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说：“你在这个地方变得太野了，我想你该离开了。”

“去哪儿，委内瑞拉吗？”我说。

“不，不去委内瑞拉。去个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委内瑞拉，像你这号人一到那儿就会被关进监狱的。不，去个别的什么地方。”

我说：“那好吧。等你想好了再决定吧。”

母亲说：“这事我要去和格涅沙·庞迪特商量一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变得太野了。”

母亲说得没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确实变得有点野了。我现在喝起酒来就像鱼喝水似的，还搞许多其他的名堂。我是在海关学会喝酒的，在那儿我们经常以各种借口没收酒。起先，我一闻到烈性酒就难受，但总对自己说：“我必须熬过这一关。就把它当成药喝，捂上鼻子，闭上眼睛。”这一招果真奏效，没多久我就成了喝酒老手，开始承受酒徒的骄傲。

这之后博伊和埃罗尔向我介绍了城里不少玩的去处。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上班后不久，他们领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儿离海滨广场不远。我们一起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屋里挤满了人，点着一盏盏绿色的灯，光线浓厚得像果冻。房间里哪儿都站着女人看着我们。还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禁用脏话。

我们在酒吧点了酒喝起来。酒很甜。

埃罗尔问我：“你看中哪个娘们儿了？”

我猛地明白了，觉得一阵恶心。我跑出去径直朝家走去，既觉得有点恶心又有点害怕。我对自己说：“你必须闯过这一关。”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家俱乐部，从此就成了那儿的常客。

我们经常举行各种舞会，带着朗姆酒和女人到马拉加斯海湾彻夜狂欢。

“你变得太野了。”母亲总这么说我。

我也没把这当回事，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喝过了头，整整醉了两天。清醒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喝酒了。

我对母亲说：“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因为特立尼达。这儿的人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母亲说：“下星期你得和我一起去，我们去看看格涅沙·庞迪特。”

格涅沙·庞迪特早就抛弃了通灵的那套。他现在从政了，而且干得蛮不错。他在政府里搞了个什么部长之类的头衔，我听人说眼下他正忙着竞争大英帝国勋章呢。

我们到了圣克莱尔大道他住的那所大房子，发现这位大人物的穿戴变了。不再是以前的腰带头巾打扮，而是一身昂贵的西服。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母亲。

他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帮忙。”

母亲哭了起来。

格涅沙对我说：“你想到国外学点什么呢？”

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学。我只想离开这里，就这样。”

格涅沙微笑着说道：“政府不提供这类奖学金。只有各位部长能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做。不行，你必须学点东西。”

我说：“我从没想过要学什么。让我考虑一下。”

格涅沙说：“好吧，你考虑吧。”

母亲一面哭一面感谢格涅沙。

我说：“我知道我想学什么了。工程学。”说这话时我想到了叔叔巴库。

格涅沙大笑了起来，说：“你知道工程学是什么吗？”

我说：“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用心学。”

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学法律呢？”

这话让我想起了奇塔兰詹和他穿的那套棕色西服，于是赶紧说：“不，我不学法律。”

格涅沙说：“现在只剩下药剂学的奖学金了。”

我说：“我可不想做药剂师。我可不想穿着白大褂向女人推销口红。”

格涅沙微微一笑。

母亲说：“这孩子说话没个分寸，您千万不要介意，庞迪特。他就学药剂学。”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只要你用心，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格涅沙说：“考虑一下吧。要是你学药剂学，你就可以去伦敦，就可以看到雪，看到泰晤士河，看到国会大厦啦。”

我说：“那好吧。我就去学药剂学。”

母亲说：“庞迪特，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她一面哭一面数出了两百元，递给了格涅沙，说道：“钱不多，庞迪特。但我就有这些。是攒了很长时间才有的。”

格涅沙接过钱时一脸难过的样子。他说：“你不应该为这种事烦恼。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母亲哭个不停，最后，连格涅沙也哭了起来。

见此情景，母亲赶忙擦干眼泪说：“庞迪特，您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烦恼。什么都要钱，没钱就什么都办不成。我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搞这么多钱。”

格涅沙不哭了，但母亲又哭了起来。

过了一小会儿，格涅沙退了一百元给我母亲，又呜咽起来。他说：“把这钱拿回去，给孩子买些好衣服吧。”

我说：“庞迪特，您真好。”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等你获得了文凭和学位从英国回来，成了大人物、大药剂师，我再过来要回你欠我的也不迟。”

我告诉哈特我要走。

他说：“去干什么？做劳工？”

我说：“政府给了我一笔奖学金，让我去学药剂学。”

他说：“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吗？”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这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为他清理垃圾有好几年了。那家伙富得都什么样啦，钱那是滚滚地来。”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儿，他却是另一种反应。有天晚上他跑到我家门口，大喊：“贿赂，贿赂。你们就知道贿赂。”

我母亲也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抱怨别人贿赂的都是自己拿不出东西贿赂的穷光蛋。”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我出发了。在此期间，特立尼达政府向英国驻纽约领事馆写了封信，让英国领事馆了解了我的情况。美国人要我保证不会使用武力推翻他们的政府，最后发给了我签证。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劳拉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口，并给了我一个圣克里斯托弗的大勋章，让我把勋章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我会的，然后就把它放进了口袋。巴库太太送了我一个六便士的硬币，她说那个硬币是她专门准备的。其实，它看上去同其他六便士的硬币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后来我把它给花了。泰特斯·霍伊特不计前嫌，给我送来了普及版丁尼生诗选的第二卷。埃多斯给了我一只皮夹，还发誓说它是新的，几乎没有用过。博伊和埃罗尔什么也没给我。哈特送了我一包香烟，说：“我听说你戒烟了，但是拿着这个吧，说不定你会改变主意的。”结果我还真的又抽上了。

巴库叔叔一晚上都在修车，就是那辆第二天要送我去机场的汽车。我几次跑出去让他别忙了，可他都说化油器有点毛病要修修。

第二天早上，巴库早早起床后又修起汽车来。我们本来打算八点出发，可到了十点巴库还没有修完。我母亲有点着急，巴库太太也不耐烦了。

可巴库还躺在车下，边修车边吹着口哨，是《罗摩衍那》里的一对儿对句。等从车下钻出来后他还乐呵呵地说道：“你们等急了吧？”

我们终于准备完毕。还好巴库没有修坏发动机，它还能点上火。我的行李被装上了车子，我这就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了。

这时我母亲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盛了牛奶的铜壶放在门口。

我现在也闹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扇门很宽，足够过一辆汽车，那壶大约四英寸宽，就放在正中间。我记得我是蹭着门边走的，根本没有靠近那只铜壶，但我还是把壶给踢翻了。

母亲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我说：“这是不祥的兆头吗？”

她没有回答。

巴库在按喇叭了。

我们上了车，巴库发动了汽车。车子沿着米格尔街开到赖特森路，又朝南码头开去。一路上我没朝窗外看一眼。

母亲一面哭一面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看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那壶牛奶？”

她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为打翻的牛奶掉泪。

直到车子开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面望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稻田里一些男女在干活，路边的一个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

我们及时赶到了皮亚尔科。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得到那份奖学金。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很害怕。一群肥硕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不知名的饮料，那些戴着太阳眼镜的美国女人一脸傲慢，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们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

接着广播里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二〇六次航班的起飞时间推迟六个小时。

我对母亲说：“我们回西班牙港吧。”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会在候机厅里遇到那帮美国佬，我只希望和他们碰面的时间越短越好。

回到米格尔街，我最先看见的就是哈特。当时他正拖着脚从咖啡馆里出来往回走，胳膊下还夹着一张报纸。我朝他挥了挥手叫了起来。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这时已经在天上了呢。”

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地走了，可米格尔街上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变化。

我看了看门口那只被打翻的铜壶，然后对母亲说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呢？”

她笑了，看上去很高兴。

我和母亲、巴库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又沿着那条通向皮亚尔科的滚烫的马路返回机场。飞机已经在等着啦。我认出了一个海关官员，他免检了我的行李。

播音员的声音冷静而又漠然。

我拥抱了母亲。

我对巴库说：“巴库叔叔，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想我听见你车子的挺杆有撞击声。”

他的眼睛一亮。

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