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戏团老板有节奏地叫着号子，几个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把帐篷支架从地里拔出来。帐篷颓然坍塌下来，发出一阵风吹树梢般的沙沙声。天亮时，帐篷已经叠放好，女人和孩子们坐在大箱子上吃早饭，男人们把驯兽运到船上。小船拉响第一声汽笛，光秃秃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堆堆篝火的残迹，仿佛告诉人们有一只史前动物从本镇经过。

此时，镇长还没有睡觉。从阳台上看见马戏团上了小船，他也来到码头，加入喧闹的人群。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脱，由于睡眠不足，两眼布满血丝，胡子两天没刮了，脸上露着一副凶相。老板从船舱顶上望见镇长。

“您好，中尉，”老板喊道，“我可要离开贵国了。”

老板的背后有一圈宽大明亮的光环，照得他圆圆的脸上显出一副主教的神气。他手中握着那条卷起来的鞭子。

镇长走到河边，张开双臂兴冲冲地喊道：“哎哟，真遗憾，将军。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走？”他随即转向众人，大声地说：

“他不肯给孩子们白演一场，所以我才不准他演出。”

小船拉响最后一声汽笛，紧接着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盖过了老板的答话声。河水冒出一股从河底泛上来的泥浆味。等小船在河心转了个弯以后，老板靠在船舷上，把两手握成喇叭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喊道：

“再见，警察，你这个臭婊子养的。”

镇长的脸色丝毫未变。他两手插在衣兜里，一直等到发动机声消失后，才满面春风地从人群中走过，迈进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

快八点了。叙利亚人把摆在门口的商品收拾起来。

“看样子，您也要挪窝啊。”镇长对他说。

“快了，”叙利亚人眼瞅着天说，“快下雨了。”

“礼拜三不会下雨。”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

镇长把两肘撑在柜台上，仰望着港口上空滚滚的乌云。叙利亚人收拾完东西，叫他老婆端点咖啡来。

“照这样下去，”叙利亚人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得从别的镇上借人了。”

镇长一口一口地品着咖啡。又有三户人家离开了本镇。据叙利亚人摩西的统计，加上这三家，一个礼拜内走了五家。

“他们早晚会回来的，”镇长边说边端详着咖啡渣在杯底留下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胞衣是埋在咱们这个镇上的。”

镇长刚说完没雨，天上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几分钟的工夫，镇子被水淹了。镇长不得不在商店里一直等到大雨过去，然后去了警察局。他一进门就看见卡米查埃尔先生。他还坐在院子当中的一张小凳上，浑身上下被大雨浇得湿透了。

镇长没和卡米查埃尔先生打招呼。他先是听了警察的报告，然后让人打开关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阿马多脸朝下，趴在砖地上，好像睡得很香。镇长用脚把他扒拉过来，一看他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一阵怜悯。

“从什么时候起他就没吃饭了？”镇长问。

“前天晚上。”

镇长吩咐把他扶起来。三名警察架着阿马多的胳肢窝，把他拖到牢房尽头，让他坐在那个靠墙的半米高的水泥台上。刚才他趴过的地方留下一片潮湿的痕迹。

两名警察扶着他坐好，另外一名警察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要不是看见他还在不均匀地喘气、嘴唇上露出被折磨的筋疲力竭的表情，人们还以为他死了呢。

警察走了以后，佩佩·阿马多睁开眼睛，摸着黑抓住水泥台的边缘，然后趴在水泥台上，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

镇长离开牢房，吩咐手下人给犯人弄点吃的，让他睡会儿觉。“再过一会儿，”他说，“继续敲打他，叫他把知道的事通通倒出来。照我看，他挺不了多少工夫了。”从阳台上望下去，镇长看到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待在院子里，两手蒙住脸，蜷缩在凳子上。

“罗维拉，”他叫道，“你到卡米查埃尔家去一趟，叫他老婆把衣服送来。”接着他又急急巴巴地说：“完事了，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镇长靠在办公桌上睡得蒙蒙眬眬的，只听外边有人叩门。原来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浑身上下全干了，只有一双鞋泡得囊囊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镇长没有答理卡米查埃尔，他让警察拿双鞋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朝警察扬了扬手，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脸来，态度凛然地对镇长说：

“我就剩下这双鞋了。”

镇长让他坐下。二十四小时前，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这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镇长就蒙铁尔的财产状况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他详细地做了介绍。最后，镇长透露他打算买下蒙铁尔的遗产，价钱由镇上的行家议定。卡米查埃尔回答得很干脆：在没有解决继承权之前，不能变卖任何东西。

两天来他忍饥挨饿，受尽风吹雨打，到了今天下午，仍然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你啊，卡米查埃尔，真是头蠢驴，”镇长对他说，“等到解决完继承权问题，堂萨瓦斯那个老贼可要把蒙铁尔家所有的牲口都打上他家的烙印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耸了耸肩。

“好吧，”镇长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五年前，堂萨瓦斯曾经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何塞·蒙铁尔，上面写着所有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因此，他是留在镇上的唯一的反对派头子。”

“还有一个，”卡米查埃尔先生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那位牙医。”

镇长没有答理他的插话。

“为了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出卖自己手下人的家伙，你在露天里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二十四个小时，犯得上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手指甲。镇长坐在办公桌上，用温和的口气说：

“再说，你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卡米查埃尔先生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和两个大儿子找过镇长，镇长答应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他放出去。

“那您就不用操心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他们自己会照管好自己。”

他听到镇长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于是抬起头来，舒了口气说：“您还有一招没拿出来呢，中尉。”他低眉顺眼地瞥了一下镇长，又继续说下去：

“把我枪毙。”

镇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睡着了。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被带回院子里的板凳上。

这时候，在离警察局只有两条大街的法院办公室里，秘书显得很开心。整个上午，他待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忽然一睁眼，瞥见了蕾薇卡·德阿希斯白光耀眼的胸脯，想回避都来不及。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事情来得像闪电一样急促。洗澡间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出来，只在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赶忙将窗户关上。

秘书躲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待了足有半个小时，那女人的身影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害得他心猿意马。快十二点了，他锁上门，走出办公室，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回味回味这件美滋滋的事。

路过邮电局时，局长向他招了招手。“咱们这儿要来一位新神父了，”局长说，“阿希斯寡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秘书表示不想听下去。

“做人的第一美德，”他说，“就是要守口如瓶。”

在广场的拐角，秘书碰见了本哈民先生。他的店门前有两个水坑，他正站在水坑前，琢磨着怎么跳过去。“这件事您要是知道了呀，本哈民先生。”秘书开了个头。

“什么事？”本哈民先生问。

“没什么，”秘书说，“这个秘密我至死也不向人披露。”

本哈民先生耸耸肩。只见秘书像个青年人似的一纵身跳过水坑，他也冒险跳了过去。

本哈民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三屉饭盒放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盘子、叉子和叠好的桌布。本哈民先生十分利落地打开桌布，把东西摆好，准备用午饭。他先喝了点汤，黄澄澄的汤上漂着一圈圈的油花，还有一块排骨。另外一个盘子里是白米饭、炖肉，还有一块煎木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但本哈民先生根本没有在意。吃完饭，他把盘子叠在一起，把一屉一屉的饭盒摞好，喝了一杯水。

他正要把吊床挂起来，听见有人走进店铺。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问道：

“本哈民先生在吗？”

他探了探头，一看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头上包着一条毛巾，皮肤是暗灰色的。原来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

“不在。”本哈民先生说。

“哦，是您啊。”女人说。

“我听见您叫了，”他说，“我是装糊涂，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

本哈民先生挂好吊床，那个女人站在店铺后面的小门那里犹犹疑疑的。她每喘一口气，喉咙里就发出一种轻微的咝咝声。

“别待在那儿，”本哈民先生粗声粗气地说，“要么出去，要么进来。”

她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默默无声地啜泣着。

“对不起，”他说，“您应该懂得，要是大家看见您在我这儿，我也就跟着沾上边了。”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从头上摘下毛巾，擦了擦眼睛。本哈民先生拴好吊床以后，习惯性地拽了拽绳子，看拴结实了没有。然后他走过来和那个女人说话。

“您这趟来，”他说，“是想叫我写份状子？”

女人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本哈民先生接着说，“您还相信那个玩意儿。眼下呀，”他低声道，“打官司不靠状纸，专靠枪子儿。”

“人们都这么说，”她答道，“可是弄来弄去，只有我的孩子关在监狱里。”

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攥在手里的手帕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票子，一共是八个比索。她把钱交给本哈民先生。

“我就剩这点钱了。”

本哈民先生瞟了一眼，耸了耸肩，拿起钞票，放在桌子上。“我明知道这是白耽误工夫，”他说，“好吧，我给您写，无非是向上帝表示一下我的为人有多么固执。”那个女人默默地表示感谢，又啜泣起来。

“无论如何，”本哈民先生劝她说，“您得求镇长开开恩，准许您去探望一下孩子，劝劝他把知道的事说出来。除此之外，这张状子简直起不了任何作用。”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毛巾包在脑袋上，走出店铺，连头也没回一下。

本哈民先生一觉睡到四点钟，到院子里洗脸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许多小虫子在空中飞来飞去。他换上衣服，梳了梳那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然后到邮电局去，买了一张正式的公文纸。

本哈民先生正要回到店里写状子，忽然觉得镇上好像出了什么事。远处传来叫喊声。几个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去。他忙向他们打听，小伙子们一边跑一边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回到邮电局，退还了公文纸。

“用不着了，”他说，“他们刚把佩佩·阿马多处决了。”

镇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一手拿着皮带，另一只手系着军衣扣子，腾腾两下跳下了住所的楼梯，看看天色，弄不清是什么时候。不管有事没事，他总要到警察局去一趟。

一路走来，各家的窗子都关得挺严实。走到街中心时，只见迎面跑过来一个女人，两臂朝左右伸开。几只蚊子在清新的空气中飞来飞去。镇长还没有弄清出了什么事，掏出手枪撒腿就跑。

一群妇女正要强行闯进警察局的大门。几个男人拦着，不让她们进去。镇长三拳两脚推开人群，背靠住大门，枪口对准大家。

“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毙了他。”

从里边顶住门的那名警察打开大门，端起上了膛的步枪，吹起警哨。另外两名警察跑到阳台上，朝天放了几枪。人群立即朝大街的两头散开了。这时候，那个女人像只狗似的嗷嗷叫着出现在大街拐角处。镇长一下子认出了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于是，他连忙跳了一下，躲进警察局里，从楼梯上命令门口那名警察说：

“看住这个女人！”

警察局里像死一般沉寂。其实，究竟出了什么事，镇长并不清楚。他把堵在牢房门口的警察拽开，才看见佩佩·阿马多。阿马多趴在地上，身体蜷缩成一团，两手夹在大腿中间，脸色煞白，但身上没有血迹。

镇长看了看，确实没有伤痕，他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把死者的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系好裤扣，最后又给他系上皮带。

镇长站起来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他站在警察对面，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情。

“谁干的？”

“大伙儿，”那个黄头发大个子说，“他想逃跑。”

镇长心事重重地看看他，一时间好像找不到什么话说。“你这套瞎话，谁也不会相信。”说着，镇长朝大个子走过去，伸出一只手。

“把枪给我。”

警察解下枪带，交给镇长。镇长取出两颗打过的弹壳，换上两发新子弹，把废弹壳放进衣兜里，然后把枪交给另一名警察。黄头发大个子（从近处看，他的脸上还有一股孩子气）被带到旁边的那间牢房里。走进牢房，他把衣服全部脱掉，交给镇长。这些事做得不慌不忙，仿佛举行什么庆典似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最后，镇长亲自关上死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门，走到院子的平台上。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在板凳上坐着。

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办公室，镇长请他坐下，他没有搭腔。他站在办公桌前面，衣服又是湿漉漉的。镇长问他看没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几乎连头也没有动一动。

“好吧，”镇长说，“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怎么处理。不管怎么说吧，”他继续道，“你要记住，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你已经卷进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还是愣怔怔地站在办公桌前面，衣服贴在身上，皮肤开始发肿，好像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似的。镇长又等了一会儿，看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说，卡米查埃尔，你要识时务，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

他说话的时候，神态庄重，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但是，这些话似乎没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脑海里掀起任何波澜。他站在办公桌前，身体肿胀，神情忧悒，一动也不动，等到大铁门关上之后，他还是这副神态。

这时候，在警察局门前，两名警察抓住佩佩·阿马多母亲的手腕。三个人争斗了一气，好像正要歇一会儿。那个女人静静地喘着气，眼泪已经哭干了。镇长一出现在门口，她便嘶哑地号叫了一声，猛地一甩，从一名警察手里挣脱出来，另一名警察挥拳把她打翻在地上。

镇长连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叫一名警察陪着他走到大街拐角，来到围观的人群面前。他对着众人说：

“要是大家不愿意看着事情闹大，哪位出个头，把这个女人带到家里去。”

警察陪着镇长穿过人群来到法院。法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镇长又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家里去，连门也没敲，就推开大门，高声喊道：

“法官！”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拖着孕妇特有的腔调在暗影里回答说：

“出去了。”

镇长站在门槛上问：

“上哪儿去了？”

“上他去的地方呗，”女人说，“准是找哪个臭婊子去了。”

镇长示意要警察进去。他们大摇大摆地从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身旁走过，谁也没有看她一眼，在卧室里搜查了一气，连个人影也没发现，于是他们又回到堂屋。

“他什么时候出去的？”镇长问。

“前天晚上。”女人说。

镇长沉吟了好大一阵儿。

“婊子养的，”他冷不丁地喊道，“他还能入地五十米！还能又钻进他婊子娘的肚子里去！不管是死是活，一定得把他揪出来。政府的手哪儿都够得着。”

女人叹了口气。

“您这些话，上帝会听见的，中尉。”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街上的人群还被警察拦在警察局的拐角处。有人把佩佩·阿马多的母亲带走了。小镇表面上平静下来。

镇长径直走到死者的牢房。他吩咐人拿来一块帆布，和警察一起给死者带上帽子、眼镜，再用帆布把尸体包裹起来，随后，在警察局里搜罗来一些麻绳和铁丝，把尸体从脖子一直缠到脚腕。收拾停当后，镇长浑身热汗淋淋，但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仿佛从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

这时候，他把牢房的灯打开。“找把铁锹、镐头，再带盏灯来，”镇长命令警察说，“叫上冈萨莱斯，你们一块儿到后院，挖个深坑。靠里边挖，那儿比较干松。”他说说停停，仿佛想一句说一句似的。

“你们一辈子都给我记住，”他最后说道，“这个小子没死。”

过了两个小时，坟坑还没有挖好。镇长从平台上望出去，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名值勤的警察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他打开楼梯的灯，躲到大厅最幽暗的一个角落，耳边只听见远处一只石鸻鸟一声一声地啼叫。

安赫尔神父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先是听到神父和值勤警察说话，接着又听见陪他一起来的人说了几句，最后听出了说话的人是谁。他躺在折叠椅上没有动弹，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他们边说边走进警察局，旋即听到上楼的脚步声。黑暗中他伸出左手，抓住卡宾枪。

安赫尔神父看见镇长出现在楼梯顶上，当即停下脚步。再下面两级站着希拉尔多大夫。大夫身穿一件浆洗过的白大褂，手里拎着药箱。一见镇长，他露出了两行尖利的牙齿。

“我白等了，中尉，”大夫客客气气地说，“整整一下午我一直等着您叫我来验尸。”

安赫尔神父用明亮而温顺的眼睛盯着大夫，然后又转向镇长。镇长笑了笑。

“验什么尸啊，”他说，“又没死人。”

“我们想看看佩佩·阿马多。”堂区神父说。

镇长把卡宾枪的枪口对着下面，仍旧对大夫说：“我也很想看看他，有什么法子呢？”说罢，板起了面孔。

“他逃跑了。”

安赫尔神父迈上一级楼梯。镇长举起卡宾枪，对准神父。“站住，别动，神父！”他警告说。此时，大夫也登上了一级楼梯。

“听我说，中尉，”大夫还是笑吟吟的，“在咱们镇上没有不透风的事。从下午四点钟起，大家都知道你们把那个小伙子干掉了，和堂萨瓦斯害死卖出去的驴用的办法一样。”

“他逃跑了。”镇长重复了一遍。

镇长只顾盯住大夫，不料安赫尔神父高举着双臂一下子登上两级楼梯。

镇长咔的一声拉开枪栓，两腿叉开，兀立在那里。

“站住！”他一声断喝。

大夫抓住堂区神父的衣袖。安赫尔神父咳嗽起来。

“打开窗子说亮话，中尉，这个尸非验不可。”大夫说。他说话的口气很硬，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监狱的犯人都爱得晕厥病，这个秘密现在也该揭开了！”

“大夫，”镇长说，“你敢动一动，我就开枪。”他斜着眼瞥了一下神父，又说道：“您也一样，神父。”

三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除此之外，”镇长继续对神父说，“您该高兴高兴了，神父。匿名帖就是那个小伙子贴的。”

“为了上帝的爱……”安赫尔神父说。

一阵痉挛性的咳嗽弄得他无法继续说下去。镇长等着他咳完，又说：

“你们听着，我开始数数。一数到三，我就闭上眼，冲着大门开枪。从现在起，你们要永远记住我的厉害。”他毫不含糊地警告大夫道：“少说废话。现在在打仗，大夫。”

大夫拉住堂区神父的衣袖下了楼梯，没再转过身来。蓦地，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喜欢这样，将军，”他说，“现在我们算是知道谁是谁了。”

“一！”镇长开始数数。

他们走了出来，没有听见数“二”。走到警察局拐弯的地方，两个人分了手。神父已经支持不住。他眼里噙着泪水，把脸扭到一边去。希拉尔多大夫面带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大惊小怪的，神父，”他说，“生活就是这样。”大夫走到家门口拐角的地方，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一刻八点。

神父吃不下饭去。宵禁以后，他坐下来写信，趴在写字台上一直写到半夜。蒙蒙细雨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的。他写起字来用的劲儿很大，字母都写成了双道，字迹十分清晰。他心潮澎湃，直到钢笔写干了，在纸上划几下写不出字来，才想起蘸蘸墨水。

第二天，做完弥撒，他把信送到邮局，其实要到礼拜五才能送走。上午，空气潮湿，烟雾迷蒙。近中午的时候，天放晴了。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院里，在晚香玉的花丛中一瘸一拐地跳跃了半个时辰。小鸟的啼声越来越高，每叫一次就提高八度，到后来声音尖厉得用耳朵都听不见了。

黄昏，安赫尔神父出去散步。忽然他发觉整整一下午总有一股秋天的芬芳伴随着他。在特莉妮达家里，他和在家中养病的姑娘谈论起十月里各式各样的疾病，心情十分忧闷。谈着话，神父想起了有一天晚上蕾薇卡·德阿希斯到他书房里来，身上也是散发着那样一种馥郁的香气。

回来的路上，神父到卡米查埃尔先生家看了看。卡米查埃尔先生的妻子和大女儿伤心极了，一提起亲人被捕，她们就痛哭失声。相反，小孩子们看不到爸爸那副严厉的面孔倒都挺高兴的。他们端着一碗水正在喂蒙铁尔寡妇送来的那对小兔。说着说着安赫尔神父突然停了下来，用手比画着，没头没脑地说：

“啊，我知道了，是乌头。”

哪里是什么乌头。

再没有人提起匿名帖的事了。在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匿名帖不过是一段美丽动人的小插曲。黄昏散步时，安赫尔神父越发相信这一点。晚祷后，他在书房里和几位天主教的女信徒谈了会儿话。

大家走后，神父觉得肚子饿了。他煎了几片青香蕉，煮了点牛奶咖啡，就着一小块奶酪吃下去。吃饱饭，那股香味也就忘掉了。他脱了衣服，钻进蚊帐里，逮住几只没被杀虫药杀死的蚊子，然后准备躺下睡觉。他一口气又打了几个嗝，胃里一个劲地泛酸，但心情却很平静。

神父睡得十分香甜。宵禁后四下里静悄悄的。耳边仿佛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清晨的寒霜绷紧琴弦发出的嚓嚓声，最后还听到一阵昔日的歌声。差十分五点，他发现原来自己还活着，费了好大力气欠起身来，用手指揉了揉眼皮。他想：“十月二十一日，礼拜五。”想完了又高声说道：“圣伊拉里翁。”

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扣好长袍上的一串扣子，蹬上平时穿的那双破靴子，鞋底已经开绽了。在晚香玉的芬芳气息中，他打开屋门，忽然想起了一句歌词。

“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他叹了口气。

神父刚要敲钟，米娜推开了教堂的门。她走进洗礼堂一看，奶酪原封未动，老鼠夹子也还是老样子。安赫尔神父打开冲着广场的大门。

“真倒霉！”米娜晃了晃空盒子说，“今天一只老鼠也没抓住。”

安赫尔神父没有理她。朝霞灿烂，空气清新，似乎预示着无论出什么事，今年的十二月也会准时到来。只有巴斯托尔的声音永远消逝了，这一点神父感受得最为深切。

“昨天夜里又有人弹奏小夜曲了吧。”神父说。

“是用枪子儿弹的，”米娜说，“刚才还响枪呢！”

神父第一次看了她一眼。她面色十分苍白，和瞎奶奶一样;腰间也系着一条某个世俗团体使用的淡蓝色的绸带。但是，她和特莉妮达不太一样，特莉妮达有点男孩子气，而她正在变成一个大姑娘。

“在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米娜说，“他们像疯子一样到处搜查秘密传单。听说他们掀开了理发馆的地板，碰巧发现了武器。监狱里关满了人。不过，听说男人们都上山找游击队去了。”

安赫尔神父叹了口气。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说。

说罢，神父朝教堂深处走去，米娜默默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大祭坛。

“这算不了什么，”米娜说，“尽管昨天晚上宵禁、开枪……”

安赫尔神父停住脚步，扭回头来，用那双庄重的天蓝色眼睛看着她。米娜也停下脚步，腋下夹着空盒子，话没说完，却神经质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