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第一次看见他的那个星期天起，我就觉得他像是斗牛士助手骑的骡子，他的天鹅绒肩带上露出金线的针脚，十根手指上戴满了五颜六色的宝石戒指，辫子上还拴着一条响尾蛇的尾巴，在达连的圣马利亚港口，他站在一张桌子上，脚边是他自己配制的一瓶瓶特效药，还有些安慰人心的草药，那段时间他扯着破锣嗓子在加勒比沿岸的村镇到处叫卖，只不过那一回他并不打算向那群脏兮兮的印第安人兜售什么，而是让他们去找一条活蛇来，他要在自己身上检验他发明的解毒药，独门奇药啊，女士们，先生们，蛇咬的，蜘蛛咬的，蜈蚣蜇的，任何种类的毒物，它都能解。有个人像是被他的决心打动了，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条毒性奇大的马帕纳蛇，就是那种直接麻痹呼吸系统的家伙，装在玻璃罐里给他拿了过来，看他急不可待地打开盖子的样子，大家都以为他是要把那条蛇一口吞进肚里，可是，那畜生刚意识到获得了自由，便从玻璃罐里蹿了出来，照着他的脖子来了一口，他的演讲立马中断了，这江湖郎中勉强来得及吞下一片解药，就一头栽倒在人群中，高大的身躯在地上滚来滚去，像是一具空壳子，但他一直在笑，露出满口金牙。港口停泊着一艘来自北方的装甲舰，说是来友好访问的，一停就停了差不多二十年。舰上这时一阵喧嚣，宣布实行隔离，以免蛇毒蔓延到舰上去。那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天，人们做完弥撒，带着被祝福过的棕榈枝往外走，谁都不想错过这场中毒的好戏。他身上开始肿胀，比先前胖了一倍，散发出死亡的气息，嘴里溢出胆汁的泡沫，浑身的毛孔都在张大，但他还在笑，笑得那么起劲，那条响尾蛇的尾巴在他身上甩来甩去，发出啪啪的声响。他身上肿得连绑腿的带子和衣服的接缝都崩开了，手指头被戒指勒成了腌鹿肉的颜色，屁股底下流出了临死之际的粪渣，凡是见过人被蛇咬的都知道，他在死之前会浑身溃烂，不剩一块好肉，到最后人们将不得不拿铲子把他铲起来丢进麻袋，但是大家同时也在想，哪怕是烂成了一堆锯末，他也会继续笑下去。这情形太离奇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纷纷登上舰桥，举起带长焦镜头的相机，想给他拍些彩色照片，但那群刚做完弥撒出来的女人没让他们得逞，她们用一床被子盖住了这个垂死的人，又将被祝福过的棕榈枝压在被子上，有几位是因为不喜欢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用他们异教徒的机器亵渎这具躯体，另外几位是害怕眼睁睁看着这个崇拜偶像的家伙大笑着死去，还有几位是想至少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定了，这时他拨开了棕榈枝，因为刚才那番折腾，他依然有些迷迷瞪瞪的，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他没要任何人帮忙，像只螃蟹一样爬上桌子，重新开始叫卖，各位都亲眼看见了，解毒的灵药正是装在这个小瓶里的上帝之手，只卖两个夸尔蒂约，因为我发明这种药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谁要来一瓶，女士们先生们，别挤别挤，人人都能买到。

人们自然挤成了一团，他们做得对，因为到最后并不是人人都能买到。连那艘装甲舰的司令官都买了一瓶，他也被说服了，相信这药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用毒药浸过的子弹也有效，军舰上的其他人没拍到他死亡的照片，这会儿不但拍了许多他站在桌子上的照片，还纷纷请他签名留念，一直签到他手臂抽筋为止。天快黑了，码头上只剩下几个最呆的家伙，他用目光搜寻着，想找一个面带傻气的家伙帮他把瓶瓶罐罐收起来，自然，他把目光停在了我身上。那就像是命运的一瞥，对我对他都是如此，因为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两个人一想起来都还觉得就像是上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把他用来变戏法的那堆东西装进那口紫色包边的箱子，那箱子看上去更像学者的棺材了，当时，他一定是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种先前没有看到的灵光，因为他没好气地问了我一句，你是干什么的，我对他说，虽说我爸爸还没死，但我是这里唯一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他哈哈大笑，笑得比之前中毒的时候还厉害，然后问我平常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什么也不做，只是活着，因为别的事都没意义，他笑得流下了眼泪，又问我在世上最想学什么本事，这是我唯一一次丝毫没有开玩笑，说的是大实话，我说我想当个算命先生，这下他不笑了，像是在思索什么，然后大声告诉我，当算命先生我已经差不多够格了，因为我具备了最基本的素质，长了一张傻瓜的脸。就在那天晚上，他去找我爸爸谈了谈，花了一雷阿尔加两夸尔蒂约，外加一副能算出谁跟谁通奸的扑克牌，就把我买断了。

这就是那个坏蛋布拉卡曼，这么说是因为还有一个好人布拉卡曼，那就是我。他那张嘴能让一个天文学家相信，二月份不过是一群看不见的大象，但当运气离他而去，他也会变得铁石心肠。在最风光的岁月里，他曾经给好几任总督的尸体做过防腐处理，大家都说，他把他们的脸装扮得如此庄严，以至于他们在死后好多年里把这里管理得甚至比他们生前还要好，在他把他们的脸恢复成死人模样之前，没有人敢把他们埋进土里，但后来他的威望遭遇挫折，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永远下不完的象棋，一个教士下着下着疯掉了，还有两位有名望的人自杀了，他从占梦师沦落为生日宴上的催眠者，从有灵力的拔牙师沦落为集市上的江湖郎中，到了我们见面的时候，连那些海盗都不屑于正眼看他了。我们四处游荡，兜售骗人的把戏，整日处心积虑地推销能让走私犯隐身逃遁的秘方，教那些受过洗礼的妻子悄悄在汤里滴几滴药水，好让她们的荷兰丈夫对上帝心存畏惧，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想要买任何东西都出于自愿，因为这不是命令，只是一种建议，归根结底，幸福也并不是人生义务。虽然我们经常为他的种种好主意笑得死去活来，但事实上我们几乎连肚子都填不饱，于是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我算命的天分上。他把我装扮成日本人的模样，拿船上用的铁链拴住，装进那口棺材般的大箱子里，当他在搜肠刮肚想词儿说服大家相信他的新玩意儿时，我可以给人算命，女士们先生们，看看这个饱受埃塞基耶尔萤火虫折磨的家伙吧，那边那位，看您一脸不相信的样子，您敢不敢问问他您的死期是什么时候，问题是我从来就没算准过，我经常连当天是几月几号都不知道，最终，他对我干算命先生这一行的前途彻底绝望，因为饿得头昏脑涨，就算我的某个器官能未卜先知，也早被搅得乱了套。为了转运，他用棍子教训了我一顿，之后，他决定把我送回我爸爸那里，把钱要回来。但那些天他正在寻找一种实用的方法用疼痛来发电，他造了一台缝纫机，靠吸附在疼痛部位的吸盘来带动。我被他打得整夜叫唤个不停，他因此把我留下来测试他的新发明，这样一来，我回家的事就被延后了，他的情绪也渐渐好转了，最后，那架缝纫机运转得太棒了，不但比一般新手缝得好，还能根据疼痛的位置和程度绣出各种花鸟来。正当我们确信自己时来运转，陶醉在胜利中时，突然有消息传来，说那艘装甲舰的司令官想在费城重现那场解毒实验，结果当着全体参谋人员的面变成了一摊肉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再笑过。我们顺着印第安人的峡谷小道逃走了，逃亡中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清晰，海军陆战队打着消除黄热病的旗号入侵了我们国家，杀光了一路上遇到的所有陶器贩子，不管是长期从事这一行的还是偶一为之的，他们不光出于戒备杀当地人，也杀中国人作为消遣，杀黑人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而杀印度人则是因为看不惯他们玩蛇，之后，他们把我们的动植物资源一抢而空，还尽其所能掠走了我们的矿产资源，因为他们那些研究我国问题的专家教导过他们，加勒比这一带的人能够改变自然，耍弄美国佬。我一直不明白他们这股疯劲儿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又为什么这么怕他们，直到我们安全脱险，沐浴在瓜希拉长年不断的和风之中，他才打起精神告诉我，他那些解药不过就是大黄加松节油，他给了那个托儿两夸尔蒂约那家伙才给他弄了条没毒的马帕纳来。我们在一幢废弃的殖民地时期的传教士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无望地等待走私贩子从这里经过，这是我们唯一指望得上的人，只有他们才会顶着烈日冒险进入这片不毛之地。一开始我们吃的是熏蝾螈配瓦砾间的花朵，把他的皮绑腿煮来吃的时候，我们也还笑得出来，最后，我们连水池子里的蜘蛛网都捞出来吃了，到这时我们才明白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有多重要。我那时候丝毫不知道怎么对付死亡，只会找块平整一点儿的地方躺着等待死神降临。而他却满嘴胡话，回忆起一个娇柔的女子，她叹口气就能穿墙而过。这些编造出来的回忆也是他的一种策略，为的是用爱的遗憾骗过死神。然而，当我以为我们可能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却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身边，整夜看护着垂死的我，他想心事的时候特别使劲，常常让我弄不清楚那断垣残壁之间呼啸而过的究竟是风还是他的所思所想，天亮之前，他用一如既往的声音带着一如既往的坚定对我说，他总算想明白了，是我扭转了他的好运，所以呢，把裤子系好，你扭转的，你还得给我弄顺了。

从那时起，我对他曾经有过的那点儿好感消失了。他扒掉了我身上最后几片破布，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住我，拿硝石在我的伤口上来回蹭，把我泡在自己的尿里，拴住我的脚踝把我吊在太阳底下暴晒，嘴里还嚷嚷着，说那些折磨不足以平息他的怒火。最后，他把我扔进当年传教士们用来惩戒异教徒的地牢，让我自生自灭，又用还没忘的那点儿口技学动物吃东西的声音，学成熟的甜菜地里沙沙的风声，学泉水潺潺流动的声音，他就是想用幻觉来折磨我，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天堂里潦倒地死去。当走私贩子们终于来接济他的时候，他下到地牢里，随便扔了点儿吃的给我，免得我被饿死了，但接下来我得为他的这点儿好心付出代价，他用钳子拔掉我的指甲，用磨石敲掉我的牙齿，我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只有活下去，才会有时间和运气用更严厉的折磨回敬我遭受的恶行。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我的屎尿、他倒下来的剩饭剩菜，以及他丢在角落里的腐烂的蜥蜴和雀鹰的包围下，在地牢里毒得死人的空气中，我居然挺了过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回他给我带来一只死兔子，为的是表明他宁愿让它烂了臭了也不愿给我吃，我的忍耐到了头，心里只剩下仇恨，我一把抓住兔子的耳朵朝墙上扔了过去，心里幻想着将要在墙上摔烂的不是兔子而是他，然后，就像在梦里发生的一样，那兔子发出一声尖叫，居然活了过来，还在空中踏着步子走回到我手中。

我的好日子就这样开始了。从此以后，我满世界转悠，收两个比索就能让打摆子的人不再发烧，收四个半比索就能让瞎子重见光明，收十八个比索就能让人消除水肿，残疾人要想重获健全肢体，如果是天生的，我收二十比索，如果是事故或是打架落下的，收二十二比索，如果是地震、战争、陆战队登陆或是别的什么天灾人祸造成的，一律收二十五比索，一般的病人通过某种特殊安排按批发价收费，给疯子看病依具体情况收费，小孩儿只收半价，傻子免费，看谁敢说我不是个慈善家，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说您呢，第二十舰队的司令官，让您的小伙子们把路障撤了，好让那些生病的人过来，得麻风病的靠左，得癫痫的靠右，残疾的哪儿不碍事待哪儿，不是急病的全都给我往后退，请各位都别挤，要是病情被弄混了，治的不是你得的病，我可不负责任，乐队呢，接着吹打，到铜管烫手为止，放鞭炮的接着放，到天使们觉得烫为止，酒尽管上，喝到不省人事为止，帮工的、走钢丝的、屠夫、照相的，全都过来吧，账都算在我身上，女士们先生们，布拉卡曼的坏名声从此一笔勾销，接下来大家开始狂欢吧。我施展出议员们惯用的手段麻痹大家，以防万一我出了岔子，有些人变得比先前更糟糕。我唯一不干的就是让死人复活，因为他们一睁开眼睛，就会气冲冲地把改变他们存在状态的家伙打个半死，到最后，他们不是自杀，就是失望而死。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聪明人在我身后穷追不舍，调查我干的这些事是否合法，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们用术士西门的地狱来吓唬我，建议我过苦修的生活，说这样就能超凡入圣，我没有蔑视他们的权威，我告诉他们我正是从苦修入门的。事实是，死后封圣对我毫无益处，我是个艺术家，唯一想要的就是活着，好继续像朵落在驴身上的纯洁的花，坐在我这辆六缸敞篷车里，这是我从海军陆战队的领事手上买来的，给我开车的特立尼达司机过去在新奥尔良海盗歌剧院唱男中音，我穿着真丝衬衣，用着东方护肤品，镶着黄玉牙齿，头上戴着鞑靼式的帽子，脚上穿着双色靴子，睡觉的时候不用定闹钟，跳舞的舞伴总是各地的选美皇后，我满嘴的华丽辞藻每每让她们意乱情迷，万一哪个圣灰星期三我的能力消失了，我也不会太过担心，因为只要拥有这张傻瓜的脸蛋，我就可以继续过着部长一样的生活，更何况我还有数不清的店铺，从这儿一直排到比天边的晚霞还远的地方，过去游客来我们这里花钱参观旗舰，现在，他们挤破头想要得到我的花体签名照片、印着我写的爱情诗的日历、有我肖像的纪念章、用我的衣服裁成的布条，这还没算那尊白天晚上都矗立在那里的我骑着马的大理石雕像，和那些祖国之父的雕像一样，身上落了不少燕子屎。

可惜那个坏蛋布拉卡曼不能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否则人们将会看到其中毫无虚构的成分。最后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见的时候，他早已没了当年的神采，沙漠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失魂落魄，骨头也快散架了，但他仍旧保留着几根响尾蛇的尾巴，以及那口永不离身的棺材似的大箱子，以便重现当年达连的圣马利亚港的那个星期天，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卖解毒药了，而是用他那破锣嗓子请求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当众给他一枪，他要用自己的肉身来证明我这个超自然的造物拥有让死人复活的能力，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完全有理由不相信我，因为长期以来我这个骗子和造假者屡屡让你们上当，我以我母亲的骸骨起誓，今天的实验没什么玄乎神秘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为了不留下任何疑问，各位请睁大眼睛看好了，这次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笑了，而是会尽力克制着不哭出声来。为了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两眼含着泪水，解开衬衣扣子，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胸膛，指出哪儿是最合适一枪毙命的地方，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没敢开枪，星期天人太多，他们害怕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有个人也许是对从前上当受骗的经历仍旧耿耿于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些巴巴可鱼毒草的根须，就是能让加勒比海的石首鱼全都漂上水面的那种草，装在罐头盒里递给他，他急不可待地打开盒子，像是真的要把它们吃下去，他确实吃了，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激动，也不要祈祷让我安息，这次的死亡不过是趟旅行。这回他没有捣鬼，连那种唱戏一样的喉音都没有，他像螃蟹一样爬下桌子，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在地上找了个最合适的位置躺下来，他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位母亲，眼睛里仍旧含着男人的泪水，身体因为痉挛弯过来又扭过去，最终双臂环抱着咽了气。当然，这是我唯一一次失手。我把他装进那口尺寸颇有预见性、足以容纳他整个人的大箱子，让人给他唱了三天弥撒，花了我五十枚面值四比索的金币，因为主持仪式的神父穿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且有三位主教出席，我还让人给他建造了一座帝王般的陵墓，在一处山冈上，面对着安详的大海，旁边有一座专门为他建的礼拜堂，还有一块铁铸的墓碑，上面用哥特体大写字母刻着：这里安息着布拉卡曼，所谓的坏人，捉弄过海军陆战队的人，科学的牺牲品。当我觉得这些荣光对他的美德已经足够公平时，我开始对他的恶行实施报复，我让他在封得严严实实的棺材里复活，让他在那里面惊恐地翻滚。这是发生在达连的圣马利亚港被蚁群吞噬之前很久的事了，但山冈上那座陵墓依旧完好无损，遮阴的龙口花直直向上，睡在大西洋的风中，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给他带去满满一汽车的玫瑰花，我的心也会因怜惜他的美德而隐隐作痛，但接下来，我会把耳朵贴在墓碑上，听他在那口已经破烂不堪的大箱子的碎片中哭泣，如果他又死了，我会再让他活过来，这个惩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只要我活着，他就得在坟墓里活下去，也就是说，永远。

一九六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