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
哈特喜欢故弄玄虚。就拿他同博伊与埃罗尔的关系来说吧。他对人说他们是他的私生子，可有时他又说他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不是，然后信口地说他和爱德华曾经同时和一个女人同居过。有时他又说他们是他的儿子，是他和前妻生的。你要是听见哈特讲孩子的母亲在临死之前是怎么将他们叫到床头，叮嘱他们好好做人的故事，你准保会哭的。
后来我发现博伊和埃罗尔其实是哈特的外甥。他们的母亲原先就住在大桑格雷的灌木丛中，在她丈夫死后不久也去世了，于是他们就过来和哈特住了。
两个孩子对哈特一点也不尊重。他们从不叫他舅舅，只管他叫哈特。他们不在乎哈特捏造说他们是私生子。事实上，关于他们的身世，哈特怎么说他们就怎么附和。
我对哈特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主动带我到运动场去看板球比赛。片刻之后我发现他还从附近的四五条街上挑了十一个男孩一起带去了。
我们排队站在售票处。哈特把我们的人数大声点了一遍之后说：“一张全票，十二张半票。”
许多人都投来了惊讶的目光。
卖票的说：“十二张半票？”
哈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十二张半票。”
我们十二个人在哈特的带领下鱼贯入场，到处找空位子，好不热闹。
有人喊道：“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吗，先生？”
哈特微微一笑，让人觉得真是这么回事似的。我们坐下后，他又指着我们大声点了一遍人数。他说：“我可不想回去后跟你们妈说弄丢了一个，让她寻死寻活的。”
那天是特立尼达队和牙买加队决赛的最后一天。格里·戈麦斯和莱恩·哈宾为特立尼达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戈麦斯的积分达到一百五时，哈特兴奋得上蹿下跳，大声嚷道：“你们听着，白人就是伟大。”
这时，一个卖饮料的女人从我们前面走过。
哈特说：“你玻璃杯里的东西怎么卖？”
那个女人说：“六分一杯。”
哈特说：“我要批发价，给我十三杯。”
那女人说：“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哈特说：“这有什么不对吗？”
最后那个女人卖给我们每杯五分钱。
当莱恩·哈宾的积分到八十九时，他被罚下场，特立尼达人都开始起哄。
哈特愤愤不平。“被罚下场？被罚下场？他怎么会被罚下场呢？简直是抢劫。还是个特立尼达的裁判呢。天哪，现在就连裁判也拿贿赂了！”
那天下午哈特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是听他说话才知道原来板球运动员的名字很好听。他看板球比赛时的兴奋和投入也感染了我。
我问他记分牌是怎么回事。
他说：“记分牌的左边记的是那些击完球的击球手的名字。”
我会记住这一点，是因为我原来还以为说击球手击完球其实是委婉地说他被罚下场了呢。
在比赛间隙喝茶的那会儿工夫，哈特显得特别激动。他到处拉人打赌。他手里挥着一张一元的票子跑来跑去地吆喝道：“一元对一先令，赌黑德利的得分不是双数。”要不就是：“一元，赌斯托梅尔会接住第一个球。”
裁判员出场时，我们当中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哭了起来。
哈特说：“你哭什么？”
那男孩哭着咕哝了一句。
旁边的一个男人喊道：“他需要个瓶子。”
哈特转过身劈头对着那个男人说了一句：“两元，赌今天下午牙买加队要输五个球。”
那男人说：“赌就赌，我看你那性急的样儿，肯定要输。”
他们请另一个男人帮他们拿着赌注。
那个小男孩还在哭个不停。
哈特说：“你看你这不是当众让我难堪吗？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啊。”
男孩只是一个劲地哭。另一个男孩凑到哈特耳旁说了点什么。
哈特说：“噢，天哪！这怎么会呢？他们才出来不久呀！”
他让我们站起来，然后领着大家离开看台，在运动场的马口铁栅栏前一字排开。
接着他说：“好，现在开始小便。快点尿，你们都快点。”
那天下午的板球赛精彩极了。包括大名鼎鼎的黑德利在内的牙买加队在三十一轮比赛中输掉了六个球。天色越来越暗，特立尼达队快速投球手蒂勒尔·约翰逊的发挥简直无与伦比，而且越打越快。
我们左边的一个胖老太太总冲着蒂勒尔·约翰逊大呼小叫，每次都还要转身对我们轻声说：“我认识蒂勒尔时他还是这么点高的孩子呢。我们总在一起玩弹珠。”说完又转过身去尖声叫喊。
哈特赢了赌注。
我很快就发现哈特身上的一个缺点，就是爱打不可能赢的赌。特别是在赛马场上，他输了很多钱，不过也有赢的时候，每次赢了钱他都会慷慨地拿出来，请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吃一顿。
我从没见过像哈特这样享受生活的人。他做的事情既不新鲜也不伟大，事实上，他每天几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对每一件事都乐此不疲。他还不时地把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弄出点花样来。
他有点像他的那条狗。那是一条我所知道的最温顺的阿尔萨斯狼狗。我发现米格尔街上的狗都有点像他们的主人。乔治的杂种狗瘦瘦的、脾气古怪，托尼的狗长得凶神恶煞，让人害怕。哈特的狗是我知道的唯一富有幽默感的阿尔萨斯狼狗。
这条阿尔萨斯狼狗的行为乍看起来很古怪。但如果你扔个什么东西让它去捡，它就变得活蹦乱跳。一天，在大草原公园，我把一个番石榴扔进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它取不出来，气得又哼又叫。突然，它转过身来高叫着从我身边跑过。我一扭头，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已经向灌木丛跑了回来。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等再扭头时，正好看见它叼着另一个番石榴放到了灌木丛的后面。
我喊了它一声，它便吠叫着冲过来。
我说：“去，伙计，去把那个番石榴捡来。”
它跑回灌木丛，探了探头又嗅了一下，然后冲进去叼回了刚才它自己放的那个番石榴。
我真希望哈特养的那些漂亮的鸟也有他的阿尔萨斯狼狗这么温顺。那些金刚鹦鹉看起来怒气冲冲的，就像一群爱斗嘴的老女人，见人就攻击。哈特的屋子因为它们变成了危险之地。金刚鹦鹉会冷不防在你小腿上这儿啄一口那儿咬一下。哈特试图让我们相信这些鸟是不咬他的，可据我所知它们会咬他。
说来也怪，本来美好的事物到了哈特和爱德华手里就会变得可怕。比方说，爱德华的绘画，哈特的那些尖嘴的金刚鹦鹉。
哈特总是给警察添麻烦，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方说在这儿打一架啦，在那儿赌博啦，要不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酗酒，等等等等。
但他同警察的关系并不差。事实上，每逢圣诞节，查尔斯警官总要带着邮递员和卫生检查员到哈特的住处喝上一杯。
查尔斯警官说：“我也是没法子呀，为了糊个口。你是知道的，哈特。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自己再也升不上去了。”
哈特说：“这有什么，警官。我们在乎个什么。你的孩子们最近怎么样啦？以利亚好吗？”
以利亚是个聪明的男孩。
“以利亚？哦，我想他今年要搞个展览。哈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只能碰碰运气，没别的办法了。”
每次他们都是以好友身份告别。
但是有一次，哈特麻烦惹大了，原因是他往牛奶里掺水。
他说：“警察和那帮人过来盘问我水是怎么到牛奶里的。好像我知道一样。我哪儿知道水是怎么到牛奶里的。没错，我是把锅浸在了水里，但只是为了让牛奶快点凉下来，而且怕锅翻，我还专门采取了保护措施。我猜肯定是那个锅有个洞，就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小的小洞。”
爱德华说：“那你最好老老实实向法官说明一下。”
哈特说：“爱德华，你说得倒轻巧，你以为特立尼达是英国啊。在特立尼达，你听说过有哪个说了真话的会有好下场？在特立尼达，你越天真，他们越让你坐牢，你出的贿赂就得越多。你得贿赂法官，给他们送鸡送鸭，要大个头的来克亨老母鸡才行，还得送钱，还得贿赂那些检察官。等一切贿赂都到位了，你才有可能被判得轻一点。”
爱德华说：“说的也是。不过你总不能主动认罪呀。你应该编个理由才是。”
结果，哈特被罚了两百元，还让法官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哈特气呼呼地从法庭回到家里。他取下领带脱了衣服，说道：“这个世界真他妈的滑稽。你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打了领带，穿上夹克，擦亮皮鞋，都为了什么？就为了站在某个愚蠢的法官面前让他把你臭骂一通。”
哈特耿耿于怀了好些日子。
他说：“希特勒做得对，伙计。把所有的法律书都烧光。把它们都烧光。把所有这些该死的东西堆成一大堆点上火，把它们烧掉，看着它们烧。希特勒是对的，伙计。我不知道我们干吗要和他打仗。”
埃多斯说：“你在胡说八道，哈特。”
哈特说：“我也不想这么说，我也不想。但希特勒就是对的。把那些法律书烧掉。把它们统统烧掉。我也不想这么说的。”
一连三个月，哈特都没有和查尔斯警官说过话，查尔斯警官很伤心，他总是托人捎口信代问哈特好。
一天他叫住我说：“今晚你要去看哈特吗？”
我说：“是的。”
“你昨天看见他了？”
“看见了。”
“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噢，我是说他气色怎么样？他看上去好吗？高兴吗？”
我说：“他看上去特别烦恼。”
查尔斯警官说：“哦。”
我说：“还有事吗？”
“哎，你别急着走呀……”
“怎么了？”
“没怎么。没什么，没什么。你等一下再走。听着，你把这话捎给哈特听。”
我就对哈特说：“查尔斯警官今天把我叫到他家，又哭叫又哀求，请我务必告诉你他不会和你过不去，他说向警方告发你往牛奶里加水的人不是他。”
哈特说：“什么水、什么牛奶？”
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接。
哈特说：“你瞧瞧，特立尼达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有人说我的牛奶里有水。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往牛奶里掺水，但现在大家讲话的口气好像他们都看见了似的。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什么牛奶里加水。”
我发现，哈特对这事讲得很欢。
我总把哈特看成是个有一套习惯的人，很难想象出他有另外一面。我猜他带我去看那场板球比赛时有三十五岁，坐牢时有四十三岁。但对我说来，他不论哪个岁数都一个样。
他的长相，我已经说过了，像雷克斯·哈里森。皮肤呈深褐色，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另外他还是个平脚板。
在我看来，他下半辈子恐怕也就是做那些事情。板球、足球、赛马，上下午都读报纸，坐在人行道上海侃，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喝醉酒乱嚷嚷。
除了这些他好像什么也不需要。他已经满足了，我甚至不相信他会需要女人。当然，我知道他有时也去城里的某些地方，不过我想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女人，还不如说是为了体验强力的刺激。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米格尔街俱乐部分崩离析，从那以后，哈特也变了。
我猜这是爱德华的错。我想，我们当中没人意识到哈特有多喜欢爱德华，也没有人意识到爱德华结婚令哈特有多伤心。爱德华的妻子和那个美国兵私奔后，哈特简直难掩喜悦，可当爱德华去了阿鲁巴后，他又深深地陷入了失望。
有一次他说：“所有的人，一旦成年就甩头走了。”
又有一次他说：“我真他妈笨，我应该像爱德华和其他人那样，也去美国人那儿工作。”
埃多斯说：“这几天晚上哈特在城里到处寻欢作乐。”
博伊说：“这有什么，他是成年人，难道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埃多斯说：“有些男人就这样。其实，所有男人都这样。他们开始老了、怕了，所以总想干点年轻人的事情。”
埃多斯这么说让我特别生气，因为我不愿把哈特想成那种人，可最糟糕的是我还感到可惜，因为我觉得埃多斯说得没错。
我说：“埃多斯，你为什么就不能少想点这种下流事？你干吗不把这些下流的想法扔进垃圾堆里？”
后来有一天，哈特将一个女人带到了家里。
打那之后，我觉得和哈特相处有点不自在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有责任有义务的男人了，他再也不能把时间和注意力统统放在我们身上了。更糟糕的是，大家都装作那个女人不存在似的，就连哈特自己也不例外。他从没提过她。他这样做好像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她是个浅褐色皮肤的女人，三十岁上下，有点发福。她喜爱蓝色。她叫自己多莉。我们常常看见她独自一人在哈特屋子的窗口往外看，神情茫然。她从不和我们说话。事实上，除了在屋里喊哈特的声音，我几乎没听过她说话。
但是博伊和爱德华对她带来的变化感到很高兴。
博伊说：“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个女人生活在那座房子里，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说不上来，但感觉这样好多了。”
我母亲说：“你瞧男人有多蠢。哈特明明知道爱德华遭遇过什么，但他还是和那个女人纠缠不清。”
摩根太太和巴库太太很少看见多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不喜欢她，可她们却一致认为她是个无所事事的懒女人。
摩根太太说：“我看这个多莉一副阔太太的派头。”
哈特的生活并没因多莉的到来而改变，于是我们也就很快忘记了多莉的存在。我们还是一起去看所有体育比赛，还是经常坐在人行道上胡侃。
每当多莉尖声问道：“哈特，你要过来吗？”哈特总是不去搭理。
半小时过后多莉又会问：“哈特，你到底过不过来？”
这时哈特便会说：“我这就来。”
我不知道多莉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几乎不出门，而哈特却几乎总是泡在外面。她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在窗口向外看。
他们俩可谓这条街上最怪的一对。他们从不一起外出。我们也从没听他们笑过。他们甚至从没吵过架。
埃多斯说：“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埃罗尔说：“你们可别信埃多斯的。你们别看哈特坐在这里时一声不哼，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他和多莉讲话时简直就像变了个人，还给她买了许多珠宝，这你们都知道。”
埃多斯说：“我觉得她就有点像马蒂尔达，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小调中的女人——
马蒂尔达，马蒂尔达，
马蒂尔达，你偷了我的钱
去了委内瑞拉。
买珠宝！哈特是怎么了？他搞得好像自己是个老头子似的。女人对哈特这种男人图的不是珠宝，而是其他东西。”
从表面上看，大伙儿发现哈特家只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所有的鸟都被关进了鸟笼，二是那条阿尔萨斯狼狗被锁上了链条，看上去很可怜。
大家在哈特跟前闭口不谈多莉。我想是这整桩事来得有点突然。
其实，后来发生的事情更突然。我们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得知全部细节的。我起先是发现哈特失踪了，慢慢才听说了许多谣言。
事情的真相是后来在法庭上才搞清楚的。多莉从哈特那儿跑了，当然没有忘记带上哈特送的全部礼物。哈特追到她后发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一顿大吵之后，那个男人逃走了，哈特只好把气撒在多莉身上。后来，据警方的证词说，他含泪到警察局自首时称：“我杀了一个女人。”
其实多莉并没死。
根据当时的消息，我们都以为多莉死了，有一两天没人敢相信这是真的。
米格尔街突然沉寂了下来，没人聚在哈特家外面的电线杆下谈天了，没人打板球了，没人打搅睡午觉的人了，俱乐部也死气沉沉，停止了活动。
我们无情地把多莉忘得一干二净，只是想着哈特。我们打心底里觉得他没有错，并很为他感到难过。
我们在法庭上看见了他。他变了，变得苍老了，他蠕动着嘴朝我们笑了笑。他还是好样的，我们哈哈地笑着，但心里却在流泪。
检察官问哈特：“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吗？”
哈特说：“一片漆黑。”
哈特的律师是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名叫奇塔兰詹。他穿着一套带气味的棕色西服。
奇塔兰詹滔滔不绝地背诵波蒂亚仁慈宽恕的主张，要不是法官打断他，他都不见得会停。法官说：“奇塔兰詹先生，你说的话都很有意思，有些甚至是对的，但你却在浪费本庭的时间。”
奇塔兰詹接着大谈什么爱情的原始冲动。他说哈特为了爱情舍弃了自尊，就像当年安东尼为了爱情而抛下了整个帝国一样。他说，在法国——谈起法国他可有发言权，因为他去过巴黎——在法国，哈特会成为英雄，女人们会给他戴花环。
埃多斯说：“知道吗，这就是那种把人送上断头台的律师。”
哈特被判了四年刑。
我们去弗雷德里克监狱探望过他。我没想到监狱竟是那个样子的。四周的墙是乳白色的，并不很高，我很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探监的人都乐呵呵的，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在哭。监狱的整体气氛就像个聚会，人们有说有笑。
那次探监，埃多斯特地穿上了他最好的西装。他手里拿着帽子，环顾了一周，然后对哈特说：“这地方看上去不太坏。”
哈特说：“他们下周就要把我转到卡雷拉去。”
卡雷拉是个关犯人的小岛，离西班牙港几英里。
哈特说：“别为我担心。你们了解我的。出不了两三个星期，我就会让他们给我个轻松点的差事做的。”
每次我去卡来纳吉或库马纳角洗澡，都要眺望碧绿的海水那边的卡雷拉岛。这座岛高高耸立于海中，上面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粉红房子。我曾试图想象那些房子里发生的事情，但怎么也想象不出。我常想：“哈特在那边，我在这边。他知道我在这里想他吗？”
但几个月后，我越来越关心自己的事情了，有时会连续好几个星期都想不到哈特。我也觉得羞愧过，但无济于事。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想念哈特了。偶尔脑袋空下来时，我会停下来想一想再过多长时间他才会出来，但这是无所谓的事。
哈特进监狱时我十五岁，等他出来时我已经十八了。这三年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其间我离开了学校，在海关找了份工作。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已经长大成人，在挣钱了。
哈特的回来并没有激起波澜，这倒不仅是因为我们这帮孩子都长大了，还因为哈特自己也变了。他身上的一些灵气不见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不那么投机了。
他回来后走街串巷，对熟人聊种种遭遇。
我母亲给他端了杯茶。
哈特说：“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中。我先和几个监狱看守搞好了关系，你猜怎么着？我只是私下搞了两手，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务。那儿的图书馆真大。什么深奥的书都有。那地方泰特斯·霍伊特肯定会喜欢。书多极了，就是没人去读。”
我给哈特递了一支烟，他毫无表情地接了过去。
突然他大喊道：“啊呀，我才发现！你现在都成大人了。我离开那会儿你不抽烟的呀，也难怪，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说：“是的，确实有日子了。”
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就三年光景，可在这三年里我长大了，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人。我不再希望今后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个头是这么小。在我看来，泰特斯·霍伊特也是又笨又乏味，没有一点意思。一切都变了。
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