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10月4日写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1933年10月1日星期日晚上，玛蒂尔德最后一次坐在马歇尔·文德尔三角钢琴前为他请来的外国客人弹琴消遣。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1933年10月14日在第21监狱里作证时讲到了这件事。由于本案是投毒案，所以法官要求她详细介绍为餐桌准备食物的情况以及哪些人曾插手做饭。不过，当她谈到饭前余兴时，顺带告诉了我们玛蒂尔德弹曲子的情况。

那天晚上，堂·奥利韦里奥带来几位外国人到家里吃晚饭。为了忙活这件事，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一大早就到厨房来找我。一共做了两只炸鸡，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活鸡，宰鸡退毛都是我干的。另外，还有土豆泥、几只佛手瓜、米饭、从店里拿来的罐装青豌豆、油炸菜豆和三只铁排烤桂皮香蕉。他们喝了牛奶咖啡、绿木瓜甜饮料。估计还喝了酒，我不管上菜，不大清楚。端菜的是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和里面的贝蒂尔达·卡塞斯雷。

大概是晚上10点钟，雷蒂西娅开始往厨房送盘子刀叉。客厅里有谈话的声音，后来好像还有鼓掌声。这时候，响起了玛蒂尔德小姐弹奏的优美的钢琴声。那天晚上，她弹的曲子够悲伤的，好像有什么特别伤心的事。贝蒂尔达正帮着洗盘子，她和我到厨房门口朝外张望，雷蒂西娅坐在板凳上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地说“真好听”、“真好听”，直到她屈着身子睡着了，我只好把她拖上床去。

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提醒我们说，孔特雷拉斯这家人在家里请客吃饭，这事不大常见。但是，读者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请来的客人。其中有古巴人米格尔·巴内特，是他的合伙人，他们准备出版一本有关尼加拉瓜的资料书；还有巴内特的朋友、在哥斯达黎加住了几年的意大利人佛朗哥·塞鲁蒂，他在大学生街开了一家石料店，经常到莱昂来为办丧事的富有人家定做墓碑。在此之前，卡斯塔涅达还不认识他。

在审讯期间，哥斯达黎加的报纸用大量篇幅介绍卡斯塔涅达。塞鲁蒂主动写了一篇署名文章，发表在1933年11月27日的《共和国报》上，也算是参加讨论吧。这份报纸作为犯人在12月6日提出的书面辩护的附件存放在档案里。前面已经说过，犯人决定把过去极力隐瞒的事实全都写在这份辩护词里。

塞鲁蒂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那天晚餐的情况，题目是《偶然的见证人》。主要部分如下：

我是在大都旅馆餐厅里吃早饭的时候遇见巴内特的。我每次来都住在那儿。我非常高兴地同他拥抱。我们在日内瓦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1929年7月在哈瓦那港分手，从那儿以后一直没见过面。他告诉我为什么来到莱昂，还答应马上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计划的合伙人介绍给我，当即派了一个跑堂的到街对面那户人家去找他。合伙人很快就来了，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互相间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好感。聚谈时间很长，我们要了几杯酒。

他是位年轻的危地马拉人，职业是律师，名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喜欢朗诵诗，念起来十分用心，紧握着双手，声音里充满了激情，在朗诵爱情悲剧时更是如此。记得他朗诵了一首关于两个情敌最后用砍刀决斗的诗，我觉得非常可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还朗诵过一篇纪念他故去的母亲的作品，情绪更为深沉，眼眶里闪着泪花，据我现在的回忆他朗诵的是自己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有时还插入高亢激越的十行诗，使朗诵臻于完美。他的祖国危地马拉的大学生们起哄闹事时爱弄十行诗，里面少不了对修士、僧侣和性变态者的辛辣讽刺，这种流浪汉文学包含着无可否认的机智，虽说颇为尖刻无礼。

大家谈得非常热火，他建议晚上再聚会一次，还邀请我们到他的居停主人家里去吃晚饭。当时，他似乎正为房东（也是他的当事人）办理某些业务上的事情。他毫不迟疑地叫伙计立刻穿过马路，把那位先生叫过来。

那位先生马上就赶来了。我们分手的时候，年轻的卡斯塔涅达把他介绍给我们。他相当放肆地通知那位先生说，已经邀请我们去吃晚饭。那位先生慌慌张张地嘟囔了几句，露出一个苦笑。然后，他和年轻的客人一起走了，边走边谈上面我提到的业务。

当时，我就和我的朋友巴内特议论说，这位十分招人喜欢的青年人和那家人的交情一定很深，才能擅自决定邀请我们去吃晚饭，事后才通知主人，而且态度那么生硬。巴内特带着满脸狡猾相回答说，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才能强使那个在莱昂继承祖业的阔店东、手腕强硬的家伙铺上长桌布。要知道，就连行乞的尼姑也不会白白浪费时间向他化缘。另外，其中还有原因：他们之间可能联姻。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年轻的卡斯塔涅达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随随便便，对那家人、对仆人指手划脚。而主人呢，虽然也摆出一副姿态，却似乎在猜度他的房客在想什么，以便赶在前面满足他的要求，我要说，他显得战战兢兢，真有点儿低三下四。卡斯塔涅达一开玩笑，一显露机智，大家就哄堂大笑。十分明显，他从思想上主宰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巴内特对我说过，看起来他们可能会结亲。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据我的朋友说，这个青年人刚刚死了妻子。但是，主人家有两个女儿，坐在桌边。而他却非常机灵地关照了这个又关照那个，像一名地道的杂技演员在礼仪的秋千上保持平衡。对那家的女主人，他也大大方方地百般逢迎。

应卡斯塔涅达的要求，两位小姐中的大小姐同意弹奏几支钢琴曲，她弹得相当不错。这时候，他走到小姐身边，打着拍子，仿佛在指挥整个一支乐队似的。夫人很开心，高兴地向丈夫示意，要他快来看卡斯塔涅达那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可是，妹妹一个人坐在大厅的另一端，气呼呼地瞅着这个场面。尽管他使劲装出闹着玩的样子，似乎被大小姐弹奏的曲子迷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从强烈的感受中清醒过来了，又冲着那位生气的姑娘微微一笑，用指尖给她来了个难以察觉的飞吻。姑娘那双噙着泪水的眼睛又放出光芒，似乎从远处飞来的暗暗一吻足以驱散她眼睛中聚积的危险的阴云。

饭后，大家聊起其他话题，年轻的卡斯塔涅达要回我旅馆的房间取来墓碑目录给主人看看。办这种事，我是不大情愿的，因为我觉得太不合时宜。主人很有礼貌地翻阅着照片，但是没说要订货。大约差一刻11点，巴内特提出要走，因为他一大早要去马那瓜，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10月3日，星期二，天亮时，我正准备离开旅馆，乘早上的火车去科林托。刚一出门，就发现情况异常，那家门前的便道上摆了一排排椅子，人们异乎寻常地从灯火通明的大门里出出进进。我打听了一下，从旅馆的侍者口里得知，那对盛情款待我们的夫妇的一个女儿突然死亡。临行前，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心情前往他家吊唁。

我的好朋友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正好在那儿守灵。顺便说一下，他是个扎假花的，手艺很巧，我非常佩服他干活儿的那股帅劲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艺家，足以同帕多瓦、佛罗伦萨或罗马的同行们媲美。此外，他举止优雅，体态迷人。罗德米罗告诉我说，先生们都去休息了，就把我带到两位姐妹当中的妹妹面前。当时，她正待在走廊里，身边围了一群别人家的小姐。这时候，我才知道，死去的是另外那位，就是那位弹钢琴的小姐。

她伤心过度，好像没认出我来。这时候，年轻的卡斯塔涅达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很有礼貌地提醒她说，我们不久前刚见过面。我就是在那儿和他告辞的。从那儿以后，直到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我没再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写这篇东西是因为我弄不明白，像他那样温文尔雅、行为端正的年轻人怎么会犯下一连串骇人听闻的罪行呢。但愿法庭在此案中能明察秋毫，如果像本人想的那样不是他的罪过，就请把他释放。

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获释后，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曾经在1933年10月底到苏布蒂亚瓦区拜访过她的家，目的是要进行调查。当时，公众已经知道法官下令没收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行李中都有些什么东西。报纸上大肆宣扬在箱子里找到的唱片上有些什么曲子。结果，这些曲子在莱昂和尼加拉瓜其他地方又流行开来了。

管弦乐队把这些舞曲列入演出剧目。人们用口哨吹这些曲子，嘴里哼这些曲子。1933年10月29日，星期日，市立乐团在赫雷斯广场举行的音乐会上竟然奏起了《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舞曲。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向市长奥内希菲罗·里索博士提出抗议，才在后来的节目中取消了这支曲子。抗议内容发表在奥维埃多牧师签发的、刊登在天主教周报《事实》上的一封公开信里，标题是《被嘲弄的痛苦》。

萨尔梅龙大夫指示罗萨利奥去会见厨娘，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向她打听1933年10月1日星期日晚上，玛蒂尔德最后一次坐下来弹钢琴的时候有没有弹奏《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

厨娘不熟悉曲名，记不得有这支曲子。罗萨利奥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只口琴，放在嘴唇上，就在那间烟熏火燎的用苇箔搭起的房子里吹起这支曲子。这支曲子在法兰西电台里整天播放。

“就是它。”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咧开没牙的嘴笑了，“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次听到的……”

她闭上嘴，哼起这支曲子来，就像要哄孩子在摇篮里睡觉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