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9日，星期一，堂·卡门·孔特雷拉斯猝然死亡。尼加拉瓜司法史上最为轰动一时的刑事案在莱昂市立案审理。本书介绍的正是这一案件的曲折复杂的情节。

事情发生在这一天上午快到9点钟的时候，刚好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暴卒后一个星期。两个人的病情极其相似，同样令人感到奇怪。只是堂·卡门之死来得更加急促，仅在刚刚出现致死病情后半个小时，就一命呜呼了。

一小时后，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希尔在秘书、诗人阿利·瓦内加斯陪同下，来到孔特雷拉斯家。瓦内加斯在餐桌上开始办理立案审查手续。不久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就在这张桌子上用打字机抄写各处发来的吊唁玛蒂尔德的函电，准备编入《痛悼集》纪念册。

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获悉卡门·孔特雷拉斯·雷耶斯先生于今日上午近9时去世，死因不明。孔特雷拉斯先生系商人，成年人，已婚，在本区居住。鉴于“此次事件背后必有犯罪之手”一说在本市广为流传，本法官：

根据刑法第127条授予的职权，特下令当即立案，对事实开始调查，同时下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利调查的进行。

法官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尸体迁到圣维森特医院的停尸房，准备进行尸体解剖，此项任务于当天中午完成。尸体从头到脚蒙上一条带虎皮纹的床单，担架队员将尸体抬上由国民警卫队提供的运粮车。此时，他家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堂娜·芙洛拉认为此项措施实属野蛮，且无必要，准备提出抗议，表示不满，此事容后再说。不过，这并不是她提出反对意见的唯一原因。

中午12点，尸体刚刚抬出来送往医院，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就带着两名手持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国民警卫队武装人员来到孔特雷拉斯家，要逮捕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站出来阻止他们行动。先是百般恳求，痛哭流涕，后来又用身体将卡斯塔涅达和士兵隔开。

直到下午6点钟，尽管堂娜·芙洛拉和她的女儿像中午一样奋力阻挡，奥蒂斯上尉还是将他逮走了。尸体从医院抬回来时，家里除了奔丧的亲属外，又涌进不计其数看热闹的人，因此，这件新发生的事成了一桩丑闻。

据奥蒂斯上尉1933年10月27日提供的证词，这次他带来了一个班，先派几名士兵把住几个出口，对那两个女人不再客气，他径直来到内院搜寻卡斯塔涅达。在浴室里找到他时，他已经喝得烂醉，不得不把他拖了出来。

法官根据公众的传言开始刑事审讯，其实他并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说明卡斯塔涅达有罪。国民警卫队是以“叛乱罪”为名将他逮捕的，不过，这只是防止他在调查期间逃跑的一种计策。当时，法官并不反对这一计策，后面我们还会看到。

那天上午，流言以雷霆万钧之力传遍全市，法官本人也成了见证人。这一点下面再说。现在，让我们引用一下卡门·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会计师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的证词。后来，又传讯此人，要他说清楚审讯末期揭发的一些重大事实。1933年10月17日，会计师第一次作证时说：

上午9点过后，证人回到位于卡尔瓦里奥区的家中。老板过世后，办公室和商店立即关了门。路过穆尼希帕尔市场时，听到商贩们到处议论，说莱昂市一位有钱的先生刚刚在餐桌上被他女婿毒死了。他女婿把马钱子碱放进早餐的可可里，可可不是有点儿苦味嘛。还说，一个星期前，他还把马钱子碱放在这位先生的女儿喝的清凉饮料里，一边用勺子喂她，一边说：“喝了吧，味道好极了。要是还想喝，我再喂你。”

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眼见得无法阻止她的房客被捕，于当天晚上给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将军发去一份急电：

小女身故悲恸欲绝外子谢世肝肠寸断又逢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无端被捕家人痛苦倍增恳请阁下下令立即予以释放

孔特雷拉斯遗孀芙洛拉敬上

电报发出去后，在守灵期间，流言越传越盛，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却在第21监狱的牢房中接到一份晚餐，那是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亲自指导下在她家厨房里特意为他准备的。盘子和碗放在一只电镀托盘里，上面盖了一块绣花台布，由雷蒂西娅·奥索里奥送到监狱里去。1933年10月19日，她作证时说：

堂·卡门躺在大厅的棺材里，家里到处是人。厨娘们正忙着煮咖啡，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来到厨房，催促厨娘为堂·奥利韦里奥准备晚饭。司机埃乌拉利奥·卡丁在外面等我，开车送我去。我托着盛饭的托盘坐在后座上。小姐还把他的床单和化妆品装在枕套里让我送去。还把一件洗净烫平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送去。她坐在堂·奥利韦里奥的床上写了一封信，写好后放进那件衣服的口袋里。我在旁边等着她把东西交给我。

根据监狱出入登记簿，在后来的几天里她们还继续送东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1933年12月6日的坦白材料中要求把登记簿列入档案。送物人的名字有时是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有时是孔特雷拉斯遗孀堂娜·芙洛拉。

除了一日三餐、饮料和烫平的衣服外，还有一个中国花瓶和花束。在不同日期里收到的物品清单如下：

三双金字塔牌新袜子

半打同一牌子的新手帕

一支埃斯特布罗克牌新自来水笔

一瓶“派克”蓝墨水

一本格纸

一瓶“4711”香水

一瓶3盎司装默里牌洗发水

一瓶防腐漱口液

六小袋肯普博士牌牙粉

三块“罗伊特”香型香皂

一瓷罐乡村干草牌滑石香粉

一把不锈钢刮胡刀（盒上的牌子是“费加罗”）及肥皂刷

三卷斯科特牌卫生纸

1933年10月14日，堂娜·芙洛拉第一次出庭作证时承认送过东西，当时奥利韦里奥还没有要求将出入登记簿列入档案。

证人说，有几天她们从家里往监狱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送过饭和其他东西以及个人生活卫生所必需的用品。但从昨天起已经停止不送了，原因是当局通知禁止送东西。

证人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逮捕年轻的卡斯塔涅达是不公正的，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卡斯塔涅达是个高尚的人，作风良好，无端羁押给他造成无可弥补的精神上的伤害。

究竟是怎样停止送东西的呢？原因是什么？1933年10月27日，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在前面引用过的证词中是这样说的：

孔特雷拉斯一家坚持帮助犯人，每天按时送饭和其他物品，出于对她们的尊重，我授权第21监狱监狱长放她们进去，但事先要进行检查。甚至允许她们带进花束，这是非同一般的。

但是，10月13日下午，监狱长给省军区司令部打来电话，向我报告说，监狱门口停着一辆马车，车上装着两只大箱子，一只带镜子的小柜子，还有一张大理石的桌子，是从孔特雷拉斯家拉来的，都是给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这一情况，我只好向在马那瓜的上司请示。上司的命令非常坚决，不仅要把拉家具的车打发回去，而且从今往后禁止送饭、鲜花和香水。

命令下达后，犯人威胁说要“罢洗”，果然，一连两三天他不洗澡，不刮胡子，不换衣服，只穿衬衣，这些报纸上都有报道。可是，后来他本人又自动地结束了这场很特别的罢洗。

1933年10月25日，《记事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通讯《无风不起浪》，为配合这篇通讯，还冒冒失失地刊出堂娜·芙洛拉的照片。为此记者被报社解雇。读者已经看到，这篇报道在莱昂市闹得满城风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轰动。此事后面会详谈。

尽管罗萨利奥在报道中使用了虚构的人名，但使用的某些素材却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反对逮捕卡斯塔涅达，两个人往监狱里送鲜花、香水以及其他东西。虽说他出于不慎发表了堂娜·芙洛拉的照片，但是，更为严重的是这场轰动是由另外的原因引起的。他竟敢把从“长舌桌”这种悄悄议论的场所流传出来的桃色事件的推测和流言当作新闻发表出来。

乌苏卢特兰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又写了一篇文章，而《记事报》不肯刊登，《中美洲人报》也不愿发表。首都的《新新闻报》1933年10月29日却把它刊登出来了。

《新新闻报》派往莱昂报道审讯情况的记者、诗人马诺洛·夸德拉把那篇稿子寄到马那瓜，在文章的前面还加上一个简短的说明，表示支持，称赞他的同行甘冒入狱危险，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文章的题目是：《我的自我辩护：公众传闻的价值》。

根据1894刑法的有关规定，当公众中传闻要发生一次或一连串犯罪行为时，代表法律尊严的法官有权立案审查。这是有道理的。自从堂·卡门·孔特雷拉斯逝世之后，传闻在以往平静的莱昂市好似干燥的火药一样燃烧起来。

传言随风飘开，而且还在扩散。传言可以触及，可以用刀子将它斩断。如果你到大街上去，远远地看见两个人在街角或门前悄悄说话，你就会知道他们在谈论堂·卡门的死因以及在他以前一连串人的死因。但是也有许多人推测在神秘的暴卒背后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感情的悲剧：受到压抑的暧昧关系、不幸的争风吃醋……就这样，传言扬起千百个手指，指出某某人，指出某人内心的不快，而时至今日这些人和事还被蒙上一层不大厚实的秘而不宣的面纱。

对于这些在冷饮店、台球室、酒馆、斗鸡场、药店、小百货店、火车站，甚至教堂里公开传播的东西，记者应该保持沉默，还是保护读者通过报刊了解真相的权利呢？对于那些不厌其详地口口相传，连赶车的、剃头的、搬行李的、卖东西的、办公楼前看门的都在议论纷纷的东西，难道要闭口不谈，不准记者做善意报道吗？

保持沉默，好吧。要记者闭口不谈的正是那些今天受到侵犯的阔佬儿们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情。当他们前往社交俱乐部参加晚间聚会的时候，对这些事情津津乐道，一再重复。闭口不谈——不过是要我闭口不谈而已——的正是他们在贵族沙龙里议论的话题，而他们的议论于人毫无教益。堵住我的嘴，这才是你们干下的丑事，先生们，你们不顾廉耻地惩罚我，不过是因为我把某些事实摆到桌面上来，而这些事实绝非笔者的杜撰！

如今，我那篇报道受到非难，甚至有人对我以革职相威胁——有人说也许会把我关进监狱——而我在报道中不过是说明了公众传言的力量。法官在立案审查时，不惜将那篇报道拿过去，以便开始调查罪行。是否会有人由于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出于嫉妒要对那篇报道横加指责呢？不，更确切地说，人们只会称赞那篇报道。

由于职业的关系，孔特雷拉斯先生在家中去世那天我亲临现场，亲眼目睹了现场的情景。然后，我用笔写出来，并且和其他的看法、议论以及披露的材料联系起来。披露者使用化名，但这并不影响材料的有效性。为了慎重起见，我给这些材料穿上了一件虚构姓名的仁慈的外衣。披露的材料是大量的，各种推测不计其数。全市所有居民、所有社会阶级、甚至天真的小学生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围绕这件著名的案子流传的各种故事。太下流了，是的，我不否认。但是，下流的不是我手中的笔，而是本案中各位主角的行为。

在谈到公众传言的力量时，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并没有撒谎。其他出版物也在谈论这一话题，读者还会看到。整整一天，直到深更半夜，流言传遍莱昂城。在所有公共场所，人们聚成一个个小组，对最近发生的事及其情感背景议论纷纷。在事主家左近的边道上人群麇集，惹得大都旅馆的老板堂·洛伦索·苏格拉涅斯大发怨言。他在写给警方的申述中表示，这样乱糟糟的秩序只会影响交通安全和顾客的安定。

法院门前、法官家门对面以及第21监狱的大门口变成了人们收集和传播流言和新闻的场所。大约下午6点钟，装着死者内脏的药瓶从圣维森特医院的停尸房送往药物系化验室进行化验时，在大学周围挤得人山人海。

不到一小时后，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亲自起草了紧急电报，要求释放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1933年10月17日，她本人又在致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将军的信件中取消了上述要求。

前者因悲恸过度未及想到会有罪犯插手如今为不妨碍法院查明外子及小女死因特请您协助撤销日前要求释放犯人之电报

孔特雷拉斯遗孀芙洛拉敬上

据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1933年10月19日作证时回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泣不成声，两次从她母亲手中夺走电报，撕得粉碎。她母亲只好重写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