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她绕过使馆的花园，唱着歌儿，朝恒河走去。
“现在，到我们这儿来吧。”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
彼得·摩根回来了。副领事一定还在花园栅栏的外边。人们还能听到叫喊。
电唱机低音播放着舞曲，没有人在听。他们现在五个人在客厅里。夏尔·罗塞特独自站在一边，靠近门口，他还在听到领事叫喊，他看见到领事——晚礼服和蝴蝶结——趴在栅栏上，叫喊声停止了；副领事身子一跌一撞，开始沿着恒河走去，走在麻风病人中间。每一个在场人的面孔，包括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他们在听。她在听。
乔治·克莱恩——一双眼睛深陷，眼圈看不到睫毛，眼光咄咄逼人——，看见他那双眼睛，好像他人很凶残，不过，看她的时候除外。他离她很近。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俩认识的？至少从北京开始吧。他转身朝向夏尔·罗塞特。
“有时，我们到蓝月亮去喝一杯，你愿意去吗？”
“随你们吧。”
“唔！今天我想不想去蓝月亮，还不知道呢。”她说。
夏尔·罗塞特努力想驱散副领事的影子，但却没有做到，他想象着副领事正沿着恒河往前走，跌倒在沉睡的麻风病人堆里，嚎叫着爬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件可怕的东西……而后，他逃了，逃了。
“你们听……”夏尔·罗塞特说。
“不，他不喊了。”
他们在听，不是叫喊的声音，是一个女人唱歌的声音，从马路上传来。仔细听的话，好像也有人叫喊，但声音很远，像是来自马路的尽头，大概副领事已经走到那里。再仔细听的话，好像什么都在发出低沉的叫喊，在远处，在恒河的那一边。
“用不着担心，他现在一定到了家里。”
“我们还不认识呢。”米歇尔·理查逊说。
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不住在加尔各答。他来这里是为了看她的，为了待在她身边的。他就希望和她在一起。他比夏尔·罗塞特想象的年龄要大一点，已经三十五岁。夏尔·罗塞特这时想起来，有一天晚上，在俱乐部里面，也看见过他——他来这儿大概有一周了。一定有什么东西，把他俩连在一起，夏尔·罗塞特暗暗寻思，想必是一种牢固的东西，一种关键性的东西，但是，好像不再是变化着的爱情在起作用。是的，夏尔·罗塞特已经想起来，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是在副领事开始抽噎之前，还要早些的时候，夏尔·罗塞特回想起来，在他黑色的头发下，那双阴郁的眼睛。有人想象，也许有一天晚上，他俩被人发现，已双双死在尚德纳戈尔的一家旅馆里面，之前，他俩在蓝月亮共度了一夜，这样的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它就发生在夏季风期间。也许，什么原因也没有，单单是因为活着没有意思。夏尔·罗塞特站在那里迟疑，要不要坐下来呢？没有人请他坐下。她在暗暗地注意着他。他现在还来得及，还可以拒绝那岛上的温情，拒绝傍晚时分往尚德纳戈尔去的兜风，拒绝那不尽的体谅和宽解。在这把扶手椅上，另一个男人断是不可能坐下来的。夏尔·罗塞特第一次发觉，自己处在了加尔各答白人的神秘圈子里面。他还可以做出选择，离开这里或者坐下来。他敢断定，她难在注意着他。他扑通一下，坐在那扶手椅上。
多累人啊，实际上，也很快乐。她垂下眼睛，望着地面，大概她压根儿就没有怀疑，今晚他会留下来的。事情正是这样。
彼得·摩根回来了。
“他睡一夜，就会好的，”彼得·摩根说，“安娜-玛丽，我对他说，你不会怪他，没有关系。他已经完全醉了。你知道，他听别人说，你去蓝月亮，他一路讲着，正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女人去蓝月亮，你想想看。”
夏尔·罗塞特说，确实有一个女客人，对他们俩说起了蓝月亮。
“他怎么看？”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问彼得·摩根。
“他发笑，他说一个法国大使的夫人，居然去蓝月亮那样的冰屋。他还说到另一位夫人，我不认识。”
“你看，”乔治·克莱恩说，“我对你说过，在加尔各答，人家会知道的…你还不在乎？好吧。”他又说道，“奇怪，这个男人竟能让你去琢磨他。”他又转向夏尔·罗塞特，“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说话的，你们在谈印度吗？”
“是的。我觉得他是在嘲笑……除非他就是……那么个人，就是那样子看事的。”
米歇尔·理查逊在叹气。
“我本来想要过去的。安娜-玛丽不让，我真后悔，唉！真后悔。”
“他那种人，你是忍受不了的。”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
“那你呢？”
她微微耸了耸肩膀，而后一笑。
“哦！我嘛…俄也忍受不了……但没有必要大家都搅进来。”
“你和他说了什么？”
“说了麻风病。”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
“只说了麻风病……嘿。”
“是的。”
“你好像心神不安。”米歇尔·理查逊对夏尔·罗塞特说。
“今晚发生的事，对他来说太残酷了。”
“究竟怎么回事？请原谅，当时我不在……”
“最终被永远赶出……这地方……这好像已成了他的一种死念头……我看……”他对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很久以来，他就想认识你…海天早晨，他去网球场，好像没有其他的原因……”
他们都看着她，等着，但是她那神态，似乎她与这事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说安娜-玛丽……”彼得·摩根问。
“当然是的。”
“他去网球场，想寻找什么？”彼得·摩根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
她的声音又轻又细，就像一个针尖儿，但是不会刺痛你。她看见夏尔·罗塞特的那双眼睛，正盯着她不放。
“他是漫无目的地过去，漫无目的地看看吧。”她说。
“关于这个人，到此为止吧。”彼得·摩根说。
他二十四岁，平生头一回来到印度。乔治·克莱恩与他谈话最投机。
又有低沉的叫喊声，沿恒河传来。夏尔·罗塞特不由得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他到家了没有，不像是在家里……五分钟的时间。”
“他一定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叫喊呢。”彼得·摩根说。
“如果他发现了你，”乔治·克莱恩说，“你只能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按你的说法，意识到他失败了。”
“不用管他，我向你保证……”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
夏尔·罗塞特这才重新坐下。他不安的心情有所缓解，最近几周来，烦躁和疲乏一直纠缠着他，可想想，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你说得对。”
“她什么也不需要。”
彼得·摩根和乔治·克莱恩今晚进行的这种交谈，将来还会有。他俩在谈加尔各答的那个疯姑娘，那个女乞丐，她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她吃过食物的那些地方，是怎么记住的。
夏尔·罗塞特已经一点儿木想出去。米歇尔·理查逊还在想着副领事，他向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提了不少关于副领事的问题。她怎么看的？怎么想的？
“起先，他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看到他那种神态，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面有一种……他在注视着某个失去的东西，他刚刚失去的东西，…他在一个劲儿地注视着那个东西……可能是一种信念，一个破灭的信念……不过，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是不幸造成了这种结果，你不这么看吗？”
“不管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人，什么东西，”她说，“我不认为是不幸造成的。不过，他可能失去了什么？怎么谁也看木出来？”
“也许失去了一切？”
“在哪里？在拉合尔吗？”
“也许是失去了一切，不过，如果他真有什么失去的话，准是在拉合尔失去的。”
“反过来说，在拉合尔，他又得到了什么？”
“他是在深夜的时候，朝人群里面开枪的吗？”
“啊，对了，是朝人群里面胡乱开枪吗？”
“当然啦，白天就看见人了。”
“在花园里面，他口里吹着‘印度之歌’。”
乔治·克莱恩和彼得·摩根又凑到一块儿，在谈那个女乞丐，她睡在麻风病人中，每天早上，又从麻风病人中出来——端端的，还是那个样，居然木会染上麻风病，这非常令人惊奇。
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站了起来，在听什么。
“就是这个疯姑，”她对彼得·摩根说，“她正在马路上唱呢……你们听…哪一天，我得想想办法，还是可以了解。”
“称什么也不会了解到的，”彼得·摩根说，“她已经完全疯了。”
歌声渐渐地远去。
“我也许弄错了吧，我们现在离印度支那有几千公里，这不可能呀…他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乔治·克莱恩说，“彼得在写一本书，就是从沙湾拿吉的这首歌谣开始写的。”
彼得·摩根最后笑了起来。
“我对印度痛苦的一面很感兴趣。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感兴趣，不是吗？我们只能在自己内心真切地感受痛苦的时候，来谈论痛苦……关于这个疯姑娘，我是凭自己的想象，随意地写下一些文字。”
“为什么写她呢？”
“因为在她身上，什么不测也不会再发生，甚至是麻风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度世界，我有我的，你有你的；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夏尔·罗塞特笑了笑，“你能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好像就是…俄不清楚，注意，我对你不了解，好像就是把自己的印度世界搀和进去……”
“副领事是不是有一个痛苦的印度世界？”
“他嘛，不，说到底是没有的。”
“那么，他有个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米歇尔·理查逊说，“我们已经都习惯，你也已经习惯，五个星期够了，三天也够了。”
“罗塞特，副领事一直让你心神不安吗？”
“不，没有……而后……你要说什么？”
“唔！而后……而后……这个副领事，他比当前马拉巴海岸的饥荒更让我们扫兴。他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他就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吧？”
“听到他叫喊，就会想到在拉合尔……深夜里，他站在阳台上叫喊。”
“安娜-玛丽也有属于她自己的印度世界，”乔治·克莱恩说，“但是，她那个世界并没有和我们的混合在一起。”
他朝她走过去，一个箭步，抱住了她。
“大家是不是要在这里，为法国副领事伤心一场？”彼得·摩根说。
“不。”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
大家都不再谈这个话题。
侍者送来桔子水和香槟。这时气温并不高。他们听到外面下起了雨，加尔各答在下雨，雨水打落在棕榈树上。他们还去不去蓝月亮？有谁问。不去了，今晚肯定不去了。时间已经太晚。大家待在这儿也挺好。
“跟你说，我又去了北京，”乔治·克莱恩说，“啊，在大街上，我好像总是看见你，整个那座城市仿佛还记着你，跟我谈着你。”
“你恐怕不晓得，”她对夏尔·罗塞特说，“蓝月亮不过是一个夜总会，跟别的夜总会一样。欧洲人不敢去那里，因为害怕麻风病，所以呢，他们说那是个妓院。”
“这个人，一定是压根儿就不了解那地方。”夏尔·罗塞特说时笑着。
暴风雨过去了。
“你过去就盼望到印度来吗？”她含着微笑问，“人人都在盼望着什么事情，比如到印度这里来呀，或怎么的事情。”
加尔各答又发出低沉的叫喊。
“我在加尔各答刚刚度过的五个星期，确实很痛苦，但同时呢，大家的情形想必都一样，我在这里也找到了某种，我还说不清楚，好像是某种盼望的东西……”
“假如你被派往外地，你愿意吗？”
“初来乍到，随便被派往哪里。”
然而，米歇尔·理查逊还抓住副领事的话题不放。
“在他的材料中，好像有‘难说’这个词儿。”
“究竟是什么‘难说’呢？”
“他想要你做什么，安娜-玛丽？”
她专注地听着，没有料到米歇尔·理查逊刚刚提出的问题。
“哦！不明白。”
“大凡来找这位夫人的男人，都那么认为，在她身边可以忘却什么，副领事不过也属于这一类人，对不对？”
她笑了吗？
“在他的材料中，准确地说，到底写了什么？”米歇尔·理查逊问。
“哦！”他答道，“比如，说他深夜里朝萨里玛的花园开枪。”
“他在加尔各答的寓所，同样也给他毁了吗？”
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笑了。
“没有，”她说，“一点儿也没有。”
“在拉合尔，他也朝玻璃上面开枪。”
“夜里，麻风病人在萨里玛的花园。”
“白天也在，他们在树阴下。”
“他是不是因为某个女人不在，心里挺烦闷，也许从前……在某个地方，他认识一个女人。”
“他说他还从来没有……这是真的吗？”
“这些事情，”彼得·摩根说，“我几乎可以断定，他早就认为自己应该去做了，因为，他过去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念头：总有一天，他要干出一件有决定意义的大事来，而后…·”
她笑着说：
“确实是的，他早就认为有必要先闹出一场戏来，我看，他比别人更需要这么做。”
“一场什么戏？”
“比如，发怒的戏啊。”
“关于这个问题，他对你只字未说吗？”
“是的。”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说。
“而后…你刚才要说什么？”米歇尔·理查逊问。
“而后，”彼得·摩根接下去说，“他就可能有权利去指使别人，去要求得到他们的关怀，要求得到斯特雷泰尔夫人的爱情。”
睡梦中的加尔各答又发出刺耳的叫喊，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这三个月来，那几个记者，在你家里又吃又睡。”乔治·克莱恩说。
她说，他们被困在加尔各答，是因为签证的问题，他们准备到中国去，他们等在这里都快急死了。
“眼下，马拉巴海岸正在闹饥荒，他们打算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会做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联邦精神，所以，什么正经事也做不了。”
“为了一斤米，要排上一星期的长队，罗塞特，你要有受苦的思想准备。”
“我准备好了。”
“不，”安娜-玛丽说，“我们以为要受苦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受苦的，受苦的念头始终比想象的还要让人受不了。”
“饥饿从来没有危及欧洲人，可是，在饥荒期间，欧洲人自杀的事却时有发生，这非常奇怪。”
“安娜-玛丽，安娜-玛丽，暗暗我吧，请你弹一段舒伯特的曲子。”乔治·克莱恩请求道。
“钢琴走音了。”
“有一天，我快要死的时候，我会叫人通知你，你要来给我弹一段舒伯特的曲子。钢琴并不是很走音，这不过是你喜欢的一句辞令，什么钢琴走盲啦，湿度太大啦，…”
“确实，我喜欢这么说，来进入某个话题，关于烦恼，我也有一句呢。”
夏尔·罗塞特望着她笑了起来。
“那一句，好像我跟你也说过？”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