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阿希斯寡妇的几个儿子回到镇上来望弥撒。除了罗贝托·阿希斯之外，还有弟兄七个。这七个人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个个五大三粗，干起重活来像骡子一样。妈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罗贝托·阿希斯年岁最小，却只有他成家了。他和几个哥哥唯有一点长得像——鼻梁高高耸起。他身子骨单薄，举止文雅，像个女孩子。阿希斯寡妇老盼着生个女儿，有这么个儿子，好歹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阿希斯家的七兄弟把牲口驮来的东西卸在厨房里，有绑着腿的小鸡、青菜、奶酪、红糖、咸肉，堆了一地。阿希斯寡妇在这堆东西中间走来走去，给女仆们分派活计。厨房里腾出地方以后，她让女仆从每样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给安赫尔神父送去。

这位堂区神父正在刮胡子，不时地把手伸到院子里，接点雨水弄湿下巴。快刮完脸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两个赤脚的女孩，连门也没敲。她们把几个熟菠萝、半熟的芭蕉、红糖、奶酪、一篮青菜和新鲜的鸡蛋倒在他面前。

安赫尔神父冲她们挤了挤右眼。“嚯，这可真像是兔子布莱尔在做梦啊！”他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女孩瞪大眼睛，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你看，神父也刮胡子！”

另外那个女孩把她拉到大门口。“你原以为怎样？”堂区神父微微一笑，旋即收住笑容道：“我们也是人哪！”说完，他看了看摊在地上的食物，心想只有阿希斯家才拿得出这么多东西。

“去跟小伙子们说，”他几乎喊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安赫尔神父虽然干了四十年的神职工作，每逢盛典还是控制不住紧张情绪。胡子还没刮完，他就把工具收起来了，然后把食物捡起来，推到放缸的地方，最后走进圣器室，在长袍上擦了擦手。

教堂里坐满了人。阿希斯兄弟几个，还有母亲和弟妹坐在靠近讲坛的两张长靠背椅上。椅子是他们布施给教堂的，每张椅子的小铜牌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几个月来，他们兄弟几个一直在外面，今天第一次凑到一起上教堂来。看那一身身衣着，人们一定会想他们是骑马来的。大儿子克里斯蒂瓦尔·阿希斯半小时前才从牧场赶回来，连脸都没来得及刮一刮，脚上还穿着马靴马刺。看见这个像半截黑塔似的山民，人们都会相信塞萨尔·蒙特罗的确是老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的私生子。这件事大家都在公开议论，但却从未得到证实。

安赫尔神父在圣器室里碰上一件不顺心的事：做礼拜用的法袍没放在原处。辅祭看见神父慌里慌张地翻箱倒柜，心中暗自责怪自己。

“去叫特莉妮达来，”神父命令说，“问问她把法袍的黑带子放在哪儿了。”

神父忘记了特莉妮达从礼拜六就病倒了。辅祭以为特莉妮达一准是带了些什么活计回家了。安赫尔神父只好穿上主持葬礼时用的法袍。他费了半天劲，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走上讲坛时，心情烦躁，呼吸急促，突然发现前几天想好的那些道理似乎没什么分量，不像他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时想得那么有说服力。

安赫尔神父前后讲了十分钟。一些从未有过的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海里上下翻腾，弄得他上句不接下句。这时候，他猛然瞥见阿希斯寡妇和环绕在她身边的儿子们。不过，他觉得眼前仿佛摆着一张几百年后的模糊不清的全家福相片。只有蕾薇卡·德阿希斯显得活生生的：手拿着檀香扇，挺着胸脯，真可谓光彩照人。直到布道结束，安赫尔神父也没有直接谈及匿名帖的事。

阿希斯寡妇木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在开始望弥撒时，她心里很烦躁，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戴上，戴上又摘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画了个十字，站起来，从中央通道走出教堂。几个儿子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经过一夜的思索，今天早晨希拉尔多大夫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蒙蒙细雨还在悄然无声地飘落。邻家的美洲鸟像吹口哨似的叫个不停。大夫在刷牙，他妻子在一边唠叨着。

“礼拜天就是怪，”她摆好桌子准备吃早餐，“闻着总有一股牲口味，好像有谁把礼拜天像牲口一样大卸八块挂起来似的。”

大夫安好自动刮脸刀开始刮脸。他的眼泡发肿，眼睛湿乎乎的。“你又没睡好，”妻子说，然后略带点哭腔道，“过不了几个礼拜天，你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她头上堆满发卷，身穿一件破旧的晨衣。

“劳您大驾，”大夫说，“少说两句吧！”

她走到厨房里去，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一边等着烧开，一边听美洲鸟的啼叫。过了一会儿，听到淋浴声，她便回到屋里，给丈夫拿好衣服，等他从浴室出来穿。把早餐端到桌上时，她看到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穿上那条卡其裤和运动衫，他显得年轻了一些。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声也没吭。临到快吃完，大夫用亲切的目光端详着妻子。她低着头喝咖啡，身体微微地颤抖，像是在生闷气。

“怨我肝火太旺。”他抱歉地说。

“得了，说什么也盖不住你那臭架子。”她头也没抬地顶了一句。

“我大概是中毒了，”他说，“碰上下雨天，我的肝就出毛病。”

“你老是这么说，”她说，“从来也不治。再不注意，早晚得耽误了。”

他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十二月份，”他说，“咱们到海边去过半个月。”餐厅和院子之间有道木栅栏。大夫隔着栅栏的菱形格子看了看外面的牛毛细雨。在这漫长的十月里，院子显得格外凄凉。他说：“至少有四个月了吧，还没见过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天呢。”她把盘子摞起来，端到厨房去。等她回到餐厅的时候，大夫已经戴好草帽，正在收拾药箱。

“你是不是说过又看见阿希斯寡妇从教堂里出来？”他说。

这件事是他刷牙之前妻子告诉他的。不过，当时他没注意听。

“今年她去过教堂三次，”她说，“看起来，她找不到别的法子消遣解闷了。”

大夫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有钱人全都发疯了。”

几个女人从教堂出来，走进蒙铁尔家，去看望蒙铁尔寡妇。大夫冲待在客厅里的几位妇女点了点头，走到楼梯拐角处，听到身后一阵轻轻的嬉笑声。他走到卧室门口，听见里面还有其他女人，于是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蒙铁尔寡妇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两手把被单拉到胸前，怀里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牛角梳。

“看样子，您这儿在过节吧！”大夫对她说。

“是十五周年。”一个女人说。

“十八周年。”蒙铁尔寡妇纠正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她又躺下去，把被单一直拉到脖子上。“当然，”她心情愉快地说，“一个男人也没请。只有您是例外，大夫，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

大夫把被雨淋湿的草帽放在小柜上。“做得对，”他暗自高兴地观察着病人，嘴里说着，“看样子，这儿没我的事啦。”随后他转向大家，抱歉地说：

“让我看看好吗？”

屋里只剩下蒙铁尔寡妇和大夫两个人。病人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大夫似乎没有留意。他一边把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愉决地同她拉家常。

“大夫，我求求您，”寡妇恳求说，“别再给我打针了，我的屁股快成筛子底了。”

“这个针剂可是个好东西，”大夫微微一笑说，“是医生的饭碗。”

她也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她隔着被单摸了摸屁股说，“这儿整个都淤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碰。”

“那就别碰好了。”大夫说。

听了这话，寡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今天是礼拜天，您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大夫。”

医生把她的袖子卷上去，准备量血压。

“大夫不让我大笑，”她说，“说这对肝不好。”

量血压的时候，寡妇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血压计的水银柱。“我这一辈子见到过不少的表，数这种表最新奇。”她说。大夫全神贯注地看着水银柱，松开了捏住充气球的手。

“这种表每天叫人起床，可准时了。”他说。

量完血压，大夫一面卷血压计的橡皮管，一面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气色。他把一瓶白药片放在小桌上，瓶上写着每隔十二小时服一片。“您不是不想打针吗？”他说，“那就不打了。您的身子骨比我还强呢。”寡妇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什么病也没有！”

“我也这么说，”大夫回答道，“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寡妇不愿理睬大夫这番话，她又问：

“我还要不要躺着呀？”

“照我看，”大夫说，“根本用不着。您下楼到客厅去，照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此外，”他狡黠地一笑说，“要谈的事多着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准是您贴的！”

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待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一辈子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补充了一句：“您今天可真像一朵玫瑰花。”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到靠床边那把软皮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脑溢血后，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于是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堂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应。堂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像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黎明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房间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鹰，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解闷。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

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镇长正好相反，他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住处，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宵禁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般的口吻解释道：

“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镇长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补充道，“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

法官背过身去，像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的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应，只听得法官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往事，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让人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哪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霏霏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他洗了个澡，穿上军装，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他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兜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台球厅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兜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肝上准保尽是小气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了个嗝。他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哦！”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镇长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

镇长急匆匆地穿过走廊。他打开第一间牢房的门，手扶着门把手，定睛一看，只见在暗影里坐着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尖下巴，面色蜡黄，脸上尽是麻子，头戴一顶小棒球帽，眼镜片全都碎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佩佩。”

“还有呢？”

“佩佩·阿马多。”

镇长打量了他一阵儿，极力回想着。小伙子坐在给犯人当床用的水泥台上，样子很平静。他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眯缝着眼睛看了镇长一眼。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镇长问。

“就在这儿。”佩佩·阿马多说。

镇长没有走进牢房。他边想边打量着犯人，然后关上门。

“好吧，佩佩，”他说，“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到大厅里，反复阅读那张秘密传单。

他朝着敞开的阳台坐下来，随手拍打着蚊子。空寂的大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他很熟悉黄昏时的这种宁静。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他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权势。

“看样子又来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是的，又来了。和过去一样，传单两面都是油印的字。在秘密状态下，人们心情慌乱，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单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一下子认出来。

镇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想了很久，把那张传单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把传单往衣兜里一揣，手指触到牢房的钥匙。

“罗维拉。”他叫道。

那名警察亲信在黑影中出现了。镇长把钥匙交给他。

“这个小伙子交给你管。”他说，“你要设法让他说出来，是谁把秘密传单带到镇上的。好言相劝他要是不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叫他开口。”

警察提醒镇长道，今晚他要值班。

“别去了，”镇长说，“没有新的命令，你什么也不用管。还有一件事，”他心血来潮似的接着说，“把院子里的人全都打发走，今天晚上不用巡夜了。”

随后，他把那三名警察——按照镇长的命令，他们一直待在警察局里无所事事——叫到那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里，让他们把锁在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穿上。他们换衣服的时候，镇长把前几天晚上发给巡夜人的放烟火用的子弹从桌上收起来，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子弹。

“今天晚上你们去巡夜。”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枪支，把最好的几支枪发给他们，“你们什么也别干，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你们在街上巡查。”三名警察背上枪，镇长把子弹发给他们，站在他们面前说：“有一件事你们要听好，”他警告道，“谁要是胡来，我就要他站在院子的墙跟前，把他给毙了。”他等了一下，三个人没有答话。“懂了吗？”

三名警察当中，有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相貌平常；另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魁梧，有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三个人把子弹装到子弹带里，听到镇长最后一句问话，马上立正说：

“明白了，中尉。”

“还有一件事，”镇长改用随随便便的口吻说，“阿希斯弟兄们都在镇上。今天晚上如果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喝醉了，出来闹事，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不管出什么事，千万别理他们。”三个人还是没有答话。“懂了吗？”

“明白了，中尉。”

“明白了就好，”镇长最后说，“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吧！”

因为宵禁，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但这股奇臭一下子就过去了，神父没太在意。过了一会儿，神父在煎青香蕉片、热牛奶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礼拜六特莉妮达生病以后，一直没人清理老鼠夹子。于是他又回到教堂，把老鼠夹子打开，将死老鼠拿掉，然后到和教堂相隔两条街的米娜家里去。

出来开门的是托托·比斯瓦尔。小小的堂屋里光线暗淡，零乱地放着几张小皮凳子，墙上挂着几幅版画。杯子里往外冒着热气。米娜的母亲和瞎奶奶在喝一种香喷喷的饮料。米娜在扎纸花。

“十五年了，”瞎老太太说，“您一直没到我们家来过，神父。”

确实如此。神父每天下午都从窗前经过，米娜就坐在窗前扎纸花，但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过。

“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得真快。”神父说。接着，他声称自己有急事，对托托·比斯瓦尔说：“这次来是想求您让米娜从明天起到我那儿去清理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对米娜说：“特莉妮达上礼拜六病倒了。”

托托·比斯瓦尔当即答应了。

“嗐，白耽误工夫，”瞎老太太插话道，“别管怎么折腾，出不了今年，大伙儿全得完蛋。”

米娜的母亲连忙用手摁住她的膝盖，叫她住嘴。瞎老太太把她的手扒拉开。

“这种迷信邪说要受上帝惩罚的。”堂区神父说。

“纸上就这么写着，”瞎老太太说，“大街上血流成河，任凭谁也阻挡不住。”

神父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她年纪太大了，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死鱼眼似乎看透了一切事物的奥秘。

“这么说，我们都要受血的洗礼了。”米娜揶揄地说。

安赫尔神父偏过脸来，只见米娜满头漆黑的头发，脸庞和瞎奶奶一样苍白，周围环绕着一片彩纸彩带的迷雾，真像是学校晚会上的一幅寓意画。

“礼拜天，”神父对她说，“你还干活？”

“我早就说过了，”瞎老太太插嘴道，“像火烧眉毛似的。”

“穷人家不讲究这些。”米娜微笑着说。

托托·比斯瓦尔看见堂区神父一直站着，就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比斯瓦尔身体瘦弱，胆小怕事，一举一动老是那么畏畏缩缩的。

“谢谢，”神父婉言谢绝道，“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快回去。”他侧耳听了听，镇上静得出奇，于是说：“好像过了八点似的。”

当时他已经得知，牢房空了两年之后，佩佩·阿马多又进去了。镇上的居民又要受三名罪犯的摆布。从六点钟起，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安赫尔神父像是自言自语，“这种事，真是乱弹琴。”

“这种事早晚得出，”托托·比斯瓦尔说，“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他随着神父来到门口。

“您没有看见秘密传单吗？”

安赫尔神父吃惊地停下脚步。

“又来了？”

“八月里，”瞎老太太说，“要有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米娜伸过一只胳臂，递给她一枝没做完的纸花。“少说两句吧，”她对瞎奶奶说，“把这个弄完。”瞎老太太摸了摸，原来是一枝纸花。

“这么说，又来了。”神父说。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托托·比斯瓦尔说，“这儿有一张传单，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神父点了点头。

“传单上说，一切都原封未动，”托托·比斯瓦尔继续道，“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这话不假，”米娜的母亲插嘴道，“这不是，咱们这儿又宵禁了，那三个强盗又上街了。”

“还有一件新闻，”托托·比斯瓦尔说，“听说内地正在组织反政府的游击队。”

“这些都在纸上写着呢。”瞎老太太说。

“荒唐，”堂区神父边想边说，“应该承认，他们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或者，”他又改口道，“至少到今天晚上为止，态度是不一样嘛。”

过了几个小时，神父躺在蚊帐里，热得难以入眠。他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堂区待的十九个年头中时光真的在流动吗？猛然间，房子对面响起了皮靴声和枪支声。皮靴声渐渐远去，一个钟头后返回原处，又走远了，但是没有枪声。整整一夜他没能合眼，天气又热，折磨得他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晨鸡已经啼叫好大一会儿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