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鼓像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台球厅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了！”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宵禁，什么时候宵禁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禁。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队，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的事。”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几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塞进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兜里掏出家中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小纸签，标明是开哪个门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长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

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像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门找大夫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

“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

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后脖梗，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

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在镜子里，理发师的目光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理发师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台球厅的留声机又在放一支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屋里空无一人，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堂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台球厅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他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了，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的，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镇长轻轻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堂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两三天吧。”镇长说。

电影院老板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镇长。“怎么又来了这么一招啊。”他大声嚷道，“敲十二下钟就够呛了，现在怎么又吹起号来了。”镇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扬长而去。

“我要把电影院没收。”他说。

“不行，”老板顶撞道，“电影院不是公共事业。”

“在宵禁状态下，”镇长说，“电影院也可以被宣布为公共事业。”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楼梯。上了二楼，他伸开两臂，又笑了起来。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来了？”

马戏团老板躺在一把折叠椅上悠悠自得，活像东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只水手烟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示意镇长坐下。

“咱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尉。”

镇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老板那只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的手托着烟斗，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可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

镇长挥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自从看见您刮脸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为人了，”老板说，“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这次宵禁对您来说……”

镇长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了寻开心的神态。

“……可是对我来说，我花了钱安好场子，还要养活十七个人、九头驯兽，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那又怎么样呢？”

“我提议，”老板说，“十一点开始宵禁，夜场的进项咱俩平分。”

镇长满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一下。

“想必您已经在镇上打听过了，”他说，“有人告诉您，说我是强盗。这种事，用不着费多大劲儿就能打听到。”

“我说的是正经的生意。”老板抗议说。

老板没有留神，不知什么时候镇长拉下了脸。

“礼拜一再说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说。

“到礼拜一，我肚子都得饿瘪了，”老板顶撞道，“我们是穷人哪。”

镇长轻轻地拍拍马戏团老板的后背，把他推到楼梯口。“别跟我叫苦了，”他说，“这种事我清楚。”两人站在楼梯前，镇长用安慰的口吻说：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这儿来一趟。”

老板想转过身去，但背上那只手使劲扳住他。

“当然可以，”老板说，“咱先不谈这个事。”

“叫她来，”镇长坚持道，“有事明天再谈。”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开纱门，但是没有走进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大声道：

“窗户，诺拉。”

诺拉·德哈科夫是个中年妇女，身材高大，头发剪得像个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电风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来吃午饭。听到喊声，她吃力地站起身来，打开临街的四扇窗户。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屋里的地面上墁着花砖，每块砖上都画着一只模样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间的装饰给人一种愈穷愈讲究的印象。

“大家议论的事是真的吗？”她问。

“议论的事多着呢。”

“比如蒙铁尔寡妇，”诺拉·德哈科夫进一步说，“人们都说她又疯了。”

“依我看，她早就疯了。”本哈民先生说，随后又没好气地加上一句：“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她要从阳台上跳楼自杀。”

饭桌的两头各摆一份餐具，从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上帝降罪啊。”诺拉·德哈科夫说着拍了拍手，叫用人上菜。她把电风扇挪到餐厅里。

“从今天上午起，她家里满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从内里看看这个老太婆。”诺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个头上扎着红锻带发结的黑人小姑娘把热汤端到桌上。餐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鸡肉的香味，屋里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掖进衣领说：“祝你健康。”他拿起勺子想喝口热汤。

“吹一吹，傻瓜，”诺拉·德哈科夫不耐烦地说，“还不把上衣脱掉。你这种不开窗户不进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热死了。”

“现在更得让窗子大敞四开了，”他说，“免得人家说，从大街上看不见我在你家里干些什么。”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诺拉·德哈科夫看见他露出了像火漆一样鲜红的牙床。“别出洋相了，”她喊起来，“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热汤可以喝了。他们一边喝汤一边断断续续地拉家常。

“我倒是担心人家议论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自从上中学以后，莫尼卡还没回来度过假。“至于我，议论来议论去无非是那些人们早就知道的事。”

这一回，本哈民先生没有像往常那样向她投去不赞同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喝着汤，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这是他规定的最短距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本哈民先生给她写过几封长长的情书，她也总是热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农村野营，奈斯托尔·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诺拉的头发，把她拽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说：“你要不和我结婚，我就毙了你。”毫无商量的余地。假期一完，他们结了婚，十年后又分居了。

“说来说去，”本哈民先生说，“还是别关上门，免得让人家胡乱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来说：“我走了，米娜该等急了。”走到门口，他戴上帽子，高声说道：

“这屋里像着了火一样。”

“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嘛！”她说。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后一个窗子口，转过身来向她表示祝福。诺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辞走了，把电风扇拿进卧室，关上门，脱光衣服，然后，和每天午饭后一样，走进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独自一人想心事。

每天她都看到奈斯托尔·哈科夫从她门口走过四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有了四个孩子，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模范父亲。近年来，有好几次他带着孩子从她门口走过，但是从来没和他的女人一起来过。她看到他消瘦了，苍老了，面无血色，成了一个陌生人，过去那种恩爱关系已不堪回首。有时候，她独自一人睡午觉，也曾热切地怀念过他，只不过不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而是在莫尼卡出世之前的样子。当时他们相爱时间不算长，但是感情却如胶似漆，没有闹过别扭。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睡到正午才起床。他到了办公室才听说告示的事。他的秘书呢，从早晨八点镇长让他起草告示起，就一直惶惶不安。

“不管怎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知道了详情以后，思忖了一下说，“措辞太激烈了。没有这个必要。”

“法令总是这样。”

“那倒是，”法官表示同意，“不过情况变了嘛，措辞也应该改变。说不定会把人们吓坏的。”

后来到台球厅打牌的时候，他发现人们主要的情绪不是害怕。倒不如说，大家有一种集体的胜利感，因为看到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阿尔卡迪奥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镇长。

“看起来，对付匿名帖不值得这样搞，”他对镇长说，“人们都在看笑话呢。”

镇长抓住他的胳臂说：“我们不是跟老百姓作对。这叫作例行公事。”这样边走边谈，阿尔卡迪奥法官实在有些吃不消。镇长像要办什么急事似的，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走了半天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呢。

“这种状况不会延续一辈子的，”镇长接着说，“从现在起到礼拜天，我们一定把那个贴匿名帖的小丑关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猜准是个女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以为然。秘书汇报的时候，他吊儿郎当的没用心听，不过大体上也有一个看法：匿名帖不是一个人贴的，也不像有什么统一的计划。最近几天又出现了新花样：在匿名帖上画漫画。

“可能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干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最后说，“八成是几个男人和女人干的，而且是各搞各的。”

“别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法官，”镇长说，“您应该知道，不论什么事，虽然参与的人可能很多，可罪魁祸首只有一个。”

“这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中尉。”阿尔卡迪奥法官回答道。他蛮有把握地加上这么一句：“总而言之，我看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荒唐的。贴匿名帖的人干脆往旁边一躲，等到宵禁一结束，就万事大吉了。”

“不要紧，”镇长说，“说到底，总要维护权威的原则嘛。”

招募来的人开始在警察局集合。小院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岁月。当时，监狱里容不下那么多人，犯人只好待在露天的地方。当天下午，那几名被解除武装的警察穿着短裤在走廊里来回闲溜达。

“罗维拉，”镇长在门口叫道，“给小伙子们弄点喝的。”

警察罗维拉穿上衣服。

“甘蔗酒？”他问。

“少跟我装疯卖傻。”镇长大声说道。他一边朝他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说：“弄点冷饮。”

招募来的人坐在院子里吸烟。阿尔卡迪奥法官从二楼的栏杆处看着他们。

“是自愿来的吗？”

“想得倒好，”镇长说，“我从床底下把他们拉出来的，像抓壮丁似的。”

法官看了看，全是熟面孔。

“好像是给反对派招兵买马嘛。”

办公室沉重的铁门一打开，从里面冒出一股凉气。“您是说，他们全是打架斗殴的好手。”镇长打开这座私人碉堡里的电灯之后微笑着说。屋子的一头摆着一张行军床，床底下放着一个便盆。凳子上有一个玻璃罐，上面扣着一只杯子。几支步枪和冲锋枪斜靠在光秃秃的水泥墙上。屋里唯一的通风口是开在高处的几扇窄小的天窗。从天窗可以俯瞰整个港口和两条主要的街道。屋子的另一头是办公桌和保险柜。

这是镇长亲自布置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要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枪。”

罗维拉尾随着他们走进来。镇长给他几张钞票说：“再发给他们每人两包烟。”等罗维拉出去以后，他又对阿尔卡迪奥法官说：“您看这事办得怎么样？”

法官心事重重地回答道：

“一次无谓的冒险。”

“老百姓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镇长说，“另外照我看，这些穷小子拿着枪也不会摆弄。”

“也许一开始他们会不知所措，”法官表示同意，“不过这种情况长不了。”

法官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他尽力忍耐。“您要多加小心，中尉，”他边想边说，“别落得个鸡飞蛋打。”镇长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把法官拉出了办公室。

“不必担心，法官，”他伏在法官的耳朵上说，“他们拿到的都是放烟火用的子弹。”

镇长和法官下楼出来，院子里已是灯火通明。招募来的人正在肮脏的电灯下喝汽水，大麻蝇一个劲儿往灯泡上撞。雨后，院子里有几处水洼。镇长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用长者的口吻向大家交代今晚的任务：两人一组在各个主要街角站岗。只要有人走过，不管是男是女，叫三声就得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他要求大家既要勇敢又要慎重。过了半夜，会有人给他们送夜宵。镇长最后表示，愿上帝保佑一切顺利，并希望全镇居民体谅政府为保持社会安定所做的这番努力。

钟楼上响起八点的钟声，安赫尔神父从桌旁站起来。他关掉院子里的电灯，上好门闩，在经书上画了个十字，嘴里念叨着“以主的名义”。远处的院子里，石鸻鸟在歌唱。阿希斯寡妇坐在走廊上一边乘凉一边打盹，旁边的鸟笼子全用黑布罩住。听到第二下钟声敲响，她没睁开眼就连忙问道：“罗贝托回来了吗？”一个女仆蜷缩在门洞里回答说，罗贝托七点钟就躺下了。在这之前几分钟，诺拉·德哈科夫把收音机的声音放低，陶醉在一首从某个舒适洁净的地方传来的轻音乐中，乐声如此遥远，仿佛若有若无地呼唤着某个人的名字。镇上的狗汪汪叫起来。

牙医还没听完新闻，忽然想起安赫拉仍在院子里的小灯下猜字谜，他连看也没看，就喊道：“关上大门，到屋里来猜。”他的妻子被惊醒了。

罗贝托·阿希斯是在七点钟躺下的。这时候，他站起身来，从半掩着的窗户朝广场张望了一下。广场上只有一片黑黢黢的杏树，蒙铁尔寡妇家阳台上的灯最后也灭了。罗贝托·阿希斯的妻子打开床头灯，压低声音要他赶快躺下。一只孤零零的狗还在叫，直到钟楼响过第五下钟声，它才停下来。

堂拉洛·莫斯科特肚子上摊着一张报纸，前额上架着眼镜，在闷热的房间里呼呼地打鼾。房间里堆满了空铁罐和落满灰尘的小药瓶。他那位瘫痪的妻子用一块破布驱赶着蚊子，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想起过去也曾有像今天一样气氛紧张的夜晚，不禁浑身发抖。远处的人声、狗吠声和悄悄的跑步声消逝了，镇上笼罩着一片沉寂。

“别忘了把可拉明放进去。”希拉尔多大夫嘱咐妻子说。睡觉之前，他的妻子把急救药品放进小药箱里。他们俩还在惦记着蒙铁尔寡妇。服用了最后一剂鲁米那之后，寡妇硬挺挺的像个死人。堂萨瓦斯刚和卡米查埃尔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谈得把时间都忘了。钟声响到第七下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里用天平称第二天的早餐。他的妻子披头散发地从卧室里跑出来。河水停滞不流了。“唉，今天晚上啊……”黑暗中有人低声说。这时候，第八下钟声敲响了，低沉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弥漫开来。十五秒钟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冒火花，现在完全熄灭了。

宵禁的号声响过以后，希拉尔多大夫合上书。他的妻子把小药箱放在床头柜上，脸冲着墙躺下，关了灯。大夫又把书打开，但是没有看下去。夫妻俩有节奏地喘着气。万籁俱寂的小镇似乎缩小了，缩到只有卧室那么大，全镇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大夫回答说。

直到十一点钟，大夫的精神仍旧集中不起来。手上的书还是八点钟看的那一页。他把这页折起一个角，将书放在床头柜上。妻子已经睡着了。想想过去每逢宵禁，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枪响，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槖槖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种恐怖活动的动静。很多个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一天清晨，诊所的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咔咔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镇长用疲乏的声音说：“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希拉尔多大夫赶忙关上灯，躺下睡觉。

后半夜又下起小雨。守在码头一角的理发师和另外一个人离开岗位，到本哈民先生店铺的房檐下避雨。理发师点燃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打量了一下枪支。枪是新的。

“美国制造。”他说。

另外那个人划亮了几根火柴，想看看他那支卡宾枪的牌号，可是没有找到。一滴水从房檐上落下来，啪嗒一声掉在枪托上。“今天这事可真是怪，”他低声说着，用袖子擦干枪托，“发给咱们一人一支枪，叫咱们在雨底下挨浇。”在黑咕隆咚的小镇上，只听见房檐上雨水的滴答声。

“咱们是九个人，”理发师说，“他们呢，包括镇长在内是七个人，有三个人还待在警察局。”

“刚才我也这么想来着。”另外那个人说。

蓦地，镇长用手电筒照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蹲在墙根，用身子护住枪，房檐的水滴像小铅弹一样在他们的鞋上迸溅开来。镇长认出了他们，把手电筒关掉，钻到屋檐下面。他身穿一件军用雨衣，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冲锋枪，身边带了一名警察。他看了看右手上的手表，命令警察说：

“你到警察局去一趟，看看夜宵怎么样了。”

他说话很用力，像下作战命令一样。警察消失在迷蒙的雨中。镇长挨着招募来的人坐在地上。

“有事吗？”他问。

“没事。”理发师说。

另外那个人递给镇长一支香烟，镇长没要。那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您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中尉？”

“谁知道啊，”镇长说，“眼下只能说等到宵禁结束。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等到五点！”理发师喊道。

“好家伙！”另外那个人说，“我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就一直站着。”

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了一群狗的乱吠。后来，只剩下一只狗还在一声一声地叫。这时候，镇长才无精打采地冲着那名招募来的人说：

“有话尽管跟我说，这种事我干了半辈子了。我真有点困啦。”

“有什么用，”理发师说，“这种干法根本不对头。老娘儿们才这么干呢。”

“我也开始琢磨这件事。”镇长叹了口气。

警察回来报告说，等雨一停，马上就送夜宵来，又说，抓住了一个没有通行证的女人，她在警察局等候镇长。

这个女人是卡桑德拉。在阳台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屋里显得暗幽幽的。卡桑德拉盖着一块油布躺在折叠椅上睡觉。镇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哼了一声，使劲地摇了摇头，睁开眼睛。“我正做梦呢。”她说。

镇长打开屋里的灯。卡桑德拉用手捂住眼睛，嘟嘟囔囔地扭过身去。镇长看见她那银白色的指甲和光溜溜的胳肢窝，心中不觉一动。

“您可真沉得住气，”她说，“我十一点就来了。”

“我以为你在我的住处等我呢。”镇长抱歉地说。

“我不是没有通行证吗？”

两天前她的头发是古铜色的，现在变成了银灰色。“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镇长笑了笑，挂好雨衣，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但愿他们没把你当作贴匿名帖的。”这时候，卡桑德拉又变得嘻嘻哈哈了。

“但愿他们这么以为，”她回答说，“我就爱看人一惊一乍的。”

镇长突然显得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他把指关节弄得咔咔响，低声下气地说：“我需要你帮个忙。”她察言观色地看了他一眼。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镇长接着说，“你拿牌算一算，能不能找出谁贴的匿名帖。”

她把脸转向一边。“明白了。”她稍微沉吟了一下说。镇长催促道：

“说来说去，这也是为你们好。”

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算过了。”她说。

镇长几乎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这个卦很怪，”卡桑德拉装腔作势地继续说，“卦上说得十分明白。往桌子上一摆，吓了我一大跳。”她连喘气都显得很紧张。

“是谁？”

“不是哪一个人，全镇的人都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