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仰卧在吉他的床上，脸朝上晒着太阳，设想着当那碎冰锥插进脖子里该是什么滋味。但是，想象血流如注的画面，琢磨碎冰锥会不会使他咳嗽都不曾起作用。恐惧如同一双交叉着的大手压在他胸口。

他闭上眼睛，并把一条胳膊架在脸上，不让阳光过分曝晒他的想法。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伸出舌头去接雨点；现在，在那条胳膊遮出的阴影下，他可以看到碎冰锥一下下戳下来，比天上落下的雨点还要快。

五个小时以前，他站在楼梯顶上，还没敲吉他的大门。夏雨早已淋得他浑身湿透，现在仍在不断地拍打着窗户，他在心里把雨点想象成小小的钢锥。然后他敲起了大门。

“谁？”声音稍微有点咄咄逼人；吉他在没弄清是谁以前，从来不会一听到敲门声就开门。

“我——奶娃。”他应道，等着三道门锁咔咔地一一打开。

奶娃走进房间，耸起淋湿的上装里的肩膀。“有什么酒，来点喝。”

“嘿，何必问呢，你还不知道。”吉他笑着，他的金褐色眼睛在瞬间黯淡了下去。自从那场关于光荣岛同阿拉巴马的争论以来，他们两人没怎么见面，但那场争论对两人一直起着净化作用。他们既然无需装假，就无拘无束了。当他们在谈话中因意见不一致而大吵大嚷时，那种言词上的交锋还是好心好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友谊已经以更直接的方式得到了考验。过去的六个月对奶娃来说是危险的，而吉他却一再给他支援。

“那就来点咖啡吧。”奶娃说，像个很有一把年纪的老头子那样，沉沉地一屁股坐在床上，“你打算把那件事再干多久呢？”

“永远。已经过去了，伙计。我没酒，来点茶行吗？”

“天哪。”

“还是散装的呢。我敢打赌，你一定认为茶是长在小纸包里的吧。”

“哦，老天爷。”

“就像路易斯安那的棉花。只不过摘棉花的黑人穿着带菱形图案的棉布，还要戴头巾。而在整个印度，你能看到的就是：长满小小的白色茶叶包的开花丛林。对吧？”

“给我喝茶吧，吉他。光要茶，不要地理。”

“不要地理？好吧，不要地理。你的茶里要不要点历史？要不，就来点社会政治——不行，那还是地理。该死，小奶，我一心相信我的整个生活就是一部地理。”

“你在给别人煮开水之前洗不洗壶？”

“比方说，我现在住在北方。所以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的北方？还用说嘛，当然是南方的北方。所以说，由于有南方存在才有北方。不过，这是不是说，北方和南方不同呢？绝不！南方不过是北方的南方……”

“你别把他妈的茶叶放进开水里。你要用开水沏茶，在一个壶里沏，伙计，在一个茶壶里！”

“但是，毕竟有些细微差别值得注意。比如说，北方人——我指的是在北方出生和长大的——对他们的食物挑挑拣拣。也许，不是对食物。他们实际上对食物倒不怎么胡乱放屁，他们挑剔的是外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壶这类屁话。他们在壶上大做文章，真有趣极了。可是茶叶呢？他们不晓得利普顿老头儿的速溶品与格雷伯爵茶的区别。”

“我要喝的是茶，伙计。不是馄饨麦片汤。”

“利普顿老头儿用些《纽约时报》的碎纸片包装自己，把茶放在一个挺漂亮的白色小口袋里，那些北方黑人就发疯地去抢，简直控制不了自己。你注意过没有？他们多喜欢那些白白的小口袋？”

“哦，天哪。”

“他也是个北方人。住在以色列，心里可是个北方人。在他那颗流动着血液的心里，在他那颗精致小巧、流动着血液、红色的老年人的心脏里。南方人认为他是他们的，其实只不过因为他们第一眼看到他时，他被吊在一棵树上。他们可能和那事情有牵连，懂了吗？吊人的和被吊的。不过北方人了解得更清楚……”

“你在说谁？是些黑人还是些白人？”

“黑人？白人？还用跟我说你是黑人民族中的一员吗？谁说过什么黑人的事啦？这只不过是一堂地理课。”吉他递给奶娃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哎哟，好啊，这玩意儿要能算茶，那我就成了煎鸡蛋了。”

“听懂我的话没有？别这么挑剔。为什么你会成了煎鸡蛋？为什么不是炸鸡蛋？要不就干脆当一个十足的老鸡蛋？再说，干吗总离不开鸡蛋？黑人当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从来还没当过鸡蛋。”

奶娃放声大笑起来。吉他又来这一套了。他刚才浑身湿透，来到这大门口，准备迈过门槛寻死，可现在他笑了，一边吮着茶水，一边憋出了一句回答：“怎么不行呢？一个黑人为什么不能成为鸡蛋？只要他愿意，就能当个鸡蛋。”

“不会。不会成为鸡蛋。他身上没那种东西，这同他的基因有关。他的基因不会让他当鸡蛋，再怎么拼命都不行。天性不允许。‘不行，你不能当鸡蛋，黑鬼。嗯，要是你愿意，可以做乌鸦。也可以当一个大狒狒。可当不成鸡蛋。鸡蛋太难，太复杂，也太脆弱，况且，还是白的。’”

“也有褐色的蛋。”

“那是杂种。再说，也没人愿意要。”

“法国人肯要。”

“在法国，是那么回事。可不是在刚果。在刚果的法国人可连碰一下褐色的鸡蛋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呢？”

“害怕啊。怕对他的皮肤起什么作用。就像怕让太阳晒黑了一样。”

“法国人可喜欢晒太阳。他们总是要到太阳地里去。在里埃维拉——”

“他们要晒的是法国太阳，可不是刚果的太阳。在刚果，他们恨太阳。”

“好吧，我有权想当什么就当什么，我就是愿意当鸡蛋。”

“油煎的？”

“油煎的。”

“这么说，得有人先把你的外壳敲破喽。”

转眼之间，吉他已经改变了态度。奶娃擦擦嘴，避开吉他的目光，因为他清楚曙光又回到了他们身上。小小的房间静悄悄地伫立着注视他们。这房间是一条二楼回廊加了墙改成的，这样就可以出租了。房东太太不但可以多捞点房租，还有了个看门人。屋外是明楼梯，倒完全适合单身汉居住，对吉他·贝恩斯这样的秘密工作者尤其适合。

“今晚上能让我睡那个床吗？”奶娃问他。他正在查看自己的指甲。

“找死吗？”

奶娃摇了摇头。

吉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朋友当真会孤零零地待一夜，等着第二天遭谋杀。“那太可怕了，伙计。太可怕了。”

奶娃没有回答。

“要知道，你没必要瞻前顾后的。不仅是我，人人都知道，只要情愿，你是很勇敢的。”

奶娃抬头看了一眼，可还是没吱声。

“话说回来，”吉他小心翼翼地接着说，“你也许会让人把心挖出来的。那样你就成了另一名白白死掉的勇敢的黑鬼了。”

奶娃伸手去摸“普尔·莫尔”牌香烟。盒里已经空了，于是他从吉他那天用来当烟灰缸的“种植园主”牌花生酱的瓶盖上拿了一根长烟蒂。他往床上摊开四肢一躺，长长的手指在衣服的几个口袋处乱摸了一阵，也许会装着火柴的。“任什么都是冰凉的。”他说道。

“废话，”吉他说，“什么都不冰凉。没什么东西、没什么地方是冰凉的。即使北极也不冷。你要是这么想，就到那儿去，看着他妈的冰河冻你的屁股吧，再看看那冰河怎么会冻不住北极熊的意志。”吉他站起了身，头几乎要碰到顶棚了。奶娃的无动于衷使他恼火，只好靠整理整理房间来平息他的激动情绪。他从靠在角落里一把直背椅子下拉出了一个空板条箱，又把垃圾倒进去：窗台上用过的火柴、他前一天吃的烤猪肉的骨头。他把沾着油菜和卷心菜沙拉、揉成一团的纸杯乒乒乓乓地扔进了板条箱。“我认识的所有黑鬼都想凉快一点。你要控制自己，这并没错，可是任何人都别想控制别人。”他侧目斜睨着奶娃的面孔，警觉着任何神态的变化或通融的表示。这种沉默还是头一回，恐怕出了什么事了。吉他是真心诚意地为朋友担忧，但也同样不希望在他的房间里出点什么乱子，招惹来警察。他捡起了充当烟灰缸的花生酱瓶盖。

“等等。里边还有不少可以抽的烟头呢。”奶娃轻声细气地说。

吉他把整个烟灰缸扔进箱子里。

“你扔它干吗？你知道我们没烟抽了。”

“那就请你挪挪屁股买两盒来。”

“何必呢，吉他。别说屁话啦。”奶娃从床上坐起，去够那板条箱。要不是吉他往回一退，把箱子一推，让它一下子滑过整个房间，那堆破烂又回到原处，奶娃也许就一把抓住了。吉他像猫一般的动作优雅而敏捷，借着那股劲儿，他把胳膊抡成弧形，拳头跟着抵到了墙上，堵得奶娃没有动弹的余地。

“注意。”吉他的声音不高，“在我打算跟你讲点事情时，你要注意听。”

他们脚对脚地站着，面面相觑。奶娃的左脚在地面上踟蹰着，而吉他那双闪着冷光的眼睛微微泄露了一点他此时的心声。奶娃瞪着眼睛说：“要是我不呢？伙计，那又怎么样？你想捅我一刀吗？我的名字叫麦肯，记得不？我已经‘死了’。”

吉他听到这句常说的玩笑话并没有笑，但脸上那种确定无疑听懂了的表情已经缓和了眼睛里的怒意。

“应该有人把这句话告诉谋杀你的人。”吉他说。

奶娃冷冷一笑，又回到床边，“你操心过分了，吉他。”

“我的操心只是恰到好处。可现在我倒想知道知道你怎么会一点都不操心。你到这儿来的时候心里清楚，今天是第三十天了。而且你也清楚，要是有人想找到你，就会到这儿来，如果不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了。干脆告诉我，你在干吗？”

“你看，”奶娃说道，“在这么多次之中，我只害怕过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掌握得很好，对吧？”

“对，可这次有点可笑。”

“一点都不可笑。”

“就是可笑。你，你可笑。”

“不，我不可笑。只是乏。我躲避发疯的人已经躲乏了，对这个花言巧语的城市也厌倦了，不耐烦再在这些街道上走来走去而无所归宿了……”

“好吧，要是你光觉得乏了，那就请便吧。你很快就会得到需要的其余一切了。我可不敢担保这床有多舒服，不过，承办丧事的人是不做垫子的。”

“也许她这回不会来。”

“她不会半年不露面的。你指望她休假还是怎么着？”

“我可不想再躲那婊子了。我得结束这一切。从今天起，一月之内，我不想再有这种事了。”

“你干吗不让她家里的人干点什么呢？”

“我也是她家里的人啊。”

“听着，小奶，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要撒手不管了。不过，只消听我讲一分钟。那个下贱坯上次带着一把‘卡尔森’牌剥皮刀。你知道那样一把刀子有多快吗？伙计，能像激光一样把你切了呢。”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我和穆恩抓住她的时候，你还在那蚊帐底下呢。”

“我知道她身上带着什么。”

“要是我听了你的话，明天这房间里就不会有穆恩，也不会有吉他了。这回，也许她会带上一支手枪的。”

“哪个傻瓜会给一个黑女人手枪呢？”

“就是给波特滑膛枪的同一个傻瓜。”

“那可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

“其实她会不会带枪也不是我担心的事。我担心的是你的态度。就像你心甘情愿似的。你简直是在盼着这个。”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看看你这一身吧。你周身打扮得齐齐整整。”

“我得在‘桑内’店上班。你知道，我家的老头子要求我一定要穿戴得这样整齐，才能在办公桌后面就座。”

“你完全有时间换装嘛。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啦。”

“好吧。这么说我是干干净净，我是盼着这件事喽。我刚刚对你说过了，我不愿意再这样躲躲闪闪下去了……”

“这是秘密，对不对？你心里有件秘密事。”

“这秘密关系到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你和她？”

“不对。是你和我。你最近已经放了一些可笑的烟幕。”奶娃抬头看了看吉他，微笑着说，“你还以为我没注意到呢。”

吉他也笑了一下。现在他既然知道了有件秘密，就一下子又恢复了他们俩关系中那种习以为常的亲切劲儿。

“好吧，戴德先生，阁下。这才是你的老样子。您可以请您的贵客在她走之前做一些整理工作吗？我可不想回到这里来的时候，到一堆香烟屁股里去找你的脑袋。请她发发善心，要是把你的脑袋放在什么地方，一定让我能马上收拾干净。不过，要是她的脑袋给留下了，哦，壁橱里的架板尽头有几块毛巾。”

“让你的脑筋歇一会儿吧，小伙子。没人会把脑袋扔了不要的。”

为了这脱口而出的双关语的贴切自然，他们俩哈哈大笑起来。笑声还没有完，吉他已经拿起他的褐色皮夹克，走出了房间。

“香烟！”奶娃在他身后喊道，“给我买点香烟再走。”

“去你的吧！”吉他已经下到楼梯的中间。他的思绪已经离开奶娃，向前飞到那间住宅去了，那儿有六个老头子在等他呢。

那天夜里，他一宿都没回来。

奶娃静静地在阳光下躺着，脑子里空空的，只是肺部非常想吸进几口烟。他对死的恐惧和渴望逐渐恢复了。他首先想摆脱他所了解的一切，摆脱他被告知的一切的含义。在这个世界里，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了解全是别人告诉他的。他觉得自己是存放别人行动和痛恨的一只垃圾箱。他本人任什么也没干过。除去那次揍了他父亲，他从来没有独立行动过，而他那唯一的行动也给他带来了不曾想要的知识，以及对那些知识的某些责任。当他的父亲跟他讲了露丝的事以后，他跟父亲一起看不起她，不过，他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成了牺牲品；感到似乎有一个负担加之于他而他却不能胜任。这中间毫无他的过错，所以他不想被迫去进行思考、去充当一个角色或者采取什么行动，与此事相关的一切都不能干。

在这种懒洋洋的理所当然的情绪中，他在吉他的床上辗转反侧。大约一周之前，当他母亲离家外出时，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情支配他像个密探似的悄悄跟在后边。

那天参加完一个酒会回家，他刚刚把麦肯的“别克”牌轿车开到马路边关上车灯，这时看到他母亲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正沿着非医生街走着。那是半夜一点半，除去那个钟点和她那竖起来的领子，她毫无鬼鬼祟祟的样子。在他看来，她走路的姿态像是决心挺大的，不慌不忙，目标明确，完全是一个女人不紧不慢地走向一项普普通通但又值得尊敬的工作的那副样子。

当露丝转过街角时，奶娃稍候片刻就发动了车子。他不让引擎滑向高挡，只是轻轻着，绕过了拐角。她在公共汽车站那儿站住了，奶娃只好在阴影里停车等候。后来汽车来了，她上了车。

这当然不是情人间的幽会。真是那样，那男人会在附近什么地方用车接她的。没有一个男人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深更半夜乘公共汽车来同他会面，尤其像露丝这样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况且，哪个男人会要一个六十出头的女人呢？

跟踪公共汽车不啻是一场噩梦；公共汽车老是停站，每一站又停得太长，要悄悄驾车尾随又要躲躲藏藏，还得注意她是否下了车，可真不容易。奶娃打开了车中的收音机，本想听听音乐来镇定一下自己的神经末梢，谁知那音乐反倒让他毛骨悚然了。他非常紧张，简直想开车转身回去了。

最后，汽车开到了区间火车站，也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他看到她和剩下的几位乘客走进了火车站大厅。他想这下可跟不上了，他不可能弄清她要乘哪次列车。他又一次想到要回家。夜已经深了，他已疲惫不堪，心里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不想进一步了解母亲的什么情况。可是既然已经跟到这么远了，他意识到现在再回去而把一切留作疑案是愚蠢的。他在停车场上停了车，慢慢走近火车站。也许她没有乘火车，他想，也许会在站里碰到她。

他先向四周仔细打量一番，然后才推开门。里边没有她。这是一座小小的普通建筑，虽然有些旧了，但灯光明亮。在那不起眼的候车室尽头，可以隐约看到一幅密歇根大海豹的图画，色彩生动鲜明，可能是高中美术班学生的作品。两头粉红色的鹿后腿直立，面面相对，在它们中间齐眼睛的高度上，栖息着一只鹰。鹰的两翼展开，就像耸起的肩膀。鹰头转向左边，一只凶猛的眼睛死盯着一头鹿的眼睛。紫色的拉丁文词句在海豹下面的一条长缎带上伸展着：真不如去找一个显得可爱的半岛。奶娃不懂拉丁文，也不明白为什么密歇根这个貂熊之州的人会把俄亥俄人的公鹿画在海豹上面？也许是母鹿吧？他想起吉他曾经杀死过一头母鹿的故事。“一个男子汉是不该杀一头母鹿的。”奶娃感到一种类似自责的情绪迅速地震撼了自己一下，但他摆脱了这种情绪，重新寻找起他的母亲。他走到车站背后，还是不见她的影子。后来他注意到一个高台，下面有几级台阶，还画着一个箭头，上面写着：费尔菲尔德及东北部。也许她到那儿去了。他小心地走近台阶，往上看了一眼，又往四周看了一圈，既怕看到她，又怕漏掉她。一个扩音器响起来，打破了沉寂，广播说两点十五分到费尔菲尔德高地的火车已经到达，将从上方站台出站。他一步步跨上台阶，刚好看到露丝走进一节车厢，他自己也就跳进了另一节车厢。

列车差不多每隔十分钟就停一站，前后已经停了十站。每到一站，他都要在两节车厢之间探身出去，看看她是不是下了车。停过六站之后，他问乘务员另一次列车返回城里的时间。“早晨五点四十五分。”乘务员答道。

奶娃看了看手表。已经三点了。半小时以后，乘务员高喊：“费尔菲尔德高地，终点站。”奶娃再次往外看，这次瞧见她踏上了站台。他躲在三面木板墙背后的阴影里，那围墙是给候车的乘客挡风用的。然后他听到她那宽宽的橡胶鞋底踏着台阶下去的低沉的脚步声。

挡风板外，沿着低低的街道是一排商店—售报亭、咖啡馆、文具店，全都关着门板，见不到一家住宅。费尔菲尔德的有钱人不住在车站附近，从站前马路上，几乎看不到几间他们的住房。然而，露丝还是迈着她那平稳的步子沿街走去，不消几分钟便来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宽街，直通费尔菲尔德公墓。

奶娃盯着入口上方拱起的铁制门楣，过去他母亲常常谈起如何非常仔细认真地去找一处公墓来埋葬医生的遗体，不是黑人共用的那种墓地，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地方，现在他记起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四十年前，费尔菲尔德原是一片农田，有一块县上的公墓，因为小得可怜，人们不去过问死者是白人还是黑人。

奶娃倚在一棵树上，在门口等着。现在他明白了，如果说曾经有过什么怀疑，那么他父亲原来告诉他的一切全是真的。她是个蠢笨、自私、古怪，还有点下流的女人。他又一次感到受了凌辱。为什么他全家不能有一个人稍微正常点呢？

他等了一小时，她才出来。

“喂，妈妈。”他说，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他感到的那样冷酷无情；同时，他突然从树后出来，想吓她一跳。

他成功了。她吓了一哆嗦，倒吸了一大口凉气。

“麦肯！是你吗？你跑这儿来啦？哦，我的老天爷。我——”她竭力想把局面弄得自然些，眨了眨眼，惨淡地笑一笑，一面搜寻着字眼，琢磨着举止和礼仪。

奶娃打断了她的话，“你跑这儿来趴到你父亲的坟上啦？这些年你是不是一直这么干来着？时常来和你父亲过上一夜？”

露丝的肩膀似乎陷了下去，但却用镇静得令人吃惊的口气说：“咱们一块儿到火车站去吧。”

母子俩谁也没开口，就这样在挡风板里干等着回城的火车，足足待了四十五分钟。太阳升起来，照亮了墙板上涂的年轻情人的名字。几个男人走上了站台的台阶。

火车从岔道上掉头过来了，他们俩还是都不说话。只是在车轮开始转动，引擎发出启动的声音时，露丝才开口。她是从一个句子的后半截开始的，似乎自从和儿子离开墓地以来，一直在沉思。

“……因为事实上我是一个小妇人。我不是指岁数小；我是说个子小，而个子小是因为我给压小了。我住在一幢了不起的大宅第里，可那房子却把我压成了小包裹。我没有朋友，只有想摸摸我裙衫和白丝长袜的同学。但是我没想过需要朋友，因为我有他。我个子小，可他是大块头。他是唯一关心过我死活的人。很多人对我的死活只是感兴趣，但他是关心。他不是热诚而令人感到亲切的人，麦肯。当然，他是个傲慢的人，而且还常常是个愚蠢和有危害的人。可他关心我是不是活着，关心我活得怎么样。从过去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关心过我。为了这一点，我干什么都甘心。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待在他面前，待在他的那堆东西里边，那些他使用过、触摸过的东西。后来，我又有了同样重要的事可干，那就是我得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从他身上得到的那种关心之情仍然左右着我。

“我不是个怪女人。我是个小女人。

“你爸爸和你整天待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在店里都对你说了我些什么。可是我知道，就像知道自己名字那样清楚地知道，他只会告诉你让他心满意足的事情。我知道他从来没对你讲过，是他杀了我父亲，他还想杀你。因为你们祖孙二人都把我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引开。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这些。我还知道，他从来没告诉你，他把我父亲的药物扔了，可这是真的。而我却救不了我的父亲。麦肯把他的药拿走了，我根本不知道。要不是派拉特，我也救不了你的命。你能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多亏派拉特帮忙。”

“派拉特？”奶娃开始清醒了。刚才母亲讲的时候，他是带着那种等着受骗并且已经心中有数的迟钝的耳朵去听的。

“是派拉特。又老又怪又温柔的派拉特。自从我父亲死后，你父亲和我没有同过房。那会儿，莉娜和科林西安丝才刚刚学走路。我们大吵了一场。他威胁说要杀死我，我反过来威胁他说要到警察局告发他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我们俩谁也没真那么干。据我猜测，对他来说，我父亲的钱比杀死我所感到的满足更为重要。而我要不是因为我那两个小宝宝，倒宁可高高兴兴地死掉。不过，他当真搬到了另一个房间，事情就这么僵着，后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当时想到，要是非得这么过日子不可，我真的会死的。没人肯挨我一下，甚至没人看来肯挨我一下。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来费尔菲尔德。到这儿来谈一谈，跟一个只会愿意听而不会笑话我的人谈一谈。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一个信任我的人。一个……曾经对我感兴趣的人。这都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在地下。你知道你父亲不跟我同床睡觉时我才二十岁。那日子不好过，麦肯。非常不好过。到我三十岁的时候……我想我那会儿当真害怕我会那样死去。

“后来，派拉特来到城里。她来到这个城市时的那副神气，就像这城市属于她所有似的。派拉特、丽巴，还带着丽巴的小女孩哈格尔。派拉特马上来看麦肯。她一见到我，就明白了我的苦恼是什么。一天，她问我：‘你是不是需要他？’‘我需要一个人。’我告诉她。‘他跟任何人一样顶用，’她说，‘再说，你会怀孕而你的孩子理应是他的。他应该有个儿子。要不，我们这家就绝后了。’

“她让我做了些可笑的事。她给了我一点灰绿色、像草一样的东西，让我放进他吃的东西里。”露丝笑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像个医生，像个做着一项重大科学实验的化学家。那玩意儿还真管用。麦肯一连四天来找我。甚至白天上班休息的时间也从办公室回家来找我。他样子有点惶惑，但确实来了。接着一切都过去了。两个月之后我怀孕了。等他发现了这件事，立即怀疑到派拉特，还告诉我要把胎儿流产。可我不肯干，派拉特也帮我阻挡他。没有她，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她救了我一命，也救了你一命，麦肯。她也救了你。她关心你，简直把你当成了她亲生的。后来你父亲把她赶走了。”

奶娃把头靠在前面座位冰冷的铁扶手上。双手紧握，让那凉凉的铁环套住他的头，然后扭过脸来向着他母亲。“你父亲死的时候，你是不是跟他一起躺在床上？一丝不挂？”

“没有。可我确实跪在他的床边，穿着带背带的长衬衫，吻着他那漂亮的手指头。这些手指是他身上唯一没有……”

“你让我吃你的奶。”

“是的。”

“直到我……大了，太大了。”

露丝朝儿子转过身来。她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底，“我还为你祈祷。每逢单日、单夜。两腿跪下。现在你来说说，我跪在那里对你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走进大门，而这一次他会听凭她下手的。之后，他就不会记得他是谁，曾经在哪里住过。不会记得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和科林西安丝第一，不会记得他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想弄死他。不会记得他父母之间的龃龉，像钢铁一样既光滑又牢固的龃龉。他也不会再有那些清醒的梦境，不会再听到母亲对他说过的那些可怕的词句：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跪在那里对你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他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了，后来又听到门把转动，停住，又转动。他不必睁开眼睛就知道，她就在那儿，从窗户那儿看着他。

哈格尔。一心想杀人、挥舞碎冰锥的哈格尔。收到奶娃在圣诞节写的感谢信之后不久，她每月都要在木桶、碗橱和地下室的货架里搜寻一些轻便顺手的武器，用来谋杀她的真正的情人。

信上那句“谢谢你”促使她加速了行动，可这还不是她匆忙跑到碗橱跟前去找武器的原因。火上浇油的是她看到奶娃的两条胳膊搂着一个女孩子的双肩，姑娘那古铜色的丝一般的柔发瀑布似的披散在他上装的袖子上。他们俩坐在玛丽酒家，冲着石桌上玻璃杯里的“杰克·丹尼斯”美酒微笑。从背影上看，那姑娘有点像科林西安丝或莉娜，当她回过头来冲着奶娃大笑时，哈格尔看到了她的灰色眼睛。自从圣诞节以来一直堵在哈格尔胸口的拳头，这时伸出了剥皮刀似的食指。就像新月搜寻潮汐一样，哈格尔也有规律地每月一次翻找武器，然后溜出家门，去寻找那个她认为自己为了他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男人。尽管她比他大五岁，又是他的表甥女，这些也都没有平息她的激情。事实上，她的年长和血亲关系反倒把她的激情变成了炽烈的狂热，因此也就比爱恋更折磨人。这种感情在夜间把她——不折不扣地说——打倒在床上，而在清晨又把她拽起来，因为当她拖着身子躺到床上，想着又有一天过去了可没见上他一面，她的心跳就像一只戴手套的拳头擂击她的肋骨。而早晨，她早在清醒明白之前，就已感到渴望的痛苦和窒息，直到这种感觉猛地拉住她，让她从梦境不断的睡眠中一下子惊醒。

她在家里走来走去，踏上走廊，到街上，来到水果摊和肉铺跟前，像个鬼魂，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里都找不到安宁。在刚摘下来的西红柿里找不到，那是切成薄片，稍微撒上点盐，由外祖母端到她跟前的。在六件一套的粉红色玻璃碟里找不到，那是丽巴在梯瓦里剧院得奖赚来的。在雕花的蜡烛里也找不到，那是外祖母和母亲为她做的：派拉特把烛芯浸在溶蜡里，再由丽巴用指甲锉刮出小巧的花朵，然后插在一个真正在铺子里买回来的烛台上，放到她床边。甚至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和海洋般黑漆漆的夜晚也不成。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不去想自己那对奶娃不来吻的嘴唇，那双不往他那儿跑的脚，那对没有跟踪他的眼睛，那双没有抚摸他的手。

有时候，她摆弄着自己那没人来吮吸的乳房，但也有一阵子，她的懒散无聊自发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狂暴嗔怒，是那种大水泛滥或大雪崩山的肆无忌惮的总爆发——坐在救援的直升机里飞行的旁观者冷眼看来，这些无非是不过如此的自然现象，可是对那些惨遭灭顶的牺牲者来说，苟延残喘之际，却深知这是首当其冲和生死攸关的。一个残忍老练、精心策划的暴力手段在她心中生长着，就像每个总在夜间骑着扫帚，郑重其事前来杀害婴孩的女巫，为黑色的旋风和腿间的扫把而战栗；就像每个食物吃到嗓子眼儿的新娘，在给丈夫撒燕麦粉时，为其浓度和里边碱汁的效力而担心；就像每个王后或名妓，在把祖母绿的指环浸入陈年红酒里放毒时，为其漂亮的外表所震惊；哈格尔也为自己使命的细节而振奋。她蹑足潜踪地追随着他。只要胸中跳动着的拳头还能把她引向他，同他的任何一点接触都聊胜于无，她就要追踪他。她既然不能得到他的爱（无法容忍的是，他可能根本不想她），就只有从他的恐惧中得到满足。

在那些日子里，她的头发像暴风雨前的乌云般在头上向前突兀着。她出没于城南和非医生街，直到找到他为止。有时要这么转上两三天，看到她的人就一个个传话，哈格尔“又去找奶娃了”。妇女们从窗口里边看她，男人们从棋盘上抬头看她，不知道这次她能否找到。失去的爱情把男男女女逼到这种程度，从来没有使他们大惊小怪。他们看过女人把衣裙拽到头上，像闹春的狗一样号叫，而男人们则坐在门口，嘴里含着硬币，为失去的爱情苦恼。“感谢上帝，”他们互相耳语着，“感谢上帝，我可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死缠着不放的情人。”“纽约州”本人就是个好例子。他在法国和一个白人姑娘结了婚，把她带了回来。他像苍蝇一般快活和勤劳，和她一起过了六年，直到一次回家见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也是个黑种男人。当他发现他的白人妻子不仅仅爱他，不仅仅爱那另一个黑人，而且爱整个黑人种族时，他坐在那里，紧闭着嘴，再也没说一句话。后来“铁道”托米给他找了个看门的活计，他才不致住进济贫院、教养所或疯人院之类的地方。

因此，哈格尔要进行的袭击是由爱情“升华”而成的神秘事件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件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他们重大兴趣的来源，至于结果如何却无所谓。话说回来，他也活该，谁让他和自己的表甥女厮混呢。

对奶娃来讲，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事实证明，她是世界上最蹩脚的杀人凶手。一看到她的谋杀对象就感到敬畏（甚至在她处于愤怒时也不例外），她会全身猛烈颤抖，笨手笨脚地戳刀子、舞锤子、用碎冰锥捅来捅去。只要有人从背后抓住她的手腕，从面前把她拦腰抱定，或是在她下颏上干净利落地给上一拳，她马上就会自己垮掉，并会在原地流出净化的泪水。事后在派拉特的抽打之下，她总是带着宽慰的心情屈服。派拉特揍她，丽巴哭喊，哈格尔就此低头屈膝。直到下次再闹。就像这次这样，这时她转动着吉他单身汉房间的门把。

门锁着。于是她把一条腿跨出外廊的栏杆，拨弄起窗户。奶娃听到了响声，听到了玻璃震动，但不想挪动身子，也没把胳膊从眼睛上移开，甚至在听到窗玻璃嗒嗒响的时候，也没动弹一下。

哈格尔把一只鞋重新穿上，然后把手伸进她在窗户上搞的那个洞，转动窗钩。把窗户提起来花了她最长的时间。她用一条腿支撑着体重，把身体跨出栏杆，斜斜地悬着。窗户在边框上歪歪扭扭地向上滑。

奶娃不去看。汗水从腋窝流出，经过体侧，聚集到腰背。然而恐惧已经离开了他。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旭日似的；吸收着全世界的能量，充实自己的意志。用意志力置她于死地。要不她会杀死我，要不她会倒地而死。要么让我按自己的主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要么让我为此而死。如果我该活着，那我就希望她死。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我，要不就是她。听天由命吧。

死，哈格尔。死。死。死。

可是她没死。她爬进了房间，走到小小的铁床跟前。手中拿着一把杀猪刀。她把刀举过头顶，重重地朝着衬衫领上裸露的光滑颈肉猛地一落。刀子碰到他的锁骨，向肩部滑了过去。皮肤上划开的一个小伤口开始流血。奶娃猛地抽搐了一下，但是既没挪动胳膊，也没睁开眼睛。哈格尔又一次举起了刀，这次用的是双手，可是却没法让手落下来。也许她想让手落下来，可肩关节不肯动一动。十秒钟过去了。十五秒。麻木的女人和僵化的男人。

在第三十秒钟时，奶娃知道他已取得了胜利。他挪开胳膊，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移到她僵直、高举的手臂上。

在她看到他的面部时，她心想，哦，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多么英俊。

奶娃坐了起来，又把两腿在床边一摆，站到了地上。

“要是你这么举着你的双手，”他说，“然后直直地往下一扎，又直又快地一扎，你会把刀子咔嚓一声插到你的下身里去的。你为什么不那么干一下？那样一来，你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他点了点她的脸蛋，在她大睁着带着恳求目光、黑黑的、空洞的两眼前转身走了。

她就这样站了好长时间，而别人找到她用了更长的时间。尽管他们能够猜到她会在那儿。如果有谁有一阵子找不到她，就会猜的。现在连露丝也知道了。一周之前，她从弗雷迪那里听说，哈格尔在半年之内曾经六次试图杀死奶娃。她盯着他的金牙说：“哈格尔？”她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了；她这一生中只到派拉特家中去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哈格尔？”

“哈格尔。真的是哈格尔。”

“派拉特知道吗？”

“她当然知道。每回都要抽她一顿，可是根本不管用。”

露丝放心了。她刚才曾有过一种想法，认为这个赋予她儿子生命功居首位的派拉特，现在却注定要眼瞅着他死了。但随着这阵放心接踵而至的，却是一种刺痛，因为奶娃没有亲口对她讲。再仔细一想，已经有好几年，奶娃什么事都不跟她讲了。对她来说，她的儿子从来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真正的人。他始终是一种感情。因为她一直如此绝望，以致对丈夫撒谎，让他跟她生下了这第三个孩子。她生的这儿子首先来自她所切望着的和麦肯之间的感情纽带，把他们夫妻联结在一起、从而恢复性生活的纽带。即使在他出生之前，他也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对派拉特拿来让她搅进雨水，放到食物中去的龌龊的灰绿色粉末的感情。然而，麦肯从性催眠的几天狂热之中清醒过来了，之后，他发现她已怀孕，就想方设法使她流产。后来，由于麦肯灌了她半盎司蓖麻油，由于她坐到了刚倒出滚水的热锅上，由于用肥皂水灌了肠，由于一根毛线针（只是针尖插进了她，她蹲在厕所里，暗自流泪，害怕那个在门外走动的男人），最后由于他用拳猛捣她的肚子（当时她正要收拾他吃早餐的盘碟，他一眼看见她的大肚子，就挥拳猛揍），胎儿成了使她厌恶的东西。她跑到城南去找派拉特了。她从来没在那个地段走过，可知道派拉特住的那条街，只是不认识门。派拉特既没有电话，门口也没有门牌号码。露丝向过路人打听派拉特住的地方，有人指给她一幢狭窄的棕色房子，从没铺路面的街道边上缩进去。派拉特正坐在一把椅子上；丽巴在用一把理发剪给哈格尔剪头发。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哈格尔，当时有四五岁的样子，圆圆的脸蛋，梳着四条长辫，两条犄角般地翘在耳朵上，两条尾巴似的拖在脖子后。派拉特安慰了露丝，给了她一只桃子。露丝吃不下，那绒毛使她想吐。派拉特听了露丝的叙述，就让丽巴到商店去买回一盒“南船星座”牌的玉米淀粉。她撒了一点在手上，递给露丝。露丝顺从地一把抓过来放到嘴里。她刚一尝到淀粉，觉出嘴里那种嘎吱作响的劲头，立刻就再要，到离开以前，吃了整整半盒。（从那以后，她就吃起玉米淀粉、爆冰、坚果。有一次她一时兴起，竟然把一小撮沙砾扔进嘴里。“只要想吃，你就要吃胎儿要吃的东西，”派拉特说，“别让他因为你不给他吃，生到这个世界来饿得慌。”露丝总也嚼不够，她的牙馋得要命。就像猫总要抓东西一样，她到处找吃起来嘎吱嘎吱响的东西，要是没有，就自己磨牙。）

嘴里嚼着玉米淀粉，露丝让派拉特领她走进卧室，那女人当场给她做了一副紧腹带——在腿裆处很紧——把她裹起来，并且嘱咐她要一直带到第四个月，还要“别理睬麦肯，也别让任何东西顶撞你的子宫”。她又告诉她不必担心。麦肯不会再来打扰她；她，派拉特，会过问这事的。（几年之后，露丝听说派拉特在麦肯办公室的椅子上放了一个娃娃。那是一个男娃娃，两腿间插着一根小小的涂了颜色的鸡骨头，肚皮上画了一个小圆圈。麦肯把这娃娃从椅子上一把打掉，用码尺把娃娃拨到厕所，泡到酒精里用火烧掉，火还没烧到娃娃身子里填的稻草和棉花之前，点着了几处地方。可是他肯定记得那圆圆的、火红的肚皮，因为从那以后他再不招惹露丝了。）

她站在雪地里，脚上是绒玫瑰花，头上方有一个长着蓝翅膀的男人。次日，小孩出生了。当她给他喂奶的时候，她认为他是个漂亮的玩具，一次暂时的休息，一种精神的涣散，一种肉体的愉快——直到弗雷迪（又是弗雷迪）一次偶然撞见她；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是她的绒布娃娃。他成了一马平川，就像电影里那些印第安人和牛仔一般，她和她丈夫在这块平原上战斗。双方都为对方的价值所迷惑，都意识到自身的纯洁而为自己眼中对方的痴呆所激怒。她当然是其中的印第安人，把她的土地、她的习俗、她的完整丢失给了牛仔，从而变成了一张四脚叉开的脚凳，只能紧紧抓住小小的不相干的挑衅，听凭命运的摆布。

但是她这个儿子究竟是什么人呢？对这个血肉之躯的高个子男人的内心世界，她一无所知，可是却有人了解得一清二楚，清楚到了想杀死他的地步。突然，世界为她展开了，好像她的一株堂皇的郁金香开了花，露出了邪恶的雌蕊。她始终栽培着自己的痛苦，使之成形，成为一种艺术和出路。现在她看到了一个比自己的天地还要大、还要恶毒的世界：在医生当年坐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话后来又躺在上面死去的四柱床之外（除去他那一双漂亮的手由外孙继承下来，其他全部腐烂了），在她的花圃和死了金鱼的鱼缸之外。她曾认为一切都已完结。她战胜过蓖麻油、开水锅（曾把她的皮肤烫皱、灼伤，让她无法忍受小便也无法同两个女儿坐在桌旁剪裁缝纫），不管怎么说，她有了个小男孩，尽管这并未能够弥合她同麦肯之间的裂痕，但只要有这孩子在，就是她独一无二的胜利。

现在弗雷迪告诉她，那事并没有办完，还没结束。有人还在想杀死他。要剥夺她一次大胆进取的战果，才算堂而皇之的了结。而威胁他生命的人，正是一个有麦肯家族血统的人。

“这太痛苦了，”她一边大声对弗雷迪说，一边把他递给她的房租塞进口袋，“你懂吗，这太痛苦了。”

她踏上游廊的台阶，走进厨房，正不知何去何从，却一脚踢上了水池下面的小橱门。锁已经快坏了，橱门哼哼唧唧的一声哀鸣，悄悄弹开了。露丝瞧了一眼，又一脚把门踢上，橱门又哼了一声，马上又开了。

“我让你关上，”她悄声说，“关上。”

门还是开着。

“关上。听见没有？关上。关上。关上。”她这会儿已经在尖叫了。

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听到了她的喊叫，跑下楼来，进了厨房。她看到她母亲正面对着水池，下着命令。

“妈妈？”莉娜吓坏了。

露丝抬头看了看她，“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想我听到你在说些什么。”

“找个人把这门修一下。我要让它关上，关紧。”

露丝急匆匆地走了，莉娜瞪着她，等到听见她跑上楼时，她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把手指放到嘴唇上。露丝已经六十二岁了。莉娜想不到她会跑那么快。

她的情感虽然狭隘但却相当深刻。由于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长期依赖自我控制，她把儿子即将到来的死看作是丈夫与她最后一次房事的烟消云散。

露丝踏着一年六七次去墓地的那种坚定步伐，离家乘上二十六路公共汽车，坐在司机背后的座位上。她摘下眼镜，在裙子的褶边上擦了擦。她还是那么宁静安详和目标明确，每当死亡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她的亲人时，她总是这样，在死亡吸进她父亲纤弱的毛发而呼出一束束发绳时，她正是这样。她以照顾老医生时的平静和功效，把手置于死亡的胸前，阻止它，否认它，千方百计让她父亲活下来，甚至超过了老人想活的界限。当他又一次在呼吸中嗅到自己依然活着的时候，痛苦已经让位于厌恶和恐怖。就这样他在病痛中无力与她要他活下来的努力争斗，完全在对这个不肯让他安息的女人的痛恨中弥留着，可她还是用她闪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就像磁石一样要把他从他向往的狭窄的土地上吸出来。

露丝把眼镜擦干净，这样就可以把车外闪过的街道路牌看清楚了（“吃些樱桃，”派拉特曾经对她讲过，“这样就用不着在眼前戴上那两扇玻璃窗了。”），她脑中空空，只想着去那个地方——去宝贝街，派拉特住在那儿，而且，她想，哈格尔也住在那儿。那个满头浓发的圆脸蛋小女孩怎么会变成一个到处追逐她儿子、挥着刀子要杀人的凶手呢？也许弗雷迪撒了谎，也许是吧。她要亲眼看一看。

血库消失在背后，眼前净是夹在东倒西歪的住房之间的小店铺，露丝拉了一下铃绳。她下了车，走向横穿宝贝街的地下人行通道。路很远，等她走到派拉特屋门口时，已经出汗了。门开着，可是屋里没人。满屋子都是水果香，她记起上次来时桃子如何使她恶心。这就是她上次瘫坐在上面的那把椅子。那是做蜡烛的架子，那是派拉特把自制肥皂凝固成黄褐色硬块的锅。这所房子当年曾是她的避难所，此刻即使她憋着怒气，房子仍然看着像个小旅店，还是个安全的避风港。一张没有苍蝇的粘蝇纸，从屋顶上弯弯地垂下，旁边不远处还挂着一只口袋。露丝打量了一下卧室，看到了三张小床，她像金凤花那样，走过去在最近的一张床上坐下来。这所房子没有后门，只有两个房间，小的是卧室，大的做起居室。房子有一个地窖，只能从屋外的一个倾斜的进口下去，那儿有一扇铁门，几级石阶。

露丝坐着一动不动，让气愤和决心凝结起来。她不知道这是谁的床，就撩起毯子，看到只有褥套，另一张也一样，只有第三张不同。那张床上有床单、枕头和枕套。她想，这张可能是哈格尔的。气愤融化了，流遍她的全身。她离开了卧室，强捺着心头的狂怒，这样才能等下去，直到有人回来。她用两手托着两肘，在外间踱着步。突然，她听到一阵哼哼声，似乎是从屋后传来的。她猜是派拉特。派拉特嘴里总是不停地哼哼，还嚼着东西。露丝要先问问她，弗雷迪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她需要派拉特冷静的看法、诚恳的态度和公正的判断。这样她就知道该干什么事了。要不要放开两臂，任凭狂怒肆意发泄出来，还是……她再次尝到了“南船星座”牌玉米淀粉，感到了嘴里咀嚼时那种嘎吱嘎吱的劲头儿。这会儿，她只是磨着牙，走出门廊，穿过无人过问、遍地丛生着烟草的门侧，绕到后面。

一个女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两手紧扣在膝间。她不是派拉特。露丝愣住了，看着女人的背影。看上去完全不像死亡的后背，显得脆弱、松软，就像容易受伤的胫骨，虽然全是骨质，可对最轻微的痛楚却十分敏感。

“丽巴？”她说。

女人转过了身，两眼盯牢她，那是露丝从没见过的最痛苦的眼睛。

“丽巴走了，”她答道，“走了”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一去不返了”，“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事吗？”

“我是露丝·福斯特。”

哈格尔僵呆了。一阵激动闪过她周身。奶娃的母亲！在那些夜晚，当哈格尔站在街对面时，曾经透过楼上的窗帘看到过她的黑色侧影，哈格尔起初想抓到他，后来又想看到他，最后只想靠近他熟悉的东西。夜里的暗中监视，由于是一种公开的疯狂行为，就更得偷偷摸摸。有一两次，旁门打开，一个女人往地上抖落桌布上的碎屑或是小地毯上的灰尘时，她看过她的轮廓。不管奶娃曾对她讲过自己母亲什么话，也不管她曾从派拉特和丽巴嘴里听过什么，此时她都记不得了。在他的母亲面前，她完全被慑服了。哈格尔让她那病态的喜悦在一笑之间铺满全脸。

露丝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死亡总是笑的，还会呼吸，而且样子是无可奈何的，就像一具骷髅，或者像伊丽莎白女王玫瑰上的黑色小斑，或者像死金鱼眼睛里的一层薄膜。

“你要杀死他。”露丝的声音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一心一意要他的命，让老天爷救救我，我要撕烂你的喉咙。”

哈格尔吃了一惊。在这个世界上，除去这女人的儿子她什么也不爱，她比任何人都愿意他活着，只是对内心的吃人妖魔丝毫无法控制。她完全被自己那种蟒蛇般的爱恋盘踞，没有她自己，没有恐惧，没有需要，没有智慧等等她自己的一切。因此，她怀着极大的真诚回答露丝，“我要尽力不这么干。可是我无法给你一个肯定的保证。”

露丝听出了她话语中的恳求，而在她看来，她看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脉搏、一个细胞、一颗血球，这些人体的组成部分既不了解也不理解：为什么它们会被驱使沿着阴暗的隧道游向心肌或视神经末梢，提供营养物，在一次追求之间耗费其全部生命。

哈格尔垂下了眼睫毛，匆匆往下看了一眼这女人的身材——以前对她来说，只是一个侧面剪影。这个女人和他住在一所房子里，可以把他叫回家，而他也乖乖地听从，这女人了解他的躯体的秘密，对他的一生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了解他的这个女人眼瞅着他长牙，把手伸进他嘴里去抚摸他的牙床，擦洗他的屁股，给他的小鸡鸡涂凡士林，还用新的白尿布接他的呕吐物，用她自己的奶头给他喂奶，把他紧紧地抱在胸前，既温暖又安全。她生下了他，因此为他把腿劈得比哈格尔开得多。这个女人只要愿意，现在还能走进他的房间，嗅嗅他的衣服，抚摩他的鞋子，把她的脑袋躺在他靠头的地方。而更重要的、如此重要的是，这个瘦削的柠檬黄色的女人绝对肯定地知道那件她哈格尔宁肯喉咙被撕破也想知道的一件事：就在今天她会看到他。忌妒在她心中步步逼近，变大到使她颤抖。她心里想，也许是你。我要杀掉的也许是你。那样一来，也许他就会来找我，并且让我去找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的家。想到这里，她脱口大声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的家。”

“而我是他的家。”露丝说。

“可是他连一摊臭狗屎也不会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她们俩转过身去，看到派拉特靠在窗台上。两人谁也不知道她已在那里待了多久了。

“尽管我也埋怨他，却也不能这么说。你们两个成年妇女谈论一个男人，就像他是一所房子或者他需要一所房子。他不是一所房子，他是一个人，而且不管他需要什么，你们俩谁也弄不到。”

“让我一个人待着，老妈妈。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好了。”

“你已经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如果你想再孤单一点，我可以一下子把你打得不省人事，不去管你。”

“你在折磨我！”哈格尔这时已在大叫大嚷，把手伸进头发里胡乱掐着。她沮丧的时候总习惯这样，但那可怕的样子告诉露丝，这姑娘心中当真有点不正常了。其中有股南方的野性，这股野性不是那种贫穷、肮脏或吵闹，也不是那种甚至连爱情都要用碎冰锥来发泄的不正常激情，而是全然失去控制。这股野性是人们生活中知道的那种：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干出随便什么事情来。不是那种具有树木、狮子、蟾蜍和鸟类逻辑或规律的野性，而是一种什么也没有的野生的野性。

她还没有在派拉特身上识别出这种野性，派拉特的公正掩盖了她的古怪，而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派拉特是她所知唯一有足够力量对付麦肯的人。虽然露丝第一次见到她时被她吓坏了——她当时敲了厨房后面的门，然后如她所说的，是要找哥哥麦肯。（露丝还是有点怕她。不光是因为她那经常剪得短短的像男人似的头发，或是她那睡意惺忪的大眼睛和动个不停的嘴皮子，也不是她那没有汗毛、没有疤痕、没有皱纹的又光又滑的皮肤。而是因为露丝实际上见过，她肚皮上该长肚脐的地方却没有肚脐。即使你不害怕一个没长肚脐的女人，你也总该十分认真对付她才对。）

这会儿她举起了手，相当傲慢专横，一下子镇住了哈格尔的哀诉。

“坐在那儿。坐下，别离开这院子。”

哈格尔颓然了，慢慢走回她的长凳。

派拉特把目光转向露丝，“进来吧。让你自己好好歇一歇，然后再跳上公共汽车。”

她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我这地方这么热，桃子有点干了，”派拉特说着，伸手取出一个能盛一配克的大篮子，里边还有六七只桃子，“这当中总会还有些好的。要不要我给你切成片？”

“不必了，谢谢你。”露丝说。她这时有点发抖。经过刚才那阵紧张、气愤和虚张声势，接着又是派拉特对外孙女的蛮横，现在这种安详的社交式口吻突如其来地解除了她的武装，把她一下子抛回到她一贯注意举止的矜持之中。露丝把两手紧紧压在一起，放在膝上，来克制自己的颤抖。

她们姑嫂二人十分不同。一个柠檬黄，另一个黝黑。一个内穿紧身胸衣，另一个衣裙里面一丝不挂。一个博览群书可是足不出户，另一个只读过一本地理书，但是曾经从这个国家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个完全靠金钱生活，另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然而这都是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她们的相似之处倒是极为深刻的。两人都至关紧要地关怀着麦肯·戴德的儿子，而且都同自己已故的父亲有着密不可分和赖以支撑的联系。

“上次我来这里，你给了我一只桃子。当时我来也是为了我的儿子。”

派拉特点了一下头，并用右手拇指指甲把桃子划开。

“你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的。单为了她想干的事，你也不会原谅她的。但依我看来，你好像应该能理解她。把这事想一想吧。你现在准备动手杀死她——这么说吧，把她弄伤致残——因为她想从你手里把他拽走。她是你的敌人，因为她想把他从你手里拽走。可是，在她的眼里，也有人想把他从她的生活中拽走——那就是他本人。所以他是她的敌人。他就是要把他自己从她生活中拉走的人。于是她要在他这么干之前杀死他。我这番话是说，你们俩都想到一处去了。

“我尽了我的力量不让她这么干。你知道，她也是我的心肝，可是她每次要这么干我都要狠抽她一顿。我提醒你，光为了她要这么干，我就得抽她，因为我敢肯定一点：她绝对不肯罢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避免被杀掉。他还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他爸爸就想干掉他。当时你也帮了点忙。他不得不同蓖麻油和毛线针大战一场，还受过热气的煎熬，而我并不知道你和麦肯的全部所作所为。反正他干了那些事。在他感到最无可奈何时，就这么干了。除去这孩子自己的无知，没有任何东西能杀掉他，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杀害他。也许反而会有个女人救他的命。”

“没有人能长生不老的，派拉特。”

“不能吗？”

“当然不能。”

“没人能吗？”

“当然，没人。”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

“死亡和生存一样都是自然的。”

“死亡没什么自然的。那是世上最不自然的事。”

“你认为人们会长生不老？”

“有些人，是的。”

“谁来决定呢？哪些人该活又是哪些人该死？”

“人们自己。一些人想长生不老。一些人就不想。我相信差不多就靠这个决定他们的死活。如果人们想死，那时候他就会死。要是不想死就死不了。”

露丝感到一阵发冷。她一直相信她父亲是想死的。“事关我的儿子，但愿我能指望你的忠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真的那么指望，我就会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蠢女人。你亲眼见到你父亲去世，就像我看见我父亲去世一样；你看到他被人杀害了。你认为他想死吗？”

“我看到爸爸被人开枪打死了。从篱笆上飞上天五英尺高，我看到他在地上扭动，我还不仅看到他死，我从他让人射中一直瞅着他。”

“派拉特。你们大家亲手埋葬了他。”露丝说话的口气似乎在对一个孩子讲话。

“是麦肯埋的。”

“反正都一样。”

“麦肯也看到了他，在他从那篱笆上飞起之后，在他埋了他之后，我们俩都看到了他。我至今还能见到他。他对我很有帮助，真的有帮助。告诉我该懂的事情。”

“什么事情？”

“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他在身边，心里就踏实。我告诉你，他是个我永远可以信赖的人。我再告诉你，他是我可以信赖的唯一的一个人。我老早就和人们隔绝了。你不能想象那是什么滋味。我爸爸让人从篱笆上打飞以后，我和麦肯游荡了几天，直到我们闹翻分手为止。我想我当时大概十二岁。我自己独自上路，向弗吉尼亚走去。那会儿我记得那地方我爸爸有亲人。要不就是我母亲有。在我看来好像有人说过这事。我不记得我母亲，因为在我出生前她就死了。”

“在你出生之前？她怎么会？”

“她死了，跟着我就出生了。不过她死的时候我已经吸进了空气。我没有看到她的面孔。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我确实记得她来自弗吉尼亚。别管怎么说吧，我就是往那儿走的。一路上我到处找人收留我，给我点活儿干一阵子，好挣点钱去那儿。我走了七天，才找到一个牧师住的地方。那可是个好地方，只是他们害得我跑路，磨坏了鞋子。他们还送我上学呢。那是一所一间屋子的学校，大伙儿都坐着。我那会儿十二岁，可是既然我是初次入学，只能和那些小家伙坐在一块儿。我不太在乎这个；事实上，我倒挺喜欢这样。我喜欢地理课。学了地理，我就想读书。而教师也为我这么喜欢地理课而高兴得抓耳挠腮。她给了我那本书，我就带回家去看。可这时候牧师动手抚摸我。我当时很蠢，懂事太少，没法制止他。但是被他老婆当场抓住了，竖起拇指戳着我的胸口，把我轰了出来。我随身带着我的地理书。我本可以留在那城里，因为有许多黑人愿意收留我。在那年头，要是谁太老了，干不成活，就收养孩子。大人出门干活，就把孩子留在别人家。可他们都是牧师那号人，我琢磨我得逃跑。我一无所有，因为那地方不给工钱，只管食宿。于是我只带了我的地理书，又拣了一块石头当纪念品，就走了。

“那天是星期日，我碰上了一伙采摘工。现在人们都管他们叫农业季节工了；那会儿就叫采摘工。他们收留了我，待我很好。我在纽约州干摘豆子的活，后来又挪到另一处地方摘别的作物。我每到一处就拣一块石头。那伙人一共有四五家，互相都有这样那样的亲戚关系。他们都是好人，对我也很不错。我和他们在一起待了三年，我记得是这么回事，而我待下去的主要原因是那儿的一个女人，我跟她在一起。她是个刨根工。她教会我许多东西，有了她，我才不想家，不想麦肯和爸爸。我脑袋里没有就此离开他们的想法，可我还是离开了。我不得不离开。过了一阵子，他们不想再留我在身边了。”派拉特嘬了一口桃核，由于沉湎在当年如何这么早就和别人隔绝，她的脸显得阴沉呆板了。

那个男孩。那个翻地刨根女工的侄子，要不就是表弟。在她十五岁的时候，一天下着大雨，他们只好躲在小木板棚里（这是指有木棚的人家——别人只有帐篷），在那样的雨天是没法收庄稼的。那男孩同派拉特躺在一起。他并不比她大，既然她身上的一切都使他愉快，也就没什么可让他惊讶的了。于是一天晚饭之后，他毫无任何恶意地向一些男人提起（不过不远的女人们听得见），他不知道有些人有肚脐，而有的人却没有。听到他的话，那些男人和女人都睁大了眼睛，让他解释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绕着弯子扯谎，最后还是讲出了实情——他原以为他们会吃惊的，因为他把这个戴一只耳环的漂亮姑娘弄到了床上——可是他很快发现，有关肚脐的事情惹得他们烦恼了。

大家给了那刨根女工一个任务，让她去看看他说的是真是假。过了一天，她把派拉特叫到她的棚屋里。“躺下，”她说，“我想检查一处地方。”派拉特躺到了草铺的地铺上。“现在撩起你的衣裙，”那女人说，“再撩起一些。一直撩上去。再高些。”跟着，那女人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一只手还捂到了嘴上。派拉特跳起身来说：“怎么的了？怎么回事？”她低头看着自己，以为是一条蛇或是毒蜘蛛爬到了她腿上。

“没什么，”女人说，然后问道，“孩子，你的肚脐在哪里？”

派拉特从来没听过“肚脐”这个词，实在不明白那女人在谈些什么。她低头望着站在粗褥面上叉开的双腿。“肚脐？”她问道。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说着，那女人就撩起她自己的衣裙，并拽着灯笼裤的松紧带往下一拉，露出了她那肥肥胖胖的肚皮。派拉特看到就在那肚皮正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开瓶塞的钻头样的东西，那地方皮肤的样子就像是留给水从那儿排下去，就像是潺潺溪水傍岸处的涟漪。那东西就和她哥哥肚皮上长的一样，他有一个。可她却没有。他小便时是站着撒尿的。她得蹲下。他有一个阴茎，和公马一样。而她有一个阴道，像母马似的。他胸部扁平，上面有两个奶头。她却同母牛一样有乳房。他肚皮上有个开塞钻似的东西。她没有。她原以为那也是男性和女性的又一处区别呢。和她一起上床的那个男孩也有一个。然而直到此时之前，她还从没见过别的女人的肚皮。从眼前这年长女人惊恐的脸色中，她顿时悟到了没有那东西是不大对头的。

“这是干吗用的呢？”她问道。

女人倒吸了一口气，“那是为……那是为自然出生的人长的。”

派拉特没弄懂这句话，但是她确实明白了后来她同那翻地刨根女工和营地里其他女人的谈话。她不能不离开了。大家很难过，她们喜欢她的一切，何况她又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对每个人帮助都不小。可是她仍然不得不离开。

“是为了我肚皮的缘故吗？”但那些女人们不愿意回答她。她们只是低头瞅着地面。

派拉特离开了大家，身上带的东西超过了她的劳动收入，因为女人们都不想让她生着气走。她们揣摩着，她要是生起气来，恐怕会用某种方式伤害她们，再者，她们除去害怕同一个上帝从来没造过的东西为伍之外，也还可怜她。

派拉特走了。她还是朝弗吉尼亚走去。不过她现在懂得了怎么在一伙人中参加收庄稼，就去找另一伙农业季节工，或是一伙女人，她们也跟着自己的男人干季节活儿，像做砖、打铁、造船之类。在她被收留的三年里，她见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女人，她们的东西就堆在朝城镇拉去的大车里，这种大车专门从城里出来找黑人去干各种只有在气候允许时才能干的活计。公司并不鼓励妇女来——他们不想让一大批穷黑人流到城里定居——可是不管怎么样，女人还是来了，在城里干家务活和农田辅助工，住在不收钱或便宜透顶的地方。不过，派拉特并不想在一个有许多黑人居住的城镇里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从自己与人的直接交往中，她体会到：那些在中西部小镇建立起自己工商业的黑人都是不讨人喜欢的。他们的妻子不喜欢她衣裙里不戴乳罩、颤动着的乳房，还亲口这么对她讲。而那些男人呢，虽然看到过许多穿得破破烂烂的黑孩子，可派拉特已经大了，足以给他们丢脸了。再说，她自己也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她要走。

最后，有些回家的采摘工收容了她。路上不时停下来干上一周左右的活儿，当然要有活儿可干。她这回又和一个男人上床睡觉，结果再次让人驱逐了。不过这次可没有客气话，而只有坚决的声明，也没有任何慷慨的捐赠。一天她正在城里买线，他们就这么不辞而别了。她回到宿营地，只看到一堆要熄灭的火、一袋石子，还有挂在树上的她的地理书。他们甚至带走了她的白铁杯子。

她有六分铜币、五颗石子、那本地理书和两轴黑线——三十号的重磅线。当时她明白她必须决定是继续往弗吉尼亚去呢，还是留在一个她必须穿上鞋才能居住的小镇。于是她采取了兼顾二者的办法——通过后者实现前者。于是她带着那六分钱、那本书、那些石子和轴线，走回城里。在那座城里，有两处地方有大批黑人妇女干活：洗衣坊和对面的旅馆兼妓院。派拉特挑了洗衣坊，走了进去，里面有三个年轻姑娘把胳膊齐肘泡在水里干活，她对她们说：“今晚我可以在这里过夜吗？”

“夜里这儿没人。”

“我知道。我能待在这儿吗？”

她们耸了耸肩。第二天，派拉特被雇作洗衣女工，每天工钱一毛。她在那里干活、吃饭、睡觉，一毛一毛地把钱省下来。她那双长年累月在地里收庄稼磨出老茧的手，现在在洗衣水里泡掉了老皮，变得柔软了。在她的两手长出与干地里活不同但同样粗糙的洗衣妇老皮之前，她的指关节由于揉搓和拧干衣服而开裂了，鲜血流进了洗衣桶。她几乎糟蹋了一桶床单，幸亏别的姑娘为她包扎，又重新冲洗了那些床单。

一天，她注意到一列火车冒着蒸气从城里开走。“这车开到什么地方？”她问。

“往南。”她们回答。

“要多少钱一张票？”

她们笑了。“那是货车。”她们告诉她。只有两节客车车厢，而且不让有色人坐。

“那么，黑人要是想去什么地方该怎么办呢？”

“什么地方也不该去，”她们说，“要是想去，就得坐大车。打听一下马房，下一趟车什么时候走。马房的人总清楚什么时候有人打点好了准备出发。”

她去问了。到了十月底，趁冷天还没到，她已经在去南部弗吉尼亚的路上了，不管怎么样，照她的地理书所说，这样总算靠近了她的目的地。等她到达弗吉尼亚时，她才明白她并不知道该到这个州的什么地方去找她的亲戚。那里的黑人比她在任何地方见过的都要多，而在他们中间生活所感受到的舒适安逸，使她终生难忘。

派拉特早已懂得，无论什么时候有人问她姓名，她只回答名字。她的姓对人们有一种不好的作用。现在她被迫去询问有没有人知道一家姓戴德的人。人们总是皱起眉头回答说：“不知道，从来没听过这个姓。”

她来到弗吉尼亚的卡尔帕，在一家旅馆里洗衣服，听说在弗吉尼亚海岸边的一个小岛上有几家黑人居住。他们种菜、养牛、酿威士忌，还出售一些烟草，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很少同其他黑人往来，但为其他黑人所尊重。人们只能乘船去他们岛上。一个星期天，她说服了摆渡船工，在他下班之后，用他的小船把她摆渡过去了。

“你想过去干吗呢？”他问道。

“干活。”

“你甭想在那儿干活。”他说。

“为什么？”

“那些人紧紧地抱成一团。”

“让我搭船过去吧。我会付钱的。”

“多少钱？”

“五分。”

“伟大的耶稣！上船吧。九点三十分回到这儿来。”

岛上有二十五到三十户居民，等到派拉特解释清楚她不怕干活，只是不喜欢大陆和城市的束缚时，他们接纳了她。她在那儿干了三个月，锄地、捕鱼、犁地、播种、在酿酒场帮工。她认为她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她的肚皮治好。这是真的。这时她已经十六岁了，她在岛上的一家人里找到一个情人，并且成功地不让光线直接照到她的肚皮上。她还成功地怀了孕，使岛上妇女大为惊诧的是——她们认为她们的男人是世界上最称心如意的，出于这一理由，岛上居民主要是内部通婚——派拉特居然拒绝和这个男人结婚，尽管他很希望娶她为妻。派拉特担心她无法永远对她丈夫保住肚皮的秘密，而他一旦看到她那没有肚脐的肚皮，就会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作出反应。然而，尽管他们发现她的决定十分难以相信，也没人要她走。他们随时观察着她，等到临产日子接近了，就让她干些又少又轻的零星活儿。到她生下一个女婴时，那两个接生婆为她腿裆那儿的事情忙个不停，根本没留心她平滑鼓胀的肚皮。

这个新当母亲的女人要查看自己女孩的第一件事就是肚脐，看到婴儿有肚脐，她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她想起了装在耳坠里她自己的名字当初是怎么起的，分娩后九天时间一到，就向一个照顾她的女人要一本《圣经》。她们说，这岛上倒有一本赞美诗集，可没有《圣经》。谁要是想做礼拜，就得到大陆上去。

“你们能告诉我一个给女孩子起的《圣经》上的名字吗？”

“哦，那可太多了。”她们说，就滔滔不绝地数出了一大堆女孩名字，她从中选了丽贝卡，小名就叫丽巴。

丽巴才刚刚出生，派拉特就想起了她父亲。生完小孩后，她变得十分郁闷孤独。小孩的父亲没被准许来看她，因为她还没有“痊愈”，有这婴儿在身边，她有些欢乐的时刻，但也度过了一些忧郁孤凄的光阴。她父亲明白无误地对她说：“唱。唱。”后来他又弯腰进来，靠在窗台上说：“你不能就这样飞走了而丢下一具尸体不管。”

派拉特对他告诉她的话明白得一清二楚。她开口美美地唱起歌来，立即把自己从黯淡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她也听明白了，他在告诉她回到宾夕法尼亚，把她和麦肯杀掉的人留下的一切都收集起来。（虽然她事实上并没动手，但这无关紧要，她是他哥哥的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她和哥哥是不可分的。）小孩六个月的时候，她要求小孩的奶奶照管孩子，就离开小岛去宾夕法尼亚。他们劝她别去，因为冬天就要到了，但是她没理睬。

一个月以后，她带着一个口袋回来了，她从没对人谈起过袋里装的是什么，这样，她的财产里除去地理书、石子和两轴线，又增加了这个口袋。

丽巴两岁的时候，派拉特感到坐卧不宁。似乎她的地理书要她走遍全国，让足迹踏遍那印成粉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或绿色的各州。她离开小岛，开始了持续二十来年的流浪生活，直到丽巴有了孩子。再没有一块土地像小岛那样了。同一个男人有了长期关系之后，她又找了另一个，可是再也没有哪个男人像岛上那男人一样了。

过了一阵子，她不再为她的肚皮担忧了，也不再试图隐瞒这个事实。在她看来，虽然男人操没有胳膊的女人、一条腿的女人、驼背的女人和瞎眼的女人、喝醉酒的女人、带剃刀的女人、女侏儒、小孩子、罪犯、男童、绵羊、狗、山羊、居民，相互之间，甚至某些植物，但是他们不敢操她——一个没有肚脐的女人。他们一眼望见她那和脊背没两样的肚皮，就会僵了；要是她刚好脱得精光，径直冲他们走去，故意给他们看她那和膝盖一样光滑的肚皮，他们甚至会变得没性欲，变得不中用。

“你是什么？是美人鱼还是什么？”一个男人曾经惊叫着，匆忙去穿自己的短袜。

这使她遭到孤立。已经没了家，又进一步受到她同族人的孤立，因为，除去岛上那种至亲般的幸福，其他任何消遣和娱乐都没她的份：无论是婚礼上的伙伴关系，还是忏悔时的友好情谊，乃至黑人区的宗教联系。男人蹙额皱眉，女人悄声窃语，还要把孩子推到身后。即使跑码头在路边撂地的杂耍班子都不会收留她，因为她的畸形缺乏那种重要成分——奇形怪状的样子，确实没有什么让人可看的。她的欠缺固然自有吓人及新颖之处，可也有造成威胁的不足之处。要把好奇变成节目，还需要让人们熟悉、传播，还得经过一段时间。

派拉特终于生气了。尽管严重的无知无识拖累了她，可她一点都不笨。当她意识到她目前和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陷入的处境，就抛掉了已有的一切设想，彻底从零开始。第一步，她剪短了头发。这是一件她不愿再去想的事情。然后，她着手处理今后怎样生活和什么对她才有价值的问题。我什么时候高兴，又是什么时候哀伤，其中的区别是什么？要活下去，我要懂得什么？世界上什么才是真的？她的思绪穿过曲折街巷和羊肠小路，尽管有时到达一个深邃的境地，其他时候则只有三岁孩童般的发现。通过这种新奇或许普通的对知识的探索，她的努力集中到一个信念：既然死亡于她不造成任何恐惧（她时常同死者交谈），她知道她已经无所畏惧了。这一点，连同她对处于困境的人们的客观同情，一方面使她成熟，另一方面——她补足和掌握了知识的结果——只能使她局限于精心策划以符合社会需要的黑人世界。她的服饰可能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但她尊重别人在个性上的要求——他们对此都非常认真——却可以使人们对她的看法得到平衡。她盯着人看，而在那个时代，直视别人的眼睛，在黑人当中被认为是最粗暴不过的行为，只有大人对孩子，孩子之间或者面对某些歹徒时才能这么看——不过她从来不做不礼貌的观察。她忠于她血管中流动着的棕榈油，在同客人客套或开始谈论生意之前，从来都先招待饮食。她放声大笑，可是从不微笑。自从瑟丝给她端来樱桃酱当早点，到一九六三年六十八岁时，她再也没有落过泪。

显然，她放弃了对餐桌礼仪和卫生习惯的一切兴趣，但却对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切关心。在门图尔县的十二年，她受到父亲和兄长的悉心照料，自己也看管家畜，还养成了一种可取的举止。这种举止可取的结果却是那些男人叫她美人鱼，女人们把她的脚印打扫干净并且在她的门口悬上镜子。

她天生是个用宗教迷信方式治病的巫婆，而在吵架的醉鬼和斗殴的女人中间，她能挺得住，有时还能居间调停，尽管有不喜欢他们的人从中挑动，双方竟能就此相安无事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更重要的，她十分珍惜她的良师益友——有时在她面前出现并帮她处理问题的父亲。丽巴出生之后，他不再以派拉特和麦肯离开瑟丝后在林边和山洞时那种穿着来到派拉特面前。那时他穿着连衣工装裤和笨重的鞋子，就是被射杀时的那身打扮。现在他来时穿着白衬衫，有黑色衣领和褐色尖帽。他不穿鞋（那双鞋用鞋带拴在一起，挂在肩膀上），可能是因为脚疼，他靠近她的床边或门廊坐着，或者靠着酿酒用的蒸馏器歇着，总是搓脚。除去酿葡萄酒，做威士忌开始成为派拉特稳定的谋生手段。这种技能给她时复一时、日复一日的自由，比一个没有任何本事而不愿卖笑为生的女人所能选择的任何工作提供的自由都要多。她一旦在一个城镇的黑人居民区定居下来，就从事半夜贩卖私酒的勾当，只是偶尔遇到警察和法官找麻烦的问题，因为她从不允许那些常常在酒馆里出现的活动——女人，赌博——而且一般不同意她的顾客买酒之后当场喝掉。她酿造和出售酒水。仅此而已。

丽巴长大成人，开始了频繁、炽烈的性生活，中间还偷空生了一个孩子，哈格尔。这时，派拉特认为该换地方了。倒不是为了丽巴，这女儿对她母亲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当满意，而是为了这个外孙女。哈格尔过分娇气，甚至在两岁时，就见不得邋遢和散乱，三岁时已经虚荣心极强并开始变得傲慢。她喜欢漂亮的衣服。派拉特和丽巴一方面感到吃惊，一方面却以尽力满足她为乐。她们宠坏了她，而她，作为对她们放纵她的报答，也极力隐藏她们使她难堪这一事实。

派拉特决定去找哥哥（要是他还活着），因为哈格尔这孩子需要家庭、亲戚，需要一种同她和丽巴所能提供的十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她对麦肯的仅有记忆中，这位哥哥是与她不同的。他走运、因循，更像哈格尔看来要尊敬的那样为人处世。何况，派拉特还想同他和解。她问父亲他在哪儿，可是父亲只是不断地摇头，两只脚搓来搓去。于是派拉特生平第一次主动去找警察，警察让她去找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让她去找救世军，救世军让她去找联谊社，联谊社又让她返回头去找救世军，救世军给管辖范围内各大城市的联络系统写信，从纽约到圣路易斯，从底特律到路易斯安那，要求他们去查找电话号码簿，结果一个头目的秘书在登记名单上找到了他。派拉特没想到他们当真找到了他，可是那头目却不感到意外，因为有这样一个姓氏的人实在太少了。

她们作了一次体面的旅行（一段火车和两次汽车），因为派拉特有不少钱，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崩溃带来了大量家酿私酒的买主，她甚至无需救世军为她筹集捐款。她带着箱笼、一只绿色口袋、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和一个小外孙女找到了她哥哥，却发现他粗暴刻毒、冷漠无情、令人难堪，并且毫不原谅旧恶。派拉特本想掉头就走，只是因为看到嫂子的样子才变了主意。嫂子那时正为没有爱情的日子要死要活，现在坐在桌子一边听小姑讲她的生活遭遇时简直气息奄奄了。而派拉特故意要把故事拖长来让露丝不去想哈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