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依然会头痛。

有时情况还好，有时铺天盖地的疼痛会让我几乎无法思考。这种痛苦来源于我脑海中的那些记忆。不完全是生理性头痛，更是回忆带给我的痛，人生的痛。

不管我在做什么，这种痛都如影随形。我试过各种方法，吃止痛片，喝酒，香薰放松，一个人在夜里发呆，它都仍然慢慢地折磨着我的神经。我听音乐时它存在；我坐在沙滩上听海浪潮汐时它存在；我上释放压力的瑜伽课，嘴上跟着说“我现在很安全，很放松，一切都过去了”，但我仍能察觉到我声音里的恐慌；或者有时我看费脑的电视剧，不再用咖啡因麻痹自己，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振作起来，那种头痛也依然存在着。

也许睡着就好了，但我没办法试。这些年来，我的睡眠一直不好，甚至越来越糟。

昨晚我失眠了，于是起来看一个关于海龟的纪录片。准确来说它们并不是最长寿的生物，只是其中之一。里面说到有些海龟“甚至能活超过一百八十年”。因为人类的生命太过短暂，所以他们想当然地低估了别的物种，比如他们对鲨鱼寿命的认知就很浅薄。好吧，他们毕竟只是凡人。起码我就知道，至少有一只海龟活了快500年。

不过，我有点遗憾人类不能像海龟一样长寿。海龟繁衍了两千万年，平均能活200年。从三叠纪开始，它们的形态变化一直不大。而人类恰好相反，进化得非常快。

不用费什么脑筋就能得出结论：我们可能并没有很长的历史。有不少种族的人现在都已经消逝，比如十多万年前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尼安德特人，走出非洲的丹尼索瓦人，还有印度尼西亚的霍比特人，当然最后一种是小说家假想的。他们一度出现过，然后消亡，可能不久后，我们也会有相同的命运。

这就是蜉蝣，你很清楚，自己只能再活三四十年。因此你也没必要考虑太多。在历史长河中，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小的齿轮，嵌合在你的国籍、你的观念以及政治立场这些群体中，这代表了你的存在。个体的存在微不足道，唯有这些才能留下一些痕迹。

你活得越久，就越会明白一切都是会变的。只要活得足够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难民。因为国家的历史比起历史本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活得足够久，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会被打散和重组，会意识到所有人被赋予的政治意义都是浅薄的，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界定的。

海龟没有国家，没有政治，没有战略性核武器。它们没有恐怖主义，没有民主投票，也没有贸易战争。它们没有艺术和音乐，也没有书来记载海龟帝国的衰落和垮掉。它们没有网购和自助埋单。

人们说，其他动物不会进化，但是人类的思想也同样不会进化。一代代政客摇旗呐喊，争权夺利，只是动用的武器变得越来越有杀伤力。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人群中微小的分子，只是一粒尘埃。我们不断努力，想要与众不同，发出自己微弱的光芒，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留下自己的足迹，从而把我们和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只猫和一只海龟区分开来。

所以我尽管活得长久，脑海里装的却还是人类的痛苦与恐惧，心里焦虑着漫漫前路究竟会是怎样。

这些天，假如能睡满三个小时，我就已经算很幸运了。

过去我经常喝安神糖浆，那是海德里希推荐给我的一种止咳药，里面含有吗啡。不过一百年前，政府禁止鸦片之后，这种药就停产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吃安神药，不过药效甚微。

我应该去看医生的，但是我没有。在信天翁的社会里，不需要医生，什么都不需要。怀着对哈金森医生的愧疚，我一直恪守着这条准则。我怀疑过是不是我脑子里长了肿瘤，不过我从没听说过我们中有谁会长肿瘤。按照情况来看，即使我有，它也会发育得非常缓慢，至少让我还有好几十年可活。只是它不会自愈罢了。

总之，我还一直在头痛，而再过一天，我就要开始我的新工作了。我喝了杯水，吃了点麦片，就牵着亚伯拉罕去散步了。它现在晚上老是啃沙发，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就该纵容它、宠着它。

因为我就是需要一条会给我制造麻烦的狗，好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少想一点自己的事情。秋田犬来自日本，在英国很少见。我觉得这种狗应该是上流社会的宠物，享受优渥的生活，而不是跟着我在东伦敦钢筋水泥、空气混浊的路上跑来跑去。所以即使它在地毯上撒尿、沙发上乱咬，我也只能宽容。我这里的环境的确委屈它了。

我带着亚伯拉罕出门，我和它都恹恹的，有种相看两相厌的感觉。

“这里以前有一口井，”经过一家彩票站的时候，我对它说，“还有这里，就在这里，很多人以前周末做完礼拜之后会在这里玩撞柱游戏。”

一个年轻的男生经过我们，穿着宽大的上衣并且卷起裤腿，很复古，看上去就像17世纪的男孩们模仿上流社会的装束。他一直低头看着手机，偶然间抬头看到我，很是诧异和不解。可能在他看来，我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怪人、喝得烂醉的伦敦客。说不定，到了周一，他就是我的学生之一。

我们穿过马路，经过不少街灯，不远处有一家烛光酒吧：“释放压力，尽情尖叫，伦敦顶级鸡尾酒酒吧！让你吐露心声！”我的头痛加剧了。我闭上眼睛，突然想起之前在巴黎，我在钢琴吧里弹奏《甜蜜的乔治亚·布朗》，有一个陌生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走到了公园，突然意识到已经很多年没弹过钢琴了。大多数时候，钢琴都能让我感到愉悦。我一直觉得钢琴就像毒品，很容易让人沉迷，它会打扰你的生活，让你想到一些不愿想起的事情，让你沉溺在过去。钢琴曲里含着的情绪，就像一枚定时炸弹。每次弹琴之后，我都会想自己以后再也不要碰它。我放松了牵着亚伯拉罕的绳子，但它没有跑走，依然在我身边，带着几分困惑看着我。对于突如其来的自由，它有几分不知所措。

我理解它的彷徨。

我环视公园四周，看着一个牵着狮子犬的男人正在小心地把屎铲进塑料袋里。松鼠在几棵树之间蹿来蹿去。太阳落山，掩映在云层里。亚伯拉罕确认我不是要遗弃它之后，放心地从我身边跑开。

然后我看见了她。

一个女人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正在看书。我认出了她，其实这挺难得的，因为我很少会记住什么人。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太多的面孔，但我一看到她我就想起来，她就是我在达芬妮办公室里，从窗户看到的那个法语老师。她很特别，她是完整的自己，足够从人群中让人一眼认出。我不是说她的打扮（灯芯绒夹克，牛仔裤，戴着眼镜）特别突出，当然她穿得很好看很得体。我的意思是，从她放下书看公园的方式，从她鼓起嘴、闭上眼睛、歪着头迎接阳光的样子，这些简单的细节，就很与众不同。我看向别处。在公园里一个男人打量一个女人这么久太失礼了，虽然现在已经不是1832年。

不过正当我移开视线的时候，她跟我说话了。

“你的狗真可爱。”她有法国口音。她把手伸到亚伯拉罕跟前给它闻，亚伯拉罕高兴地舔她的手作为回应，它还摇尾巴。

“很荣幸听你这么说。”

然后她抬头看着我，时间长得令人有点不安。我还没自恋到觉得是我太过吸引人，让她难以移开视线。事实上，可能一百年前我有这个资本。在1700年的那个时候，我看上去20多岁，带着一种悲伤的气质，常常受到别人尤其是女士的凝视。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她看我必定还有别的原因。这让我有点不解，难道她在学校也见过我？对的，可能就是这样。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嘿！来这里！”

狗狗跑向我，我牵着它走开了，我感觉她还在一直盯着我的背影若有所思。

回到家，我开始看七年级学生的课程计划，昏暗的屏幕上显示，第一课是《都铎英格兰的女巫审判》。我早就知道这是一个必修的知识点了。

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个理由。为什么会选择当一个历史老师？我要和过去和解。教历史，把过去那些事情讲出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可以控制它、战胜它，成为过去的主人。不过，可能我想得太天真了。你生活过经历过的历史，和在书本上、电视里看到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没办法轻而易举地摆脱的。

我的大脑突然一阵剧痛。

我站起身，朝厨房走去，想给自己做一杯简化版的血腥玛丽；因为家里没有芹菜了。我弹琴，弹琴有时候对我减缓头痛有帮助。我不想弹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也不想弹比莉·哈乐黛的爵士，更不想弹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乐。这次我选择的是唐·亨利的《夏日男孩》，他前两天刚出的新专辑（对我来说，1984年就是昨天而已）。从20世纪80年代我在德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尽管我的童年和它差了好几个世纪。这首歌让我想起我妈妈过去经常哼的那些悲伤的法国歌，在我们搬到英国之后，她难忘故土，歌声里充满了那种悲伤的怀旧的感觉。我的头痛没有好转，还有越来越糟的趋势。我合上双眼，放空自己，回忆如潮水般涌来，现世的空气逐渐稀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