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两个城市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追寻，顺便追寻一台点唱机；想必至少在洛格罗尼奥和萨拉戈萨各有一台昔日的点唱机遗留下来了，现在无疑也还可以用（添置一台新的是不可能的，在西班牙的酒吧里，仅有微不足道的空间才属于那些相互堆放起来的赌博机）。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一种寻找可能尚存的点唱机地点的嗅觉。仅存的希望不在城中心，也不在改造过的城区和文物古迹、教堂、公园、林荫大道的附近（更不用说别墅区了）。他几乎从来没有在疗养地或者滑雪胜地看见过音乐盒（但也许很可能就在那些更没有名气、偏僻的邻邦，如圣莫里茨旁边的萨梅丹），在游艇港口或者海滨浴场几乎也不例外（但也许在捕鱼的港口，更常见的是在渡轮码头：多佛港、奥斯坦德港、勒佐艾米利亚港、皮雷埃尔斯港、洛哈尔什教区凯尔以及轮渡到对岸的内海布里地群岛，青森港，在日本主要岛屿本州岛的最北端，曾经被征用做到对岸北海道岛的轮渡），在陆地和腹地的饭馆里不常有，而常出现在岛屿上或者边界附近。

根据他的经验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穿越公路两旁的居民点，对于村庄来说铺得太开，然而却没有市中心，远离任何游客景点，位于周围没有湖的一马平川上（即使有河，也是离得好远，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挤满了太多的外地人、外籍工人和/或士兵（驻防地），就是在那个地方，点唱机既不会在中心——即使这里除了一大摊雨水而没有任何标志——也不会在边缘上寻觅得到（那里，或者外面更远处，在国道边上，最多的是那家迪厅），而是在那些中间地带，最有可能在兵营里，在火车站，在加油站的酒吧，或者一家孤零零地位于运河边上的饭馆里（当然是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比如在“货运轨道后面”，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密集的门脸后面）。一个这样的点唱机典型之地，且不考虑它的诞生之地，他曾经在弗留利低地上的卡扎尔萨碰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周边盛产各种各样的葡萄而赋予自己“美味飘香”的称号。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他从那个幽雅、富裕、清除了点唱机的首府乌迪内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塔格利亚门图之后”，其动机仅仅是因为帕索里尼的一句由六个词组成的诗句，他在这个小城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一部分，后来谩骂罗马的点唱机与自动弹球机结成联盟就是美国采用别的手段继续进行那场战争：“卡扎尔萨挣扎在空虚之中。（in der verzweifelten Leere von Casarsa.）”在一次试图走出边缘地带的环游之后，由于所有的出行道路交通繁忙很快就中断了，他转过身，随意走过那一家家为数不少的酒吧，几乎每一家里都有一台点唱机迎着还走在街头的他闪烁（其中有一家比较讲究，里面放着一台视频盒，屏幕高高在上，那里也发出声音来）。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音乐盒，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都在运转，演奏，不是一般常见的背景音乐，更多的是很急迫，声音很大；轰鸣着。那是周日晚上，在饭馆里——他越是接近火车站，人就越多——一边是告别，一边是新兵们要在那里度过午夜必须归队之前的几小时，他们中大部分看上去刚刚休完短假坐火车过来。这时，时间越来越晚了，他们中大多数不再编队，而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他们围着这样一个沃利策点唱机，一个经典的、彩虹色类型的复制品，闪现着让穹顶不断变换的小气泡，那么密集，那点唱机的灯光表演有时候从他们的身体之间穿过，他们向唱片抓斗弯去的脸和脖子交替沐浴在蓝色、红色和黄色的光芒中。火车站对面那条马路在他们身后划出了一条宽宽的弧线，很快又消失在黑暗中。连火车站吧台里也已经收拾完毕了。但有几个穿着灰色和褐色制服的小伙子依然站在点唱机旁，其中有人已经扛起了背包——，在这里，与霓虹灯相映的，是一个较新的、简洁的、浅色金属的式样——，每个人各自站着，同时在这个已经空空如也的空间里，伴随着推到墙边的桌子以及四散的椅子，面对着这个更加强烈地回响在潮湿的地砖上的玩意儿，犹如变成梯队一样。当其中一位士兵在拖把拖到跟前的时候迈向一边去，他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眨都不眨一下，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转过去；另一个扭过头去，同样坚持站在过道门槛上。正是满月，在玻璃门后，一列黑乎乎的货运火车摇晃着，震动着，跳动着，持续好久，它遮挡住了后面的玉米地；吧台前那个年轻女子长着一副匀称而高贵的脸庞，露出牙齿脱落的空隙。——然而，现在在这些西班牙城市里，他的嗅觉每次都让他失望。即使在那些贫民窟的酒吧里，瓦砾堆的后面，一条死胡同的尽头，那些糟糕的照明指示让他时而从远处就加快了步子，而他所寻找的对象，压根儿连早已过期的痕迹都找不到，哪怕是一面熏黑的墙上比较显眼的轮廓。这里所演奏的音乐来自——隔着墙，他有时候会从外面使自己形成错觉——收音机、磁带，或者在那些更为特别的壁龛里，来自一个留声机。这些西班牙街头酒吧，好像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可以与之比拟的。对这样一个几乎已经变成老古董的东西来说，它们要么太新了（并且因此在相应的方位全都缺少与这个东西相得益彰的东西，也就是后屋），要么就太老了，首先也肯定对于这些十分严肃地坐在那里打牌的老人如此——点唱机和赌博场所，不过只是出现在不太严肃的地方！——或者脑袋撑在两手之间，独自一人：而且他在想象着，那个玩具在其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独裁禁止了，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当然在这样徒劳的寻找过程中，他感受也不少，随后也对那几乎确定无疑的一无所获，对那些显然如此相似的城市各个特殊的角落，各个变体感到些许愉悦。

从萨拉戈萨回到索里亚，从其东边那个省，在马路旁的铁路线上，他夜里几乎一无所获，他现在需要为他的试论寻找一个合适的空间；就在第二天，他终于想要开始了。在两座小山之一上面，或者在下面城里？上面，都已经在城外了，他恐怕又一次觉得太超脱，在房屋和街道之间又太狭小；朝向内院的房间会让他感到太压抑；冲着外面广场的房间又会让他太分心；朝北的房间或许在写作时太缺阳光；而在一间朝南的房间里，只要一有太阳，纸张就会晃眼；在光秃秃的山上风会吹进来，在森林覆盖的山上，散步者的狗会整天叫个不停；在公寓里——他打听了所有的——会离邻居太近；在旅馆里，即使他绕着他们走，可现在冬天坐在那儿写作，会太孤单。这天夜晚，他是第一次在光秃秃的小山上的旅馆过的。马路向上，尽头是一座石屋，坐落在一个黏土场上；步行进城的路——他立刻试着走了一回——越过一片青苔和飞廉草地，随之经过圣多明各的立面——打眼望去，它以自己纯粹的存在同样在昭示着什么——，立刻就到了那些小广场上，山里的悬铃木也依它们的比例，剩下的叶子看上去还在舞来动去，最上面的树梢尖少见地齐整，如同灿烂的星光闪烁在夜晚一片漆黑的天空上。上面的房间也合他的意：不太挤也不太大——恰恰在空间太大的地方，他通常在那儿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座城市，不太近，不太远，下面也不太深，它透过这个玻璃块不太大但也不太小的窗户映现进来，他继续尝试着，立刻把桌子从镜子前移开，推到窗跟前：虽然很小，但面积足够摆放一张纸、铅笔和橡皮。他在这里感觉好舒心；这里是他往后要待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到来时，他试着在恰当的时间，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在随后开始试论时也可能出现的温度里坐下来：这个空间此刻对他来说太吵了（然而，他本该知道，恰恰在这些所谓的“安静”环境里，在这些“沉默的小客栈”里，你要集中精力，那嘈杂声要远比外面那样一条呼啸的马路更可怕，因为它们毫无规律可言，突如其来，诸如收音机，大笑，回响声，推椅子，爆裂声，唧唧声，还有从附近和房子里、走廊里、隔壁房间、天花板上传来的声音——一旦这种注意力被破坏了，图像就离写作者而去，没有图像就没有语言）。可奇怪的是，另一个房间里，要是坐久了，他会觉得太寒冷（难道他不知道，只有豪华酒店才白天也供暖，此外他在良好的写作状态时不由自主地总是要这样来呼吸，免得冻着他吗？）。而且突然也太寂静，好像这样待在里面的空间里则意味着被隔绝，畅快只存在于外面的大自然中，怎么会让这种寂静在12月这个时节透过窗户进来呢？第三个房间有两张床——对他来说多余一张。第四个房间只有一个隔门——他觉得起码少了一个……他就这样学会了西班牙语“太”这个词，demasiado，一个非常长的词。那个“对现存心怀不满的人”不就是泰奥弗拉斯托斯所说的“品格”或者典型之一吗？他被女友亲吻后说，他问自己，她是否也打心眼里爱他呢；他对宙斯发怒，并不是因为他让下雨了，而是太晚了，而且在路上找到了一个钱包时说：“我可从来连一个珠宝都没发现过！”而且他也想起了一首儿童诗，说的是有个人在哪儿都感觉格格不入，他为自己对此稍许做了改动：“从前有个男人，他在世时无处可以落下脚。/在家他觉得太冷了，他就走进森林里。/森林对他而言太潮湿，他就躺在草地上。/草对他而言太绿了，他就开车去柏林。/柏林对他而言太大了，他就给自己买了个城堡。/城堡对他而言太小了，他就又回家。/在家……”这现在不就是认识：他在哪儿都觉得格格不入？不，总是有过让他称心如意的地方——比如？——他为写作找到的地方——或者那个曾经摆放点唱机的地方（不仅仅在私人住宅里！）。也就是说，只有那个地方才是他所寻找的立脚之地，可是，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那个地方久而久之毕竟也不是安身之地啊？

他最终要了这个给他的房间，而且房间挺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他都会去应对的。“谁将会胜利呢——噪音或是我们？”他朝窗户外削尖那一根根铅笔，它们是在各个国家旅行时买的，可又常常是德国的商标：那一根已经变得多小啊，从1月在爱丁堡以来——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吗？那些铅笔木屑彩环随风一起飘扬，和飞舞在空中的木柴火焰的烟灰片混合在一起。这时，在下面房子前，厨房门旁——从那里一出去立刻就进入飞廉、瓦砾和青苔草地——，一个学徒拿着一把长臂刀在清理一堆体形更长的鱼，那些亮闪闪的鱼鳞从它们身上颤动着，闪烁着，飞向空中。“好征兆，不是吗？”——只是在这一切之后，今天还要开始试论为时太晚。习惯了延迟他的游戏，简直又一次如释重负，并且利用这样的推迟出去到草地上转一转，也就是说，在那里探一探几条可能要走的路，看看它们的土质——既不太硬，也不太软——还有气候状况：别太遭受强大西风的侵害，但也不能太风平浪静。

这期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他突发奇想，真真切切，同时也显而易见，要写“试论点唱机”。他曾经想象这种想法就是发生在舞台上的对话：这个玩意儿，它可能对这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是那样古怪的东西，从而有一个人似乎作为观众的代表，硬要进入那个创造者的角色中，而第二个人，作为这个领域的“精通者”，则与那些柏拉图对话相反。在那些对话里，比起那个至少在开始被偏见-知识冲昏了头脑的答案宣布者来说，提问的苏格拉底私下里对问题知道的要多：最可能也许是这样，连这个“精通者”也是通过另一个提出的问题才弄明白了，那个道具分别在他的人生游戏中的“重要价值”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打消了这种舞台对话的念头，这个“试论”作为许多不同的写作形式一种没有关联的相互并存浮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符合那些如此，他该怎么说呢？不一样的？无节奏的？他在其中感受到了点唱机方式，回想了它们：瞬间的图像会与追溯久远的、然后突然中断的叙事进程交替转换；随着几句单纯的提示，出现的便是一篇关于某个点唱机连同某个确定的地方的完整报道；从一本速记恐怕会跳跃到一本引言，没有过渡，而这本引言又没有过渡，没有和谐的连接，也许专门会给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特别的发现对象那一个个标题和歌唱者的名字留下位置——在这期间，作为或许会赋予整体一种关联的基本形式，他在继续想象着那个提问-回答-游戏，在其中，自然零零碎碎的，一会儿参与，一会儿躲避，一会儿又与相似的电影场景片断融合，而这些电影场景的中心分别出现另一台点唱机，以这台点唱机为出发点，要么是多姿多彩的事件，要么是静物画，以越来越大的范围围绕着它——哪怕结果是直到另一个国度里，或者只是来到某个站台尽头的黄杨树前。他期望能够让他的“试论”逐渐过渡为一首“点唱机的歌谣”，一个可以吟唱的、可谓“完美的”歌颂这个玩意儿的歌词，当然只有当这个歌词在经历了所有那些图像跳跃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时才能如此。在这期间，他曾经觉得，写作中这样一个过程不仅要适应于那个特殊的客体，而且也要与时代相呼应。那么以往各个时代那些史诗形式——它们的统一性，它们召唤和强占（陌生命运）的姿态，它们既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的绝对要求——此间不是作为地地道道的装腔作势还依然运用在今天的书本里，对他产生影响吗？多方面大大小小的接近，也就是说，以穿透的形式替代了通常的俘获形式，在他看来，正是它们才会是现在对待书本的态度，这恰恰是因为他最完整、最深切、能够创造统一地经历了种种对象：保持距离；围绕着；勾画着；绕过去——从边缘出发，伴随着对你的事物加以保护。——那么现在，在热带稀树草原上，他毫无目的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在他的心里，突然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不是交替变换的，跳跃式的，而是唯一的，匀称的，首先是一种节奏，它不再绕着圈子和绕过去，而是直截了当、一丝不苟、持续不断地走向in medias res：叙事的节奏。首先，他只是经历了所有那些他途中先后遇到的事物，它们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凡是他一再接受的东西，同时在他的内心里得到叙述；那些当下的瞬间以过去的形式发生，也就是说，和在梦里不一样，不拐弯抹角，都是地地道道的主句，和每个瞬间一样短小而朴素：“在铁丝网篱笆里飞廉在飘动。一个手拿塑料袋的老男人弯腰去捡草地上的蘑菇。一只狗拖着三条腿从旁边蹦过去，让人想起狍子；它的毛皮是黄色的，脸是白色的；灰蓝色的烟雾从一座石头小屋里冒出来。在那棵孤零零地竖立在那儿的树上，长角果刷刷的响声听起来好像划火柴盒的声音。鱼儿从杜罗河跃起，风浪逆流而上掀起层层浪花。水在对岸拍打在岩石下面。萨拉戈萨开来的火车已经亮起了灯，乘客稀稀落落坐在里面……”然而，这种对当下事物静静的叙事随之也感染到了他所面临的、想象为多种多样游戏似的“试论”：第一个句子还未落下笔，它就变成了叙事，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强大，所有其他形式立刻变得微不足道。这在他看来一点都不可怕，而是无与伦比的精彩；因为在这种叙事的节奏中，说话的是那个把一切都变得温暖的想象力，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样的想象力，哪怕它极少有机会触及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出于与之一起的宁静，甚至在熙熙攘攘的喧嚣中也是如此：大自然的宁静，无论在外面多么遥远的远方，也不会与之发生什么对抗。这种想象力的突出标志是，在它的图像中，地方和地形会共同出现，他或许就会在那儿写就这个叙述。虽然他以往有时候也被迫去为之，那么比如说，他不过是将科隆的桦树当作意大利柏树移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者把萨尔茨堡的羊肠小道搬到了南斯拉夫，或者把写作的整个地区当作次要的东西置于背景中：可是这一次，索里亚就是要作为索里亚出现（或许连同布尔戈斯一起，还有维多利亚，一个的当地老人抢先和他打招呼），同时像那个点唱机一样成为叙事的对象。——直到深夜，那种对叙事形式的感知一直持续在他的内心里：这自然早就困扰着他——事实上，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行人嘴里叼着根牙签，墓碑上面刻着“贝妮塔·索里亚·维达”的名字，为纪念安东尼奥·马查多用石头和水泥塞满的诗歌-榆树，碑文缺少的刻字是HOTEL）都自然而然地挤进来，想要得到叙述。此时此刻，这不再是有说服力的、给他带来温暖的图像力量，而是一种冷酷的强迫，一再毫无意义地撞向早已关闭的大门，清晰可见，从心里直涌上大脑。他问自己，难道那种首先让他觉得神圣的叙事是一种假象吗——一种对所有零零散散的、没有关联的东西的表现？一种托词？一种胆怯的畸形产物？——然而一个男人嘴上叼着牙签，大冬天里，在卡斯蒂利亚的梅塞塔，打招呼时点点头，这样走去时真的微不足道吗？——不管怎样：他不想事先知道明天开始的第一个句子；在他所有那些之前确定的第一批句子之后，他要叙事的第二个句子立刻就卡壳了。——但另一方面：排除一切所谓的规律性！——然后……

第二天一早。酒店房间窗前的桌子。瓦砾地上空塑料袋飞扬，这里或那里挂在飞廉中。地平线上有一座岩石山，像一个跳台，助跑道上空笼罩着一片蘑菇云团。闭上眼睛。把纸条塞进窗缝里，免得风十分猛烈地透过窗缝吹进来。再次闭上眼睛。抽出桌子抽屉，开始出现写意时抽屉把手啪嗒作响。第三次闭上眼睛。痛苦的号叫。打开窗：一只小黑狗正在下面，被拴在房子墙柱上，全身淋透了：凄惨的叫声，其间短暂的沉寂，可以看见喷向外面草地的呼吸气团。Aullar是西班牙语中的“狗狂叫”。第四次闭上眼睛。

从洛格罗尼奥到萨拉戈萨的路上，他在伊布罗河河谷那些冬日里空荡荡的葡萄园里看到了葡萄农小屋的石头块。在他的家乡，穿过庄稼地路旁，也有这样的小屋，当然是木头搭建起来的，大小像一个木板棚屋。那些房子从里面看上去也像这样的木板棚屋，光线只能从板条缝隙和节孔透进去，地上是草捆，角落里是荨麻，在那些靠在那里的收割工具之间杂草丛生。然而，在祖父那些租地上，他曾经把每个小茅屋都当作自己的领域经历过。接骨木灌丛通常就长在旁边，它的树冠为那个被丢弃在旷野里的东西遮阴，它的枝条也从旁边伸进小屋里。那里还有地方放一张小桌子和一个板凳，板凳也可以放在外面的灌木旁。果汁罐子和下午点心被包在布里，保鲜和防虫。在这些棚屋区域里，他感觉比在任何建得舒适的房子都要亲切。（在这些棚屋里，他至多受到过那种无处不在的战栗的侵袭，因为有时候，一看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或者身临内外交界线上，你虽然在里面感到安全，可是外面的雨雪也容易吹到你的身上。）然而，他把这些田间小屋与其说看作避难所，倒不如说是停歇和休息的场所。后来在他的家乡，哪怕是在路过时偶然发现远在一片荒芜的田野上有一个风吹雨淋成浅灰色的、歪歪斜斜的风雨棚，这也会让他心满意足，而且他心底里感觉自己的心简直都跳到那里去了，片刻间在这小屋里有了家的感觉，也包括夏天的苍蝇、秋天的马蜂和冬天冰冷、生锈的链条。

家乡的田间小屋早就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些更加庞大的、仅仅用于存储干草的仓房。但就在那个时候，很早以前，对他来说，这些房子或者位置的魅力已经转移到了点唱机上。还是个半大小子时，和父母一起，他不去饭店，不喝汽水，而是去找“沃利策”（“沃利策就是点唱机”，这就是广告语），去听唱片。凡是关于他来到——哪怕只是路过而已——那些田间小屋地区并且受到关照的感觉，他所讲述的一切，字字句句都适用于音乐盒。当然，各个点唱机的外形，甚至作为首选项都比不上那从中发出的特别音响。这个音响跟在家里放在神圣角落里的收音机不一样，声音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发出来的，而且或许在同样大的音量时，也不是从那个通常的声盒子，而是从一个让空间全都振动的深处传出来的。看样子，仿佛这就不是自动点唱机似的，倒更像是个附加乐器，借助它，音乐——当然，他事后才有了这样的认识，只有一个明确的——才能获得它的基本声调，几乎可以与火车的咔嗒声不相上下，当火车开过铁路桥时，它又突然变成了天然的雷声。许久以后，有一次，一个孩子站在这样一个点唱机旁（里面正好播放着麦当娜演唱的《像一个祈祷者》，是孩子自己选的），他还那样小，以至于喇叭的整个冲击力在他的身体下面震颤着。这个孩子洗耳恭听，一心一意，一本正经，如痴如醉，而他的父母已经站在饭店门口要走了，一再催促他，其间也为他们的孩子向周围其他客人道歉，对他报以微笑，直等到那首歌唱到头，而这个孩子，依然一脸严肃和陶醉，从母亲和父亲身边走过，迈步走到街上。（照这么说，那个方尖碑点唱机模式不成功的原因与其说在于它那不同寻常的外形，倒不如说也许在于那音乐向上，冲向天花板的回响音效？）

可是与感受田间小屋不同，关注留声机，让他满足的不仅仅是它的存在：它们一定要能够运行，轻轻地嗡嗡响——最好别让陌生的手使之动起来——，尽可能强烈地闪现出光芒来，犹如从它们的最深处出来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深色的、冷冰冰的、破旧的金属盒子更让人绝望了，不过也有可能用一块阿尔卑斯山的针织罩子遮盖着，羞羞答答地避开了人们的目光。这当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此刻突然想起了日本寺庙圣地日光市里一个坏了的点唱机。那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台点唱机，在南北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旅游辗转，被封盖在报纸堆里，投币孔立刻就被他发现了，用一条胶带封着——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被发现了。为了庆祝这个发现，他多喝了一杯日本米酒，而在外面冬天的昏暗里，眼睁睁地看着开往东京的火车离去了。之前他去了一个被遗弃的寺院，远在高处的森林里，从一堆渐渐熄灭的、还在冒烟的篝火旁走过，旁边是一把枝条扫帚和一堆雪，在山里更远的地方，小溪里凸出一块石头，溪水从上面飞溅过去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如同从另外某个山涧岩石旁流过一样——仿佛你竖起耳朵聆听着一个半是歌唱半是敲鼓的演讲的实况转播，那是讲给一个遥远宇宙深处的星球上的全体大会的。随后在东京的夜晚，人们从那些横七竖八躺在火车站台阶上的人身上跨上去，再晚些，又是在一个寺庙地区，一个醉醺醺的人停留在祭祀香火前，做完祈祷后继续踉踉跄跄消失在黑暗里。

不仅是鲍赫克朗让人青睐：而且他那时从家乡的点唱机里所听到的那些所谓的“美国流行歌曲”也和家里收音机里放出的迥然不同。只要在相应的节目中播放的是保罗·安卡的《戴安娜》、迪翁的《甜心小女人》以及瑞奇·尼尔森的《吉普赛女郎》，他就希望立刻把收音机开大些，可是同时也感到良心不安，他感觉自己居然为这样的非音乐所吸引（他后来上大学时终于在房间里有了个留声机，连同收音机里的放大器，这个在最初几年里只能用于公认的值得称之为音乐的东西）。然而他自觉地让点唱机发出震颤的歌唱，哀号，咆哮，格格声和轰鸣，这使他——不仅开心，而且还蒙上了狂喜、温暖和群体感觉的战栗。在那回响的“阿帕奇”钢吉他哒哒声中，那个坐落在从“1920年全民公决的城市”到“1938年大众起义的城市”主干道旁的、冷森森的、乌七八糟的“咖啡小屋”连接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电气装置，借助它，你可以在那齐腰高闪亮的刻度盘上选择“孟菲斯市，田纳西州”的号码，甚至可以在自身感觉到那个神秘而“帅气的陌生男人”成长起来，听到外面一辆辆载重汽车的轰隆声和刺耳的刹车声变成了一列迁徙队伍行进在“66号公路”上，发出了整齐划一的响声，于是就心想着：无所谓到何处——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