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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死的，”许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若冰这样说，“如果她们不把那条裙子给我准备好，那我一定会死的。”

他们是在伊萨克街一座有暗绿色护墙板的房屋安了纱窗的前廊上。住在隔壁的威拉德·格里格正在牌桌上和若冰的姐姐乔安妮玩纸牌。若冰坐在一把长椅上，对着一本杂志直皱眉头。这条街一路过去，从好几家厨房里都冒出了烟草与番茄汁相克却又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威拉德瞧着乔安妮那张几乎没有一点笑意的脸，片刻后她用不动声色的口气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会死的。”若冰气呼呼地说，“我会死的，如果她们明天还没有把那条裙子准备妥的话。我说的是洗衣店里的那些人。”

“我想你就是那样说的。你真的会死？”

从乔安妮说的这些话里你是永远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她的语气很平和，她的嘲讽几乎让人无法察觉，而她的冷笑——现在已经收住了——也仅仅是嘴角极细微地往上一翘。

“哼，我会的，”若冰挑衅地说道，“我需要它。”

“她需要它，她会死的，她要去看戏呢。”乔安妮用很私密的语气对威拉德说。

威拉德说：“好了，乔安妮。”他的父母，还有他自己，都是这两个姑娘父母亲的朋友——他心目中仍然把她们俩看成是那两个小妮儿——如今，既然两家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他便觉得，在可能的范围内，阻止这两个女孩互相撕扯头发，理当是自己的责任。

乔安妮今年三十岁了，若冰也有二十六了。乔安妮有一副孩子般的身躯，胸部窄窄的，脸又长又扁，头发则是细细直直土褐色的。她从不讳言自己是个十十足足的苦命人，竟在青春少女的半途当中停止了发育。她自幼就患上了严重、持续不断的哮喘症，使得她非但长不大，甚至走路都有点儿瘸。对于看上去如此不堪的一个人，整个冬天不能出户、晚上也不敢留下她独自在家的一个人，你无法想象她竟然具有如此惊人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到别人——比她幸运的人的愚蠢之处。或者说，具有这么充沛的蔑视他人的能力。在威拉德看来，在两姐妹这么多年的生活里，他所看到的永远是若冰眼睛里充满着愤怒的泪水，听到的总是乔安妮这样的一句话：“你这会儿又怎么啦？”

今天晚上若冰感到的仅仅是让什么轻轻地叮咬了一下。明天是她要上斯特拉特福去的日子，她觉得自己已经生活在乔安妮的控制范围之外了。

“演的是哪一出戏？”威拉德问，他尽可能地想让气氛显得缓和些，“是莎士比亚的吗？”

“是的。是《皆大欢喜》。”

“你看得懂他的戏吗？真能看懂莎士比亚？”

若冰说她看得懂。

“你真了不起。”

五年以来，若冰一直都在这样做。每年夏天看一出戏。这开始于她生活在斯特拉特福的那段时间，当时她在那里接受护士训练。她是和一个同学一起去的，那女孩有两张赠券，是她一个管演出服装的姑姑给的。拿来赠券的那个女孩看得腻味死了——那天演的是《李尔王》——因此若冰对自己观后的感想始终没有表露。而且她也说不清楚——她宁愿独自离开剧场，至少是二十四小时之内不必跟任何人交谈的。当时她就下定决心以后还来。而且是独自一人来。

这事要做到并不难。她所生长而且接着又在这儿工作的镇子——因为有乔安妮她只得在本地找了份工作，离斯特拉特福只有三十英里。镇上的人都知道那地方演莎士比亚的戏，可是若冰却从未听说有谁去看过一出。像威拉德这样的人不去，一是怕让观众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况且还有台词不好懂的问题。至于像乔安妮这样的人呢，则根本就不相信有人会真的喜欢莎士比亚，倘若本地真有人去，那准是因为急煎煎地想混入上流社会，他们其实并不喜欢，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对于镇上有看舞台剧习惯的为数不多的那几个人来说，他们是宁愿上多伦多皇家阿历克斯剧院去看的，如果正好有出百老汇音乐剧来巡回演出的话。

若冰看戏就得有好座位，因此她只好买星期六日场不算太贵的票了。她会挑一出她医院轮休时、正好是在周末的戏。她从来不先念剧本，她也不在乎那是悲剧还是喜剧。她从未遇到过一个熟人，不管是在剧场里还是在附近的街上，这对她来说是最好不过。跟她一块儿工作的一个护士曾对她说过：“我可绝对没有胆量一个人这么干呀。”这便使得若冰明白自己的确是与大多数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样的场合里，置身于陌生人的包围中，她觉得再自在不过了。戏散场后，她会沿着河在市中心一带散步，找一个花钱不多的地方吃点东西——往往是吃一客三明治，她会在柜台边的一只凳子上坐下。然后乘七点四十分的火车回家。这就是一切了。然而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使她充满自信，认为她即将回到里面去的那种看来是那么临时将就不能令人满意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插曲，是能轻松忍受下去的。而在它的后面，在那种生活的背后，在一切东西的后面，自有一种光辉，从火车窗外的阳光里便可以看出来的。夏日农田里的灿烂阳光与长长的投影，就仿佛是那出戏在她头脑里留下的余景。

去年，她看的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终场后她沿着河边散步，注意到水上有一只黑天鹅——她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黑天鹅——那是只狡猾的闯入者，隔开一段距离滑行在白天鹅群的后面，独自觅食。没准是白天鹅羽翼上的闪光使她想到，这一回她要在一家真正的餐厅进食了，而不是在柜台边上。要有雪白的桌布、几枝新鲜的花、一杯葡萄酒和一道有特殊风味的菜，比方说贻贝，或者是康沃尔菜鸡。她举了举胳膊想检查一下她的手包，看看自己有多少钱。

可是她的手包不在那儿。那只平时难得一用的银链子佩斯利涡旋图纹的小布包并没有挂在她的肩膀上，它不见了。从剧场出来独自走到市中心的一路上，她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手包不见了。自然，她的裙子是没有衣兜的。她没有了回程车票，没有了唇膏，没有了梳子，也没有了钱。连一角钱都没有了。

她记得在观剧的整个过程中，她是把手包放在自己膝上的，在节目单的下面。她现在节目单也没有了。也许两样东西都滑到地上去了？不过不对——她记得上洗手间在隔间里还是带着手包的。她还将银链子挂到门后的钩子上去了呢。而且她也没有把包落在那里。没有。她对着洗手池的上方照镜子的时候还取出梳子整理过头发的呢。她的头发又黑又细，虽然她想让它们蓬蓬松松地鼓起来，像杰基的那样，而且也在晚上把头发做成了一个个卷儿，但它们总免不了会变得瘪塌塌的。若不是因为这一点，她就会对镜子里自己的形象相当满意了。她有灰绿色的眼睛、黑色的睫毛，皮肤不用下功夫也像是晒过日光浴似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她那条紧腰身、下摆张得很开、臀部周围有一排细裥的鳄梨绿抛光布裙子映衬得十分美满。

她的手包就是在那儿落下的。就在洗手池的边台上。她当时欣赏着自己，扭过头越过肩膀去看背后裙子上的那个V字——她相信她的背还是很经看的——并且检查一下有没有乳罩带子露出来的任何痕迹。

紧接着，在虚荣心膨胀、愚蠢的得意扬扬的状态中，她高视阔步地走出女洗手间，却把手包留在了那儿。

她爬上河堤，来到街上，开始沿着最直的路线走回剧场去。她走得尽可能地快。一路上都没有树荫的遮盖，开来开去的车子很多，下午都近黄昏了，天气仍然很热。她几乎是在奔跑了。这就使得汗水从吸汗垫的下面渗了出来。她很艰苦地穿过热得烤人的停车场——现在已空无一车——爬上坡地。这儿的高地上就更没有阴影了，剧场建筑四周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不过大门倒还没有锁上。在空荡荡的过厅里她站定片刻，好让自己的视觉在户外强光的刺激之后得以恢复。她能感觉到她的心在怦怦跳动，一颗颗的汗珠也从上唇周围冒了出来。售票口已经关闭了，卖饮料小吃的柜台也是。剧场内厅的那些门全都锁上了。她走楼梯下到盥洗室，她的皮鞋在大理石阶梯上发出了嗒嗒声。

但愿那儿的门还没锁上吧，但愿那儿的门还没锁上吧，但愿手包还在那儿吧。

没有。在光滑、带石纹的洗手台上什么都没有，废品筐里什么都没有，所有门背后的钩子上也是什么都没有。

她上楼来时有一个男的在拖地。他告诉她东西说不定会交到失物招领处去的，可是那地方已经上锁了。他迟疑了片刻之后便放下拖把，带领她走下另外一道扶梯，来到一个斗室，那里面有几把伞、几个小包，甚至还有夹克衫、帽子和一条挺让人恶心的棕色狐狸皮围巾。可是并没有佩斯利图纹布的肩挎手包。

“真不走运呀。”他说。

“会不会是在我座位底下呢？”她乞求地说，虽然她自己都能肯定不会在那儿的。

“内厅都已经打扫过了。”

她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能爬上楼梯，穿过门厅，走到外面的街上去。

她朝与停车场相反的方向走去，以求得阴影的遮蔽。她能想象乔安妮会说这个清洁工早已把她的手包藏起来，准备拿回去给自己的老婆、女儿用呢，这种地方的人还不都是这么干的吗？她想找一张长椅或是一段矮墙坐下来，好让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可是哪儿都没见到有这样的东西。

一条大狗从她后面走来，经过时碰到了她。那是条深棕色的狗，腿长长的，脸上一副凶巴巴、犟头犟脑的模样。

“朱诺。朱诺，”一个男人喊道，“瞧你都走到哪儿去了呀。”

“它太小了，还不懂规矩，”他对若冰说，“它以为这整条人行道都是它的地盘呢。它倒不会咬人。吓着你了没有？”

若冰说：“没有。”丢失手包的事占据了她的全部心思，所以根本没想到还会有被狗咬的可能。

“一般人见到多伯曼犬都会害怕。这种狗是有凶狠的名声，不过是想让它看家的时候才把它训练得恶狠狠的，光让它陪你散步它一点儿也不凶的。”

若冰根本区分不出犬的种类。由于乔安妮有哮喘病，她们从来就不让狗或是猫挨近她们的房子。

“我不在乎的。”她说。

狗的主人没有朝那条叫朱诺的狗等着的地方走去，反倒把狗叫了回来。他将手里的皮带与狗的项圈扣在了一起。

“走在草地上的时候我把它松开。那是在剧场的下面。它喜欢那样。可是来到这儿就应该拴住它了。我偷懒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话题一下子转到这上面来，若冰甚至都没有感到惊奇。她说：“我钱包丢了。是我自己的错儿。我把它落在剧场女洗手间的水池子旁边了，等我再回去找它已经不在了。戏演完时我光顾着出去竟把它落在那儿了。”

“今天演的是哪一出？”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她说，“我的钱全在里面，还有我的回程火车票。”

“你坐火车来？就为了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是啊。”

她想起了母亲以前对她和乔安妮作过的嘱咐，让她们每当坐火车旅行或者说只要是出门旅行的时候，都永远得另外准备几张钞票，折起来用别针别在内衣内裤上。而且，永远都不要和陌生男人说话。

“你怎么笑起来了？”他说。

“我不知道。”

“是啊，你想笑就尽管笑好了，”他说，“因为我很乐于借钱给你买火车票。是什么时候的车？”

她告诉了他，接着他说：“那好。不过走之前你应该吃点东西。不然你会饿的，这样就享受不了坐火车的乐趣了。我身上什么都没带，因为我带朱诺出来遛的时候是从来都不带钱的。不过这儿离我的店铺不远。你随我来，我从现金出纳机里取出点钱就是了。”

因为心事重重，所以她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说话带有一种口音。那是什么口音呢？既不是法语也不是荷兰语——这两种语言她相信自己是可以识别出来的，法语她在学校里念过，荷兰语呢，她的医院里有时会有说这种话的移民来看病。引起她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他提到她可以享受搭乘火车。她认得的人里没一个会用这样的话来说成年人的。可是他这样说的时候似乎那是很自然也很必需的。

来到唐尼街拐角时，他说：“咱们往这边拐。我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

他说房子，可是方才他是说店铺的。不过也没准他的铺子就是开在他的房子里的。

她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安。事后她也曾对这一点感到诧异。她毫不踟蹰地就接受了他伸出援手的建议，允许他搭救自己，还觉得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散步时是随身不带钱的，不过倒可以从自己店的现金柜里去取。

她之所以会这样反应，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口音。有些护士嘲笑荷兰农民和他们的老婆说话的口音——自然，是在他们的背后。因此若冰也养成了习惯，觉得对待这样的人应该有特殊的考虑，仿佛他们有特殊的语言障碍，甚或是心理上的某种迟钝似的，虽然她知道这样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对方有口音，是会引得她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宽容与格外客气的。

再说她也根本未曾正眼好好地看过他。起初她心乱如麻，接着再想要看到他的脸就不容易了，因为他们是并肩前行的。他个子高，腿长，走得很快。她注意到的一点是阳光在他的头发上闪耀，头发剪得很短，跟胡茬似的，在她看来像是银光闪闪的。也就是说，是花白的。他的前额，很开阔很饱满，也在阳光底下闪亮，她不知怎的得出一种印象他比自己要大上一辈——是一个彬彬有礼却稍稍有点不耐烦的人，像学校里的老师，有点专横，他需要的是尊敬，却绝对不是亲密。稍后，在室内，她能看到他的灰白头发里还间杂着一种锈红色——虽然他的皮肤有一种橄榄绿的色调，对于一个红头发的人来说那是很不寻常的——而他在房间里的动作有时有点儿笨拙，仿佛是不习惯有客人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区里。他的年纪也不见得会比她大过十岁。

她出于错误的原因相信了他。不过她相信这本身却没有什么错儿。

这店铺的确是开在一座住宅里。这座狭窄的砖楼是早年间留下来的，所在的这条街除了这一座之外其他建筑都是盖了专门用来开店的。它的前门、台阶和窗户都是正规的住房的样式，在窗台上有一架精心制作的座钟。他打开了锁着的门，不过并没有把写着休息的牌子翻转过来。朱诺先于二人硬挤了进去，他又一次向她表示抱歉。

“它认为它有责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不该进来的人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出去时一切都正常。”

这地方到处都是钟表。有深色木框的也有浅色木框的，色彩鲜明的数字，镀金的穹顶。它们置放在架子上、地板上，甚至是得在上面取货交款的柜台上。柜台里面，还有几只放在长凳上，肚子里的机件全露了出来。朱诺很灵活地在它们之间穿行，可以听到它上楼踩着步子的声音。

“你对钟表感兴趣吗？”

若冰还没等考虑到应该显得有礼貌，就迸出了一个“不”字。

“很好，那么我就没必要自卖自夸了。”他说，一边领她穿过朱诺方才走过的窄径，经过了一扇门——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厕所——又登上了很陡的扶梯。接着他们进入了一个厨房，那里一切都很洁净、明亮和井井有条，而朱诺已经摇晃着尾巴，伫候在地上一只红盘子的旁边了。

“你得给我等一等，”他说，“是的。等一等。没见到咱们家来客人了吗？”

他靠边侧立让若冰进入前面的大房间，那儿上漆的宽条地板上没铺地毯，窗前也没有挂窗帘，有的只是百叶窗。一套音响设备占据了差不多整整的一面墙，对面的墙前摆放着一张沙发，是那种拉开便可以当床的。还有两把帆布椅子和一只书架，一个格子上放着书，另一格上放的是杂志，都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看不到有图画、椅垫或是小摆设之类的东西。是一个单身汉的房间，一切都是有目的与必需的，是为了满足某种简朴的需要的。这儿跟若冰唯一熟悉的另一个单身汉——亦即威拉德·格里格——的住处是那样截然不同，那儿更像是在已故父母留下的家具之间随随便便隔出来的一片凄凉的宿营地。

“你愿意坐在哪里？”他说，“坐沙发？那儿比椅子舒适一些。我来给你煮一杯咖啡，你坐在这里喝的时候，我去煮一些东西，给你当晚餐。你以前几次来，在散戏和上火车回家，这当中的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呢？”

外国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在词与词之间都留出一点点时间，就跟演员念台词似的。

“散步，”若冰说，“另外就是找些东西吃。”

“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你独自一人吃东西不觉得烦闷吗？”

“不觉得。我总是会想戏里面的事情的。”

咖啡很浓，但是她喝了几口也就习惯了。她不认为自己应当表示想帮他一起到厨房去干活，倘若主人是个女的她就会这样做了。她站起来，几乎是踮着脚地穿过房间自己去取过一本杂志。她刚拿起来的时候她就知道是没有用的了——那些杂志全都是用很次的发黄的纸印的，用的是她既不懂也识别不了的语言。

事实上，她刚把杂志摊开在自己的膝上时，她便明白她连字母也全都不认识。

他走进来给她续咖啡。

“啊，”他说，“原来你还懂得我用的语言？”

这话听上去有点挖苦的意思，不过他的眼光避开了她的眼睛。情况几乎好像是，他，在他自己的家里，反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甚至都不清楚这是什么语言呢。”她回答道。

“是塞尔维亚语。也有人称它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你就是从那儿来的吗？”

“我是从门的内哥罗来的。”

这下子她可抓瞎了。她都不知道门的内哥罗在哪里。是挨着希腊的吧？不对——那是马其顿。

“门的内哥罗是在南斯拉夫，”他说，“或者说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过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我一直以为你们是没法离开那些国家的，”她说，“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我以为你们是没法像别人那样出国进入西方的。”

“哦，还是做得到的。”他说的时候似乎自己对这事不太感兴趣，或者是他已经把它淡忘了，“你真想的话那还是做得到的。我是大约五年前离开的，现在又容易些了。很快我还要回去，我估计还是能再出来的。现在我必须给你做晚餐了。不然你会饿着肚子离开的。”

“就再问一件事，”若冰说，“我怎么连字母都不认得呢？我是说，这些是什么字母？是你那个国家用的字母吧？”

“是西里尔字母。跟希腊字母差不多。现在我要去做饭了。”

她坐着，那些印着古怪文字的书页摊开在她的膝上，心想她算是进入了一个异域世界了。在斯特拉特福城唐尼街上的一个小小的异域世界。门的内哥罗。西里尔字母。她猜想再继续追问是很不礼貌的。就像是把他当作一件标本似的。她必须得控制自己了，虽然此刻她肚子里有一大堆的问题想要问。

楼下所有的钟——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钟——都开始敲响报时了。已经是七点钟了。

“再晚一班的车还有吗？”他从厨房里喊着问她。

“有的。十点差五分。”

“坐那一班行吗？有人会担心你吗？”

她说不会有的。乔安妮会不高兴，不过准确地说，那不能算是担心。

晚餐是一道炖菜或者说是浓汤，外加面包和红酒。

“这叫斯特柔伽诺夫，”他说，“我希望你能喜欢。”

“好吃极了。”她真心实意地说。酒的味道她不太敢肯定——她喝惯的是更甜一些的酒。“这就是你们在门的内哥罗吃的菜吗？”

“不完全是。门的内哥罗食物不算出色。我们的菜肴没什么名气。”

话说到这里势必得接着往下问了，“那你们是以什么而著称的呢？”

“那你们是什么呢？”

“加拿大人呀。”

“不是这个意思。问的是你们以什么而著称？”

这可把她问住了，她觉得自己很傻。不过她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猜是什么特色都没有吧。”

“门的内哥罗人最为人知的就是会大喊大叫和打架。就跟朱诺一样。他们需要的是纪律。”

他站起来去放了一段音乐。他也没有问她想听什么，那倒让她感到轻松了。她不希望有人问她最喜欢的是哪些作曲家，因为她脑子里想得起来的仅有两个名字，那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而且她也说不清他们中究竟谁作了什么曲子。其实她喜欢的是民间音乐，可是她觉得他说不定会觉得这样的爱好是讨厌和排外的，如果跟她对门的内哥罗的一些概念联系起来的话。

他放的是一种爵士乐的曲子。

若冰从未有过一个恋人，连普通的男朋友都没有。怎么会这样，或者说怎么会没有？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自然，身边有个乔安妮，不过也有别的女孩，同样有负担，却好歹解决了问题。原因之一可能是她对这件事没有太上心，没有及早用心思。在她所住的镇子里，大多数的女孩高中没念完时就已经跟某个男的认真好上了，有的还没毕业就休学结婚了。社会地位更高一些的女孩，那自然是——少数几个家长供得起上大学的女孩——在外出寻找更好的前程时家里希望她们能跟高中时代的男朋友切断联系。被甩的男孩很快就会被抢走，而动手慢一些的女孩就会发现，剩下的人里真是没什么好货了。至于新来到此地过了某个年龄段的男子，又往往都是已经配备好妻子的。

不过若冰还是有过自己的机会的。她曾被派到外地去接受护士训练，那应该能给她一个新的起点。接受护士训练的姑娘有机会接近医生。但是在这上头她也没能成功。她当时不明白原因何在。她做人太认真，没准问题正是出在这里。对事情过于执著，像李尔王一样，也不会利用跳舞与打网球这样的机会。一个满脸正经的姑娘是会让自己的容貌打个折扣的。不过她也实在想不出一个例子，说明她曾妒忌过某个得到了哪位男士的女孩。事实上她怎么想都没能想出来有哪位男士是自己希望与之结婚的呢。

她倒不是完全反对结婚。她仅仅是在等待，就像她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似的，只是偶尔，她才被引领到真实的状况里来。有时候，会有医院里的某个妇女安排她与一个男的见面，可这时她又会为人家认为是挺般配的结合前景而感到畏惧。最近，连威拉德也把她吓得不轻，因为他开玩笑说，哪天他应该搬过来住，好帮她一起照顾乔安妮。

已经有人在为她解释，甚至是在夸奖她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她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奉献出自己的一生来照顾乔安妮的。

吃完晚餐后，他问她愿不愿意在上火车前沿着河边去散散步。她说好的，于是他说，在这样做之前他先得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说不定我得向别人介绍你的。”他说。

于是她告诉了他。

“是什么鸟的那个Robin吗？”

“正是‘红胸脯知更鸟’的那个Robin。”她说，她一向都是这么跟人介绍自己名字的。不过她现在倒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唯一的做法只能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往下说。

“现在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了。”

他的名字是丹尼尔。“原本是丹尼洛。不过在这儿便是丹尼尔了。”

“还是得入乡从俗嘛，”她说，用的仍然是戏谑的口吻，因为还未完全从说了“红胸脯知更鸟”的尴尬中摆脱出来，“不过是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呢？在门的内哥罗——你是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的？”

“我住的地方是山区。”

他们坐在他的店铺楼上的房间里时，两人之间隔着一些距离，她从未害怕——也从未希望——这个距离会因为他的任何莽撞的、笨拙的或是狡猾的动作而有所改变。在她与别的男人之间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时，她总为这样的事情而替双方都感到不好意思。现在出于必要，她和这个男人走路时靠得很近，如果对面来了什么人，他们的胳臂就会碰在一起。或者他也会稍稍往后躲一躲好让别人过去，这时他的手臂或是胸口就会与她的背接触一瞬间。这样的机会，加之想到他们遇到的人必定是把他们当作是一对儿，引起了某种像是哼鸣或是紧张的感受，通过她的双肩以及那只胳膊传播开去。

他问她关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事，她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以及她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她脑子里出现的是几个大胆却又令人信服必须如此的拥抱场面，可是她不能照实说。

“结尾时的那个部分，”她说，“那时她即将把那条小毒蛇放到身体上去”——她本来是要说胸口的，可是临出口时改掉了，不过身体这两个字也不见得文雅到哪里去——“还有那个老人进来，带来里面有蛇的那篮无花果，他们说了几句笑话，这一类的话吧。我想我喜欢它是因为当时你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我是说，别的地方我也喜欢，我全都喜欢，不过那一段很特别。”

“是的，”他说，“我也很喜欢那一段。”

“你看过吗？”

“没有。我现在需要攒钱呢。不过我以前读过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学生学英语都要念的。白天我学修钟表，晚上我学英语。你在学校里是学什么的？”

“没学过多少东西，”她说，“不是在学校学的。从学校出来后我学了些必须得掌握的东西，为了能当一名护士。”

“那也有的好学了，要是想能够当护士的话。我想是这样的吧。”

这以后他们又说到，天黑下来后总算凉快多了，这真是天遂人愿，夜晚明显变长了，虽然还有整整一个八月得受煎熬呢。还谈到朱诺，说它也想跟他们一起出来，可是一听他说必须留下来看店，它立刻就老老实实待下来了。这次谈话越来越像是两个人默契达成的一个花招了，就如同是掩饰他们之间正越来越无法避免、越来越感到必须要走的那一步通常得有的纱幕。

可是在进入小火车站的灯光底下时，满含希望的一切，或是虚无缥缈的一切，顿时就烟消云散了。人们在售票窗口前面排队，他站在他们的后面等候，然后帮她买了车票。他们通过检票口上了月台，旅客们都在这儿等着。

“如果你能把你的全名和地址写在一张纸上，”她说，“我会立刻把钱寄还给你的。”

现在就要见分晓了，她想。可是根本没什么事儿。现在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再见了。谢谢你。我会把钱寄去的。不用着急。谢谢你。这一点都不麻烦。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再见了。

“咱们再往前走上一段吧。”他说，于是他们沿着月台走到灯光照不见的地方。

“钱的事何必着急呢。数目那么小而且还可能寄不到，因为我很快就要出门了。邮件有时候走得很慢的。”

“哦，不过我是必须得还你的。”

“那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还。你是在听吗？”

“在啊。”

“明年夏天我还会在老地方。还是那家店铺。明年最迟六月，我一定会在的。明年夏天。因此你可以挑选你要看的戏，上这儿来，去那家店。”

“我那时候再还你？”

“哦，是的。我再做饭，咱们一块儿喝红酒，我会告诉你一年来发生了什么事，你也告诉我。不过另外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仍然得穿同样的衣服。穿你的绿裙子。你的头发也仍然得是这个样子。”

她笑了。“这样你才能认出是我。”

“是的。”

他们已经走到月台的尽头了，于是他说：“注意脚底下。”接着又问：“没问题吧？”这时他们下到了砾石地上。

“没问题。”若冰说，声音里打了一个顿，一来是因为觉得地面有些不平，二来是因为此刻他扶住了她的双肩，接着那双手又一点点移到了她光着的手臂上。

“重要的是我们相遇了，”他说，“我是这样想的。你也这样想吗？”

她说：“是的。”

“是的。是的。”

他把双手滑向她手臂的内侧，抱住了她的腰，抱得紧了一些，他们吻了又吻。

这是通过接吻的对话。微妙、让人着迷、无所畏惧，也改变着一切。当他们停下来时两人都在颤抖，他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的声音正常下来，试着用务实的口气说话。

“我们不写信，写信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只要互相记得，明年夏天我们将重新见面。你不用通知我，来就是了。如果你的感觉还没有变的话，你来就是了。”

他们能听到火车的声音了。他扶她上了月台，然后就再也不触碰她了，仅仅是急急地走在她的身边，一面摸索着口袋里的什么东西。

就在他们分手之前，他交给他一张折起的纸。“这是我们离开店铺之前我写下的。”他说。

在火车上，她念出了他的名字。丹尼洛·阿德齐克。还有这几个字：比捷洛杰维奇，我的村庄。

她离开火车站，行走在黑暗、浓密的树荫底下。乔安妮仍未上床。她在玩单人纸牌戏。

“很抱歉，我错过了早一班的火车，”若冰说，“我吃过晚饭了。我吃的是斯特柔伽诺夫。”

“我都闻到它的气味了。”

“我还喝了一杯红酒。”

“这我也闻出来了。”

“我想我要立刻上床了。”

“我想你最好这样。”

我们披祥云，若冰拾级上楼时一边这么想，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

这是多么愚蠢呀，简直都是在亵渎神灵了，如果你相信有渎圣这样事情的话。在火车月台上任别人亲吻，而且被通知一年之后报到。如果乔安妮知道这事，她会怎么说呢？一个外国人。外国人才会捡拾没人要的女孩呀。

好几个星期两姐妹几乎不说话。接着，看到没人打电话来也没有收到什么信，若冰晚上出去也只是去图书馆，乔安妮放心了。她知道有了点儿什么变化，但她觉得不至于太严重。她开始跟威拉德说笑话了。

当着若冰的面她说：“咱们的小姑娘在斯特拉特福有了奇遇了，你知道吧？哦，是的。我告诉你。回到家来一股酒味和戈辣什的气味。你知道像什么味儿吗？呕出来的东西呀。”

她猜想也许是若冰去了一家古里古怪的餐馆，那儿菜单上有几道欧洲菜肴，她没准还要了一杯红酒，自以为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呢。

若冰是上图书馆去查阅有关门的内哥罗的材料的。

“两个多世纪以来，”她读到这样的介绍文字，“门的内哥罗人持续地反抗土耳其人与阿尔巴尼亚人，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男子的全部责任。（门的内哥罗人因此以自尊心强、好勇斗狠与疏于生计而著称，最后这点在南斯拉夫常被引为笑谈。）”

究竟是哪两个世纪，她就查不出来了。她读到关于国王们、大主教们、历次战争和谋杀的事，也读到了最伟大的塞尔维亚语诗歌《山中的花环》，出自于一位门的内哥罗国王的手笔。她读了，却几乎连一个字也没能记住。只除了那个名字，门的内哥罗真正的名字，但是她不知道CrnaGora要怎么发音。

她看了地图册，连找到这个国家都很困难，但是总算在一把放大镜的帮助下得以知道几个城市的名称（没有一个叫比捷洛杰维奇的），以及像莫拉查和塔拉这样的河流，另外还看到似乎无处不在的山脉的阴影图示，只在一个叫泽塔河谷的地方才没有。

她为何要下功夫去查究，理由很难说清，她也没有试着去解释。（虽然，她出现在图书馆而且如此专注，自然是被人注意到了。）她之所以必须这样做——并且她至少是做成了一半——就是要把丹尼洛置放在一些真正的地方和一段真正的历史之中，这样就能让她想到，自己刚刚得知的这些名字必定是他所熟悉的，这段历史必定是他在学校里学习过的，有些地方必定是他小时候或青年时期去过的。而且说不定现在正在被他访问着哪。当她用自己的手指抚触着某个印出来的地名时，没准触碰到的正是他此刻所在之处呢。

她还试着通过查书和看图表来了解钟表制造的事，不过在这方面并没能取得什么进展。

他总是如影随形似的依附着她。她睡觉醒来时就想到有他这么个人，工作间歇也会想到他。圣诞节万众欢腾时她会想到东正教的活动方式，那是她在书中读到过的，须髯大大的司铎们身穿金色法衣，蜡烛高烧，香烟袅袅，深沉的外语吟唱着哀悼的圣歌。寒冷的天气和一直结到湖中心的冰使她想起了山区里的冬天。她觉得好像她是被遴选出来，充当与世界的那个奇异部分的联系，是被遴选出来承受一种特殊命运的。这些是她挑出来专为自己而用的词语：命运、爱人，而不是男友、情人。有时候她想到他说到进出那个国家时的那种故意显得轻松、欲言还止的口气，直替他担心，生怕他卷入了某种阴暗的谋略、电影般的布局与危险中去。他决定不通信说不定还是件好事。不然的话，她的生命便会完全销蚀到构思、写信和等待来信这上面去了。写信与等信，等信与写信。自然，还有担心，生怕信收不到。

她现在任何时候都有所依托了。她感觉到有一种光芒在照亮着她，照着她的身体、她的声音以及她在做着的一切事情。这使得她走起路来也与平时不一样，无缘无故也会微笑起来，对待病人也体贴入微，异乎寻常。她觉得那是她的愉快：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惦念着一件事，又做她的日常工作，或者和乔安妮一起吃她的晚饭。那面什么都没挂的墙，透过百叶窗，一行行的光线映照在墙上。那些杂志的粗糙纸页，上面的插图是老式的线条画，而不是照片。那只厚重的粗瓷碗，周围有一道黄圈，他用这碗给她盛了斯特柔伽诺夫。朱诺鼻吻上的巧克力颜色，它那细细的却很结实的腿。还有街上那凉爽的空气，市政园林部门花坛上飘过来的香气，河边的路灯，以及围着它们横冲直撞与盘旋的一群群小虫子。

她的心在下沉，然后开始窒息，当时他拿着她的火车票走了回来。不过在这之后，散步，量好一般的步子，走下月台来到砾石地上。透过薄薄的鞋底她还能感到尖利的石子儿带给她的痛楚。

她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淡忘，不管这个程序被重复了多少遍。她的记忆，以及附带的细微印象，都在她脑子里磨出了一道道越来越深的凹槽。

重要的是我们相遇了。

是的。是的。

可是六月来临时，她却迟疑不决。她还没有想好要看哪一出戏，也没有着手去订票。最后她想最好还是选周年纪念日，亦即去年的同一天。那天上演的是《皆大欢喜》。她忽然想到她也可以径直去唐尼街，不必费事去观剧的，因为她必定会心太乱也过于激动，戏是不会看进去多少的。不过她有点迷信，不敢更改那一天的程序。她还将她的绿裙子送到洗衣店去了。其实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穿过，可是她要它一尘不染，完全跟新的一样。

洗衣店里负责熨烫的那个女人这星期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来上班。她的孩子生病了。不过她说好会来的，到星期六早上裙子必定会准备舒齐的。

“我会死的，”若冰说，“如果明天她们不把那条裙子给我弄好，那我一定会死的。”

她看着乔安妮和威拉德在桌上用纸牌玩“拉米”游戏。她看他们这样玩牌都不知有多少次了，现在，很可能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他们离开紧张与挑战，离开她所冒的生命危险，有多么遥远啊。

裙子并没有准备舒齐。那个孩子仍然在生病。若冰想，把衣服拿回家来自己烫算了，可是又想，她神经这么紧张活儿肯定是做不好的。特别是有乔安妮在一边瞪看着。她赶紧去市中心，上唯一的那家可能会有绿裙子的时装店，她运气真是够好的，她想，因为她找到了另外一条绿裙子，也正好合身，不过是直筒式的，而且是无袖的。颜色也不是鳄梨绿而是酸橙绿。店里那个女人说这可是今年的流行色，而且大下摆掐腰身早就过时了。

透过车厢玻璃她看到下起雨来了。可她却连把伞都没有带。她对面车座上坐着一个她认识的乘客，是位仅仅几个月之前在医院里做过胆囊摘除手术的妇女。这位女士有个嫁出去的女儿住在斯特拉特福。她是那样的一个人，认为两人本来就认识，又在火车上相遇，还是去同一个地方，那就应该不断地聊天。

“我女儿会来接我的，”她说，“我们可以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要是下着雨那是一定会送的。”

她们抵达斯特拉特福的时候却没有下雨，太阳出来了，天气非常热。虽然若冰没把这当作一回事，她还是不得不接受了搭车。她坐在后座，跟两个在吃棒冰的孩子挤在一起。她裙子上没有滴到橙汁或是草莓汁真算得上是遇到奇迹了。

她没有能坚持到剧终。在开了空调的剧场里她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她这条裙子的料子特别薄而且是无袖的。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神经紧张的关系吧。她向排座尾端那几位表示了歉意，登着不规则的阶梯，穿过通道，走出内厅，来到门厅的天光底下。现在又下起雨来了，下得还真大。她独自一人在女洗手间里，也就是她丢失过钱包的那一间，梳理她的头发。水气毁掉了她蓬松的发式，她原先卷得很平滑的头发此刻垂落下来，成了脸周围一绺绺黑色的鬈毛。她真该把发胶也带上的。如今她只好尽量想法补救，把头发往后梳了。

她出去的时候雨倒歇了，太阳又出来了，照得潮湿的人行道直晃人眼。现在她出发了。她的双腿发软，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到黑板跟前去演算数学题，或是在全班面前背诵什么课文时那样。很快，她就来到唐尼街的街口了。再过几分钟，她的生活就会起变化了。她还没有准备好呢，可是她再也经受不起任何延宕了。

走到第二个街区时她能看到那所奇特的小房子了，嵌在两边普通商业建筑当中。

她走得更近了，越加近了。门开着，和这条街上大多数的商店一样——装上空调的商店还不多。门那儿只有一扇纱门，是为了防止苍蝇飞进去的。

走上去两级台阶，她已经站在门外了。但她暂时还没有去推开纱门，因为她要让自己的眼睛能习惯半黑暗的店堂内部，而不至于在走进去时绊倒东西。

他在那儿呢，在柜台里面干活，在一只灯泡的亮光下忙着。他身躯前伛，露出他的侧面，在专心致志地修理一只钟。她曾担心他会有所变化。她曾担心自己其实没有将他记得十分准确。或者是门的内哥罗说不定会使他起了某些变化——让他改变了发式，留起了胡子。可是没有——他还是老样子。工作灯照在他的头上显示出了同样的短发茬，闪闪发光跟以前一样，银白色里夹杂着红棕色的阴影。肩膀厚厚的，稍稍前伛，袖子卷了起来，露出了肌肉发达的前臂。他脸上一副集中专注的表情，完全投入了他正在做的工作，投入了他正在摆弄的机械。这正是她印象中的神情，虽然她从未见到过他在修钟。她一直在想象他以这样的神情弯身俯视着自己。

不。她不想走进去。她要让他出来，让他打开门，朝自己走来。因此她叫他了。丹尼尔。在最后那一瞬间她羞怯了，不敢叫他丹尼洛，生怕会把外国语音念得很古怪。

他没听见——或者大概是因为正在专心工作，所以没有及时抬起头来看她。接着他抬头看了，却不是在看她——他似乎在寻找什么此刻正需要的东西。不过在抬起眼光的时候他扫见了她。他小心翼翼地把什么东西从他身前挪开，身子离开他的工作台，站起来，迟迟疑疑地朝她走来。

他对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她的手准备去把门推开，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她等待他开口说话，可是他没有。他又摇了摇头。他烦了。他站着一动不动。他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环视店内——看那一排排的钟，好像它们能给他某些讯息或是某些支持似的。当他重新看着她的脸时，他打起了冷战，而且不由自主地——或许还并非不由自主呢——他露出了他前面的那排牙齿。仿佛见到她带给他一种真正的恐惧，一种危险的预感。

而她呢，站在那里，僵住了，仿佛仍然会有一种可能性，说不定这只是一个玩笑，一场游戏。

现在他又朝她走过来了，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了。不再对着她看，而是坚决地而且——在她看来——十分反感地，把一只手放在那扇木门的后面——那扇一直是开着的店门——对着她的脸推门关上。

这可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表示。她震惊地领会到了他的意思。他做这个动作因为这是个更简捷的办法，可以摆脱她而无须作任何解释，足以应付她的惊讶和女性的大吵大闹，她受伤的感情以及可能会出现的精神崩溃与眼泪汪汪。

羞辱啊，莫大的羞辱，这是她当时的感受。一个更加自信、更有经验的女子会感到气愤，怀着愠怒走开去。真是恨不得往他头上撒尿。若冰曾经听到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妇女在说到抛弃了她的一个男人时这么说过。穿裤子的东西没一个可信的。那个女的曾表示出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此刻，在心底里，若冰也并不觉得意外，应该怪的是自己。去年夏天她就应该明白那些话的，在车站所作的诺言和告别，那根本就是随口一说，是对独自来观剧丢失钱包的一个弱女子多余地心软了一下。还没等他回到家中就已经在后悔了，但愿她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

也很可能，他从门的内哥罗带回来了一个老婆，此刻就在楼上——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现出了一脸的惊慌，简直都魂不守舍了。如果他曾经想到过若冰，那必定是生怕她会做出她此前恰恰在做的事——编织她乏味的少女梦，筹措她那愚蠢的计划。在这之前，也许真的有过女人为了他而犯傻，为了摆脱她们他真没少动脑筋。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做法。宁愿狠狠心也不要心慈手软。不作道歉，不加解释，也不给她留下希望。假装你根本不认识她，如果这样还不起作用，那就对直她的脸砰地把门关上。你越快让她恨你，事情就解决得越好。

虽然对于有些女人来说，这仍然是件艰难的工作。

真的是这样的。来到此处，她啜泣起来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她使足了劲儿地憋着，可是来到河边的小道上时，她啜泣起来了。仍然是那只黑天鹅在独自游弋，仍然有一群群小鸭子以及对着它们呱呱叫个不停的鸭爸爸鸭妈妈，仍然是阳光照在水面上。还是别试着逃避了，而是要正视这个打击。如果你暂时逃避，就仍然会一而再地受到它的打击。那可是当胸的致命一击呀。

“今年回来得还挺准时的嘛，”乔安妮说，“你的戏好看不好看？”

“我没有看完。我刚往剧场里走，一只虫子就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眼睛眨了又眨，仍然没能把它弄出来，我只好离开座位进到洗手间，想用水把它冲出来。但我一定是把它的一部分留在纸巾上，然后又把它揉到另外那只眼睛里去了。”

“你看上去像是把两只眼球都快哭得掉出来了。你刚才进来的那会儿，我还以为那准是一场让人哭得撕心裂肺的大悲剧呢。你最好用盐水去洗洗你那张脸。”

“我正想这么做呢。”

还有别的一些事是她要做的，或者说，再也不要去做的。永远也不去斯特拉特福了，永远不再在那几条街上散步了，连别的任何一出戏也永远不看了。再也不穿绿裙子了，管它是鳄梨绿的还是酸橙绿的。任何有关门的内哥罗的消息都一概不听，想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困难。

2

现在真正的冬天来到了，湖面结了冰，一直冻到防波堤。冰面很粗糙，有些地方看上去就像是巨大的波浪涌起时当即就被冻住了似的。工人们给派出来拆除圣诞节的灯饰。到处都传来有流感的消息。人们顶风走路时泪水直淌。大多数的妇女都穿上了她们的冬季制服：保暖裤和滑雪夹克。

若冰却没有这样。她从电梯里走出来去巡视医院的三楼也就是医院的最高一层时，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灰羊毛裙和一件淡紫灰色的羊毛衬衣。她厚厚的直头发剪得齐肩膀，耳垂上戴有小小的钻石耳饰。（人们仍然注意到，就和以往一样，城里最有气质、衣饰最讲究的妇女中，未婚女子就占了好几位。）她现在不需要穿护士服了，因为她只干几个小时而且仅仅是在这一层。

你可以按常规坐电梯上到三层，不过要下楼就费点儿事了。必须请写字桌后面的那位护士摁一个秘密的摁键你才走得出去。这儿是精神病房区，虽然很少有人这么称呼它。它朝西俯瞰那个湖，就和若冰的公寓一样，因此常常被人称为“夕阳大酒店”。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爱称它为“皇家约克”。这里的病人都是短期的，虽然有些短期病人有几出几进的记录。那些长期受妄想症、药瘾或是病痛折磨的人被安置在别的地方，在县立病患之家，正式的名称是长期治疗中心，就在城郊边上。

四十年来，这个镇子规模没有扩大多少，但是却起了不少变化。这里开了两个购物中心，虽然广场周围的店铺还在勉强维持着。陡岸上盖起了一些新楼房——那是中年人的聚居区，而俯瞰着湖的大房子有两座又改装成了单独一套套的公寓。若冰很幸运，租下了一套。她跟乔安妮过去在伊萨克街上住的那所房子已经让人用乙烯基塑料修饰一新，变成一家房地产办公室了。威拉德的房子大体上还是原来样子。几年前他中了一次风，总算恢复得不错。他住院的时候若冰常去看他。他谈到她还有乔安妮过去跟自己相处得真不错，他们一块儿玩纸牌时又是得到了多大的乐趣。

乔安妮去世已有十八年了，在卖掉那所房子后若冰与旧日的联系都断掉了往来。她不再上教堂了，除了在医院里见到的当了病人的那些以外，她几乎都见不到她年轻时、上学时认识的那些人了。

在她进入人生的这个年龄段时，结婚的前景也还曾稀稀拉拉地出现过。会有一些死了老婆的鳏夫四下里寻寻觅觅。他们一般都希望能找到有结婚经历的女子——虽然有好工作的也挺合适。不过若冰早已表明自己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她年轻时认识的人说，她这人从来就对这方面没有兴趣，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新认识她的人猜想她必定是个同性恋，只是因为出身于如此守旧与不顺的家庭里，她不敢承认就是了。

如今城里也有各式各样的人了，她交往的正是这一类人。有的不结婚就住到了一起。有的人出生在印度、埃及、菲律宾和韩国。旧的生活方式、早年间的规矩，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好多人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对那一套连知道都不知道了。你想要买哪个国家的食物差不多都能买到，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你可以坐在人行道的桌子边，喝优质咖啡，聆听教堂的钟声，却连半点礼拜上帝的心思都没有。湖边再不是由铁路棚屋与仓库所包围——你可以沿着湖边在搭起的木板道上足足散上一英里的步。这里出现了一个合唱队和一个演剧团体。若冰在剧团里依旧很活跃，虽然上台次数已不如以前多了。几年前她扮演过海达·盖普勒。总的反应是那出戏很沉闷，不过她演的海达却十分出彩。尤其不简单的是，戏里的那个人物——人们都这样说——跟真实生活中的她反差那么大。

现如今，此地上斯特拉特福去观剧的人也很有几个了。不过她呢，要看戏总是上滨湖尼亚加拉市去看的。

若冰注意到墙边多出了一溜儿三张病床。

“这是怎么啦？”她问科雷尔，那位桌子前的护士。

“临时性的，”科雷尔回答说，好像她也不大清楚似的，“是要重新分配的吧。”

若冰把她的外衣和手包挂到护士桌子后面的贮物间去，科雷尔告诉她这些病人是从珀斯县转来的。那里病人太多，所以需要转移。不过不知是谁把他们的事弄拧了，本县的卫生机构还没同意接收，所以就决定暂时先在这里放一放。

“我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呢？”

“随你。方才我去看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不清醒的。”

三张床的护栏都是支起的，病人都平躺着。科雷尔没说错，他们像是都睡着了。是两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若冰已经转过身了，但接着又扭了回来。她站着往下看那个老人。他嘴张着，他的假牙，如果有的话，已经摘了下来。他头发没秃，白色的，剪得很短。他脸上的肉萎缩了，脸颊凹陷了下去，但是脑门仍然很开阔，保留下了几分威严感以及——和她上一次见到时一样——焦虑不安的神情。有几处皮肤显得皱缩、苍白、几乎是银白色的，说不定是因为有癌变而做过手术。他的身躯变小了，被单下面似乎都见不到有腿，但是胸膛与肩膀倒仍然挺宽的，就跟她记忆中的几乎一样。

她看了看挂在床脚处的那张卡片。

亚历山大·阿德齐克。

丹尼洛。丹尼尔。

也许这是他中间的那个名字。亚历山大。要不就是他打诳了，以谎言或半谎言来作为预防措施，从一开头一直到几乎最后，他都是在撒谎。

她走回到护士桌前对科雷尔说：

“关于那人有什么资料吗？”

“怎么啦？你认识他？”

“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我查查看有没有。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用急，”若冰说，“你得空了再说。我只是好奇。我得走了，该去看看我的病人了。”

若冰的工作就是一星期与这些病人谈两次话，记下他们的情况，比方说他们的妄想症或抑郁症有无改善啦，吃药后的反应啦，还有他们的亲属、配偶来访后情绪上有无变化啦。她在这一层楼已经工作了有些年头了，最早还是七十年代力主精神病人尽量少离家治疗的看法引进的那会儿了，她认识不少几出几进的病人。她上过一些特殊的课程，好使自己有资格从事精神治疗的工作，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有一种兴趣。在那次她没看完《皆大欢喜》、从斯特拉特福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对工作有了感情。某种因素——虽然并非出于她的希望——确实是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把雷依先生放到最后去处理，因为他一般总需要最多的时间。她不总能如他所愿把那么多时间都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还得看别的病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今天，其他病人因为所服的药很对症，都有所好转，他们一见她就表示抱歉，怪自己给她带来了麻烦。可是雷依先生，他一直认为自己对DNA发现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与承认，正怒气冲冲呢，说是要写信给詹姆斯·沃森。他直呼此人为吉姆。

“我上次写给他的那封信，”他说，“我懂的，寄出那样的一封信是不能不留一份底稿的。可是我昨天在我的档案里寻找，你猜怎样？你说。”

“还是你告诉我吧。”若冰说。

“不在了。不在了。给人偷了。”

“也许是放错地方了吧。我来给你找找看。”

“我丝毫也不觉得奇怪。我早就应该放弃的。我是在跟太子党斗，跟他们斗的人有谁会赢？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应该放弃？”

“那得由你来决定呀。只有你才能作出决定嘛。”

他开始又一次地向她复述他的伤心事的具体细节。他不是一个专业科学家，他自己做研究工作，但他肯定是多年来都在跟踪科学发展进程的。他向她提供的情况，包括他用个粗头铅笔费了老大劲儿画出来的草图，无疑都是正确的。只有他受骗的那个部分，故事显得很拙劣也很容易看穿，说不定从电影电视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

不过她一直都爱听他讲故事里的那个部分，他会形容两根螺旋线如何被分开，两股东西如何浮了起来。他表演给她看，用两只那么优美、那么富于表现能力的手。每一股都按照它自己的旨意往规定好的方向成倍地增长。

他也喜欢这个部分，他为此而神采飞扬，以致连眼眶里都涌满了泪水。她总是谢谢他的解释，同时希望他能到此为止，但是他自然是停不下来。

尽管如此，她还是相信他正在一点点地好起来。就在他开始在冤案的盘根错节处清理挖掘时，在把精力集中在失窃的信这一类的事情上时，那就说明没准他正在好起来。

只要稍加鼓励，对他的关怀稍稍侧重一些，他说不定还会爱上她的呢。以前这样的事也曾发生在几个病人的身上。都是结了婚的男人。不过这一点并未能阻止她与他们睡觉，那是在他们出院之后了。到那时，感情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男的是心存感激，她怀着的则是善良愿望，双方心中都生出了一种倒错的怀旧心情。

对于这样的事情她并不感到后悔。她现在极少有需要后悔的事。更不用说为了自己的性生活了，这种事发生得很少，也很隐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很抚慰人的。如此苦心保密说不定根本没有什么必要，瞧瞧别人是怎么对她有固定看法的吧——她现在认识的人都看死了她却也都看错了她，就跟很早以前认识她的人一模一样。

科雷尔递给她一份复印件。

“内容不太多。”她说。

若冰谢过了她，把纸叠起，拿到贮物室去，放进自己的手包。她想单独一人时再看。但是她等不到回家了。她下楼来到静思堂，过去这里是祈祷室。此刻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非常安静。

阿德齐克，亚历山大。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出生于南斯拉夫比捷洛杰维奇。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移民加拿大，成为加拿大公民，关系人为其兄弟丹尼洛·阿德齐克，加拿大公民，亦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出生于比捷洛杰维奇。

亚历山大·阿德齐克与兄弟丹尼洛共同生活，直到后者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日去世。他于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获得许可进入珀斯县长期关怀机构，自那时起成为该处之一名病人。

亚历山大·阿德齐克显然自出生时起或出生后不久即因疾病而成为聋哑人。幼年时未能获得特殊教育训练。智商未曾经过检测，但受到过钟表修理训练。未曾受过手语训练。一直依赖兄弟照顾，除此以外感情上看来无法与人沟通。进入中心后显得感情冷漠，无食欲，偶然显示出有敌意，总体状态上有逐步退步趋势。

简直不可思议。

兄弟。

双胞胎。

若冰想把这份材料呈交到某个人，某个权威部门的面前去。

这是荒谬可笑的。我不能接受。

然而。

莎士比亚应该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在莎剧里，双生子经常是误会与灾难的起因。这样的播弄往往被安排为出现某种结局的手段。最后，疑团解决了，恶作剧得到了谅解，真正的爱焰或是这一类的事得以重新燃烧，而受到愚弄的人也宽宏大量，不会怨天尤人。

他必定是出去办一件什么事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不会很长时间把店交给那个兄弟来管的。也许那扇纱门是插住的——她从未试着去推开它。也许他关照过他的兄弟，在他带着朱诺在附近街区遛一圈的时候把门插上不要打开。她也曾觉得奇怪朱诺怎么会不在呢。

如果她再晚一点点时间来。或是早一点来。如果她看完了整出戏再来或是干脆不去看戏。如果她没有费工夫去整理她的头发。

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怎么能处理好呢，他得管亚历山大而她也有一个乔安妮要照顾？从那天亚历山大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容忍不了任何的外来插入与变化的。而乔安妮肯定会觉得受不了的。家中多出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亚历山大倒还在其次，她最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若冰要嫁给一个外国人。

现在已很难说得清楚，当日那番遭遇是幸或不幸。

事情全都在一天里、在几分钟之内便被破坏了，而不是像这类事情往往会的那样，是经过反反复复、走走停停、希望与失望，漫长的拖延，才彻底垮台的。若是果真好事难圆，那么痛痛快快的了断岂不是更易忍受吗？

不过临到自己头上时，人是不会真的这样想的。若冰便没能这样。时至今日，她仍然但愿自己没有错过那个机会。她绝对不想在自己的心里给命运的播弄空出半点感激的位置。不过想清楚之后她倒是会很高兴自己能有机会发现个中玄机的。也就是说，至少是——发现一切其实都并未受到触动，就在粗暴的干涉即将到来之际。它使你非常气愤，但是还是会感受到远处传来的温暖，而且丝毫不会有羞愧之感。

显然，他们当时进入的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一如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虚构的世界。他们脆弱的安排，他们仪式般的接吻，由鲁莽的信心主宰着，他们竟会一门心思地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设想往前发展。在这样危险的布局下，只要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分，事情便会落空。

若冰的一些病人相信，梳子与牙刷都必须放在一定的位置，鞋子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摆，迈的步子应该不多不少，否则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如果她在这件事上未能成功，那必定是因为绿裙子的关系。由于洗衣店里的那个女人那个生病的孩子，她穿错了一条绿裙子。

她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什么人。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