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娃开始给麦肯工作之后，他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同他父亲的愿望相反，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拜访派拉特的酒馆。为麦肯的出租住宅跑腿，使他名正言顺地来到城南并且新结识了吉他熟识的人们。奶娃还是个孩子而且待人很友好——和他父亲恰恰相反——房客们感到同他打交道可以随随便便，跟他开玩笑，给他东西吃，向他吐露秘密。不过，他很难跟吉他多见面。只有星期六这一天他才肯定能找到吉他。要是奶娃在星期六这一天早早起来，就可以在吉他到街上闲逛和他自己帮麦肯收房租之前，及时把他抓住。但是，工作日中总有几天，他们俩商量好不去上学来一起消磨时间。一天，吉他带奶娃来到“羽毛”的弹子房。这家弹子房坐落在十号街，正好在血库地段的中间。

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吉他推开弹子房的大门喊道：“嘿，‘羽毛’！给我们两杯‘红帽子’。”

“羽毛”是个矮胖子，头发稀疏而卷曲。他抬眼看了看吉他，又看了看奶娃，然后皱起了眉头。

“让他从这儿出去。”

吉他一下子停住了，随着矮胖子的目光看看奶娃的脸，又回到矮胖子身上。屋里赌弹子戏的五六个人听到“羽毛”的声音转过脸来。其中有三个是空军飞行员，来自第三百三十二飞行中队。他们漂亮的飞行帽和华丽的皮夹克都仔细地放在椅子上；头发都剪得短短的贴着头皮；袖口都整齐地卷到小臂处；白围巾折成雪白的长方形，从后裤兜中垂下来。随着他们把白粉慢慢塞到弹子棒的顶端，银项链在脖子上闪闪发光，看起来一个个都显出一点兴致。

吉他的面孔因发窘而有点红了。“他是跟我一块儿的。”他说。

“我说过了，让他从这屋里出去。”

“不要这样，‘羽毛’，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麦肯·戴德的儿子，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

“那就让他从这屋里出去。”

“谁是他爹，他又不能做主。”吉他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我也不能做主。出去。”

“他爹对你怎么的了？”

“眼下还没有。所以我才想让他出去。”

“他不像他爹。”

“他用不着像他爹——是他爹生的就够呛人了。”

“我有责任对——”

“别跟我胡搅了，吉他。让他出去。他还没到喝酒的岁数。”

三个飞行员放声大笑，一个戴着有白帽带的灰草帽的人劝说道：“哦，让这孩子待着嘛，‘羽毛’。”

“你给我闭嘴。这地方是我开的。”

“他能对你怎么样呢？他才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嘛。”他朝奶娃微笑着，奶娃本想纠正说他已经十三岁了，这下又闭上了嘴。

“反正与你无关，对吧？”“羽毛”问道，“他爹不是你的房东，对吧？而你也没挂什么营业执照。与你毫无关系……”

“羽毛”这时把刚才对两个男孩子说话的尖刻劲儿转到了那个帽子上有白帽带的人身上。吉他抓住“羽毛”转向新目标的机会，像一柄双刃斧猛砍树身一样地挥着一只手喊道：“等着瞧吧，你这小子。咱们走。给这地方点儿厉害看。”这时他的声音响亮而低沉，就像两个人说话。奶娃把两只手往后兜里一插，跟着他的朋友朝大门走去。他抻了抻脖子，让自己的个头显得像眼中那几个当兵的那样威风凛凛。

他们俩缓缓地沿着第十街朝前走，谁也不吱声。后来他们来到一个从便道突出到马路牙子附近的石凳跟前，停住脚步，背对着两个身穿白罩衫、盯着他们看的男人坐了下来。那两个人有一个靠在一家理发馆的门口，另一个坐在一把椅子上，往后翘向理发馆的厚玻璃窗。他们是理发馆的店主：“铁道”托米和“医院”托米。吉他和奶娃还是一语不发，既不搭理两个托米，彼此间也不交换一句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车来车往。

“是不是所有的学院大厅全都坍塌了，吉他？”“医院”托米坐在那儿问。他两眼是混浊的，就像年迈的老人的眼睛一样，不过他身体的其他各部分却是坚定、柔韧、显得年轻的。他说话的语气随随便便但却含着一种权威性。

“没有，先生。”吉他回过头来说。

“那就请你说说，大白天的，你跑到这大街上来干吗呀？”

吉他耸了耸肩，“我们不过是歇一天，托米先生。”

“那你这个伴侣呢？他也在过安息日吗？”

吉他点了点头。“医院”托米讲起话来净用些百科全书上的大词，吉他只好去揣摩其中的许多含义。奶娃还是看着汽车开来开去。

“你们这个休假日看来过得并不怎么开心，倒不如待在学院大厅里，做出一副邪恶样子。”

吉他抽出一支香烟，还递给了奶娃一支。“‘羽毛’跟我过不去，就是这么回事。”

“‘羽毛’？”

“对。他不让我们进去。我经常去他的弹子房。每回去他都不说什么。可今天他把我们推出来了。说我这位朋友太小。你说稀奇不稀奇？‘羽毛’居然会操心起别人的年龄来？”

“我不知道‘羽毛’还会有这份心肠。”

“他才没有呢。不过是显显威风罢了。他甚至连一瓶啤酒都不让我喝。”

“铁道”托米倚在那儿轻声笑了起来。“就这么些？他不让你喝啤酒？”他用手揉搓了一阵后脖颈，然后朝吉他弯起一个手指，“过来吧，孩子。听我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别的情况。快过来呀。”

两个孩子不情愿地站起身，斜着身蹭到那个笑眯眯的人跟前。

“你认为这就算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让你喝啤酒？好吧，让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半夜里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的餐车厨房里一动不动地站过吗？那会儿，厨房关了门，里边的东西安放得整整齐齐，为第二天作好了准备，列车在轨道上全速前进，而你的三个伙伴正握着一副崭新的纸牌候着你，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吉他摇了摇头，“没有，我从来没有……”

“这就对了，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你也绝不会有。这是你不会有的让你浑身毛骨悚然的又一种经历，一瓶啤酒算什么。”

吉他笑了。“托米先生——”他刚开口，托米就打断了他。

“一口气干上十四天，然后回到家中，面对着你温柔的女人，干净的衬衫，还有五分之一的野火鸡，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嗯？”他看着奶娃，“你有吗？”

奶娃微微一笑，说：“没有，先生。”

“没有？好，也别盼着有，因为你也不会有。”

“医院”托米从罩衫底下取出一根幼羽做的牙签，“不要拿这孩子取笑，托米。”

“谁取笑他了？我在跟他讲实话。他不会有这种好事的。他们俩谁也不会有这种好事。我再告诉你们一些你们不会有的事。你们不会有里边装着四个天鹅绒座位的私人轿车，总是在一个地方等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会有的。你们也不会有你们自己的专用厕所，不会有你们自己的特制的八条腿的床铺。也不会有贴身跟班、私人厨子和秘书跟着你到处游逛，对你唯命是从，把一切都弄得好好的：温度适当的开水放在热水瓶里啦，银质保湿雪茄烟盒里的烟随时检查啦，这可都是天天要做的事呢。你也不会享这种福的。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口袋里装着足足的五千元现金，走进一家银行，告诉管事的，你要在这样那样的一条街上买如此这般的一所房子，他马上就卖给你？是啊，你绝不会有的。你不会有一所州长的宅邸，也不会有八千英亩的森林出售。你不会有由你指挥出海的航船，也不会有自己的火车到处跑。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加入第三百三十二航空中队，去独自打下一千架德国飞机，还能降落在希特勒的后院里，用你的两只手狠揍他一顿，不过，你的衬衫前胸绝不会缀上四颗星，连三颗也混不上。也不会有人每天早晨给你端来一盘早餐，放上两个发面角、一杯热巧克力，还摆上一朵红玫瑰。不会的，永远不会。也不会有让你馋涎欲滴的香嫩可口的美味——埋在椰叶中放上二十天，肚子里填满大米，再放在木头上烧烤的野鸡。也不会有一九二九年的罗斯柴尔德或者甚至薄若来美酒来佐餐。”

几个过路人立住脚，听着托米在那里大发议论。“怎么回事？”他们问“医院”托米。

“‘羽毛’不卖给他们啤酒。”他说。那几个人哈哈大笑。

“也不卖烤阿拉斯加！”“铁道”托米接着说，“没有。你们永远不会有那东西。”

“没有烤阿拉斯加？”吉他恐惧地大睁着两眼并用手扣住喉咙，“你把我的心都弄碎了！”

“啊，是啊。那才是你该有的东西——一颗破碎了的心。”“铁道”托米的目光变轻柔了，但其中的兴致也一下子消逝了，“还有愚昧。完完全全的愚昧。你等着瞧吧。”

“托米先生，老爷，”吉他用一种嘲弄的谦卑语气唱歌般地说，“我们想要的只是一瓶啤酒而已。”

“是的，”托米说，“是的，嗯，欢迎您到我们船上来。”

“烤阿拉斯加是一种什么东西？”托米弟兄俩就这么瞅着两个孩子坐在门前，又目送他们离开了那里，沿第十街继续走下去。

“是一种甜东西，”吉他回答奶娃，“一种甜食。”

“好吃吗？”

“我不知道。我吃不了甜东西。”

“你吃不了甜东西？”奶娃感到奇怪，“为什么呢？”

“让我恶心。”

“你不喜欢甜东西？”

“水果还行，可是带糖的不成。糖果、糕点，这一类的东西都不成。我甚至不愿意闻甜味。我会反胃的。”

奶娃想从身体上找原因。他不大相信有人会不喜欢甜东西。“你大概有糖尿病。”

“你不会因为不吃糖而得上糖尿病的。有糖尿病的人是因为吃糖太多。”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嗯？”

“我不知道。甜东西让我想起死人，还有白人。于是我就想吐了。”

“死人？”

“是啊，还有白人。”

“我不明白。”

吉他没有说话，奶娃又继续问道：“你这种感觉有多久了？”

“从我小时候。从我父亲在锯木厂被锯成条，他老板来到我家，给我们小孩吃糖那次就开始了。那是牛奶软糖，整整一大包。是他老婆专门给我们做的。可甜了，里边还放了花生。比糖浆还甜。真够甜的，甜得赛过……”他停住脚步，把聚在前额上的汗珠抹掉，两只黯淡下去的眼珠直往上翻。他吐到便道上了。“顶……顶住了。”他悄悄说，迈腿站到一家卖炸鱼的餐馆和“莉莉”美容厅当中的地方。

奶娃在便道上候着，瞅着挂窗帘的美容厅的窗户。美容厅的窗户总用帘幕这类东西遮着。理发馆则不然。女人们不想让街上过往的行人看到她们做头发。她们害羞。

吉他过来了，他的两眼由于干呕了半天而泪汪汪的。“来，”他说，“咱们抽一根吧，眼下我只能来点这个。”

奶娃到十四岁的时候，注意到自己的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要短。当他光脚站得笔直的时候，左脚离地大概有半英寸，所以他从来站不直。他总是没精打采地往哪儿一站、一靠，要不就把半边屁股撅着。不过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有一次莉娜说：“妈妈，他干吗要那样子走路呢？”他应声道：“我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还可以走过你的丑面孔。”露丝说：“安静点，你们俩。他只不过有点腿疼罢了，莉娜。”奶娃心里清楚，他还没到瘸的程度——一点都不是——只是有点迹象而已。不过让人看起来像是走起路来有点装模作样，一个年轻人故作老练的那种大摇大摆地神气十足。他为这事苦恼着，他需要一套动作和习惯来掩饰他的这一严重缺陷。他坐着的时候，总要把左腿搭到右腿上跷着，从来不把右腿放到左腿上；每当他跳一种新舞的时候，总要用一种奇特的腿部僵直的舞步，不但博得了女孩子的欢心也引得别的小伙子后来跟着争相效仿。其实，这种畸形主要还是在他自己的头脑里。在多数情况下，但并不是全部如此，在篮球场上活动几小时后，他确实感到腿部阵阵刺痛。他反倒对此窃窃自喜，相信这是小儿麻痹症，并且悄悄地感到因此就同已故的罗斯福总统联系在一起了。甚至当人们因为杜鲁门建立了一个人权委员会而对他如醉如痴地大谈特谈的时候，他内心里仍然倾向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同他很亲近，事实上比同自己的父亲还亲近，因为麦肯没有生理缺陷及年事已高这种引他尊敬的条件。奶娃对父亲是敬畏的，但他知道，由于他那条腿，他无从仿效父亲，于是就尽其胆量去与父亲不同。麦肯总是把脸刮得光光的；奶娃却竭力要留点髭须。麦肯总是打蝴蝶领结；而奶娃总是系活结领带。麦肯的发式是背头；奶娃留的是分头。麦肯最不喜欢烟草；奶娃偏要每十五分钟抽一根。麦肯一分一分地攒钱，奶娃却大把大把地开销。不过，他没法不像麦肯那样穿高质量的薄袜子和精美的皮鞋，而且，作为他父亲的雇员，他也尽量按照麦肯的要求去努力办好每件工作。

麦肯大喜过望。现在他儿子属于他而不属于露丝了，而且他也不必再像小贩那样穿街走巷去收房租了。这使他的经营更有派头，他也就有时间去思考，去筹划，去拜访银行界人士，去阅读公告和拍卖消息，去发现有什么纳税的诀窍、无人认领的继承财产，什么地方在修建马路、超级市场、学校，谁在准备把什么地盘卖给政府以便修建住宅，还有在军工厂周围涌现出大批仓促建成的居民区。他心里明白，他只是个黑人，不会分上一大杯羹，可是还有没人想要的财产，或是有些人不想让犹太人或天主教徒染指的边缘财产，或是还没人认识到其价值的财产。在一九四五年，这种刮刮盆底碗边就可弄到的残羹剩饭很是可观。这些东西应该属于他。在战争中，麦肯·戴德的各方面都大有发展，不过露丝要除外。几年之后，当战争结束时，这种残羹剩饭已经撒满他的膝头，沾满他的双手，把他的胃口撑得鼓鼓囊囊，成了便便大腹，但他还是思忖着，不如当初在一九二一年时把她扼死算了。从那时起，她一直没有停止在夜间偶尔外出，不过她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会有什么情人能保持这么长久的关系呢？要是连弗雷迪都毫不知情，又会有什么情人呢？于是麦肯得出结论，这事无足轻重，而他由此气得揍她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特别是最后那次动手之后，他再不揍她了。那次之所以成为最后一次，是因为他儿子跳起来，把他打到了暖气片上。

那一年，奶娃二十二岁。六年以前，他开始了性生活，其中包括和同一个女人的几次同眠共枕。这样，他开始用一种新观点来看待他母亲。在他的心目中，她不再是那个操心他的冷暖饥饱，因为他会把屋里弄得脏乱就吵嚷不让他玩个痛快的人了。在他看来，她现在成了满足于日常琐事，养养杜鹃花、大丽花、天竺葵、郁金香和金鱼这类小生命，即使这些小生命死了也不会伤心的一个意志薄弱的女人。事实上，这些小生命确实死过。金鱼漂到水面上，她用指甲轻扣鱼缸边，它们不再在这种闪电般的恐惧中迅速游开了。杜鹃花的叶子有时长得很野、很绿，正当颜色最深最亮时，突然枯萎，芯里变黄了。她在一定程度上有点羡慕死亡。在医生去世时她感到的悲哀中，还有点愤懑之情，似乎他选择了一桩比生命更有趣的事情——一个比她更有激情的伴侣——并且当死亡向他招手时，慎重地随之而去了。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她具有平时任何时候都没有的激情，甚至变得很英勇。死亡的威胁，给她指引了方向，使她头脑明晰，行动大胆。不管麦肯都干了些什么，她始终怀疑，要是医生不想死，他本可不必死的。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个人的不满和反感（再加上一点对麦肯的报复），才使她把丈夫引向除去动手打人别无他途的绝路上去。不过，科林西安丝开始看到一种方案，看到她母亲怎么学会把自己的丈夫逼得走投无路，而不是无能为力（因为一个九岁的小女孩都可以打完露丝回头就跑）。开始时，她常常描述一件事情，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诚心诚意的小丑。那往往是饭间茶余的一段愉快谈话，表面上看无关痛痒，因为坐在桌旁的人谁也没想去分担她的尴尬，而只能佩服她的真诚和取笑她的无知。

她去参加狄沃拉克夫人孙女的婚礼。安娜·狄沃拉克是个匈牙利老太太，原来是她父亲的一个病人。医生在世时有许多病人是干体力劳动的白人，还有些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因为她们认为他挺漂亮。安娜·狄沃拉克坚信，医生曾经在一九○三年奇迹般地救了她儿子一命，不致把他送进肺病疗养院去受罪。几乎所有住进“疗”（他们这么称呼疗养院）的人，全都死在里边了。安娜不晓得，医生其实并没有输送病人转院到那家疗养院的权利，就像他无权送病人进慈善医院一样。她也不晓得，一九○三年使用的治疗肺病的方法对病人是绝对有害的。她只清楚一件事：医生给病人规定了饮食，让他严格坚持每天数小时休息和口服鱼肝油两次。孩子得救了。自然，她得邀请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医生的女儿参加她这个儿子幼女的婚礼。露丝去了。当在教堂中参加婚礼的人群涌到圣坛前接受圣饼时，露丝也跟了过去。她跪在那里低着头，没有意识到神甫选择了把圣饼撒到她帽子上或是从她身边越过。他很快就明白了她不是天主教徒，因为她没有随着他的话抬起头，也没伸出舌头等着把圣饼仔细地撒在上面。

“我主耶稣基督的圣体，”那神甫说道，然后对她大声耳语，“嘘—抬起头来！”她抬头一看，瞧见了圣饼和托着一只盛圣饼的小银盘的执事。“我主耶稣·基督保存至今的圣体赋予你生命……”神甫向她举着圣饼，于是她张开了嘴。

后来，在招待会上，那神甫直截了当地问她，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不是。我是卫理公会教徒。”她回答说。

“我明白了，”他说，“我们教会的圣餐是留给——”正在这时，狄沃拉克老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神甫，”她说，“我想请你会一会我的一位最亲爱的朋友。福斯特医生的女儿。她父亲救了利基一命。利基今天不会在这儿的，要不是……”

巴德鲁神甫面露微笑地同露丝握了手，“见到你非常高兴，福斯特小姐。”

就是这么一件简单而偶然的事情，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莉娜聆听着、体验着她母亲满怀激情的每一句话，从宗教狂热到天真的信念再到窘迫不堪。科林西安丝是抱着分析和观望的态度来听取母亲这番叙述的，心中纳闷她母亲怎么会把这种闲谈越扯越糟，准得招惹麦肯不是破口大骂就是揍她一顿。奶娃在一边只是半心半意地听着。

“‘你是天主教徒吗？’他问我。嗯，我开始有点狼狈，可后来我说：‘不是。我是卫理公会教徒。’于是他就给我讲起来，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在天主教堂里领取圣餐。唉，我可是从没听说过。我还以为谁都可以领圣餐呢。在我们卫理公会的教堂里，随便谁都可以在第一个礼拜日来参加。嗯，他还没来得及讲完，安娜过来说：‘神甫，我想请你会一会我的一位最亲爱的朋友。福斯特医生的女儿。’嗯，神甫一下子就满脸堆起了笑容，跟我握手，并且说他认识我非常高兴和荣幸。就是说，结果还是蛮不错的。不过，说老实话，我事先可不知道，我去的时候简直像只无辜的羔羊。”

“你连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在天主教堂里领取圣餐都不懂？”麦肯·戴德问她，语气中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根本不相信她。

“真的，麦肯。我怎么会懂得这个呢？”

“你明知道他们自己办学校，不让孩子到公立学校去读书，而你居然还认为他们教会里的东西可以随便给一个想顺路进去的人？”

“圣餐就是圣餐。”

“你这个蠢货。”

“巴德鲁神甫可没这么看。”

“你把自己弄成了傻瓜。”

“狄沃拉克夫人可没这么看。”

“她不过是想让婚礼顺利进行，不让你操个一团乱。”

“麦肯，请你不要在孩子跟前用这个脏字眼。”

“什么他妈的孩子？坐在这儿的人都到有选举权的年龄了。”

“那也不必争嘴。”

“你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出了丑，让招待会的所有的人都感到尴尬，居然扬扬得意地大吹特吹你当时怎么出风头？”

“麦肯……”

“居然还坐在那里撒谎，说什么你原先不懂？”

“安娜·狄沃拉克可一点都没——”

“安娜·狄沃拉克甚至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她管你叫福斯特医生的女儿！我敢拿一百块钱跟你打赌，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的名字！你本人算老几？你只是你爹的女儿！”

“是嘛，”露丝用单薄而坚定的声音说，“我当然是我爹的女儿。”说罢微微一笑。

麦肯等不到把手中的叉子放到桌上，他随手一扔，就伸出手越过面包盘，同时握成了拳头，跟着就是一拳打在她下巴上。

奶娃完全没料到会闹成这样，不过他以前注意过，有一天麦肯打了他母亲之后，她用手捂着嘴唇，拿舌头查看有没有什么牙齿给打坏了，结果发现没有，就想法调整嘴里那部位，不让人看出来。这天，奶娃可忍无可忍了。他父亲的拳头还没收回去，奶娃已经使劲拉住他的后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出来，接着就把他摔到暖气片上。窗帘给震得拍动着，一下子卷了上去。

“你再碰她，再碰一下，我就把你干掉。”

麦肯突然挨了这么一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原先以为，多年来他走到哪里就把敬畏带到哪里，在任何集会上他都是个子最高，这样他简直成为不可战胜的人了。现在，他沿着墙脚爬着，眼里看到的是一个和他一样高的人，可是年纪要比他小上四十岁。

做父亲的一边沿墙爬着，一边心中充满矛盾的感情——既感到屈辱、气愤，又对儿子忌妒、骄傲。做儿子的也感到了自己的矛盾：看到父亲让人打翻在地——哪怕是被他自己，心中总有一种痛楚和羞耻之感，这种难过就像发现金字塔原来并非文明世界历经五千年的奇迹，不是一代又一代人为使其尽善尽美不惜作出牺牲，坚持不懈、不可思议地艰苦建造的，而是在“西尔斯”厂家的后室中，由一位聪明的橱窗设计师用纸浆做成的玩意儿，充其量也就只能保持几十年。

他也感到一种兴奋，一种和欲望一样古老、如同马匹奔跑喷着鼻息时的兴奋。他在刹那之间，有得又有失。在他面前一时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和巨大的责任感，然而他既无准备去利用可能性的机会，也无准备去接受责任感的重担。于是他大摇大摆地绕过餐桌，走到母亲跟前问道：“你没事吧？”

她两眼瞅着自己的指甲说：“嗯，我挺好。”

奶娃看了看两个姐姐。他从来未能把她们（或是她们的作用）同母亲区别开来。在他出生时，她们俩已经十岁出头了；现在一个是三十五岁，另一个是三十六岁。可是，由于露丝只比莉娜大十六岁，她们仨在他看来年龄相差无几。这会儿，当他的目光同她们的目光隔着餐桌相遇时，她们流露出来的痛恨太新奇了，使他大吃一惊。她们黯淡的眼睛在更加黯淡的皮肤的衬托下不再显得浑浊不清。在他看来，似乎眼圈上涂了炭黑的线条，两条乌黑的线条弄脏了两颊，而她们玫瑰色的嘴唇在痛恨中肿胀得要爆破了。在她们的脸色恢复到他惯见的略带惊讶的模模糊糊的温和之前，奶娃使劲眨了两次眼睛。他意识到屋里的人既不会谢他也不会骂他，就赶快离开了。他的行为就是这么回事，既改变不了他父母的关系，也改变不了他们各自的内心。他把他父亲打倒了，或许会改变满盘棋的局势，但棋还要继续下下去。

跟哈格尔睡觉使奶娃变得宽宏大量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也让他生气勃勃，起码他自己是这样想象的。他的宽宏大量和生气勃勃足以保护他从不去想的母亲和打倒他一向敬畏和爱戴的父亲。

回到自己的卧室，奶娃摆弄起梳妆台上的东西。有一对银背刷子，是他母亲在他十六岁时给他的，上面嵌着他姓名第一个字母的大写，恰好又是“医学博士”学位的缩写。他和母亲为此开起玩笑，她却郑重地提醒他，他应该考虑去读医科大学。他搪塞她说：“这两个字母会给人什么看法？M.D.，M.D.要是你有病，你会去找一位叫‘戴德医生’的人看吗？”

她听了哈哈大笑，不过提醒他，他的中间名字是福斯特。他能不能用福斯特作姓呢？麦肯·福斯特医生。这名字听着不是挺好吗？他不得不承认，是挺好。这对银背刷子成了不断提醒他母亲期待于他的东西—希望他不中断高中学习并继续攻读医科大学。她对丈夫的经营极少尊崇，而麦肯对大学毕业生也同样缺少敬意。对于奶娃的父亲来讲，大学无非是虚耗年华，与生意经相距过远，生意经才让人学会怎么积累财富。他对女儿上大学倒是热心的，在大学里她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丈夫。他的一个女儿，科林西安丝确实上了大学。但他认为让奶娃上大学是无稽之谈，特别是儿子在办公室上班对他确有帮助之后，他更加相信这一点，尤其是他已能让他在银行界的朋友向他们的朋友辗转推荐，让他儿子跳出1-A选类，进入了“必须支持家庭”一级。

奶娃站在镜子前面，在壁灯的弱光下，瞅着他自己的影像。他同往常一样，对见到的样子不大以为然。他的面孔相当动人：眼睛是女人们所恭维的，下巴轮廓很坚定，牙齿长得洁白齐整。五官的各部分分开看都不错，还不仅是不错。可是，脸上各部分凑在一起，就不够带劲，缺乏统一的整体感。他的那副样子很勉强，就像一个人在偷偷查看一个不该看的角落或地方，竭力要下决心是接着看下去还是回头走开。他要作出的决定是极其重要的，可是他作决定的方式却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和无知无识的。

他就这样站在灯光之下，尽量不去想他父亲怎样沿墙角爬行的那副模样。这时他听到一声敲门声。他不想看到莉娜或科林西安丝的面孔，也不想同母亲作什么悄声密谈。后来看到原来是父亲在大厅昏暗的光线中站着，他也没觉得更高兴些。麦肯的嘴角处细细的伤口上仍有一丝血迹隐隐可见，但他站得挺挺的，目光坚定不移。

“你看，爹，”奶娃开口说，“我——”

“什么也甭说，”麦肯说着，走过他身边，“坐下吧。”

奶娃朝床走去，“听我说，咱们不去想刚才那件事吧。要是你答应——”

“我说过了，让你坐下。我是让你坐下。”麦肯的声音不高，可是脸色就像派拉特的一样。他把门关上了。“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可是光是大人还不行。你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就得对付全部事实。”

“你不必这样，你自己知道。我不需要知道你和妈妈之间的全部事实。”

“我必须说，而你也需要了解。要是你干出了举起拳头打你父亲的事情，在你下次挥拳头之前，最好还是装点理智在脑子里。我要说的既不是抱歉也不是借口，只不过是真相。

“我是一九一七年跟你母亲结婚的。她当时十六岁，和她父亲住在一起。我没法告诉你我爱上了她。当时人们对恋爱的要求不像现在这样强烈。人们按照文明的要求彼此相待，真诚，还有——还有干脆。你相信人们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因为除此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在你娶亲的时候，重要的是你们俩一致同意，什么才是重要的。

“你的外祖父从来没喜欢过我，而我应该说，我对他也很失望。他简直是这城里的第一号黑人，并不是最有钱的，但是最受尊敬的，也是个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伪君子。他把他的钱分存在四家银行里，总是镇静沉着、神情高贵。我原以为他天生如此，后来却发现他吸乙醚。这城里的黑人都很崇拜他。虽然他从来不咒骂他们，却管他们叫食人生番。他亲自为你两个姐姐接生，而每次感兴趣的，只是她们的肤色。他会否认你是他外孙的。我不喜欢他给自己女儿当医生的做法，尤其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慈善医院那会儿不接待黑人。别管怎么样吧，露丝就是不到别的医生那儿去。我本来要找个接生婆，可医生说接生婆不干净。我对他讲，我就是接生婆接生的，既然接生婆对我母亲管用，对他女儿也就管用。嗯，我们俩为这件事争执起来，最后我告诉他，再没什么事比一个做父亲的给女儿接生更下流的了。话就到此为止，之后我们之间很少交谈。不过他们父女俩还是商量好了这么干，莉娜和科林西安丝都是他接的生。他们让我干的就是随便给孩子起个名字，仅此而已。你的两个姐姐相差一岁多点，这你知道。每次出生时他都在场。她大劈双腿，而他就在跟前。我知道他是个医生，而医生是不该在乎这类事情的。可是他首先是个男人，然后才是医生。我当时就明白，他们一致行动，将我永远排除在外——他们父女俩，不管我怎么反对，还是按照他们的办法行事了。他们心里清楚，我记得我住的是谁的房子，瓷器都是从哪儿来的，他怎么给英国去信订购了玻璃缸，之后又订购了桌子来放这只缸。桌子尺寸太大了，只能拆卸开才搬进门。他总是吹嘘，他如何如何是这城里第二个有两匹马拉轿车的人。

“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家原先有的那个农庄，对他们一钱不值。我孜孜以求的东西他们也看不上眼。他们管我的房地产生意叫作‘贫民窟里买棚子’。‘今天的贫民窟怎么样？’他们就这样在晚上问候我。

“但是还不仅如此。这些我都能容忍，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还很内行怎么才能把想要的东西弄到手。所以我能咽下这口气。还真的咽下去了。是些别的东西，那些我不能插一手的东西。有一次我设法让他从四家银行里取出些钱来用一用。有一段路基地会值很多钱——修铁路的钱。艾利·拉卡瓦纳正在买进。我早就预感到那儿要修铁路。我把那一带都踏遍了，湖滨大路、码头区、六号路和二号路的岔道口。我琢磨出了路轨要从什么地方走，还发现可以低价购进再转卖给铁路经理人的土地。可是他一个子儿都不肯借给我。要是他听了我的话，到死时他就会阔了，不至于还是个只能勉强过富裕日子的人。而我也会比现在强得多。我请你母亲跟他谈这桩生意，确切地告诉她艾利的打算。她说这事得由他决定；她不能左右他。她就是这么对我这个做丈夫的说的。于是我就开始纳闷，她到底嫁的是谁，是他还是我。

“嗯，他病倒了。”麦肯讲到这里住了口，好像一提生病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弱点，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哆里哆嗦地按在嘴唇边细细的伤口上。他瞅了瞅伤口在手帕上印的浅痕。“就是那些乙醚，”他说，“大概全进了他的血液。他们有另外一种名字，可我只知道叫乙醚。他就这么躺着，开始肿起来了。虽说只是身体，不过四肢也就没用了。他再不能给病人看病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这头目空一切的驴子懂得了生病是种什么滋味，只好花钱请另一头驴子来治病。他们那伙医生中的一个，来照顾他了——就是当初不让他进医院的那伙医生中的一个，要是他给他们的女儿或妻子接过生，哪怕只是这么想过，他们也会给他全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抬在杆上，赶出这房子——就是他以为值得他注意的那伙医生中的一个。嗯，这个医生到这儿来了，带着一种神秘的方子，叫什么辐射器，说是可以治好他。露丝高兴极了。开始几天，他有好转，之后就病得更厉害了。他不能动弹，头皮上穿了洞，就躺在你妈现在还在上边睡觉的那张床上，后来就在那儿死了。他躺在那儿，肿大的肚皮，皮包骨的四肢，样子像只白老鼠，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他消化不了食物了。只能进点流食，饭后吞咽点什么。直到今天我还相信他吞的就是乙醚。

“那天晚上他死了，当时我在城市的另一头，在装一个坍倒的门廊，是勃拉德利的住宅。那门廊歪歪斜斜有二十年了，那阵子刚坍倒，从地基上塌了个七零八碎。我找了几个人帮我，把那儿修复妥当，省得人们从屋子里往外跳或是爬上三英尺才能进屋。有人踮着脚尖走过来对我说：‘医生死了。’他们说，露丝在楼上守着他。我寻思她一定心烦意乱，就马上赶回来安慰她。我连修门廊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不顾一切地往回赶。她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一瞅见我，立刻跳起来，朝着我尖叫着：‘你居然敢这样子走进屋来？把你自己洗一洗！洗干净再进这屋子！’她这种态度让我有点恼火，可是我确实尊敬死者，就出去洗了一通。洗了澡，换上干净衬衫，又回到那房间。”麦肯又顿了顿，擦了下破嘴唇，似乎眼睛中流露出来的痛苦就是来自这伤口。

“在床上，”他接着说，可是又停了好长一会儿，弄得奶娃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要说下去，“在床上。我打开屋门时发现她在床上。就躺在他身边。跟条看家狗似的一丝不挂，亲吻着他。他的尸体苍白、肿胀、皮包骨，她把他的手指含在她嘴里。

“好吧，我想让你知道，过后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间。我开始想起各种各样的事情。莉娜和科林西安丝是不是我的孩子呢？我很快就知道她们是我的孩子，因为那个杂种根本干不成人事。乙醚早在我来这里之前就已经把他那地方的功能取消了。而且，除非这俩孩子是我生的，否则他不会对她们的肤色那么操心。接着我又想到他给露丝接生。我并不是说他们有了接触。不过，一个男人有很多事情可做来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哪怕他干不成事。管它真假，反正她当时躺在床上嘬着他手指，这是事实。如果他死了她还肯这么干，他活着时候，她会干出什么事来呢？对这样一个女人只能杀掉。跟你说实话，那天我好几次都后悔听完她的话没有杀掉她。不过，我可不打算让我后半辈子都蹲在石头房子里。你懂了吧，麦肯，我有时候就是不能迅速地把握住自己，一下子就发作了。今天晚上，当她说到，‘是嘛，我当然是我爹的女儿’，还来上那么一下傻笑的时候……”麦肯抬头看了看儿子。做父亲的脸色这时已经开朗了，他的皮肤看起来闪闪发光，用一种稍有变化的语气对奶娃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想让你了解这一点，或者说相信这一点。没有人比我对待自己的职责更认真的了。我可不是在宣称自己是个圣徒，不过你应该了解我的整个为人。我比你大四十岁，我不会再活上四十岁的。下回你再想给我一下子时，我希望你想一想你要打的这个人，也要想一想我也许不让你就这么打了。尽管我岁数大了，我可不一定干挨着。”

他站起身，把手帕放进后裤兜。

“眼下什么都先别说。不过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每件事。”

麦肯转动了门把手，没有回头看一眼，就走出了房间。

奶娃坐在床边，除去脑子里微微的嗡嗡声之外，一切都凝滞了。他感到从刚刚听到的一切中奇怪地游离出来了，就像在公园的长凳上坐在身旁的陌生人对他转过脸来，讲开了一桩心事。他对这个陌生人的苦衷满怀同情——完全理解这个人对自己遭遇的看法——只是他的一部分同情出自他本人与陌生人的故事毫不相关或对自己毫无威胁。这与他一个来小时之前的感受迥然不同。这个刚刚走出房间的外人也就是刚才他激动万分地狠狠打过的那个人。直至现在他还能感到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之下打了他父亲一耳光的那只臂膀在颤抖。在他上楼回房间的路上，他曾感到孤立，但是有理。他是个男子汉，看到了另一个男人在打一个无助的女人。于是他就仗义挥拳了。难道这不就是世界历史吗？难道男子汉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不都是要保护弱者而面对庞然大物的国王吗？虽然弱者是他母亲，庞然大物的国王是他父亲，这使问题有些棘手，但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没有。他并不想假装是出于热爱母亲才这么干的，她太像幻影，无法去爱。但也正因为她无形无体才更需要保护。她不是一个做苦工的母亲，她的头脑给压得没棱角了，双肩给家务劳动和操心子女压垮了，整个人都让一个男人的重压弄得没有理性了。她也不是那种伶牙俐齿的泼妇，不会用些恶毒的词句和唇枪舌剑来保护自己。露丝生来便是一个胸无大志、只知过分拘于礼仪、苍白无力但又令人费解的女人。她看起来无所不知，其实对一切都不甚了了。这种分析对思考是个锻炼，在他还是前所未有的。他从来没把母亲看作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除了给予或干预他的生活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活。

奶娃穿上外衣，离开了房间。已经是晚七点三刻了，可天还没黑。他想散散步，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在他没弄清要想些什么之前，他是弄不清自己的感觉的。而要想在那个房间里进行思考是不可能的，在他的房间里，刻着M.D.大写字母的银背刷子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而他父亲刚刚坐过的椅子垫上还有压瘪的屁股印。随着夜空中星星逐渐分明，奶娃尽力捉摸着什么是真的，哪一部分是真的，而这些又同他本人关系何在。听到父亲倾泻在他头上的那些新情况，他该对此采取些什么行动呢？这是不是让他抓住口实的一种努力？现在他该怎么看待他的双亲呢？首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他母亲是不是曾经……是不是已经跟她自己的父亲干过那事了？麦肯说没有。他说医生身患阳痿，不能人事。他又怎么知道的呢？是啊，他对自己所讲的事情当然应该知道；因为他是满心不愿意这是事实的，如果有一点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他也不会轻易放过的。再说，他还承认过，还有一个男人能讨女人欢心的“别的事情”。“他妈的，”奶娃大声骂着，“他跟我说这一通屁话到底为他妈的什么？”对于这件事他任什么都不想知道了。他对此无能为力。医生已经死了，你没法让过去重演。

奶娃的混乱心情很快就转到气愤上去了。“真他妈的奇怪，”他嗫嚅着，“奇怪。”要是他想让我别干预他和母亲的事，干吗要对我说这些呢？奶娃心里想。他完全可以像个男子汉那样来找我，对我说，让事情慢慢冷下去，你冷静点，我也冷静点，我们俩一起来让事情冷下去。那样，我就会说，好啊，你说得对。可他不是这样。他来找我，跟我说了些关于事情来由的离谱的话。

奶娃朝城南走去。也许能找到吉他。现在就是要和吉他喝上一杯。要是找不到吉他，他就去看哈格尔。不，他不想同哈格尔谈，也不想同任何女人谈，现在还不想。谈点新鲜事嘛，嘿，这可是一大堆新鲜事，她全家就是一大堆不正常的事。派拉特一天唱到晚，还对着墙自言自语。丽巴为了任何一桩事都会兴奋一阵，没个安宁。而哈格尔……啊，她当然挺不错的，不过，她也有点非同寻常。她有些古怪。可至少她们都挺有趣，而且也不是到处都有秘密。

吉他可能在哪儿呢？你真想找他的时候，就哪儿也找不到了。他可真是个没准儿的地老鼠，东也去，西也去，不论什么时候抬腿就走，从来没个准儿。奶娃意识到自己不断自言自语说出了声，街上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忽然，他似乎觉得一天到了这种时候，街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大家都往什么鬼地方奔呢？他竭力不把脑子里想的事情说出声来。

“你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就得对付全部事实。”他父亲刚才是这么说的。我能不能无需知道一切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呢？“在你挥拳之前，最好还是装点理智在脑子里。”好吧。什么理智呢？就是我妈妈抱住她爹不放，就是我外祖父是个浅黄肤色的黑鬼，他嗜好乙醚并痛恨黑皮肤。要是这么着，他干吗要让你跟他女儿结婚呢？是为了可以霸占她而遮过邻居的耳目吗？你是不是曾经当场捉奸呢？没有。你无非只是感到有什么事你不能插手。可能是医生的钱。他不让你插手他的钱，对吧？而她的女儿也不肯帮助你，对吧？于是你就琢磨父女俩一定是在手术台上凑到一块了。要是他当初把那四个银行的存折都给了你，随你去用，让你买下艾利·拉卡瓦纳铁路，他也就可以对她随心所欲了，对吧？他可以直接来到你的床上，你们仨就可以滚作一团，他可以抓住一个奶头，而你就抓住……另……一个……

奶娃走着走着一下站住不动了。他的脖子上冒出了冰冷的汗珠。行人推搡着他，想越过这个挡路的孤独的汉子。他记起了什么，或者说相信自己记起了什么，也许他以前梦见过，现在记起来的正是那梦。画面变换着。那两个男人和他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每人叼着一个奶头，但这画面破灭了，跟着又出现了另一幅。那是这间绿色的房间，是一间很小的绿房间，她母亲坐在里面，敞开上衣，露出乳房，有个人正在吃奶，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是这么回事吗？是怎么回事？我母亲喂我奶。做母亲的都给婴孩喂奶。为什么要出汗呢？他又开始往前走了，也不注意别人推着他走过，还用厌烦的、绷紧的面孔对着他。他想再多看几幅画面，可是看不到了。接着他听到了什么声音，他知道是同那画面有关的。笑声。有些他看不见的人，正在房间里哈哈大笑……笑他，也笑他母亲，而他母亲感到羞愧了。她低垂下眼睛，可是不去看他。“看着我，妈妈。看着我。”可她还是不看他，这时笑声更响了。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大笑。是不是他尿了裤子？是不是因为他一边吃奶一边尿了裤子，他母亲才感到羞愧的？什么裤子呢？那时候他没穿裤子，他裹的是尿布。婴孩把尿布尿湿是常有的事。他为什么会觉得他穿着裤子呢？蓝色的裤子，腿腕还箍着松紧带。小小的蓝色灯芯绒灯笼裤。他为什么要穿这种裤子？是不是为了这个那人才笑他？就因为他是个小婴儿却穿着蓝色灯笼裤？他看到他自己站在那里。“看着我，妈妈。”他能想到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请看着我，妈妈。”他站着？他还是个小婴儿呢，让母亲抱在怀里喂奶，他还站不起来呢。

“我站不起来。”他说出声音来了，并且朝一个商店橱窗走去。窗玻璃里映出他的面孔和竖起的外衣衣领，现在他明白了。“在我已经会说话、会站着、能穿灯笼裤的岁数，我母亲还在喂我奶。有人瞧见了，就笑起来了，而——而这就是他们管我叫奶娃的起因，所以我父亲从来不这么叫我，母亲也从不这么叫我，可是其余的人都这么叫。我怎么会忘了这一点？为什么会忘呢？在我已经能用杯子喝牛奶、阿华田饮料，以及各种各样这类东西时，她还要无缘无故地给我喂奶，也许她会跟她父亲干出什么事来吧？”

奶娃闭上两眼，过了一会儿又睁开。街上的行人更拥挤了，他们都朝着他来的方向走去，一个个走得都很匆忙，不断碰撞他。过了一阵，他注意到没人在马路的另一边行走。街上没有车辆，路灯亮了，夜已经来临，可是马路对面的便道空无一人。他转过身来看看人流涌去的方向，可是除去在黑夜中不断向前涌去的后背和帽子之外，看不到什么。他再次看看非医生街的另一边，连个鬼影子也没有。

一个戴便帽的男人正要从他身边走过，他碰了一下那人的胳膊，问道：“大伙儿干吗都在街道这边走呢？”

“你自己看嘛，伙计。”那人急匆匆地说着，又跟着人流往前走了。

奶娃接着走，还是朝城南方向，心里始终没有想过一次为什么他自己也不横越马路，到没人走的对面去。

他相信自己在冷静、清醒地思考。他从来没爱过自己的母亲，不过心里一直清楚，她是爱他的。在他看来，这是很正常的，理应如此嘛。她对他的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爱，那种他甚至不必去争取也不配享受的爱，在他看来都是自然而然的。现在这种爱已经解体了。他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还有谁喜欢他，就为他这个人本身而喜欢他。他到那酒馆去（在他同他父亲谈话之前）看来是原本指望从母亲那里得到疼爱的延伸。不在于派拉特和丽巴体现了如他母亲一般的主动疼爱，而在于她们毫不迟疑地承认他，并且百般亲切，毫不见外。她们对他也很认真。她们问他问题，思考他的应答，如果谈的是重大事情，就会嘲笑他或同他争辩。他在家中的所作所为都得到母亲和姐姐们的默认（或是父亲的冷淡与责备）。而酒馆里的女人们对什么事都不冷淡，但也不理解。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对她们都挺新鲜，她们听着他说话，就像眼睛明亮的渡鸦，急切得周身颤抖，努力领悟和解释宇宙间各种响声。现在他盘诘着他们，盘诘着所有的人。他父亲先是沿墙爬行，后来又上楼来告诉他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母亲不再是一个只知疼爱独子的母亲，而给描绘成一个猥亵淫荡的孩子，只要有男性在身边——不管是她父亲还是她儿子，就要耍起肮脏的把戏。甚至他的两个姐姐，本来是他知道的一切女人中最宽容随和的，现在也改变了外貌，让红黑两色粉尘染了眼圈。

吉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得找到这个从不使他失望的明智的朋友。除非吉他跑到外地去了，他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他。

他第一站就来到托米的理发馆，果然不虚此行。吉他正和几个人待在那里，一个个或倚或靠，可是全都在倾听着什么。

当奶娃走进理发馆，从背后认出吉他时，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大声喊道：“嗨，吉他！”

“嘘！”“铁道”托米说。吉他转过头来，冲他使眼色让他进去，可是别出声。他们正听着广播，一边小声议论，一边摇头。过了好一阵，奶娃才弄明白他们一个个如此紧张的原因。在密西西比州桑芙乐尔县，有一个黑人小伙子被肢解身死。凶手是谁，已经昭然若揭——那些下手的人已经毫无顾忌地大吹大擂过了——动机何在，也已不言自明。那个小伙子曾经对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而且还毫不否认确曾同几个白种女人睡过觉；他是北方人，去南方旅游的，名字叫梯尔。

“铁道”托米竭力让议论声低些，好听清播音员的最后一个音节。没多会儿，消息就播完了，因为播音员没有多作推测，而事实本来就挺少。当播音员接着播其他新闻时，理发馆里爆发出高声谈论。刚才竭力让他们安静点的“铁道”托米，现在自己一言不发了，朝他那磨剃刀的皮带走去。这时“医院”托米则尽量让他的顾客坐在椅子里。波特、吉他、看门的弗雷迪一个个勃然大怒，满屋子高声说着气话。除去奶娃之外，只有“铁道”托米和“纽约州”保持沉默。“铁道”托米正在专心致志地磨剃刀，“纽约州”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哑巴，尽管谁也说不准他到底是不是哑巴，不过他头脑简单却是毫无疑问的。

奶娃努力捕捉着交错进行的谈话。

“日报上会登出来的。”

“也许会登，也许不登。”波特说。

“已经广播了，应该登报的！”弗雷迪说。

“白人报纸才不登这种新闻呢。除非他强奸了人。”

“你赌什么？要是见了报你赌什么？”弗雷迪说。

“你输得起的东西我都可以赌。”波特回答说。

“那你准备好赌五块钱吧。”

“别忙，”波特嚷道，“说一下在哪儿。”

“‘哪儿’，你说在哪儿？我说登在日报上，我就赢五块。”

“在体育运动版吗？”“医院”托米问道。

“还是在幽默谐趣版？”尼罗·布朗说。

“都不是，伙计。在头版。我打五块钱的赌，一定在头版。”

“有他妈的什么区别？”吉他嚷着，“一个小伙子让人大卸八块了，可你们却站在这儿争论什么臭白人是不是会把这事登在报上。他给砍了，对不对？他死了，是不是？就因为他冲着斯卡莱特·奥哈拉那骚娘们吹口哨。”

“他干吗要这么干呢？”弗雷迪问道，“明明知道他是在密西西比嘛。他以为那是什么地方呢？是汤姆·索亚的土地吗？”

“他就这么吹了口哨！就为这个！”吉他发火了，“他就为这个得死吗？”

“他是北方人，”弗雷迪说道，“跑到戴脚镣的地方去表现了不起。见鬼，他以为他算老几？”

“他以为他是个人，就这么回事。”“铁道”托米说。

“是啊，可他错了，”弗雷迪说，“在戴脚镣的地方是没有黑人的。”

“没有才见鬼。”吉他说。

“谁？”弗雷迪问。

“梯尔。就是他。”

“他死了。死人是不算人的。死人只是尸体。如此而已。一具尸体。”

“一个活着的胆小鬼也不能算人。”波特说。

“你说谁？”弗雷迪马上把人身攻击接过去了。

“要平心静气，你们俩。”“医院”托米说。

“说你！”波特喊道。

“你管我叫胆小鬼？”弗雷迪想先弄清事实。

“要是这顶帽子合适，就戴在你那生锈的脑袋上吧。”

“你们要是再这么嚷嚷下去，就全给我滚出我的理发馆。”

“给那黑鬼一点教训。”波特说。

“我现在可是说正经的，”“医院”托米接着说，“你们这样吵吵嚷嚷毫无道理。小伙子已经死了。他妈妈在放声大哭，不让他们埋他。街上黑人流的血该够多的了。你们要是想放血，就去把害他的那帮臭白人的血放一放吧。”

“哦，他们会抓住凶手的。”沃尔特斯说。

“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波特感到吃惊，“是你他妈的脑子里想出来的？他们会抓住凶手，是啊，然后给他们开个大庆功会，再给每人一枚奖章。”

“是的。全城还要来一次游行。”尼罗说。

“他们得抓凶手。”

“你说他们得抓凶手。你认为他们会有时间吗？你到死也看不到的！”

“怎么能不给他们时间呢？”沃尔特斯的声音又高又不自然。

“怎么？就是不给，就这么回事。”波特烦躁地摆弄着表链。

“可是现在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全国到处都知道了。法律终归是法律啊。”

“你想打赌吗？我这儿可有现款！”

“你真傻，伙计。真傻。根本就没有给黑人保障的法律，送他坐电椅除外。”吉他说。

“他们说梯尔身上有刀。”弗雷迪说。

“他们总是这么说。他可能有一卷口香糖，他们会发誓说那是一颗手榴弹。”

“我还是认为他应该闭着他的嘴别说话。”弗雷迪说。

“你应该闭上你的嘴。”吉他回敬他说。

“嗨，伙计！”弗雷迪再次感到了威胁。

“南方是个坏地方，”波特说，“坏地方。美国这么些年就没什么变化。我敢说他爹就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把他的蛋给弄破了。”

“要是它们还没被弄破的话，那些臭白人会把这事负责到底的。还记得一九一八年那些士兵的事吗？”

“哦，别把那些全抖搂出来吧……”

人们开始追述那些暴行，先谈起他们听过的故事，后来又谈到亲眼所见的事实，最后扯到他们亲身经受的事情。伴随着逗趣，个人所受的屈辱和由此引起的愤怒经由叙述变成了刺痛。后来他们哄堂大笑，笑奔跑的速度，笑摆出的姿势，笑那些想出来的避免威胁他们人格或男子汉气概的诡计妙招。只有“纽约州”一人没笑。他手里握着扫帚，耷拉着嘴唇，脸上是一副像十岁孩童般聪明透顶的样子。

再有就是吉他。他身上生气勃勃的劲头不见了，只有目光中还闪烁着一点痕迹。奶娃等到他又集中起注意力。然后他们俩就出了屋，沿街默默地走着。

“怎么回事？你进门的时候，样子疲乏透了。”

“没什么事，”奶娃说，“我们到哪儿去喝一杯？”

“到玛丽酒家怎么样？”

“不好。女人太多，缠得你心烦。”

“现在才八点半，不到九点钟雪松夜总会是不会开门的。”

“废话。那是你想去。我已经乏了。”

“在我那窝里有点可以尝的。”吉他提议。

“这倒实在。你那留声机匣子好使啦？”

“嗯，嗯，还是破破烂烂。”

“我需要听点音乐。边喝边听。”

“要是那样，我们只好去玛丽小姐的酒家了。我会让那些女士到别的地方去揽生意的。”

“是吗？我倒想看看你教那些女士干什么。”

“走吧，小奶。这里不是纽约，没那么多地方随你挑着去。”

“好吧。那就去玛丽酒家吧。”

他们走过几个街区，来到黑麦街和第十街的交叉路口。在走过一家小面包房时，吉他费力地咽着唾沫，加快了步伐。玛丽酒家在血库一带，是生意做得最好的酒馆兼客店。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另外三个拐角处，都各有一家类似的买卖，但都比不上玛丽酒家，这是由于玛丽本人的缘故。玛丽是酒店里的合股老板，又是女招待，人长得挺漂亮，就是脸上的妆化得太浓。她活活泼泼，说说笑笑，顾客们都跟她合得来。妓女们可以在她的酒店里安全地兜揽生意；孤独的酒鬼可以在这店里消停地自斟自饮；流浪汉可以在这店里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从年轻姑娘到赌场骗子，甚至低于法定年龄的雏妓；坐卧不宁的主妇们也可以在这店里得到满足，可以跳舞跳到把鞋后跟踢掉；十几岁的孩子可以在这店里学到“人生之道”；总之，人人都可以在这儿自得其乐。在玛丽酒家里，灯光照得人人漂亮异常，起码显得都很迷人；音乐使本来令人昏昏欲睡的谈话变得抑扬有致；饮食刺激得人们手舞足蹈，就像舞台上的剧中人一样。

不过，这一切热闹场面要到晚十一点左右才开始，而在八点半吉他和奶娃进店的时候，里面几乎还没上座。他们俩偷偷地溜进一间雅座，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和矿泉水。奶娃很快喝干了自己那杯，又要了一杯，然后才问吉他：“他们怎么会管我叫奶娃呢？”

“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那是你的名字，对不？”

“我的名字叫麦肯·戴德。”

“你把我一直拖到这儿来，就为了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需要知道那外号的来历。”

“哦，喝光吧，伙计。”

“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

“少说废话。你脑子里想些什么？”

“我把我家的老头子打倒了。”

“打倒了？”

“对，揍了他。把他揍到他妈的暖气片上头去了。”

“他怎么你了？”

“没怎么。”

“没怎么？那你就站起来，给了他一下子？”

“对。”

“什么原因都没有？”

“他打了我母亲。”

“哦。”

“他打了她。我就打了他。”

“这事干得有点粗暴。”

“是啊。”

“我说的是正经话。”

“我知道。”奶娃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知道。”

“听着。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嗯，嗯。你不能理解。除非这事出在你身上，你是不能理解的。”

“不，我能理解。你知道我以前经常打猎。还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老家——”

“哦，废话，我们是不是要再听一遍关于阿拉巴马州的故事？”

“不是在阿拉巴马州，是在佛罗里达州。”

“管他什么地方。”

“好好听着，奶娃。听我说。我以前经常打猎，从我刚刚会走路和能够打猎时候起。人人都说我天生是个猎人。我像猫一样，什么都能听到，都能闻到，都能看到。你懂我的意思吗？天生如此。而且我从不害怕——不怕黑暗，不怕影子，也不怕任何有趣的声响，从来不怕杀戮。我可以杀任何东西，兔子、鸟、蛇、松鼠、鹿。那时候我可小哪。我不拿这当回事。冲着什么我都会开枪。大人都拿这事取笑。说我是个天生的猎人。在我跟祖母搬到这地方来之后，我唯一留恋南方的事就是打猎。所以，当祖母送我们这些孩子在夏天回南方老家时，我一心想的就是再去打猎。大人们把我们送到汽车上挨个坐好，我们就和祖母的姐妹，佛罗伦丝姨婆一起过夏天。我一到那儿就去找我的叔叔、舅舅，一块儿去树林子。有那么一个夏天，我猜那会儿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样子，我们一起出发，而我却独自走开了。我以为我看到鹿的踪迹了。那不是捕鹿的季节，可我根本不在乎。要是发现了一只，我就要下手杀掉它。我没看错，那真是一只鹿，可是脚印挺怪，不是我原来想的分得挺开的那样，不过确实还是一只鹿。你知道，鹿都是后脚踩着前脚印走的。要是以前从来没见过，你会以为那是个两脚动物蹦着走呢！不管怎么说吧，我站在脚印上，后来看到一片丛林。光线挺好，突然我看到树枝间露出了臀尾。我第一枪就撂倒了它，第二枪就结果了它。我是想跟你说，我当时感到挺不错的，我想象着叔叔、舅舅们看我打了一只什么。可是等我走近一看——我还是慢慢走过去的，心想也许还要再补一枪——原来是一只母鹿。不是只小鹿，是只老鹿，反正是母鹿。我感到……挺不自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杀了一只母鹿。是一只母鹿啊，伙计。”

奶娃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吉他，似乎是竭力使自己样子冷静些。

“所以我理解，在你看到你父亲打你母亲时你的心情，就像看到那只母鹿一样。一个男子汉是不该这么下手的。你不由自主地就这么想了。”奶娃点了点头，不过，很明显，对吉他来讲，他怎么说都没什么不同。奶娃可能根本不知道母鹿是什么样子，再说，母鹿也不是他母亲。吉他用指头沿着自己的杯口转来转去。

“她怎么惹他了，小奶？”

“根本没惹他，只是微微一笑。他不喜欢看她笑。”

“你让人听不明白。说清楚些，讲慢点。你知道你控制不了喝酒。”

“我控制不了喝酒？这话怎么讲？”

“劳驾，给自己倒吧。”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而你却讲些废话，吉他。”

“我听着呢。”

“我在说呢。”

“是啊，你是在说，可你说些什么呢？你爸爸因为你妈妈冲他笑就给了她一下。你又给了他一下，因为他打了她。瞧，是不是你们一家人就是这么着在家里过了一个晚上，还是你打算再说些什么呢？”

“事后又来找我谈了。”

“谁？”

“我的老头子。”

“他说些什么呢？”

“他说我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得了解全部事实。”

“说下去。”

“他曾经打算过买进艾利·拉卡瓦纳的地，可是我母亲没让他买。”

“哦，是这么回事？也许她该打。”

“这事很可笑，伙计。”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笑呢？”

“我笑了，在内心里笑的。”

“小奶？”

“嗯？”

“你爹打了你妈耳光，对吧？”

“对，对。”

“你又揍了他，对吧？”

“对。”

“没人夸你干得好，对吧？”

“嘿，吉他。你算又说对了。”

“你母亲、你两个姐姐，还有你爹，谁都没有夸你一句。”

“一句没夸。是这么回事。”

“于是他就冲着你大喊大叫了。”

“是。啊，不，不。他……”

“他平心静气地跟你谈话？”

“对！”

“把情况对你解释一番。”

“是的。”

“解释他为什么对她动手。”

“嗯，嗯。”

“而他所说的全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早在你出生之前？”

“全让你说对了！你可真是个机灵透顶的黑小子。我要向牛津大学讲讲你的情况。”

“而你宁愿他把这些事藏在心里，因为本来与你无关，况且你也无能为力。”

“你已经通过了。吉他·贝恩斯，博士。”

“可实际上这事还是让你恼火？”

“让我想想看。”奶娃合拢了双眼，一个劲儿地想用手撑住腮帮，可是太难了。他要尽量喝得醉一点，越快越好。“是的。嗯，确实让我恼火，在我进这酒馆以前确实如此。我也不太清楚，吉他。”他变得严肃起来，脸上露出了一个成年男子控制自己不吐……或不哭的镇定神色。

“忘掉它吧，小奶。管它是什么，忘掉它。这事算不了什么。别管他对你讲了些什么，忘掉它好了。”

“我愿意忘掉，我敢说我愿意忘掉。”

“听着，孩子，人们会干出些可笑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这种人。牌总是洗得不顺我们心，点儿总凑不齐，牌像是活的，就不肯到你手中来，让我们干出些可笑的事情，我们毫无办法，弄得我们彼此伤害。我们甚至弄不清怎么搞的。不过要注意，这事不要搁在心里，也不要说给别人。设法弄明白，要是弄不明白，就忘掉它来保持自己的强有力，伙计。”

“我不清楚，吉他。事情似乎在逼我，你懂吗？”

“甩掉吧。除非你已经作好了安排。瞧瞧梯尔吧。事情也在逼他。现在他已经成了《世界新闻评论》的晚间新闻了。”

“他是发疯。”

“不，不是发疯。只是太年轻，并不发疯。”

“就算是他玩了个白人女孩子，谁又去过问？谁都可以这么干嘛。他有什么好吹的？谁去管他？”

“那些臭白人要过问的。”

“那就是说，他们比他还要发疯。”

“当然啦。可他们活生生的，而且在发疯。”

“就是嘛，唉，他妈的梯尔。我真倒霉了。”

“我没听错吧，兄弟？”

“没有。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我……”

“你怎么倒霉了？你不喜欢你的名字？”

“是的。”奶娃让自己的头靠在隔板上，“就是这么回事，我不喜欢我的名字。”

“听我给你讲点事，孩子。黑鬼取得名字的方式就像他们搞到任何东西一样，不过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啊。”

奶娃的眼睛这时已经模糊了，嘴里说的话也含糊不清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恰当的方法得到我们的东西？”

“尽力而为就是恰当的方法。来，我送你回家吧。”

“不，我不能回那儿去。”

“不回家？那往哪儿去呢？”

“我在你屋里过夜吧。”

“哦，伙计，你知道我那儿的情况。咱们俩得有一个睡在地板上。再说……”

“我就睡在地板上好了。”

“再说，我也许有伴。”

“不是废话？”

“不是废话。起来，咱们走。”

“我可不回家，吉他。听见没有？”

“你想让我把你送到哈格尔那儿去？”吉他朝女招待示意要结账。

“到哈格尔那儿去。对。甜蜜的哈格尔。我弄不清她叫什么。”

“你不是刚说了嘛。”

“我指的是她的姓。她爹的姓。”

“去问丽巴吧。”吉他付了酒账，扶着奶娃朝门口走去。外边起了风，天冷下来了。吉他晃动着两个臂肘来抵御冷气。

“随便问谁可别问丽巴，”奶娃说，“丽巴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那得问派拉特。”

“对。我要问派拉特。派拉特知道。准在坠在她耳垂下面那蠢盒子里边。里边有她自己的名字，还有别人的名字。我敢打赌连我的名字也在里边。我打算问她我的名字是什么。比方说，你知道我的老头子他爹的名字的来历吗？”

“嗯，嗯。怎么来的？”

“臭白人给起的。”

“真的？”

“对。他也就这么叫了。像他妈的做梦一样。肯定有人枪杀了他。”

“目的何在呢？他不是已经姓‘戴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