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不仅仅是敷衍塞责地谈起那些糟糕的疲倦，而且是冷酷无情。（这不是什么纯粹的、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泄露了一件事的文字游戏。）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将我叙事的冷酷无情视为一种错误。（除非疲倦不是我的主题，而是我的问题——一个我所承受的指责。）而且我也想对其他的疲倦，对那些激励我进行这种尝试的不恶劣的、更美好的和最美好的疲倦同样保持冷酷无情：我应当满足于探究那些我对自己的问题所拥有的种种图像，因为我的问题每次都一丝不苟地使我变成图像，并且用语言将这种图像连同其一丝一毫的颤动和曲折仔细勾画，而且要尽可能地冷酷无情。身在（坐在）图像中，我足以当作一种感觉。如果我可以期望为继续论疲倦做些补充的话，那么这恐怕最多就是一种感受了：如今在利纳雷斯前这片草原外面，要把三月里这几个星期对安达卢西亚早晨的太阳和春风的感受保留在手指间，然后坐在房间里面回味着它，从而使这种留在手指间的美妙感受因瓦砾上甘菊的香气更加强烈，也过渡到那些围绕着这些有益的疲倦而生的句子；正确地评价它们，特别是要让它们比先前那些疲倦来得轻松。但我觉得现在就一清二楚：疲倦是很艰难的；疲倦的问题各种各样，将会一如既往地艰难。（那无所不在的腐尸气味也一再冲击着野白菊的香气，一天比一天强烈；只是我要一如既往地将清除这样的恶臭的责任留给那些为此负责、并最好以此为生的兀鹫了。）——因此，在一个新的早晨，起来，继续，带着字里行间更多的空气和光线，干着符合实际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总是接近地面，接近黄白色甘菊间的瓦砾，借助那些经历过的图像的和谐一致。——我过去只了解令人害怕的疲倦，这不完全是事实。在童年时代，40年代末，50年代初，用机器脱粒打谷还是件稀罕事。那时还不能直接在田野里自动操作——麦穗从自动收割机一边进去，一袋又一袋磨好的面粉从另一边钻出来——，而是在家里的脱粒棚里进行，租借机器，那种机器在脱粒时节从一个农家被租借到另一个农家。脱麦粒的过程需要雇合适的小工进行流水作业，他们每次都要有一个人将麦捆从停在外面的、对脱粒棚来说实在太多太高的车辆上扔给下一个人，这一个再将其递给里面那个担当重任的人，尽可能不要把错误的、不适合手握的麦穗对着前面。这个担当重任的人站在轰鸣着、让整个脱粒棚都在抖动的机器旁，来回挥动禾把，慢慢地在脱粒齿轮滚动带之间将麦穗尖推进去——每次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脱空的秸秆随之从后面滑出来，堆成一堆，另一个小工用一个特别长的木叉举到上面送给流水线上的最后一些小工，通常都是村子里的孩子。他们站在脱粒棚的阁楼上，将秸秆拖到最里面的角落里，四处塞得满满的，踏得实实的。草垛在他们之间堆得越高，里面就变得越黑。这一切要持续到门前的车辆重量不断减轻并卸空为止，脱粒棚里也随之豁然变得光亮。这个过程没有间歇，迅速且交叉进行，但只要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很快使得这一进程停顿或失去控制。流水线上最后一位，快到脱粒最后结束的时刻，常常被埋在已经堆积如山的秸秆之中，几乎没有一点活动空间。在黑暗中，如果他不能为一直还在继续快速堆上来的秸秆在自己身边找个空堆好的话，那么也会打乱进程，他自己几乎要窒息似的逃离他的位置。可是脱粒又一次顺利地完成了，盖过一切声音的机器——即使嘴巴对着耳朵大声吼叫也听不明白——关闭了：多么安静啊，不仅在脱粒棚里，而且在整个乡村；多么明亮啊，不是亮晃晃让人眼花，而是照耀着人们四周。当尘雾落下时，我们就双膝发软在外面院子里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拾掇，这在后来有点玩耍的性质。我们的腿和胳膊都被划破了；秸秆刺儿留在头发里、指甲缝里和脚趾间。这幅图像中最持久的就是我们的鼻孔：因为灰尘，不仅变成灰色，而且是黑色，男人、女人，还有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坐在——在我的回忆中总是在户外下午的阳光里——享受着共同的疲倦，聊天或者沉默。在这种疲倦中，一些人坐在院落的板凳上，另一些在车杠上，还有一些已经躺在离得远远的草地上，的确好像聚在一起，处在一段短暂的和睦中，也包括所有的邻居，还有老老少少们。一种疲倦的云雾，一种超越尘世的疲倦，那时将我们团结起来（直到宣布下一次卸载禾把）。童年在农村的这种群体疲倦图像我还有很多。

这不是在美化过去吗？

如果过去可以这样被美化的话，名副其实，那么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对，我相信这样的美化。我知道这个时代曾经是神圣的时代。

但你在这里所阐释的对立，在共同的手工作业和个体工作之间，在自动化机械旁，难道说不是一个纯粹的想法，而要说首先是不公正吗？

我叙述的关键恰恰并不在于这样一个对立，而在于纯粹的图像。然而，如果说违背我的意愿，非得要出现一种对立的话，那么这恐怕就意味着，我也许未能如愿以偿地叙述这纯粹的图像。接下来，我必须比以往更加小心，在描述一个图像时，别让这个图像无声无息地冲着另一个——描述这一个，而牺牲另一个，就像摩尼教的教义一样——要么只有善的，要么只有恶的。这种叙述甚至在当今占主导地位，即以原本最客观和最慷慨的方式讲述：这里我向你们讲述那些善良的园艺工人，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能够更多地讲述那些邪恶的猎人。——事实却是，我对那些手工业者的疲倦拥有一些动人的、可以叙述的图像，相反，自动机使用者的疲倦却（还）没有。那时，在脱粒后的共同疲倦中，我看见自己坐在那样一个民族中，一个民族，之后在我的祖国奥地利我一再如此期望并且一再怅然若失。我所说的不是“全体民族的疲倦”，压在单个人的眼皮上，一个后来者的眼皮上，而是第二个战后共和国某个小民族的疲倦的理想图像：所有这些族群、阶层、联盟、军团、天主教区修道院的全体修士们就像我们农村人那时坐在这儿一样非常疲倦，逐渐在共同的疲倦中，因它而统一，首先是被净化。一位法国朋友，犹太人，在德国占领时期必须躲躲藏藏地生活，他曾经讲述过，自然也有夸大的成分，但还是很令人信服，他说在自由后，“几个星期整个国家都光芒四射”；类似的也许还有我对共同的、奥地利的劳作疲倦的想法。但是：一个作恶者，毫发未损地逃脱了，即使常常小睡片刻，不管他是坐着还是站着，就像有些东躲西藏的逃亡者一样，即使他后来也睡得很多、很沉，而且鼾声大作——但他并不明白疲倦，更不用说那种同甘共苦的疲倦；直到最后一声呼噜，他似乎不会再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而获得疲倦，除非是因为也许暗地里甚至是他本人渴望得到的惩罚。我的整个国家混杂了这样的不知疲倦者。从热衷于大吹大擂的人，直到那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接踵而来的暴力分子和帮凶成群结队，他们哪里会形成疲倦的队伍，哪怕是一时一刻也罢，他们厚颜无耻地大出风头，和前面所描写的迥然各异。一群已经变老却不知疲倦的大屠杀-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从那些同样不知疲倦的徒子徒孙中精选出了新的一代。这些徒子徒孙准备着也要把子孙后代训练成搜查队。这样一来，在这个卑鄙的多数群体里，所有的少数派永远都不会有一席之地，不会成为一个疲倦的民族中如此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独自伴随着自己的疲倦直到这个国家历史结束。末日审判，我的确有那么一阵子曾经认为，它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民族而来的——我不需要说，是什么时候——，看样子，它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对这种末日审判的认识在奥地利国界内是不会生效的，而且永远也不会生效，正如在短暂的期望之后我所思考的。末日审判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个民族，我不得不进一步地思考，是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堕落的、第一个无法改良的、第一个对任何未来都无力赎罪、无力悔过的民族。

难道这现在还不明显是一种想法而已吗？

这不是想法，而是图像：因为我所想的，同样也看得到。想法，而且并不正确，在这方面也许就是“民族”这个词；因为在这个图像中，我觉得恰恰就没有“民族”，而是“不知疲倦的一群人”，顽固不化，注定缺少对其非人的罪行的认识，注定无休止地循环往复。但是显而易见，现在立刻就有其他图像与之相矛盾，而且重新要求公正；只是它们对我触动不那么深，无非缓解而已。——那些能够追溯的祖先都是仆人和贫民（没有农田的小农）；如果他们受过点教育，那总会是木匠。这个地区的木匠，也正是我一再看作的那个疲倦的民族。当时是战后初建年代，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我常常被家里的女人们，母亲、祖母、婶婶打发，带上装午饭的保温罐去周边不同的新建筑工地；家里所有没有在战争中阵亡的男人，有一段时间也包括60岁的祖父，在那里和其他木匠（“木工工人”）一起忙着架屋顶。在我的图像中，他们吃饭时坐在建筑骨架旁——总是以不同的姿态——部分已经被凿好的梁上或者剥了皮正在加工的树干上。他们把帽子摘下，头发粘在一起，额头呈乳白色，和黝黑的脸庞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结实，瘦小，同时四肢很灵巧和柔韧；我回忆不起来其中会有人大腹便便。他们吃饭很从容，而且少言寡语，也包括那个德国继父，他是个“木匠助手”，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和村庄里他平时只能通过对世界著名大城市的自吹自擂维持下去（愿他安静吧）。之后他们还会再坐一会儿，稍带疲倦地相互走到一起，他们聊起天，没有诙谐，没有咒骂，甚至从未抬高嗓门，聊起他们的家庭，几乎只这样，或者，非常平静地聊起天气——从来不聊别人的事——，一种聊天，接着就过渡到下午的工作分工。尽管他们中间有工头，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人可以说一不二，也没有人可以做决定；在他们之中，仿佛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统治或者可以“占据统治地位”，这也属于他们的疲倦。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皮看上去沉沉的，发了炎——疲倦的一个特点——，意识清醒；每个人身上都有股子机智果断劲（“拿去吧！”——一个苹果扔出去——“接住了！”）；很有生气（总是不断开始多声部、无意识、出乎意料的叙述：“战前，我母亲还活着时，我们有一次去圣维特医院看望她，然后在夜里徒步走了五十公里路，穿过特里克森峡谷回家……”）。这个残缺不全的疲倦民族所拥有的图像颜色和形式就是工作裤的蓝色、大梁上用铅垂线画上的红色直线、红色和紫色的椭圆形木工笔、黄色的折尺和和水平仪上的椭圆形气泡。太阳穴上被汗水弄湿的头发干了后立了起来；摘下又戴上的帽子上没有什么标志，帽檐上不是羽毛而是铅笔。要是那时已经有了晶体管收音机的话，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也会在远离工地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觉得，仿佛从各个地方的光明中出现了某些如同音乐的东西——悦耳动听的疲倦音乐。是的：那种亲身经历，又一次让我明白了，这是个神圣的时刻——神圣的插曲。——当然是属于这个疲倦的民族——和在脱粒机旁的群体不同——我不属于其中，却很羡慕他们。可是后来，快成年时，我曾经可以属于其中，这一切变得跟当年我作为一个送饭人的想象完全不同了。祖母死后，祖父退休了，放弃了农业，在这个大院里——在村里不仅仅一家如此——几世同堂的生存模式告终了，我的父母盖起了自己的房子。盖房子时，除了最小的孩子，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得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我也被派上用场，于是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疲倦。在头几天里，首先的工作就是，把一个装满细方石的推拉箱拖到山上那个载重汽车没法到达的工地，拖过放置在泥浆上的木板，我所经历的不再是我们共同的工作经历，而是苦役。那漫长的、断断续续的、从早到晚重复向山上推的艰辛，让我感受到无法承载的重压，我的眼睛没法再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只能死死盯着前方，盯着那灰色的、棱角分明的砖块瓦片，那些在小路上来回翻滚的、灰乎乎的泥石流，特别是那些木板之间的过渡地带，我通常要在那儿把手推车稍微抬起来或者狠劲推一下，好越过那些棱角和拐弯。载重汽车在那里翻车屡见不鲜，我也一样。在这几个星期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徭役或奴役。“我累死了”，口语是这么说的：是的，这些日子结束时，我不仅手上满是伤痕，而且脚趾也被从它们中间挤出来的水泥灼伤了，我彻底散架了，蹲在那儿（不是坐着），累垮了，只有疲倦。无法吞咽，我吃不下任何东西，也不能说话。这种疲倦的特殊信号也许就在于，看来没法恢复过来了。尽管你几乎可以立马就地睡着，但第二天黎明，当你在工作开始前不久醒来时，你会感受到比之前更加沉重的疲倦；好像这艰辛的劳累从你身上驱赶走了一切尚属于那样一种渺小的生活感受的东西——晨光的感受，微风拂过两鬓的感受——，而且永远如此；似乎从现在起，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就没有尽头似的。难道我之前在烦恼时没有很快找到借口，想好这个或那个诡计吗？现在我实在太虚弱了，以那些久经考验的方式——“我必须学习，准备去上寄宿学校”；“我去给你们到森林里找蘑菇”——来逃避。任何鼓励都于事无补：尽管是关乎我自己的事——我们的房子——，可是作为一个生手工人的疲倦没有一时一刻不纠缠着我；疲倦，个别的疲倦。（再说吧，还有更多这样的工作，让所有的人都害怕，如挖水管壕沟：“这个工作就不是人干的，鬼才干呢！”接着奇怪的是，久而久之，那种极度的疲倦脱离你，而让位于木匠-疲倦？不，让位于一种运动，一种创纪录-雄心，伴随着一种痛苦的幽默。）——

又一个不一样的疲倦经历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挣钱干的倒班。那里人们一大早就得工作——四点我就起床赶第一班有轨电车，没有洗漱，在斗室里小便到空果酱瓶子里，免得打扰到房间里其他人——一直干到下午早些时候，在一家百货商店货物发送部那密不透光的阁楼上，就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前几周里。我拆开旧纸盒，在锋利的裁刀台上裁出一块块大长方形，用作新盒子的衬垫和托架，此外还在流水线车间打包（一个久而久之甚至让我感觉挺惬意的工作，就像过去在家里劈柴火和锯木头一样，因为它让我的思想自由自在，可也不会因为它的节奏造成太多影响）。于是出现了那种新的疲倦，如同我们下班后出去走到街上，人人各走各的路。这时，在我疲倦的孤独中，眯起眼睛，戴着沾满尘灰的眼镜，敞着肮脏的衬衫衣领，我突然对这个熟悉的街景有了另外的眼睛。我看见自己不再和先前一样，同那些忙来忙去的人一起忙忙碌碌，逛商店，去火车站，看电影，学习。尽管我在清醒的疲倦中走去，没有困意，没有封闭在自我中，但我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是唯一与其他所有人背道而驰的人，走进了无望之境。在下午的阶梯教室里，我一踏进去就如同走进了禁室，能倾听的风琴声比平时还要少；那里所讲述的东西，也不是针对我的，我甚至连个旁听生都不是。我日复一日地怀念在阁楼上面那一小帮疲倦的倒班工人，而现在，当我再次感受着这个图像时，我认识到，我在那个时代，很早，19、20岁的样子，在我真正开始写作前好长时间，在大学生中就没有了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舒服，更多的是恐惧。

你有没有发觉，你所描绘的疲倦图像都来自手工业者和小农，带点浪漫主义手法，可从来没有过市民的，不管是大市民还是小市民？

我在市民身上还从未感受过那些如画的疲倦。

你对此甚至都不能想象一下吗？

不能。在我看来，疲倦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把它视为一种不好的行为，如同赤脚走路。此外，他们没有能力扮演出疲倦的图像；因为他们的工作就不是这样的。至多他们在最后可以表现出死亡的疲倦，如同我们大家期盼的。同样，我也很难以想象一个富人的疲倦，或者强权者的，也许除了那些被迫退位的，如俄狄浦斯王和李尔王。我甚至看不到在下班时从如今全自动化的公司中走出疲倦的劳动者，而是看到一个个像统治者一样腰板挺直的人，带着胜利者的表情和巨大的婴儿小手，这些手在位于拐角的下一个自动赌博机上会马上继续抓住懒散而快活的手柄。（我知道，你现在会提出反对意见：“你在说出同样的话之前，才真正会变得疲倦，目的是保持分寸。”但是：我必须有时变得不公正，我也有这样的兴趣。此外，当这些图像此间萦绕时，人们对我的指责无可辩驳，彻头彻尾疲倦了。）——后来，我认识到一种可以和倒班工人疲倦比拟的疲倦，这时，我终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开始写作”，每天，几个月之久。当我后来走到城里的街道上，我又发现自己不再属于那里的大多数。然而，那种随之而来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同：不是普遍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我觉得无所谓；恰恰相反，在我创作的疲倦中，近乎筋疲力尽，这甚至赋予我完全愉快的感觉：不是这个群体对我不可企及，而是我对它，对每个人都如此。你们的娱乐、节日和搂搂抱抱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有的是树木、草地、电影院的银幕，那里，罗伯特·米彻姆只为我上演他神秘莫测的表情，还有投币式自动点唱机，鲍勃·迪伦在其中只为我演唱他的“眼神悲伤的低地女人”，或者雷·戴维斯唱着他和我的“我不像任何其他人”。

可是这样的疲倦有没有转变成傲慢自大的危险呢？

是的。我也总是突然发觉自己处于一种冷漠的、目中无人的傲慢自大，或者更恶劣，居高临下地同情所有那些正儿八经的职业，就是因为它们一生中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像我那样高贵的疲倦。在写作之后那些时刻里，我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在我的意识中不可接触，可以说是正襟危坐，哪怕是在某个根本无人过问的角落里。“别碰我！”这个疲倦的自豪者毕竟有朝一日会让人触碰，这样的情况好像不曾发生过。——一种成为可接近的疲倦，被触碰和自己可以实现触碰的疲倦，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经历。这样的情形很少发生，如同生命中只有那些重大事件一样，也已经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了，仿佛只有在人类生存的某个时期才可能发生，之后也只会在特殊情况下重复，战争中，一场自然灾害发生时或者其他困难时期里。有那么几次，在我身上表现出那种疲倦，哪个动词适合它呢？“被赐予”？“落在身上”？我事实上也处于个人的困难时期，而且我很幸运，在这个时期，我遇到了另一个处于同样困境的人。而且这另一个人总是个女人。只有困难时期还不够；还需要让那种带有情欲的疲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加上一种刚刚经受过的艰辛。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男人和女人，在他们成为几个小时的梦幻伴侣之前，两个人先要走完漫长而艰难的一段路程，在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陌生的，尽可能远离任何一种家乡——或者家乡感——的地方相遇，之前也还必须共同经受过一种危险或者漫长的混乱，在敌对的国家之中，也可以是其中一方的国家里。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个终于变得平静的避难所，那种疲倦使得这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一下又一下地把自己献给对方，那么自然，那么亲密，如同我现在想象的那样，这样的情形不管在其他类似的结合中，即使是爱情中，也是无可比拟的；“犹如面包和葡萄酒的交换”，另一个朋友这么说道。或者，为了简明扼要地表达在这种疲倦中达到如此的一致，我想起了一句诗：“……爱的词语——每一个都在微笑……”，这与短语“身心合一”相符，即使沉默笼罩在两个人的身体周围；或者我干脆换个说法，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一部电影中，那个英格丽·褒曼带点醉意地拥抱住那个疲倦不堪的、（依然）疏离的加里·格兰特时说：“您就等着吧——一个疲倦的男人和一个喝醉的女人，这会成为一对很好的伴侣！”。“一个疲倦的男人和一个疲倦的女人，这会成为一对最美好的伴侣。”或者事实表明“和你在一起”是唯一的词语，如同这里在西班牙语中说“contigo”……或者德语的形式也许不是说“我是你的——”而是说“我让你觉得疲倦了”。在有了这样为数不多的经验以后，我并不把唐璜想象为一个诱拐者，而是一个在不同的适当时刻，面对一个疲倦女人的疲倦英雄，一个永远——疲倦的英雄，每个女人都这样投入他的怀抱——当然不用想念他，于是情爱疲倦的神秘就实现了；因为在这两个疲倦的人身上所发生的，将会永远存在，一生一世：除了成为一体，否则两个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更持久的东西存在，他们中也没有人需要重复，甚至对此产生畏惧。只是，这个唐璜怎样创造他那些总是新鲜的、令他和下一个美人能如此神奇地屈服的疲倦呢？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千零三个这样的同时性，它们一生一世都铭刻在两个身体里，直到那些最微小的皮肤点上，每个激动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其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严肃——就是一波又一波？不管怎么说，在这种非常少见的疲倦冲动之后，对于通常的身体状况和行为来说，我们这样的人便不复存在了。

那么之后你还剩下什么呢？

还有更大的疲倦。

难道在你的眼里还有比刚才那些暗示过的更大的疲倦吗？

十多年前，我坐夜班飞机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到纽约。这是一次非常漫长的航行，午夜过去很久，才从库克湾旁的城市起飞——涨潮时，那些大块浮冰矗立着涌进海湾，而在退潮时，它们变成了深灰色，从海湾里又迅速回到大洋里——，一次拂晓时，飞机中途降落在加拿大埃德蒙顿的暴风雪中，另一次中途降落时先在空中盘旋等待信号，然后才停在停机坪上，沐浴在芝加哥上午刺眼的阳光下，在闷热的下午，飞机才降落在离纽约市还很远的地方。终于到了旅店，我想立刻去睡觉，好像生病了——与世隔绝——没有睡眠、空气和运动的夜晚。可是过后我看见下面中央公园旁那条条街道，远离早秋太阳。阳光下，在我看来，人们都沉浸在过节般的氛围中，于是感觉到，现在待在房间里会错过什么，这吸引着我出去走到他们之中。我坐到阳光下的咖啡馆平台上，挨着一片喧嚣和汽油烟雾，一直还昏昏沉沉，内心里让这个不眠之夜置于令人担忧的恍惚之中。但之后却变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渐渐地？或者又是一波又一波？我曾经读到过，忧郁的人或许能够渡过他们的危机，因为他们彻夜都难以入眠；那些陷入一种危险的恍惚之中的“自我悬索桥”因此会稳定下来。而窘境此刻在我心里让位于疲倦时，那个图像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疲倦有点恢复健康的作用。人们不是说“同疲倦作斗争”吗？——这种决斗已经结束。疲倦现在是我的朋友。我又回来了，在这个世界中，甚至——绝不是因为这是曼哈顿——在其中间。但后来还有一些东西加入其中，许许多多，一个比一个更加迷人可爱。一直到夜晚，我就坐在那儿观望着；看样子，仿佛我甚至都不用去呼吸似的。没有什么引人注目、装模作样的呼吸练习或者瑜伽姿态：你坐着，并且在疲倦的阳光下才暂时正常呼吸着。总是有很多的、瞬间异常美丽的女人经过——一种美丽，这期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她们所有的人在经过时都掠取我的图像：我是合适的选择。（很奇怪，特别是这些美丽的女人很在乎这种疲倦的目光，跟有些老男人和小孩一样。）但没有想法，我们，她们中的一个和我，超越这一切彼此开始做点什么；我对她们无可求，终于能够这样观看着她们，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的确是一个好观众的眼光，如同一场游戏，至少有这么一个观众在座时，这场游戏才能成功。这个疲倦者的观看是一种行为，它在做什么事，它在参与其中：由于有人观看，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会更好，更出色——比如说，他们在这样的目光面前更加从容不迫。这种缓慢的眼皮开合让她们满意——使她们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样一个观看者会让自己的疲倦夺取那个自我本身，那个永远制造不安的自我本身，犹如通过奇迹一样：所有平日的扭曲、不良习惯、怪癖和谨小慎微都会离他而去，只剩下那双松弛的眼睛，终于也那样神秘莫测，如同罗伯特·米彻姆的眼睛一样。接着：忘我的观看成为行动，远远超越了那些美丽的过路女人，将活着和运动着的一切都囊括在他的世界中心。这种疲倦分解——一种划分，它不是肢解，而是标明——那通常的纷乱，通过它有节奏地成为形式的善举——形式，只要眼睛可及——疲倦的大视野。

那些暴力场景、冲突和恐吓也是大视野中的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