又走到床前,坐了下去,向前探着身子,胳膊肘撑在大腿上,继续说话。他的口气变了,开始他的口气是冷冰冰的,现在则变得恶狠狠的,充满挑衅的意味。他说:“只有我提出来的这个办法才不会给您招惹麻烦,上校。否则的话,我就要说,孩子不是我的。”

“梅梅会把实情说出来的。”我说。我生气了,他说话的态度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我简直没法平心静气地听下去。

然而,他却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

“请您相信,梅梅是不会说出去的,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所以我才对您说,我要和她搬到街角去住,无非是想给您免去麻烦,上校。”

他居然敢断定梅梅不会把怀孕的事推到他身上,而且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倒着实教我惶惑不安了。我不由得暗中思忖:他的话不软不硬,可真是话中带刺啊。我说:

“我们相信梅梅就像相信我的女儿一样,大夫。在这件事上,她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有些事您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这么说了,上校。请恕我直言,拿她和您的小姐相比,可真是有辱令爱了。”

“您说的这话毫无道理。”我说。

而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回答说:“我是有理由的。刚才我说她不可能说出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有理由的。”

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经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阻拦他。后来,这件事一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好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他还是凭这张牌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主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正等着他发作一通。然而,他却把他自尊的全部分量压到了我的身上。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来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胜利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来的关照,他甚至也没感到满意。我觉得沮丧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在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