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 11

阿尔伯特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表达想法,无法想象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他越是想理清思绪,越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他大步向前走着,手伸到衣服兜里,机械地来回摩擦着刀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地铁一站又一站地开过,马路一条又一条地远去,过了好久,连一点儿有用的想法也没有。他不相信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可他都做了,而且随时准备就绪。

吗啡这事儿……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件既难理解又难以解决的事。爱德华已经依赖上了吗啡,没有它就活不下去。直到现在,阿尔伯特为了他不知道做了多少事。但是,这一次他没法再拿出钱来,因为已经没有钱了。不仅如此,由于疼痛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战友还不断恳求他想办法止疼。阿尔伯特也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反复思考着——他从厨房拿出一把刀,想着能拿到什么就拿什么,然后下了楼,整个人就像被设定好的一样,进地铁站,跳上地铁,在巴士底狱下了车,走出车站,然后便走进了位于塞代纳大街旁边的希腊区。为了爱德华,一定要找到吗啡,就算是杀人也要拿到。

他看到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希腊人,长得很胖,笨拙地向前走着,每一步都喘个不停。尽管已经入冬,11月的温度并不高,可他还是满头大汗。这个时候,阿尔伯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男人顶着圆圆的大肚子,胸部很大,随着走路的步伐上下左右地晃动,羊毛套衫里露出粗粗的脖子,往上看,脸颊上的肥肉松弛下垂,阿尔伯特有些慌张,想着身上的这把刀可对付不了这么一个大汉,得至少十四厘米长的刀才行,或者二十厘米。情况不妙,阿尔伯特情绪低落,十分沮丧。用他母亲的话说就是:“你总是这样,没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你对未来没有预见……”这个时候,她一定会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严肃地念叨,要不然就是在新任丈夫面前抱怨自己的儿子。(这只是一种说法,事实上,他们没有结婚,但是马亚尔夫人把这当成是正常状态来看。)阿尔伯特的继父是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他只是帮一下忙,但是也有同样的抱怨。面对他们,即便阿尔伯特付出了努力,他也很难去抵抗,因为他每一天都给了他们更多的理由。

似乎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反对他,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

见面定在了圣萨宾大街转角处一个公共小便池旁,阿尔伯特对要发生的事一点儿想法也没有。他在一家咖啡馆和希腊人通了电话,装作熟人一样的口气,希腊人什么也没问,就连二十个法语字都没有说。他的全名叫作安东纳普洛斯,所有人都叫他普洛斯,甚至是他自己。

“普洛斯。”他对着电话说道。

对于像他这样肥胖的人来说,他移动的速度惊人,每一步之间都没有停歇,非常快。相比之下,刀太短,这个人的速度太快……阿尔伯特的计划实在不值一提。在看了一眼四周后,希腊人抓住他的肩膀,一把拽进了小便池。小便池抽水速度很快,狭小的空间也令人窒息,但是这样的气氛完全没有吓住普洛斯。这里臭味熏人,几乎就和等候大厅一样。对于阿尔伯特来说,这种不透气的地方,简直就是双倍的折磨。

“带钱来了吗?”希腊人问道。

他想看到钱,眼睛盯了盯阿尔伯特的口袋,他并不知道口袋里有一把完全构不成威胁的刀。这会儿,在这个厕所里,两人紧紧地挨着。阿尔伯特慢慢地转过身,微微拉开另一边的口袋,毫不犹豫地露出了好几张二十法郎的钞票。普洛斯点头回答道:

“这点钱只够买五安瓿。”他说道。

这是电话里已经谈好了的价钱,希腊人准备转身离开。

“等一下!”阿尔伯特立马上前抓住他的袖子,嚷道。

普洛斯停了下来,脸上一副不安的表情,看着阿尔伯特。

“这太少了,你得多给我一点儿……”阿尔伯特低声说道。

他一边动着手一边说着,样子十分夸张(在和外国人交谈的时候,他表现得就好像对方是聋了一样)。普洛斯皱紧了眉头。

“十二安瓿!”阿尔伯特说道。

他拿出了一沓钞票,但是他又不能够如此挥霍,因为这些钱是接下来三周的生活费。看着这些钱,普洛斯的眼睛都发亮了,他伸出手,再点了点头。

“十二安瓿,不可能!”

接着,他走出了厕所。

“不行,等一下!”阿尔伯特叫住他。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小便池的恶臭以及想快点离开这个狭小空间的心情不断加剧,让人更加焦虑,他说出了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话,唯一的计策就是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跟着这个希腊人。

普洛斯摇头表示不行。

“好吧。”阿尔伯特果断地走到他面前说道。

希腊人抓住他的袖子,犹豫了一秒钟,因为阿尔伯特看起来十分可怜。这就是他的计策,也只能努力到这份上了。他其实不需要表现得这么可怜。十八个月过去了,他身上还穿着退伍时的军装。作为退伍的补偿,士兵可以在一件衣服和五十二法郎之前进行选择,最终,他选择了那件衣服,因为至少还能防寒。政府其实是匆忙地将法国兵的旧大衣翻新,再分发给这些可怜的士兵。就是到了晚上也一样,要是下了雨沾了水,衣服一样会掉色,衣服上褪色的痕迹就是他们悲伤延伸的轨迹!阿尔伯特最后改变了主意,他想得到五十二法郎,但是已经晚了,没法再挽回,他早应该想好的。

他现在都还保存着一双磨损严重、一半不见了的高帮皮鞋以及两床军用被子。战争留下来的所有痕迹,不仅仅能在那些褪色的衣服上看到,还能在那张沮丧又疲倦的脸里读出,这太熟悉不过了,每个退伍的士兵都是这样,脸上无不流露出委顿和屈从的表情。

希腊人看着这副疲惫的脸,有些犹豫不决。

“好了,你快点儿行吗?”他小心地说道。

这个时候,阿尔伯特不知该怎么办,对于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点儿想法也没有。

于是,他们就这样走到了塞代纳的大街上,一直往前,最后到了萨拉涅尔街区。一到这里,普洛斯便指了指人行道,再一次说道:

“你等着!”

阿尔伯特打探着四周,眼下一片冷清。时间过去,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只能看见一百多米外的咖啡馆,那里闪着灯光。

“就在这里站着别动!”

现在不能再改变想法了。

希腊人很坚决,还没等对方说话就走开了,他不断地转过头,确定客户还乖乖地待在原地。阿尔伯特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走远,但是当希腊人一转向右边的街道时,他立马就跟了上去,速度很快,眼睛还一直盯着普洛斯消失的地方,最后来到了一栋烂房子前,一股浓烈的厨房油烟味从大楼飘了出来。阿尔伯特推开门进去,站在走廊里,能听到阁楼里传来脚步声,他走了进去。方形的玻璃窗很脏,路边的灯光只能透进来一点,透过玻璃,他看到希腊人蹲在里面,伸出左臂,在墙里专门挖出来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胡乱地翻着,前面还有一扇木头门挡着,以防有人发现里面的货物。阿尔伯特一秒也没停下来,穿过地下室,推开了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对着希腊人的头猛地一击,这一击像是锣响的声音,接着,普洛斯倒在了地上,阿尔伯特想着刚才干的事情,吓得一身冷汗,有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

他努力地恢复镇定。希腊人不会死了吧?

阿尔伯特弯下腰,靠近躺在地上的身体,听了听。普洛斯还有呼吸,只是比较微弱,很难知道出手到底严不严重,但是看得见头顶处渗出一些血来。阿尔伯特心胆俱裂,吓得神魂不定,他捏紧拳头,反复地说道:“冷静,冷静……”然后俯身,伸出手从小隔间里掏出了一个鞋盒。他惊喜地发现里面分别装有20和30毫克的安瓿瓶。这么长时间以来,阿尔伯特对于吗啡安瓿瓶的剂量早已熟悉。

于是,他合上盖子,站起身来,这时,他突然看到普洛斯的手臂弯成一个弧形……这个人很警觉,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武器防身。现在,他手上正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折刀,刀头划到了阿尔伯特的左手,瞬间伤口就有被压迫的刺痛感,还带着一点发热流血的感觉。他身体转了一圈,抬起小腿,接着脚后跟一下就踢到了希腊人的太阳穴上,他的头弹起来正好撞上了墙,发出了哐的一声。普洛斯仍然捏着折刀,阿尔伯特放下鞋盒,用皮鞋狠狠地踩了好几下他的手,接着再拿起盒子,双手推开木门,用力地来回撞普洛斯的头,这才停了下来。他紧张害怕,气喘吁吁,手上的伤口很深,大量的血流了下来,染红了衣服,到处都是血印。要知道,在任何时候,血都是会让人感到害怕的。现在,疼痛感倍增,他必须快点处理好伤口。他胡乱地在地下室里找着,找到一块沾满灰尘的布紧紧地缠在流血的左手上,裹了好几圈。最后,他弯下腰靠近希腊人的身体,那害怕的样子就像是靠近了一只正在睡觉的野兽一样,希腊人呼吸沉重,但很有规律地喘着气,他太顽强了。于是,阿尔伯特抱起盒子跑出了大楼。

带着这样的伤口,是进不了地铁和电车的。他不能让检查人员发现随手缠着的绷带以及衣服上的血渍,最后,他出了地铁,在巴士底狱的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跳了上去。

司机和阿尔伯特的年纪差不多,一边开车一边观察着他,眼睛里闪烁着疑惑的目光,十分纳闷:车上这位客人毫无血色,身体缩到座位里,抱着双臂贴着肚子,不断地在发抖。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阿尔伯特紧张的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于是,他要求司机立马摇下车窗。司机以为客人兴许是要呕吐,害怕弄脏自己的出租车,于是问道: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不,没有。”阿尔伯特十分紧张,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回答道。

“因为……要是你生病了,我,我就得放你下车了!”

“不,不,我只是有点儿累。”阿尔伯特肯定地说道。

尽管如此,司机心里还是十分疑惑。

“你确定你有钱吗?”

阿尔伯特立马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二十法郎,展示给司机看,司机这下才安心,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他熟悉这样的状况,他有经验,他常年开出租车。之后他就有了商人心眼,可还是不具备卑鄙的个性。

“呃,不好意思!”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客人,他们总是……”

“你什么意思,像我一样的客人?”阿尔伯特问道。

“这个,我是想说退伍的军人,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

“你不是退伍的军人吗?”

“我啊,我不是,我留在这里抗击敌人,因为我有哮喘,腿也比其他人短好多。”

“还是有不少的人参加了战争,很多活着回来的士兵的腿明显比其他人短了好多。”

听到这话,司机有些不舒服。那些复员转业的军人带着一条腿回到现实生活里,同时,他们也将战争带了回来,所有人都要从他们口中听好几遍战争的教训,长久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厌烦这些所谓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早就死在了战场上。是的,那些人才确确实实是英雄!另外,当一个人向你讲述过多的发生在战壕里的真实故事,那你就得小心了,也许大部分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打仗”的。

“你是说,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吗?”他问道。

他总是在心里寻思着:那些退伍的军人又知道什么呢,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吗?战争后,剩下的不过是已经被剥夺了的生活,留下来的只有贫困。阿尔伯特也听过别人问这些问题,所有那些话,他都记在心里,比如煤和面包的价钱,这都是能轻而易举就知道的事。退伍后,他就发现,想要生活安宁,最好把战争中作为胜者的功绩放进抽屉里。

最后,出租车停到了西马尔大街的拐角处,司机收了十二法郎,阿尔伯特还付了一些小费,然后下了车。


这里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小区,但小区的医生是个法国人,名叫马蒂诺。

爱德华在6月的某一天发病了,阿尔伯特去找了这位医生。我们不知道住在医院的时候爱德华是怎样得到吗啡的,但是他强忍着,最后活了下来。阿尔伯特努力地向他解释:我的祖宗啊,当初不那样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你不像现在这样子的话,一切都会好的,你必须得接受治疗。爱德华根本就听不进去,对于装假体的手术,他仍然固执地拒绝。阿尔伯特对此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截了肢的人,战争期间被送到马恩河畔夏龙的二月军事医院,听说在那里做了假体手术,他现在成了新区圣马丁大街上一家卖彩票的小店老板。就算是变得不好看,你好歹还是有人的样子。”但是,爱德华仍然听不进去,回答:不、不,还是不……他一边把纸牌一一摆在厨房的桌子上,一边拿出一根烟,用一个鼻孔吸着,大开的嘴里不停地呼出糟糕的气味……食物从嘴上的漏斗形装置倒下,慢慢流进喉咙,也不知道阿尔伯特从哪个地方找来这个旧的食物研磨器,(做假体手术那个人最终还是死了,还真是倒霉!)这稍微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但是无论如何,一切都还是特别的麻烦。

6月初,爱德华离开了洛林医院,几天后,他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从头到脚打着哆嗦,时常全身湿透,还会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阿尔伯特束手无策。他对吗啡的依赖越来越强,一开始,这样的折磨十分的可怕,必须要用绳子把他拴在床上,这和去年11月在医院里的情况一样,这正是战争结束带来的痛苦。不仅如此,还要锁住门,以防房东闯进来杀了他。这样做不仅是要缓和爱德华的痛苦,还有房东的。

爱德华看上去特别可怕,枯瘦如柴的身体里像是住了一个魔鬼。

马蒂诺医生就住在附近,因此答应爱德华去家里为他打针。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他说1916年在战壕里一共做过一百一十三次截肢手术。因此,听到这些话,爱德华稍微恢复了一点平静。正是因为他的介绍,阿尔伯特才认识了给他提供吗啡的巴西勒。这个人准是盗窃了药店、医院或诊所的药品,任何药他都知道,你想要什么就可以给你什么。认识不到一段时间,阿尔伯特就遇到一件好事,巴西勒向他提供了一整套的安瓿瓶,这可以解决当前的麻烦,而且还是低价处理,就和清仓大甩卖一样,不过,这和真实的大甩卖还是有些差别的。

每一天,每过几小时,阿尔伯特就会小心谨慎地在纸上注明当次的注射剂量和总数,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控制和了解爱德华的状况。同时还要劝爱德华做手术,虽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但至少那一刻,爱德华很平静,变得没那么糟糕了。阿尔伯特给他笔和纸,虽然不能够再次握笔画画,但至少哭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他总是安静地躺在长沙发上,一言不发,张口呆望着眼前的一切。就这样,到了9月底,吗啡所剩无几,爱德华却变得越来越依赖药物了。6月的时候,每天都要注射60毫克,三个月过去了,剂量涨到了90毫克。爱德华总是独处,一语不发,阿尔伯特完全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钱用得很快,如流水一样,先是吗啡,接着房租、食物、煤和衣服,这一切太难了,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更不要说花钱的速度。阿尔伯特把能拿去当铺当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甚至还把身体献给了一家机械钟表行的女老板——莫内斯捷太太,有时候还会去那里帮忙做一下包装的活儿,作为交换,莫内斯捷太太会多给一些钱。(这是阿尔伯特说的。在这段故事中,他甘愿牺牲肉体,事实上,他也没有不满意的,想想便能知道,快六个月的时间里,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莫内斯捷太太的胸部特别大,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而她却毫不吝啬地给自己的老公戴绿帽子,她认为丈夫就是跟在自己身后的一头猪,而且总爱说蠢话,比如没有得到英勇十字勋章的士兵都是贪生怕死的人之类的话。)

吗啡的花费仍然是最大的,什么都需要钱,开销太大。生活费完全取决于药的价格。阿尔伯特总是在抱怨政府为了解决通货膨胀,抬高价格,现在一件“国家标准西服”只卖一百一十法郎,但是一瓶五法郎“国家标准吗啡”却没有降价。一个“国家标准面包”、一袋“国家标准煤炭”、一双“国家标准胶鞋”的价格都是规定好了的,就连“国家标准工作”也有固定工资,阿尔伯特想不明白,像这样一种市场规定,难道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吗?

银行不愿意再收留他,议员们讨论出国家应该“报答亲爱的法国士兵,向他们支付一笔钱,用来表示祖国的感激之情”,之后过了很久,阿尔伯特收到了一封解释信,被告知以国家现在的经济能力,政府是无法偿还债务的,因此,政府解雇了很多的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期间,四十二个月的时间内,已经遣返了很多部门,那些人只能回到家里……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找钱成了现在唯一的工作。

可情况变得特别复杂。药剂师逮住了巴西勒并和他搏斗,整个上臂都是血,最终搜出了满满一口袋的药品。

朝夕之间没了供货商,阿尔伯特只能去一些乱七八糟的酒吧,到处打听可以拿到药的地方。要找到吗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供货商们都很隐蔽。随着巴黎成为商业往来的十字路口,虽然生活支出增加,但在这里,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阿尔伯特找到了希腊人。


马蒂诺医生给伤口消了毒,然后再缝合上。阿尔伯特觉得很疼,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把刀很锋利。”医生简单地解释道。

刚到诊所门口的时候,医生一见是阿尔伯特,二话没说就开了门。马蒂诺医生的诊所在四楼,公寓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常年挂着一个帘子,他就在帘子里面给病人看病。一箱箱的盒子摆放在地上,盒子大开,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房间角落有一张扶手椅,进门的过道连着等候室,两张破烂的椅子正对着内屋。有了这间小房间,医生就有了看病治疗的权利。房间最里面放着一张医用床,还有一些外科手术器材。阿尔伯特付了很少的钱,比打车的费用还少。

离开的时候,他莫名想到了塞西尔。

于是,他决定坐车回家,得加快点速度才行。塞西尔,以前的生活,以前的思想……他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居然爱着这个……那种思念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像这样走在大街上,胳膊夹着鞋盒,左手缠着绷带,脑袋里回忆着往事,他有一种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感觉,就像一个失去国籍的人。过了今晚,就会变成一个小流氓,甚至还有可能会去杀人。对于怎样赶走这团游走在脑袋里的漩涡,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除非奇迹再一次出现。因为自从退伍以来,他有过一两次幸运的时刻,然而,最后幸运还是变成了噩梦。好吧,既然阿尔伯特想着塞西尔,那就……最难的来了,偏偏是准继父在这个“幸运的时刻”充当了信使,阿尔伯特心想着:他一定失望透顶,就这么一点小事还要他来帮忙。自从银行拒绝了阿尔伯特的复职,他便寻找各种工作,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就连去乡下灭鼠的工作也不放过。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母亲说,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这件事发财,而唯一做成功的事就是被别人牢牢吃住,像他这样笨手笨脚的人,这事一点也不奇怪。母亲的话是有原因的,他回到巴黎已经三个月了,可是一分钱也没有,穷得跟邻居若布一样,像这样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还能拿出什么给他的塞西尔?马亚尔夫人十分理解她的心情。这是事实,像塞西尔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阿尔伯特能给她什么样的未来,同样,马亚尔夫人也不奢望自己能有多么好的晚年。三个月里,他东逛西逛,打着零工,期待着收到大家常挂在嘴边的退伍金,可政府没有能力支付这么一大笔钱。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继父介绍了一个工作,在巴黎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当电梯员。

百货公司的管理部门希望招聘退伍军人,最好是得过很多勋章的军人,这可以给公司增光,也可以说是为了“讨好顾客”。就这样,公司选择了阿尔伯特。

每天,他都操作着一部精致的电梯,电梯的玻璃是透明的,能清楚地看到外面。每到一层,他就会向顾客播报楼层号码。虽然他很厌烦这个工作,他也从不向人述说他的苦恼(除了在信中告诉战友爱德华),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6月的一个下午,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塞西尔出现在了眼前,身边还跟着一个宽肩膀的男人。那一刻,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在收到塞西尔最后那封信以后,两人就失去了联系,只留下了一句简单的回答:好的。

他们走进了电梯,那一瞬间让他很是为难,于是,他装出不认识的神情,全神贯注地盯着电梯楼层数字。塞西尔和她的朋友要到最顶楼,由于电梯每到一层都要停,整个上升的过程十分漫长,一层一层地播报,阿尔伯特的嗓子都喊哑了,喉咙有些难受。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塞西尔新的香水味,优雅而别致,带着金钱的味道。年轻的男人闻起来也很有钱,阿尔伯特对此十分惊讶,他看上去年纪比她还要小。

让阿尔伯特感到丢脸的不是像这样的相遇,而是穿着军装所带来的震惊,这一刻,他只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士兵。看哪,他军装两侧还有绒球状的垫肩。

塞西尔认为阿尔伯特现在这个样子很丢脸,于是低下了头,双手合着,看着脚下。而身旁宽肩膀的年轻男人却一个劲地称赞电梯,这个现代技术的奇观让他惊叹不已。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除了被活埋在弹坑里,就从未有过这样漫长的时间,电梯里发生的事情就和弹坑里的情形惊人的相似,那种感觉难以言表。

塞西尔和她的朋友在女士内衣的那层楼下了电梯,她甚至看也没看阿尔伯特一眼。阿尔伯特将电梯重新开到底楼,脱下制服,没有领一分钱就走出了百货公司大厦。一周的工作,一分钱也没去要。

几天后,在受不了曾经的爱人变成仆人的状况下,或许还带着怜悯的心情,塞西尔退还了订婚戒指,只不过是通过邮局寄出去的。他想再送回戒指,不想祈求施舍,他看上去很穷酸,甚至从他那身仆人的制服中也能看出来。但是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包卡波尔香烟卖到一法郎五十分,煤炭已经涨到一个离奇的价格了,钱必须省着用。于是,他去了当铺,当了戒指,换了钱。停战以来,人们常常把巴黎市立信用当铺挂在嘴边,因为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似乎这里更可靠。

一有不要的东西,他就拿到那里当掉。

这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除了到街上做广告,阿尔伯特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在身上挂了一个广告牌,一前一后,那样子蠢极了。广告牌上吹嘘着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德迪翁·布东公司生产的质量上乘的自行车。在百货公司的嘉年华期间,塞西尔总是让他魂牵梦绕,虽然制服让他为难,但是要为金巴利公司做宣传,全副武装地走在街上,那种厌恶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表。

羞耻这玩意儿,他一把就扔进了塞纳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