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拉响汽笛，在河中心转了个圈子。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和从窗口向外张望的妇女们，最后一次目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和她母亲离开小镇。罗莎莉奥坐在一只铁箱上。七年前，她就是带着这只铁箱在小镇下船的。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站在诊所窗前刮脸。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罗莎莉奥到小镇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她步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开始。

罗莎莉奥来到小镇的那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看见她身穿破旧的师范学校校服，脚上套着一双男式鞋，在码头上逢人便问：谁肯少要几个钱帮她把箱子运到学校去。看样子，她好像要在镇上默默无闻地过上一辈子。据她自己讲，当时有十一个人找工作，可是只有六个职位。他们就在一顶帽子里抓阄。她在纸团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镇的名字。来了以后，她住进学校的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洗脸盆。空闲时，她一边在煤油炉上煮面糊粥，一边绣台布。那一年的圣诞节，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她结识了塞萨尔·蒙特罗。塞萨尔·蒙特罗是一个来历不明、野性未退的单身汉。他靠伐木发了财，住在野狗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偶尔才到镇上来一趟。他不修边幅，平时穿着一双后跟挂铁掌的靴子，背着一支双管猎枪。满脸肥皂沫的希拉尔多大夫在想：罗莎莉奥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阄，中了彩。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扑鼻而来，打断了他的回忆。

小船激起的浪花吓得对岸一群兀鹰凌空飞起。那股腐臭味弥漫在码头上，旋即随着晨风飘散开来，钻进各家各户的屋里。

“他妈的，还在那儿！”镇长从卧室的阳台看到兀鹰朝四下飞开，大声喊道，“倒霉的母牛！”

他用手帕捂住鼻子，走进卧室，把阳台的门关上。屋里也是臭烘烘的。他把镜子挂在钉子上，帽子也没摘就小心翼翼地开始刮脸。脸颊还有些发肿。过了不大一会儿，马戏团老板叩响了屋门。

镇长刮着脸，从镜子里看到马戏团老板，让他坐下。老板上身穿着一件黑格衬衣，下身是马裤，裹着绑腿，手里拿着马鞭，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膝盖。

“有人告你们的状了，”镇长一边用剃刀刮完闹牙疼那两个礼拜留下来的乱蓬蓬的胡楂儿，一边说，“就在昨天晚上。”

“怎么说的？”

“说你们鼓动孩子们偷猫。”

“没那回事，”老板说，“那些猫是我们花钱买的。至于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可管不着。狮子老虎，总得喂食呀。”

“喂活的？”

“啊，不，不，”老板连忙说，“喂活的，就会兽性发作的。”

镇长洗完脸，用毛巾擦了擦，转过来瞧着马戏团老板。他发现老板几乎每个手指上都带着戒指，上面镶着五光十色的宝石。

“你得另想办法，”他说，“比如，打几条鳄鱼，或者捞点这会儿没有人要的鱼。总之，喂活猫可不行。”

老板耸耸肩，跟在镇长后面来到大街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码头上闲扯。那只死牛陷在河对岸的乱草堆里，大街上臭气熏天。

“这帮人，没有一点男人气！”镇长高声喊道，“就会像老娘儿们一样，凑到一块儿瞎吵吵。昨天下午就该找几个人把死牛拽出来。”

这时候，有几个人围拢过来。

“谁要是在一小时之内把两只牛角拿到我的办公室，我就给谁五十比索。”镇长出了个价钱。

码头边上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人声。有几个人听完镇长的话，立刻纷纷跳上木船，一边解缆绳，一边大呼小叫地互相挑战。“一百个比索，”镇长也来劲了，把赏钱增加了一倍，“每只牛角五十比索。”他把老板一直带到码头边上。他们俩眼瞅着走在前面的几只船开到了对岸的沙丘。这时，镇长回过头来冲着老板笑了笑。

“我们这个镇是个幸福的乐园。”他说。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现在所缺的就是这类事，”镇长接着说，“人们没活干，就爱胡思乱想。”一群孩子慢慢地围上来。

“马戏团就在那儿。”老板说。

镇长拉着老板的胳臂来到广场。

“演些什么节目？”他问。

“什么都有，”老板说，“有给孩子看的，有给大人看的，样样俱全。”

“这还不够，”镇长说，“还得让大家能看得起。”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老板说。

他们一起来到电影院后边的空地上。那儿正在搭帐篷。几个神色忧悒的男人和女人正从铜皮镶花的大箱子里往外拿道具和彩带。镇长跟着老板穿过挤作一团的人群和杂乱的物件。他和大家握了握手，心里觉得仿佛来到难民营似的。一个体魄健壮、举止泼辣、镶着满口金牙的女人和他握完手，又给他看手相。

“你啊，前途未卜啊。”她说。

镇长连忙把手抽回来，感到有些晦气。老板用鞭子轻轻拍打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胳臂，说：“别打扰中尉了。”他边说边走，护着镇长来到停放驯兽的空地深处。

“您相信这一套吗？”老板问道。

“很难说。”镇长说。

“她们那一套，我可不相信，”老板说，“干我们这行的，干长了就光信人力，不信天命。”

镇长观赏着那几只热得犯困的驯兽。笼子里散发出一股酸不溜丢的热气。驯兽一下一下地喘息着，显得挺憋闷。老板用鞭子抚了抚那只哼哼唧唧撒娇的小豹的鼻子。

“叫什么名字？”镇长问。

“亚里士多德。”

“我问那个女的。”镇长说。

“噢，”老板说，“我们管她叫卡桑德拉，善卜吉凶祸福。”

镇长苦笑了一下。

“我倒想和她睡一觉。”他说。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板说。

蒙铁尔寡妇拉开卧室的窗帘，咕咕哝哝地说：“可怜的人啊！”她把床头柜收拾好，把念珠和祈祷书放到抽屉里，又在床对面地上铺的老虎皮上蹭了蹭拖鞋，随后在屋里转了一圈，给梳妆台、大衣柜的三个门和放着圣拉法埃尔石膏像的小方柜上好锁。最后，她锁上了屋门。

她从铺着雕花细砖的宽楼梯上走下来，心里想，罗莎莉奥·德蒙特罗真是命苦。刚才她从阳台的缝隙处望出去，看见罗莎莉奥走过码头的拐弯处，走起路来头也不回，还是一副学生模样。当时，她有一种预感，仿佛有件什么事，很早以前已经进入尾声，如今终于结束了。

刚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院子里那一派农村集市的景象便映入眼帘。楼梯栏杆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用碧绿的叶子包好的奶酪。再过去一点，外面的走廊上堆放着装盐的麻包和盛蜂蜜的蜜囊。最里面是牲口圈，有骡子有马，横木上放着马鞍子。满院子都是刺鼻的牲口味，还夹杂着鞣皮厂和榨糖厂的味道。

寡妇来到办公室，向卡米查埃尔先生问声好。卡米查埃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核对账本，把一沓沓的钞票分开。她打开临河的窗户，九点钟的阳光照射进来。屋里到处是廉价的摆设，还有罩着灰布椅套的安乐椅和一张围着黑纱的放大的何塞·蒙铁尔的遗像。寡妇还没看见河对岸沙滩上的小船，先闻到一股腐肉的臭味。

“对岸出什么事了？”她问。

“正在往外拽一头死牛。”卡米查埃尔先生答道。

“敢情是这么回事！”寡妇说，“昨天一夜我连做梦都闻到这股味。”她看了看正在聚精会神埋头工作的卡米查埃尔先生，又接着说：“现在就差来一场洪水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着头说：

“半个月前就开始了。”

“可不是吗，”寡妇表示同意，“现在末日已经到了。咱们得赶快找块安静的向阳的墓地，躺在里面等死吧。”

卡米查埃尔先生洗耳恭听，没有打断她的话。“几年前我们还抱怨说镇上没出过什么大事，”寡妇继续说，“现在悲剧倏地来了，仿佛上帝安排好了，让多少年没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都冒了出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从保险柜那边扭过头来看了看蒙铁尔寡妇，只见她两肘撑在窗台上，眼睛凝视着对岸。她身穿一件长袖黑衫，用嘴咬着手指甲。

“等雨过天晴，事情就会好起来的。”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好不了，”寡妇预言道，“祸不单行。您没看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见着她了。“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他说，“一个人要是听信匿名帖，早晚得发疯。”

“唉！匿名帖呀！”寡妇叹了口气。

“人家也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惊愕地朝办公桌走过来。

“给您贴了？”

“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肯定地说，“上礼拜六，给我贴了一大张匿名帖，内容还挺全，像电影海报一样。”

寡妇把椅子挪到办公桌前。“真卑鄙，”她大声说，“像您那个模范家庭，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点也不吃惊。

“我老婆是白人。我的孩子各种肤色都有，”他解释说，“您想想看，我有十一个孩子哪。”

“这是很自然的啊。”寡妇说。

“那张匿名帖说，只有那些黑孩子是我的。还把另外几个孩子的父亲列了一张名单。连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堂切佩·蒙铁尔也被卷进去了。”

“我丈夫！”

“您的丈夫，还有另外四位太太的丈夫。”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呜咽起来。“幸亏我的女儿离这儿很远，”她说，“她们都说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光天化日屠杀学生的野蛮国家来。我告诉她们说，做得对。让她们永远留在巴黎。”卡米查埃尔先生把椅子转了一下，他知道，每天令人感到棘手的事又开始了。

“您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

“刚好相反，”寡妇抽抽搭搭道，“第一个卷铺盖离开镇子的，准得是我。这些土地，这些整天忙不过来的营生都得丢下。要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儿，还不会有眼前这场悲剧。不，卡米查埃尔先生，我可不愿意抱着金盆气得大口吐血呀。”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算宽慰她两句。

“您要把担子担起来，”他说，“这笔财产可不能随便扔掉呀。”

“金钱是魔鬼的臭屎。”寡妇说。

“可是您家的钱也是堂切佩·蒙铁尔艰苦创业的结果啊。”

寡妇咬了咬手指头。

“您很清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寡妇回答说，“这笔钱不是好来的。为了这点臭钱，何塞·蒙铁尔第一个遭了报应，临死的时候，连忏悔都没来得及做。”

这句话，她说了不止一次了。

“要说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该死的家伙。”她指着镇长高声喊道。这时候镇长正拉着马戏团老板的胳臂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可是赎罪呢，全落到我身上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离开了寡妇。他把用橡皮筋捆好的一沓沓钞票放到一个纸盒里，站在门口，按字母顺序叫着长工们的名字。

每逢礼拜三，长工们领一次工资。蒙铁尔寡妇听见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但是没有理睬他们的寒暄。她独自一人住在这所有九间房屋的阴森森的宅院里。格兰德大妈就死在这里。何塞·蒙铁尔买下这所宅院时，万万没想到他的遗孀会在这儿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夜深人静的时候，蒙铁尔寡妇到空房里喷洒杀虫药，时常看见格兰德大妈在走廊里捉虱子，于是她就问格兰德大妈：“我什么时候死呢？”同阴间的这种交谈徒然增加了她的不安，因为所有死者的回答都是笨拙而自相矛盾的。

十一点钟刚过，寡妇眼含泪花地望见安赫尔神父穿过广场。“神父，神父。”她喊道，仿佛觉得这样一喊就可以解脱似的。但是，安赫尔神父没有听见。神父敲了敲对面人行道上阿希斯家的大门。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神父迈步走了进去。

走廊上一片小鸟的啁啾声。阿希斯寡妇躺在一把帆布椅上，脸上蒙着一块浸过花露水的手帕。从敲门的动静中，她知道来的是安赫尔神父。又待了一会儿，直到听见神父的问候，她才把手帕拿下来。由于失眠，她的神情显得十分疲倦。

“请您原谅，神父，”她说，“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

神父忽略了人家是请他来吃午饭的。他十分不安地表示歉意，连说今天早上有些头疼，趁天还不太热赶忙穿过广场来到这里。

“没关系，”寡妇说，“我只想告诉您，您进来的时候，我正难受得要死要活的。”

神父从衣兜里掏出一本散了页的每日祈祷书。“要不然您再休息一会儿，我来做做祈祷。”他说。寡妇表示不用了，说道：

“我已经好了。”

她闭着眼睛走到走廊的尽头，回来的时候，很利落地把手帕放在折叠椅的扶手上，等坐到安赫尔神父对面时，她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神父，”她态度诚恳地说，“我需要您的帮助。”

安赫尔神父把每日祈祷书装进衣兜里。

“我愿意为您效劳。”

“还是罗贝托·阿希斯的事。”

罗贝托·阿希斯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把匿名帖的事置之脑后。昨天临走的时候，他说礼拜六以前不回来了。可是当天晚上，他突然回到家里，一直待在漆黑的屋子中，坐到天色微明，等着他老婆的“情夫”。后来，他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

安赫尔神父惶惑不解地听她诉说着。

“这件事毫无根据。”他说。

“您不太了解阿希斯家的人，神父，”寡妇回答说，“他们都爱想入非非。”

“我对匿名帖的看法，蕾薇卡是知道的，”他说，“您看，我是不是再同罗贝托·阿希斯谈一谈。”

“千万可别谈，”寡妇说，“那等于是火上浇油。不过您要是在礼拜天布道的时候谈一谈匿名帖的事，我想罗贝托·阿希斯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安赫尔神父摊开双臂。

“那怎么行啊，”他大声叫嚷起来，“那不是小题大做吗？”

“防止犯罪比什么都重要。”

“您认为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岂止是这样认为！”寡妇说，“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阻止不了他犯罪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桌前。一个赤脚的女仆端上来米饭菜豆、半熟的蔬菜和一盘肉丸子，上面浇了一种暗红色的浓汁。安赫尔神父闷头吃起来。辛辣的胡椒、房间里死寂的气氛、内心纷乱的思绪使他回想起在马孔多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神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一天中午，也像今天一样，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他拒绝给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原因是狠心的马孔多居民反对安葬这个自寻短见的人。

安赫尔神父解开长袍的领扣，散散热气。

“好吧，”他对寡妇说，“请您关照一下罗贝托·阿希斯，叫他别忘了礼拜天去望弥撒。”

阿希斯寡妇答应一定照办。

希拉尔多大夫和他的妻子从来不睡午觉。下午，他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一篇小说。两个人待在内院里，男的躺在吊床上，两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聆听着，女的把书放在怀里，背对着被阳光晒得发蔫的天竺葵的斜影，朗读小说。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拿腔拿调地读着，一点味道都没有，直到读完也没有抬头，书始终摊开在膝盖上。这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天气闷热，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这算是一个长的短篇小说吗？”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问。

大夫以他在外科病房学会的轻巧动作把头从洗脸池里缩回来。“人们说这是个小长篇，”他在镜子前一边擦头油一边说，“可是据我看，还不如说是一部长的短篇。”他用手指抹了点凡士林，擦在头顶上，最后说：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个短篇，但写得很长。”

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夫穿上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人们往往把她错认为是大夫的姐姐，一则她对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再则她那冷漠的目光令她显得比大夫年长些。希拉尔多大夫临走前把今天请他出诊的人的名单和顺序告诉了她，免得有急事找不着他，然后，又把候诊室指示钟的指针拨了一下：他五点钟回来。

街上热得像蒸笼。希拉尔多大夫在人行道上的阴影里走着，预感到尽管天气闷热，但今天下午绝不会下雨。知了的叫声使码头显得更加寂静。那头死牛已经被人拖出，顺水流走了。腐臭味消失散尽，留下一片真空。

报务员从饭店那边喊了他一声。

“收到电报了吗？”

希拉尔多大夫没有看见电报。

“请告如何发货。阿科凡签署。”报务员把电文背给他听。

他们一同来到邮电局。报务员趁大夫起草回电时打了个盹儿。

“是盐镪水。”大夫用了个不太科学的名词解释说。尽管他预感到下午没有雨，但在起草完电报后还是安慰对方说：“今天晚上也许会下场雨。”

报务员开始计算字数。大夫没去管他，把目光转向发报机旁那本摊开的厚书。他问，那是不是一本小说。

“是《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的。”报务员发完报，在抄件上盖了章，拿着书回到栏杆旁。“我想，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消磨到十二月了。”

几年前，希拉尔多大夫就听说这位报务员利用空闲时间通过电报向贝纳尔多·德尔维恩托的女报务员传诗歌。可是不知道他还传小说。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大夫说着，用手翻了翻那本翻阅多遍的厚书，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荒唐念头。“还不如传点小仲马的东西呢。”

“她喜欢这本书。”报务员申辩说。

“您认识她？”

报务员摇了摇头。

“认识不认识，还不是一样，”他说，“她发R的时候，总是一跳一跳的，走到哪儿我也能认出来。”

这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留出一个小时给堂萨瓦斯看病。堂萨瓦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腰部以上裹着毛巾被。

“糖块好吃吗？”大夫问。

“是天气太热闹的，”堂萨瓦斯抱怨说，把他那像老太婆一样臃肿的身躯转向屋门，“午饭后，我打过一针。”

希拉尔多大夫在窗前的桌子上打开药箱。院子里知了叫个不停，屋里热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堂萨瓦斯坐在院子里费劲地挤出一点尿。大夫用试管取了琥珀色的尿样。病人觉得松快些了，一边看着大夫化验，一边说：

“大夫，您多费心吧，在知道这本小说的结局以前，我还不打算离开人世。”

希拉尔多大夫把一片蓝色的药片放进尿样里。

“什么小说？”

“匿名帖。”

堂萨瓦斯用温顺的目光瞅着大夫把试管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加热。大夫嗅了嗅，病人用混浊无光的眼睛等待着他的答复。

“正常。”大夫说着把尿样倒在院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问堂萨瓦斯：“您也惦记着这件事？”

“我不惦记着，”病人说，“不过，我跟日本人一样，看见别人害怕就特别开心。”

希拉尔多大夫准备给他做皮下注射。

“还有，”堂萨瓦斯接着说，“前天有人给我贴了一张。还是那些混账话，什么我的孩子啊，什么毛驴的故事啊。”

大夫用一根橡皮管勒住堂萨瓦斯的血管。病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毛驴的故事。看来大夫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得从头至尾讲一讲。

“二十年前，我做了一笔贩卖毛驴的生意，”他说，“赶巧到第三天清晨卖出的驴通通死了，身上没留下任何伤痕。”

他伸出肥肥胖胖的胳臂，让大夫抽血。希拉尔多大夫拔出针，用棉花按住针眼，堂萨瓦斯把胳臂缩了回去。

“您猜，人们编了个什么故事？”

大夫摇摇头。

“说我夜里亲自钻进各家的菜园子，用手枪捅进驴屁股里，把驴通通打死了。”

希拉尔多大夫把装血样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里。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挺像真事的。”他说。

“不，其实是蛇咬的。”堂萨瓦斯说。他坐在床上活像一尊东方的神像。“不管怎么说，把众所周知的事写成一张匿名帖，干这种事的人准是个胆小鬼。”

“匿名帖的特点一向就是如此，”大夫说，“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不过差不多也都是事实。”

堂萨瓦斯蓦地感到一阵不舒服。“是啊！”他喃喃地说，用床单擦了擦肿眼泡上的汗水，旋即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咱们这个地方，谁想发财不得杀上三五头毛驴啊。”

大夫听到这句话时正在弯腰洗手。从脸盆的水里，他看到自己的面影，牙齿长得这样整齐，简直不像天生的。他用鄙夷的目光斜睨了病人一眼，说：

“亲爱的堂萨瓦斯，我一向认为，您唯一的美德就是厚颜无耻。”

病人一听这话大为兴奋。大夫的詈骂反而使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除此之外，还有旺盛的性欲。”他边说边把胳臂一伸一屈。他大约是要借此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但是在大夫看来，这恰好表现出他的恬不知耻。堂萨瓦斯颠了颠屁股。

“所以一看到那些匿名帖，我简直要笑死了，”堂萨瓦斯接着说，“他们说我的儿子在这一带糟蹋了多少多少黄花闺女，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希拉尔多大夫临走之前，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些乌七八糟的风流事。

“啊，幸福的青春时代哪，”病人最后喊道，“在那种好年月里，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还顶不上一头小牛犊的价。”

“老想这些，您的血糖还得升高。”大夫说。

堂萨瓦斯吓得目瞪口呆了。

“恰恰相反，”他反驳道，“比起倒霉的胰岛素针来，这要好得多。”

大夫走到大街上，心想堂萨瓦斯动脉血管里的血液一定像粥一样黏稠。不过，现在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匿名帖。几天前，他在诊所里听到一些传言。今天下午从堂萨瓦斯家出来，他发觉这一个礼拜，耳朵里没听见别的，只有匿名帖这一件事。

接下去，他又去好几户人家出诊。每一家都和他谈起匿名帖的事。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人们发牢骚，一概不置可否。其实，他一直在开动脑筋，探求结论。大夫朝诊所走去。安赫尔神父刚从蒙铁尔寡妇家出来，一声喊叫打断了大夫的思路。

“您的病人怎么样，大夫？”安赫尔神父问。

“都还不错，神父，”大夫答道，“您的病人呢？”

安赫尔神父咬了咬嘴唇，拉着大夫的胳臂走进广场。

“您干吗要问这个？”

“不知道，”大夫说，“听说您的病人当中正流行着一种很厉害的时疫。”

安赫尔神父有意把话题岔开，大夫也看出来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刚和蒙铁尔寡妇谈完话出来，”他说，“这个可怜的女人，神经紧张得承受不住了。”

“八成是良心发现吧。”大夫像是给病人诊断似的说。

“她整天提心吊胆，要死要活的。”

两个人的家本来在相反的方向，但是安赫尔神父还是陪着大夫向诊所走去。

“说正经的，神父，”大夫接着刚才的话题道，“您对匿名帖怎么看？”

“我没有想这些，”神父说，“要是非说不可，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

“我们当医生的，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希拉尔多大夫反驳说。

他们在诊所门前停下脚步。安赫尔神父慢慢地扇着扇子说：“不要小题大做了。”这是他今天第二次说这句话。希拉尔多大夫心里咯噔了一下，感到有点失望。

“神父，您怎么知道匿名帖上说的没有一点真话呢？”

“我会从别人的忏悔中知道的。”

大夫冷冷地瞅了瞅他的眼睛。

“要是您从忏悔中还了解不到真情，那事情可就更严重了。”他说。

当天下午，安赫尔神父在穷人家里也听到他们议论匿名帖的事，但他们的态度不同，甚至感到挺痛快。做祷告的时候，神父有点头疼，他估计是中午吃肉丸子撑的。晚饭吃得没有一点味道。饭后，他找出电影审查目录，一连敲了十二下钟，表示绝对禁止看电影。这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隐隐约约地体验到什么是虚荣心。最后，神父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他索性把小凳靠在临街的大门上，拿定主意要当众查明哪些人敢违抗他的告诫进入电影院。

镇长走进电影院。他在池座的一个角落里坐好，电影开演前，他先抽了两支烟。牙床已经完全消肿了。但是他一想起前几天夜里的那番折腾，以及服用大量止痛片的那股难受劲，浑身还是怪不舒服的，抽完烟后觉得有点恶心。

电影院本来是一个空场子，现在四周垒起水泥墙，锌皮屋顶遮住了池座的一半。地上的青草仿佛每天早晨都重新发芽滋长似的，肥料就是观众丢下的香烟头和口香糖。一时间，镇长觉得未经刨光的木凳以及前排座位和走道之间的铁栏杆似乎在眼前不住地浮动。最里边的墙上涂了一片白色权当银幕。那银幕好像也在飘动着，令人头晕目眩。

熄灯后他觉得好了一些。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刺耳的音乐声停止了。放映机旁那间小木房里发电机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

在正片之前，先放了几张宣传性的幻灯片。人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在昏暗中乱哄哄地闹了几分钟。镇长猛然想到，这样偷偷摸摸地到电影院来，不啻是在对抗安赫尔神父的严格规定。

电影院老板从镇长身边走过，单凭那股香水味，镇长也能把他认出来。

“你这个强盗，”他一把拉住老板的胳臂悄悄地说，“你得交一笔特别税。”

老板嘿嘿笑了一声，坐在邻近的座位上。

“这是部好电影。”他说。

“对我来说，”镇长说，“我宁愿所有电影都是坏的。那些道德说教片最让人讨厌。”

前几年，谁也不会认真对待教堂的警告钟声。但每到礼拜天大弥撒时，安赫尔神父就在布道坛上指名道姓地指出本周有哪些妇女公然违抗他的告诫，并把她们赶出教堂。

“后边的小门是我的救星。”老板说。

镇长正在看那部老掉牙的新闻片。银幕上出现有意思的地方，他就把话停一停。

“反正是那么回事，”镇长说，“穿短袖衫的妇女，神父一律不给发圣餐。可女人们还是穿短袖衫，只是在进教堂望弥撒之前，套上一副假袖子。”

新闻片之后，放映下周电影的简介。两个人一声不吭地看着。放完了，老板往镇长身边凑了凑。

“中尉，”他低声说，“您出面买下来吧！”

镇长的视线没有离开银幕。

“这生意可不好做呀。”

“我是不行，”老板说，“对您来说，这可是一笔大财。事情明摆着，神父不会用敲钟来找您的麻烦。”

镇长思索了一下才回答说：

“我看行吧。”

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详谈。镇长把脚伸到前排的凳子上，被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看完之后他心想，冲这种片子，连敲四下钟也不值得。

从电影院出来，镇长在台球厅待了一会儿，那儿正在玩抓彩。天气很热，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蹩脚的乐曲。镇长喝了一瓶矿泉水，回去睡觉了。

他悠闲自在地沿着河岸朝前走，黑暗中察觉出河水在上涨。河水哗哗地流着，散发出一股大牲畜的味道。走到家门口，他忽然朝后一跳，拔出了手枪。

“出来，”他用紧张的声音说，“不然我要开枪了。”

黑暗中一个甜滋滋的声音说：

“别紧张，中尉。”

他举起顶着子弹的手枪，直到藏在暗处的人走到明处来。原来是卡桑德拉。

“差点让你跑了。”镇长说。

他把她带到楼上的卧室里。好长一段时间，卡桑德拉一直在拐弯抹角地说话。她坐在吊床上，一边说着一边脱鞋，天真地欣赏着染得通红的脚指甲。

镇长坐在卡桑德拉对面，拿着帽子当扇子扇，规规矩矩地和她闲扯。他抽了几支烟。时钟打过十二点，卡桑德拉趴在吊床上，伸出一只戴着叮当作响的手镯的胳臂，捏了一下镇长的鼻子。

“太晚了，宝贝儿，”她说，“关灯吧。”

镇长微微一笑。

“我可不干这种事。”

她感到莫名其妙。

“你会算命吗？”镇长问。

卡桑德拉在吊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当然会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过来了，连忙把鞋穿上。

“我没带牌来。”她说。

“唱戏的还不带着行头。”镇长微笑道。

镇长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张旧纸牌。卡桑德拉非常认真地一张一张翻看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缺的那些张是好牌，”她说，“不过不管怎么样，好在各张还能连得上。”镇长搬过来一张小桌子，在她对面坐下来。卡桑德拉把牌摊开。

“问爱情还是问生意？”她问。

镇长擦干了手上的汗。

“问生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