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之前他常常说：“那仅仅是宣传，只是用来欺骗黑人的谎言。”

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为此许多人感到失落。

一个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边给我剪发，一边说：“听说战争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还是有些怀疑。”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传的行家，但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他们要继续打仗，就会保留这些兵营的。”

“可他们拆除了兵营。”我说。

博勒说：“确实。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我说：“四。”

他若有所思地为我剪了会儿头发。

然后说：“好，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理完发，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觉得我们要去庆祝一下吗？”

他说：“别着急，伙计。别着急。这是件大事，我还得好好想想。”

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人们疯狂不已，街上就像在过狂欢节。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调不胫而走，街上的每个人都随歌而舞：

日日夜夜，玛丽·安小姐

伴着男友漫步河边。

博勒看着舞蹈的人们，说：“愚蠢！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说：“可你没听见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知道什么？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机已经播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说：“任何人都会把你当孩子看。你自以为长大了，但你居然还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这话以前我也听过。博勒活了六十岁了，他发现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这是他全部的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成为这条街上最悲伤的人。

我认为博勒生性就是悲伤的。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见他一次，但确信从没见他笑过，除了冷笑。他个子高挑，不胖不瘦，却面带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挂，两眼大而无神。

令我吃惊的是，博勒不做理发师后还能维持生活。我猜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

塞缪尔是我们这儿最成功的理发师。他很富有，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去度假，而且喜欢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事。

我说：“是呀，我知道塞缪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我头上乱抓一气。”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吗？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我，是我教塞缪尔的。他刚开始学理发时，连自己的胡子还不会刮呢。他哭着求我说，‘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么给人理发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现在怎样了，嗯？塞缪尔是越来越发了，但我仍旧住在这间破烂的老房子里。塞缪尔有一间专门理发的屋子，而我还得在那棵芒果树下露天理发。”

我说：“可是在外边挺好的呀，比在闷热的屋子里坐着好。可是你为什么平常不给人理发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这是个大问题。事实是，我就是信不过自己。”

“不对。你理发理得非常好，比塞缪尔强。”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当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欢这个人，手里还捏着一把剃刀，这个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这些天，我只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给他理发，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给谁理发。”

尽管在一九四五年时，博勒并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惊小怪的人之一。当时西班牙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报》，他每期都买。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发行特刊，他也买。

那些日子里，博勒老说：“有许多人自以为可以摆布别人的生活，他们以为我们穷，我们就无知。可我偏不信这个邪，你们听着，我会每天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这么做。”

博勒对《特立尼达卫报》特别感兴趣，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买下二十多份。

《卫报》正举行一种叫“失踪的球”的有奖游戏。他们在报上印出足球比赛的图片，但不标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标出球的位置，就有机会赢一大笔钱。

标注这个失踪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乐趣之一。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兴地给《卫报》寄上一份标有“X”的报纸。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周中最激动人心的事。

哈特常说：“博勒，我打赌，你一旦赢钱了，就会忘了我们大家。你会离开米格尔街，在圣克莱尔大道买栋大房子，伙计，是吧？”

博勒说：“不，我不会留在特立尼达，我想走，去美国。”

博勒开始标两份X图了。然后三份、四份、六份。他没有赢到一分钱，人却变得越来越暴躁。

他总是说：“你们听着，这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那些办报纸的家伙早就阴谋好了，他们已经定下了谁会拿这个奖，他们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钱骗到手。”

哈特说：“你不要灰心，再认真地试一次就行。”

博勒买了一沓坐标纸，放在印着“失踪的球”图片的报纸上面，然后在每条线的交叉处，他都标上一个X。为了做好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买一百到一百五十几份的《卫报》。

有时博勒会叫博伊、埃罗尔和我过去，说：“现在，孩子们，你们认为那个失踪的球在哪儿？瞧，我要你们闭上眼睛，用这支铅笔标出它的位置。”

有时博勒会问我们：“这星期你们梦到过什么没？”

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梦到，博勒就会非常失望。我常常会编几个说说，博勒就会来解梦，把它们和失踪的球联系上。

大伙儿开始叫博勒“失踪的球”。

哈特常说：“瞧那丢了球的家伙。”

有一天，博勒走进了《卫报》办公室，在警察赶到之前，狠狠揍了一个助理编辑一顿。

在法庭上，博勒说：“你们听着，那个球根本就没有失踪，因为它从来就不在那儿。”

博勒被罚款二十五元。

《新闻报》登出一则消息：

“失踪的球”一案

行凶者被罚

尽管博勒花了将近三百元试图标中失踪的球，但是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

在法院结案后不久，博勒就停止了日常的理发，也不再看《卫报》。

我记不得博勒为什么不再看《晚报》了，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再看《新闻报》。

战争期间，西班牙港有一阵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住房紧缺。一九四二年，一名声称能救济无房户的慈善家出现了，他说他预备启动一个建房互助计划，愿意参加这项事业的人，只要存入两百元作为基金，一年后他们就可不花一分钱得到一栋崭新的房子。一些重要人物都支持这个新计划，还举行了许多的宴会，为这个项目打下一个美好的开端。

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据说有五六栋楼盘已经建成，并交付给了一些参加过宴会的人。报上刊登出多张人们手拿钥匙开门并迁入新居的照片。

博勒看了《新闻报》上的这些照片和广告后，掏了两百元。

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会的负责人失踪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三千栋梦想中的住宅。

博勒从此终止读《新闻报》。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周日，博勒向我们这帮坐在芒果树下等着他理发的人宣布了一个声明。

他说：“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请上帝为我作证，如果我违背了我的誓言，那就让我的两只眼睛瞎掉。听着，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看报，哪怕我学会了中文，我也绝不看中文报纸，你们听清了吗？你们不要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当时他正在给哈特理发，哈特听完后立刻站起身离开了。

后来哈特说：“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我们再也不能让博勒理发了。你们明白，这家伙真的把我吓着了。”

我们不必好好琢磨哈特的决定，因为几天后，博勒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会一个一个地拜访你们这帮家伙，因为那将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

他看起来十分沮丧，我想他就要哭出来了。

哈特说：“这下你要做什么？”

博勒说：“我要离开这个岛，永远不再回来。这儿到处是该死的骗子。”

埃多斯说：“博勒，你会带走小推车吗？”

博勒说：“不会，怎么，你喜欢它？”

埃多斯说：“我在想，对我来说，它似乎挺不错的。”

博勒说：“埃多斯，车归你了。”

哈特说：“你去哪儿，博勒？”

博勒说：“以后就知道啦。”

那天晚上，他离开了我们。

埃多斯说：“你们认为博勒是疯了吗？”

哈特说：“不。他是去委内瑞拉了。他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为委内瑞拉的警察不喜欢从特立尼达过去的人。”

埃多斯说：“博勒真是个好人呀，他走了我很难过。你们知道，有些人还对博勒留下的小推车眼红呢。”

那天晚上很晚，我们去了博勒的小屋，把他留下的所有有用的物品都一扫而光，不太多，就一小块油布，两三把旧梳子，一把弯刀，一条板凳。我们都很伤心。

哈特说：“这个国家的人对可怜的博勒的确不怎么样，我对他的离开没有一点责怪。”

埃多斯很实际地环顾房间，说：“但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伙计。”

第二天下午，埃多斯宣布：“你们知道那辆小推车我换了多少钱？两元！”

哈特说：“这事你做得太他妈急了，知道不，埃多斯。”

然后，我们看见博勒本人在米格尔街上走。

哈特说：“埃多斯，你有麻烦了。”

埃多斯说：“是他自己给我的，又不是我偷的。”

博勒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疲倦更沮丧。

哈特说：“怎么了，博勒？你创纪录了，伙计。别跟我说，你去了一趟委内瑞拉，又回来了。”

博勒说：“该死的特立尼达人！该死的特立尼达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不来这儿，炸死岛上那些婊子养的。他炸错人了，你们知道吗！”

哈特说：“坐下吧，博勒。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博勒说：“现在不行。我有些事要先去办一下。埃多斯，我的小推车呢？”

哈特笑了。

博勒说：“笑什么，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小推车呢？埃多斯，你以为你能做出那样的推车？”

埃多斯说：“你的小推车，博勒？可是你已经给我了。”

博勒说：“我要你把它还给我。”

埃多斯说：“我把它卖了，博勒。瞧这两元钱，是我卖了赚的。”

博勒说：“你出手可真快，伙计。”

埃多斯站了起来。

博勒说：“埃多斯，有一件事我求你以后别再做了。听着，埃多斯，当我求你了，别再找我理发了，我都不相信自己。去把我的那辆小推车买回来吧。”

埃多斯嘟哝着离开了。“这个世界真可笑，还真有人把一辆小推车看得那么重。它能跟我的蓝色清洁车一样吗？”

博勒说：“如果我能亲手抓住那个拿了钱却没把我送去委内瑞拉的孬种，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知道那人干了什么吗？他开着摩托艇带我们兜了一晚上，然后把我们扔在了一片沼泽地，说到委内瑞拉了。我碰见一些人，就和他们说西班牙语，但他们摇着头大笑。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还是把我们搁在特立尼达，只不过距离拉布雷亚三四英里。”

哈特说：“博勒，你还不知道你有多幸运呢。有些这样的人会把你杀了，然后抛尸野外，伙计。他们可不想给委内瑞拉的警察惹麻烦。要知道，去委内瑞拉是违法的。”

打这之后，我们很少见着博勒。埃多斯设法找回了那辆推车，让我转交给博勒。

埃多斯说：“你知道黑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就过不好吗？当时你也在场，他自己给我的，现在又让我还给他。就给他吧，告诉他，埃多斯让他见鬼去吧。”

我对博勒说：“埃多斯说很抱歉，让我把这辆小推车送回来。”

博勒说：“你了解黑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拿别人东西的时候手很快，轮到给别人点什么就不情愿了。这就是黑人过不好的原因。”

我说：“博勒先生，我也拿走了一件东西，但我送回来了。就是那块油布，我拿给我妈了，可她让我拿回来。”

博勒说：“不要紧。对了，孩子，这些天谁给你理发的呀？你的头看起来像只鸡窝。”

我说：“是塞缪尔给我理的，博勒先生。我告诉过你，他根本不会理发。你瞧他把我的头理成什么了。”

博勒说：“周日过来吧，我给你理。”

我犹豫了。

博勒说：“你在害怕吗？别傻了，我喜欢你。”

于是周日我过去了。

博勒说：“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我不想说大话。

博勒说：“我想让你帮我做点事，但又不确定该不该找你。”

我说：“交给我办吧，博勒先生。我愿意为你办任何事。”

他说：“不，别急。等你下次过来时我再告诉你。”

一个月之后，我又去博勒那儿，他说：“你识字吗？”

我向他保证说识。

他说：“好吧。我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我说：“是的，我能保守秘密。”

“我这样的老头子也没多少时日了，”博勒说，“我这样孤零零的老头子活着总该图点什么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下面这件事。”

“什么事呀，博勒先生？”

他给我剪头发的手停下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的纸。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问：“一张彩票。”

“是的。你真聪明，孩子。的确是张彩票。”

我说：“可是你让我帮你做什么呢，博勒先生？”

他说：“首先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我向他作了保证。

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张彩票是不是中了。”

六周后开奖了，我去看博勒的彩票中了没有，然后告诉他：“你的号码没有中，博勒先生。”

他问道：“连二等奖也没中吗？”

我摇摇头。

但博勒并不失望。“果然不出所料。”他说。

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这一直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这些日子里，博勒买了每一期的彩票，但没有一张中过。没有人知道这事，甚至连哈特和别的人都对他说：“博勒，我觉得有件事你该去试一下。你干吗不去买买彩票？”博勒总回答：“我早就不干这种事了，伙计。”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期间，博勒的号码中奖了。虽然不多，只有三百元左右。

我跑到博勒的屋子，对他说：“博勒先生，你中奖了。”

博勒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说：“瞧，孩子，你现在倒是能耐大了。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否则看我不揍扁你。”

我说：“可你真的是中奖了，博勒先生。”

他问：“你他妈的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看报纸了。”

一听到这儿，博勒真的生气了，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领，尖声嚷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你这个没用的小杂种，绝不要相信报上的任何东西。”

我只能向特立尼达赛马俱乐部核实。

我告诉博勒：“这是真的。”可他拒绝相信我。

他说：“这些特立尼达人就会撒谎、撒谎。他们就知道骗人。他们骗得了你，可骗不了我。”

我把这事告诉了街上的人：“博勒彻底疯了。这人中了三百元，可就是不信他中了。”

一天，博伊对博勒说：“喂，博勒，你到底还是中了彩票呀。”

博勒追着博伊，大吼道：“你这蠢货，竟敢嘲笑一个可以当你爷爷的人。”

再看见我时，他说：“你就是这样保守秘密的？就这样保守秘密？你们这帮特立尼达人怎么都这样，嗯？”

之后博勒把他的小推车推到埃多斯屋前，说：“埃多斯，你不是想要我的小推车吗？给你，拿去吧。”

接着，他拿起弯刀把小推车砍得稀烂。

他又对着我喊道：“人都以为我好愚弄。”

然后他掏出彩票，把它撕碎，冲到我面前，硬是把那些碎纸片塞到我的衬衣口袋里。

后来，他孤零零地在他的小屋里待着，很少出门来到街上，也不再和谁说话。每月唯一出来的那次，就是去领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