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写员——这就是科林西安丝自己挑的词，而既然这个词从十九世纪起就已明白无误，她母亲也就点了头，并且在同她那些女客们讲起自己女儿从州里的诗人罗瑞埃特那里弄到一个什么职务时，对别人投来的不解目光心中暗自得意。“她是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的听写员。”这样一个费解的拉丁词语使她女儿的职业（何况，她根本不需要工作）听起来难懂，让人觉得一定要求很高，而且与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一致。在场的妇女都不敢再追问细节，而是尽量记住这个词的声音，可是在词典里仍然查不到，不过，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这个名字给她们的印象恰到好处。当然，这是一句谎话，即使用“秘书”这个更简单的词也还是瞎说，但是露丝还是坚信不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人这样说，因为她相信这是真的。她当时并不晓得而且后来始终没有发现，科林西安丝是格拉汉姆小姐的使女。

由于科林西安丝除去做做红绒玫瑰花之外无所事事，她在谋求适合自己身份的职业上颇伤脑筋。她上过三年大学，三年级时还在法国待了一年，再加上她是生前德高望重的福斯特医生的外孙女，本来可以指望弄到一份比挂在格拉汉姆小姐地下室门上的两件工作服更体面的工作。她的这一切优越条件居然不能起什么作用，这一点依然使她难以置信。本来，人们也猜测过，她和姐姐，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能够攀上一门好亲——而且科林西安丝的希望更大，因为她上过大学。她所受的教育教会了她如何成为贤妻良母，怎样对自己的居民区的文明——或者就她的情况而论，在开化启蒙方面——作出贡献。如果婚事不成，她还有多种选择：当教师、做图书馆职员，或者……嗯，反正都是需要智力来为公众服务的。可是随便哪一种命运都没有马上来轻扣她的前额，于是她只有等待。凭着自己门第高贵、肤色亮黄，她完全相信母亲的观点：她只能是对一个有专长的黑种男人攀龙附凤的褒奖。后来在她家这个城市有过一些招待会和茶会，其他城市也有过假日和周末活动，在这种场合都出现过这样的人选。四十年代她刚从大学毕业时，在迁居该城的黑人医生当中，第一位有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儿子。第二位是个牙科医生，有两个小女婴；第三位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内科医生（谣传他是个酒徒），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接着是一些教师，两名律师，一个承办丧葬的人——但其中很少有适当的人选，而科林西安丝也不中他们的意。她长相不错，也相当活泼，父亲又有钱，只要他们需要，大可仰仗这笔财产，可惜她缺乏那种追求精神。这些男人理想的妻子是能操持、善经营的女人，不应该对中产阶级的生活习以为常，因为他们自己对这种生活尚不敢高攀，还没有非分妄想，也没有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患难与共，步步青云，而一旦爬到某一地位，就要胼手胝足来保住这个地位。他们希望妻子能够牺牲自己并能赞赏丈夫的艰苦奋斗和牺牲精神。科林西安丝有点太高贵了。一九四○年在勃利恩·莫尔大学毕业，一九三九年还到过法国。可太了不起啦。费斯克、霍华德、塔列狄加、图加鲁——这才是她们追求目标的领域。一个能讲法语、坐过“玛丽王后”号漂洋过海的女人不一定对未来医生的病人、未来律师的当事人以礼相待，而如果那男人是个教师，也不愿身边有一个比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人作妻室。有一阵子，甚至还考虑过邮局职员可以做莉娜和科林西安丝的恰当夫婿，但那时她们早已过了三十五岁的芳龄，而且露丝也只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让步，宣布了她的女儿们不会嫁给医生。这对母女三人打击不轻，但她们总算挺过来了，靠的就是不承认更完全的真理：她们可能不会同任何人结婚。

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似乎已经对生活低了头，可是有一天，科林西安丝早晨一睁眼，发现自己已经四十二岁，还在一天到晚做做玫瑰花瓣，简直沮丧到了极点，最后终于打定主意逃出这个家。于是她开始热切地谋求职业——结果却体会到了第二次打击。她从大学毕业已经二十一年了，再也找不到一个教书的职务。学校的董事会现在要求的“新”课程，她一概没学过。她打算去州立教师学院进修需要的课程，甚至还到学院的行政大楼去登记了。可是，那毛茸茸的蓝色紧身衣下突出的鱼雷般的乳房，那一张张毫不掩饰的大胆的年轻人的面孔，把她吓得就像雷雨冰雹中的一片树叶，逃出了大楼，跑出了学院。事情太糟糕了，因为她并无一技之长。勃利恩·莫尔大学只不过完成了一种四年制自由教育所应该做到的一切，而对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有用工作都无效。首先，训练她怎样在家闲居，于百无聊赖之中自寻乐趣。其次，又明显地暗示，她对付这一套实在是游刃有余的。毕业之后，她又会回到一个工作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黑人姑娘们不管背景如何，只能找到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工作。而到一九六三年，科林西安丝主要关心的只不过是她家并不知道她已干了这种工作足足两年了。

她躲避着街上的其他使女，也躲避着公共汽车上经常遇到的人，她们大概以为她比她们有着较高的家庭职务，因为她总是穿着高跟鞋上班，而只有不必整天站着干活的人才能经得起高跟的压力长途搭车回家。科林西安丝很小心，手里绝不提着装有便鞋、围裙或工作服的购物提包。相反，她手里总拿着一本书，小巧玲珑的灰色封面上印着烫金的法文字：《都德小说集》。而一来到格拉汉姆小姐家中，她就换上工作服（颜色当然是适合干脏活的蓝色，而不是显得漂亮的白色），穿上平底便鞋，然后跪下去在肥皂水桶边干活。

格拉汉姆小姐很欣赏科林西安丝的衣着打扮和稍带矜持的态度。这给她的住所增添了她所喜爱的异国风味，因为她是全城文学界的核心，地道的心脏搏动。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挺体贴科林西安丝。她举办大型晚餐会的时候，总要另雇一名瑞典厨师，而重活都由她和古德维尔工业公司合雇的一个上年纪的白人酒鬼来干。麦克尔-玛丽对科林西安丝那手并不出色的日常烹调技术也没失去耐心，因为她只吃几顿平常饭菜，而且吃得不多。有这样一个能够读书识字而且似乎还熟悉一些文学大师的使女在身边，不但是一种愉快，而且也让人轻松。逢到圣诞节，给使女一本《瓦尔登湖》做礼品来取代那种死气沉沉的信封，并就此对朋友津津乐道一番，还是挺不坏的。在麦克-玛丽·格拉汉姆生活的天地中，她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她青年时代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的余光，以及她那伤感的女诗人气质，都被视为无政府主义。

科林西安丝还很幼稚，不过她可不完全是傻瓜。她绝不让她的女主人知道她上过大学、到过欧洲，还认识格拉汉姆小姐没教过她的一个法文单词（比如说吧，“请进”）。实际上，科林西安丝干的活儿对她是有好处的。在女主人的家里，她身上具备了在自己家中从没有过的东西：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有点活跃起来了，并且把身上的傲慢偶尔还变成了信心。穿着一件哪怕是蓝色的工作服所感到的羞辱，还有为了掩饰来欺骗别人，都为真正的升迁感所锤炼，因为她现在自己挣钱而不是像小孩子那样领点零花。她还惊奇地发现，每逢星期六中午麦克尔-玛丽交到她手里的那份整整齐齐包好的工资，只比真正的秘书每周拿到的纯工资少两块钱。

除去揩抹厨房瓷砖和保持木质地板锃光瓦亮之外，格拉汉姆小姐家的活儿并不重。女诗人索然独居，把自己的时间和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以适应艺术家繁重的职业要求。作为一位诗人，她当然不能顾及其他。婚姻、子女——这一切都让位给了伟大的苦吟，而她的家也成了献给她斟词酌句的事业（以及她先父慷慨的遗嘱）的贡品。房间中的色彩、家具和规定，全是根据灵感的价值来作出选择的。她不赞成某件摆设时，就喜欢说：“有那玩意儿在这屋里，我可一行诗也写不出来。”那玩意儿可能是一只花瓶、管道工新拖进来的一个盥洗室的新脸盆、一株新的栽培植物，甚至是圣约翰学校三年级学生为了感谢她在节日集会上为他们做的感人朗诵而送来的圣诞节花环。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四点一刻，是她的写作时间。晚上则经常用来同当地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小说家聚会与讨论。在这种场合，他们对其他艺术家进行褒贬，对市场则既轻视又好奇。在这伙人中间，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俨然是一位女王，因为早在一九三八年她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叫作《我的灵魂的四季》，之后在一九四一年又出了第二部，叫作《远岸》。不仅如此，她的诗作还在至少二十家小型文学杂志、两家纸张精美的通俗杂志、六家大学学报和数不清的报纸周日副刊上刊载过。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八年之间，她还曾九次获得年度诗人奖，并最终以众所垂涎的桂冠诗人荣誉登顶。在颁奖仪式上，圣约翰高中的集体朗诵社团演出了她最有名的作品《警句》。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鼓励她的出版人出版她的那部暂定名为《远岸》的诗文全集。不过，她自己并不怀疑这些出版人总有一天会找上门来的。

格拉汉姆小姐初次见到科林西安丝时，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首先，这位预期的雇工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而麦克尔-玛丽的作息时间表是分秒不差的，这时却要让她被迫穿着印花睡袍来开门。继这一失误之后，这女工那娇小的身材也使她不快。显然，这样一个女工是不能胜任挂帷幕、放雨窗或任何连续不断的繁重的洗刷工作的。但是当麦克尔-玛丽得知了这女人的姓名之后，她让“科林西安丝·戴德”这个声音迷住了，当场就雇用了她。正如她事后告诉朋友的，她的诗人的敏感压倒了她的良好判断。

这一对女主人和使女相处十分融洽，科林西安丝工作了半年之后，麦克尔-玛丽建议她学学打字。于是，科林西安丝简直就要当上“听写员”了。

在格拉汉姆小姐鼓励科林西安丝打字以便可以对她女主人的写作加以协助之后不久，有一个黑种男人在汽车上坐到了科林西安丝的身旁。她根本就没注意他，只看到他衣着破旧，老气横秋。可是很快她就意识到他在盯着她瞧。她斜眼瞟了他一眼，想证实一下，却遇到了他的容光焕发的微笑。科林西安丝赶紧扭回头，直到他下车再也没改变姿势。

第二天他又坐在了身旁。她也再次表示了不屑一顾。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再没盯着她看。但是第二周的星期一，他故态复萌，又不停地看着她，脸上的表情让人没法只报之一瞥。就这样，两人偶尔目光接触持续了一月之久。科林西安丝觉得，她有点怕他，因为在他的举止中暗含着期待，一种满怀信心又确定无疑的期待。后来，一天早晨，他在行将下车之前，在她身旁的座位上丢下一个白信封。她一直没去动那信封，但到临下车拉铃时，实在憋不住，就尽量诡秘地一把抄起攥在手里。

站在炉灶跟前，等着给麦克尔-玛丽的牛奶撇去表面的油脂的时候，她打开了信封，抽出了一张绿色的折叠卡片。封皮上，在印有蓝黄相间的花束上方，突起了组成“友谊”这个词的几个字母，打开一看，这个词又重复出现在四行诗的首行：

友谊犹如一只伸出的手，

又像忠诚的温暖的微笑。

今天我满怀衷心的热忱，

奉献给你我的手和微笑。

后面是不分性别的一只白色手掌握着另一束小些的蓝黄相间的花束，没有签名。

科林西安丝把它扔进存放一天废物的棕色纸口袋里。信封和卡片就在那里待了一天，可是也在她脑海里留了一天。到了晚上，她伸手扒开葡萄皮、茶叶末和意大利香肠的肠衣，找到了信封和卡片，揩抹干净之后放进了她的提包。连她自己也说不上来这是为什么。这个男人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的调情也是一种侮辱。可是，多年以来，已经没有人，根本连一个人都没有，对她试图（认认真真地试图）调过情了。最起码，这卡片对谈话是有益的。她倒希望他签上了名字，这并不出于想知道他的名字，而是看起来更正规，要不然，别人可能会以为是她自己买的呢。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那个人没来乘汽车。等到他再次出现时，科林西安丝要想不搭理他或不知道他坐在了身边，简直太难了。车开近了他平时下车的地方，他向她靠过来说道：“我真心希望你没生气。”她抬起眼睛，冲他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他也就再没说话。

后来几天，他们先互相问候，最终开始了交谈。在他们谈话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当然是十分小心谨慎地进行的），起码她内心里是盼着他在身边的。等到她了解到他名叫亨利·波特，只不过是那一地段铁路车场的临时工，心中暗喜幸好还从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或让人看过那张卡片或这男人本人。

他们之间的谈话，既愉快又新奇。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不去问对方某些问题——唯恐引起对方要了解同样的情况。比方说，你住在城里的哪一地段？你认识某某先生吗？如此等等，都在回避之列。

到后来，波特先生主动提出来在科林西安丝下班后开车来接她。他解释说，他自己没车，不过有时借一个朋友的用用。科林西安丝同意了，于是这一对中年恋人就像不满二十的少年男女怕让父母发现过早地谈恋爱一样偷偷摸摸。他带她坐在一辆灰色“奥尔兹莫比尔”牌旧汽车中，开到乡下去，去看以车代座的露天电影，或是坐在廉价杂货铺中喝劣等咖啡：反正都是别人发现不了的地方。

科林西安丝明白，她为他感到羞耻，她应该再告诉他一些其他秘密，像她的工作性质之类，何况，他永远也不能登她家的大门。她还为自己感到的羞耻而深深地痛恨他，有时就在他正明显地表达他的景慕之情，不断夸赞她的容貌、举止、声音的时候会恨起他来。不过，这种轻蔑心理只是一闪而过，从来没有使她拒绝去看露天电影，因为在那种场合，她是某个人唯一的渴望与满足。

有一阵子，科林西安丝开始怀疑，波特的小心谨慎并不仅仅在于尊重她这个人、她的地位及其他，而且还因为他本人也并不想让人摸清他的底细。她首先想到的是，他已经结婚了。尽管他一再否认，还若有所思地笑着，她反倒疑心更重，并把他的笑解释为狡猾的掩饰。闹到最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单身汉，也为了让自己在一个真正的床上放纵一下，他就邀请她到他的房间里去。她立即加以拒绝并且连续几天始终不答应，后来他抱怨起她，正好揭到她的心病：她为他感到羞耻。

“为你感到羞耻？”她吃惊得目瞪口呆——她是真的吃惊了，因为她从没想到他会猜中她的心思。“要是我感到羞耻，我根本就不会同你见面了，更甭说这样了。”她手指着他们坐的小汽车外面，在露天电影院热气腾腾的场地上停着一排排小汽车。

波特用他的手指关节摸着她的脸蛋说：“哦，那是怎么回事呢？你跟我说的话可不能亦真亦假。”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假话。我以为咱们两人都知道……都清楚……这个问题。”

“也许是吧，”他说，“咱们来说说看，科莉。”他的指关节抚摸着她的下颏，“你把问题摆一摆吧。”

“我父亲。只是由于我父亲……他的为人。”

“他怎么样？”

科林西安丝耸了耸肩膀，“你和我一样清楚。他从来不许我们跟……别人交往。他可凶哪。”

“所以你才不跟我回家吗？”

“对不起，我不能在外面过夜。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关系。还不到时候。”可是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呢？她揣摩着。要是四十四岁还不到时候，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呢？要是现在还不行，现在我那地方的毛已变灰，乳房也已经因为到了岁数而下垂，那又要等到哪一天呢？

这时，波特说出了她的问题。“那么，要等到哪一天呢？”她无法立即回答他。她把手指捂到前额上说：“我不知道。实话实说我不知道。”

这样一个虚假的姿态配上她那一套害怕忤逆不孝的虚假感情，使她马上觉得自己一定让人看着蠢得可笑。他们俩在这部旧汽车里干过的事，还有她让自己脱口而出说过的话，就像五分钟以前刚发生的一样清新……而现在居然抚摸着太阳穴，照着麦克尔-玛丽口授时的那种语气说出了“我不知道”，不但使她感到难为情，也一定让波特觉得讨厌，因为他把手从她脸上撤下来放到了方向盘上，并且立即发动了汽车，慢慢地开上沙砾通道。

直到汽车开进城里闹市区的街道，两人谁也没开口。时间已经晚上十点半了。她已经对母亲讲好，她要为格拉汉姆小姐打手稿加夜班。“在这么大热天还加夜班？”她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科林西安丝静静地坐着，虽然没想到羞耻二字，却一直怀着这种心情。后来，她意识到他正在把车开到她平时从他车里下来步行回家的汽车站。她恍然大悟，他打算再不跟她见面了，过去的日子就像一栋待租的既无家具又无人住的大厅在她面前展开。

“你打算送我回家吗？”她有意不让自己的声音里流露出焦虑，这一点做得很成功，她的话语听起来挺骄傲，也挺随便。

他点了点头说：“我不想要一个玩具娃娃，我需要一个女人，一个成年的女人，一个不害怕她爹的女人。我猜想你并不想当一个成年女人，科莉。”

她的两眼透过风挡往前望出去。成年女人？她努力想几个例子。她母亲算吗？莉娜算吗？勃利恩·莫尔大学的女生总监呢？麦克尔-玛丽呢？那些拜访她母亲、吃茶点的女士们怎么样？不知怎么的，其中没有一个合格的。她连一个成年妇女都不认识。她认识的妇女，人人都是玩具娃娃。他指的是不是乘公共汽车的那些女人？就是那些和她一样当使女，不过不忌讳这事实的女人？要不，也许是夜晚在街上的黑种女人？

“你是不是指公共汽车上的那些女人？你自己知道，你可以从里边找一个。你干吗不在其中一个的膝上丢下一张致意的卡片呢？”他刚才的话击中了要害；她竟然被拿去同那些她确信自己比她们高出一头的人相比——她相信，结果对她不利。“她们倒是挺愿意有人在她们的膝上丢下一张致意的卡片。她们确实挺愿意的。可是，哦，我忘了。你不能这么干，对吧？因为她们不识字。她们得把卡片带回家，等到星期日，再拿给牧师读给她们听。当然，即使如此，她们听了以后可能还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这倒没什么——她们反正可以看到上面印着花，字也用花体印的，她们会喜出望外的。至于那玩意儿是杂货店所能提供的最可笑、最陈腐、最商品化的破烂货，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把这种破烂货直接扔到她们的胖脸上，她们也不懂这玩意儿不值一文。她们会哈哈一笑，将肥胖的大腿一拍，立刻把你接待到她们的厨房，直接领到早餐桌上。可是你不会送给她们一张值一角五分钱的致意卡片的，对不对？哪怕这玩意儿再笨再蠢。因为她们是成年妇女，你用不着向她们献殷勤。你能直截了当地走过去说：‘喂，今晚上到我房间里来吧。’对吗？是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这么回事？”她简直要尖叫起来了，“可你不会的。你想要一个有教养的女士，一个懂得怎样坐下，怎样穿着，怎样用盘子就餐的女士。哦，在女人和女士之间是有差别的，我相信你清楚我属于哪一类。”

波特把汽车停在路边，可没有熄火。他越过她伸手为她打开车门。科林西安丝下了车，使足劲儿把门一关，可惜这辆借来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的车门折叶已经生锈，没有像她所想的那样“砰”的一声关紧。不过她对自己所做的姿态还是满意的。

等她走到非医生街十二号时，已经全身颤抖不停，根本无法控制了。突然，她在台阶上停止了颤抖而僵住了。两秒钟以后，她转过身朝波特停车的街道跑过去。刚才，迈步踏上通往门廊的台阶时，她看到就在一个橡木圆桌上堆着的红丝绒片前，自己由成熟的醇香变得腐烂霉坏。汽车还停在那里，发动机低沉地发出震颤声。科林西安丝朝汽车狂奔，有生以来还从没有跑过这么快，比她五岁时全家一起去光荣岛度假穿过草地时跑得还快，甚至比她当年初次看到疾病夺去外祖父生命时飞奔下台阶的速度还快。她伸手拉到车门把手，发现车门是锁着的。波特坐在那里几乎还保持着她刚刚使劲甩门时的姿势。她弯下腰敲打车窗。波特的侧影一动不动。她又敲打车窗，声音挺大，顾不上可能有人看到她在这离家不远拐角处的灰蒙蒙的山毛榉树下。真是咫尺天涯啊，她觉得自己恍如身处梦境；那边，就在那边，只有一发之隔，可就是够不到。

她是科林西安丝第一·戴德，是广有财产的房产主和高雅的露丝·福斯特的女儿，是声名显赫、众望所归的福斯特医生的外孙女。当年，老医生是全城第二个有两匹马拉的马车的人，娶的妻子曾使“玛丽王后”号全船为之瞩目，在全巴黎到处让法国男人垂涎。科林西安丝·戴德这许多年来一直自持清白（是的，几乎是全部时间里始终清白无瑕），现在却在敲一个铁路车场临时工的汽车门窗。但她宁肯一直这么敲下去来逃避那些红丝绒。从前有一次，她和姐姐莉娜跟着母亲走过医院门前去百货商店的路上，红丝绒在雪地上四处飘散。母亲怀着孕，科林西安丝第一次明白怀孕是怎么回事时觉得可害羞了。她只能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她的朋友们要是知道她母亲怀了孕会怎样哈哈大笑。当她发现母亲的肚子还没显出大来时，心里大松了一口气，甚至美滋滋的。但是到了二月份，母亲身子变得笨重了，需要出门活动活动。母女三人就这样在雪地里慢慢走着，留心不踩到结冰的地方。后来她们走到了慈善医院门前，那儿聚着一大群人瞅着房顶上的一个人。科林西安丝本来比母亲看见得早，可是当露丝抬头看过去时，却大吃一惊，把手里提的篮子都给掉在地上了，弄得红绒玫瑰遍地都是。科林西安丝和莉娜连忙往起捡，把花上的雪往衣服上抹，同时还瞥着医院房顶上安了蓝翅膀的那个男人。莉娜和她在笑，一边收着玫瑰花，一边看着那人，一边由于害怕、窘迫和慌乱而发笑。红丝绒、尖叫声、那人坠落在便道上，这一切全都搅在一起，乱成一团。她看到了他的尸体，一清二楚，她奇怪为什么没有血。唯一可见的红颜色在她们的手上和篮子里。母亲的呻吟声越来越高了，看上去似乎陷到地里去了。后来终于来了一副担架抬那具玩具娃娃似的尸体（由于没有血，就更像玩具了），还来了一辆轮椅，把她妈妈直接送去产房。

科林西安丝继续做着丝绒玫瑰，可是她憎恶这种消磨时间的愚蠢方式，对莉娜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来躲着不干。它们跟她谈着死亡，先是谈安了蓝色翅膀的那人的死，现在又谈起她自己的死。要是波特不回过头来、靠向车门给她开门，科林西安丝相信她定死无疑了。为了引起车里面那个血肉之躯的注意，她的手指关节都敲疼了，她宁可用拳头砸碎车窗玻璃来触摸他，感觉他的体温热量——这是能保护她不致受那些干瘪的绒玫瑰花令人窒息的死亡威胁的唯一办法。

他还是一动不动。为了防止他换挡开车而去，把她孤零零一人留到大街上，科林西安丝在慌乱之中踩着挡泥板爬上车头，大伸着四肢趴到引擎盖上。她没有透过风挡看他，就这么趴在那里，拼命想用手指抓住钢罩子。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一心只要吊在那里，决不让车子开走，哪怕他用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把车开走，她也要这么吊着。由于使劲抓着引擎盖，她两眼闭得死死的，而且也没听到车门打开又关上，也没听到波特绕到车头来的脚步声。当他把手放到她肩上，轻轻把她搂到自己怀里时，她起初还尖叫了一声。他抱着她到了车子的右前部那儿，把她放到地上站好，为她打开车门，帮她在座位上坐舒服。回到车里，他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等她那阵轻轻的抽泣平息了，才离开司机座位，到便道上捡起她刚才丢掉的提包。然后他把车开到第十五街三号。那栋楼也是麦肯·戴德的房产，里面住了十六个房客，也就是在那栋楼的顶楼窗户里，这位亨利·波特曾经挥舞着滑膛枪大哭大叫，还往院中妇女的头上撒尿。

时间还不到午夜，天气还很热——要不是空气中有一股甜姜似的沁人肺腑的气味，简直会让人热得发疯的。科林西安丝和波特穿过前门进到门厅。除去从厨房门下透出一隙微光，说明那儿在打牌，周围没有一个房客的影子。

科林西安丝看到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漆成医院那种白色的铁床。她一走进屋马上就往床上一躺，伸开了四肢，觉得像洗过了澡，浑身都擦干净了，而且用吸尘器清理过一遍似的，还第一次感到不过如此简单。波特在她之后脱光了衣服，躺到了她身边。他们俩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用自己的两腿分开了她的。

科林西安丝往下望着他。“这是给我的吗？”她问。

“是的，”他说，“是的，这是给你的。”

“波特。”

“这是……给你的。不是玫瑰花，也不是丝质内衣和一瓶瓶香水。”

“波特。”

“不是装在心形盒子里的巧克力奶糖，不是一所大房子和大型小汽车，不是长途旅行……”

“波特。”

“…乘着干干净净的白艇。”

“不。”

“不是野餐……”

“不。”

“…也不是钓鱼……”

“不。”

“……也不是上了岁数在门廊上靠在一起。”

“不。”

“这是给你的，姑娘。是啊，这是给你的。”

他们在凌晨四点钟醒来了，或者确切地说，是她醒来了。当她睁开眼时，看到他正盯着她，眼里既不是泪，也不是汗。尽管开着窗户，屋里还是很热。

“洗澡间，”她嗫嚅着，“洗澡间在哪里？”

“在楼下门厅那儿，”他说，然后，又抱歉地说，“我给你弄点什么东西吃好吗？”

“哦。”她拽了拽几缕粘在一起的汗湿的额发，“请弄点喝的，要冷的。”

他迅速地穿上了衣服，不过没穿衬衫和短袜，就离开了房间。科林西安丝也起身，穿起衣服。既然房间里看来没有镜子，她就站在敞开的窗前，利用最上面一块窗玻璃。由于玻璃后面挺暗，足能照出她的影子，她就这样梳拢了一下头发。这时她注意到了墙壁。她刚进门并躺到床上时原以为是糊墙纸的东西原来是月历。一叠一叠的月历：有S.＆J.汽车零件厂出的月历，上边印有一九三九年赫德森的景色；有库亚霍加河道开发公司出的月历，上边写着：“我们为满足他人而建造，我们在建造中感到满足”；有“幸运的公鹿”美容制品厂出的月历，上边画着一个厚施脂粉的鬈发女郎在微笑；还有《信访邮报》印的月历；但其中大部分是北卡罗莱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印的月历。这些月历挂了满墙，每一个都掀在十二月份那一页上。简直让人感到从一九三九年以来他逐年保存了每一份月历。有一些是大张的硬纸月历，上面印满十二个月，她注意到一些日期上画了圆圈。

她正盯着这些月历看，波特回来了。他手里端着一杯冰水，上面浮着的冰块挤在一起。

“你保存这些月历干吗？”她问。

他微笑着回答：“混日子。来，喝点吧，凉快凉快。”

她接过杯子来，轻轻嘬了一口，一边尽量不让冰块碰到牙齿，一边从水面上看着他。她赤脚站在那里，汗湿的头发像油漆似的粘到两颊上，感到一阵惬意。内心的虚荣现在完全被一种崭新的自尊所替代。她感谢他，感谢这个男人——他从她父亲那里租来这间斗室，他吃饭用刀不用叉，他甚至连一双像样的皮鞋都没有。她父母让她终生杜绝交往，而她过去不肯交往的也正是这种男人，因为人人都知道，这种男人对自己的女人动手，出卖她，羞辱她，遗弃她。科林西安丝往他身边走过去，用手指抬起他的下巴，在他的喉头轻柔地吻了一下。他用两手捧着她的头有好一会儿，后来她闭上眼睛并想把手中的水杯放到一个小桌上。

“嗯，天快要亮了，得送你回家了。”

她顺从地穿好衣服。他们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穿过厨房前地板上一块大大的三角形光柱。厨房里的男人们还在打纸牌，不过房门现在敞开了一点。波特和科林西安丝快走了几步，刚刚跨过光柱，这时一个声音问道：

“谁在那儿？玛丽吗？”

“不，是我。波特。”

“波特？”那声音不大相信地问，“你上什么班？”

“以后再跟你说。”波特说着，赶紧打开了前门，唯恐那个说话的人闯进前厅里来。

科林西安丝在汽车以最低挡离开时，尽量向波特挨过去，她把头靠在座椅背上。她又闭起了眼睛，深深地吸了几口那种三小时前她弟弟吸过的带甜味的空气。

“你把头发梳起来好吗？”波特问道。他觉得她那样子挺美，像个小姑娘，不过他不愿意让她向父母辩解，她进门时他们也许还没睡，会笑话她的支吾其词的。

她摇了摇头。现在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把头发在颈后挽起一个大髻。

波特还在原来科林西安丝爬到车头上的那棵树下的老地方停了车。现在悄悄表白一番之后，她走过四个街区，再也不害怕踏上那门廊的台阶了。

她刚把大门关上就听到了说话声。她本能地摸了一下蓬松了的头发。话音从餐室那边传来，从关着的厨房门背后传来。是男人说话的声音。科林西安丝眨了眨眼睛。她刚刚离开一座住宅，那儿的男人们坐在亮着灯的厨房里，高喉咙、大嗓门地谈着话；回到家里来又碰上了同样的情况。她不晓得是否夜间的这一时刻，她不熟悉的这一时刻，属于——从来就属于——男人；或许，是否这是一个秘密的时刻，在女人们入睡之后，男人就像从龙齿缝里钻出来的巨人一样站直身子，聚集到她们的厨房里。她踮起脚尖，走到门边。她父亲正在说话。

“你还没跟我解释你干吗要带他一起去。”

“事情到了现在，带不带他去又有什么两样？”那是她弟弟的声音。

“他知道了内情，”她父亲说，“这就不一样。”

“知道了什么内情？没什么可知道的。这是一次失败。”奶娃的声音像水泡一样膨胀着。

“是一次错误，不是一次失败。不过说明东西藏在别处。就是这么回事。”

“是的。藏在造币厂。你想让我去造币厂吗？”

“不！”麦肯拍着桌子，“东西应该在那儿，应该在。”

科林西安丝弄不明白他们父子谈的是什么，竟会如此激动，但她并不想待在那儿搞清楚，这至少会分散了她刚刚感到的满足。她离开了他们，爬上楼梯，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在楼下的厨房里，奶娃在桌上抱起两臂，低垂着头，“我不管。我不管东西在哪儿。”

“完全是一个错误，”他父亲说，“小小的一团糟。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撒手不干。”

“你把关进监狱叫作小小的一团糟？”

“你出来了，是不是？你只在那儿待了二十分钟。”

“两小时。”

“要是你们一到那儿就给我打电话，你连两分钟也不会待。再快点，应该一让他们抓住就马上给我打电话。”

“警车里边没有电话。”奶娃厌烦了。他把头抬起来，放在手上支着，对着衬衫袖子说话。

“要是光你一个人，他们会放掉你的。只要你一告诉他们你的名字，他们立刻就会放你走。可你偏和城南那黑鬼一块。这样才弄了个拘留。”

“这不是拘留的原因。是因为带着一口袋石子和人骨开车才被拘留的。人的骨头。如果你是个还有一半头脑的警察，那就是一个线索，说明曾有一个人是和这骨头连在一块儿的。”

“当然是曾经有过。可不是今天夜里。不可能是昨天有个人和这副骨头长在一起。要有一段时间，尸体才会变成骷髅。他们懂得这道理。你甭跟我说他们怀疑的不是吉他。看得出那个黄眼睛的黑鬼像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他们让我们把车靠边停下来时，是看不见他的眼睛的。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是紧贴着擦过，要我们出来。你说说，这要干吗呢？他们让我们停车干吗？我们车速不快。就这么往前开着。”奶娃去掏香烟。一想起趴在汽车上，两腿分开，双手放在引擎盖上，由警察用指头摸着他两腿、后背、臀部、两臂，他的气又上来了，“他们干吗要拦下没有超速的汽车？”

“他们想让谁停就让谁停。他们看到你们是黑人，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在找杀了一个男孩的黑人。”

“谁说是黑人杀的？”

“报纸说的。”

“报纸总那么说。每当……”

“那又有什么不同？如果是你一个人而且告诉了他们你的名字，他们绝不会把你关在里边，也不会搜查汽车，也不会打开口袋。他们认识我。你看到了，我去了以后他们是怎样表现的。”

“在你到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并没有什么两样……”

“什么？”

“只是在你把那个笨蛋领到屋角并且打开你的钱包时，他们的表现才不一样了。”

“你最好谢天谢地我带上了钱包。”

“我是感谢的。老天知道我是感谢的。”

“要不是因为城南的那个黑鬼，事情就会这么办妥了。要不是因为他，他们不会把派拉特叫到那儿去的。”麦肯揉着膝盖。想到靠了派拉特才把他儿子放出监狱，他便感到羞耻，“穿得破破烂烂的造卖私酒的坏女人。”

“她还是坏女人？”奶娃开始暗笑了。疲乏以及紧张过后的慢慢放松使他有点头晕，“你认为她偷了藏金。整整这么些年……整整这么些年，你就以此来跟她过不去。”他现在笑出了声，“她怎么可能肩负足有一百磅沉的口袋，偷偷摸摸地溜出一个山洞，在五十年里走遍全国而竟然一点没花掉，就是为了把它像他妈的一口袋洋葱似的吊在屋顶上。”奶娃摆正了头，笑声充满了厨房。麦肯一语不发。“五十年……你想那金子一直想了五十年！哦，屎蛋。这是发霉的屎蛋……”他笑得淌出了眼泪，“发疯。你们所有的人。就是那种露骨的、彻底的发疯。我早该知道了。整个事情就是一场发疯；每个细节都是发疯——整个想法。”

“什么是更发疯的呢？这么长时间，她身边拖着一口袋金子，还是一个死男人的骨头？嗯？是哪一样？”麦肯问道。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要是她能拖一样，也就能拖另一样。她才是那帮警察该扣留的人。当你告诉他们这骨头属于她，她一进门，他们就该把她锁起来。”

奶娃用袖子抹掉眼泪，“凭什么锁她？在她讲完那段故事之后吗？”他又放声大笑起来，“她走进那里，就像路易丝·比弗斯和巴特夫莱·麦昆变成一个人出场了。‘是，长官，老爷。是，长官，老爷……’”

“她没说那个。”

“差不多。她连声音都变了。”

“我跟你说过她是一条蛇。她会在刹那间蜕掉皮的。”

“她连外表也不一样了。她看着矮了，又矮又可怜。”

“她装成那样就因为想把东西要回去。她想让他们同意她把骨头取回去。”

“她可怜的丈夫的骨骸，她没钱埋葬。派拉特原来在什么地方有个丈夫吧？”

“教皇有丈夫吗？”

“嘿，她把骨骸要回来了。他们还给了她。”

“她知道她在干什么，完全知道。”

“是的，她知道。可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我是说她来到那儿……你知道……事先有准备。她进门时已经把什么都准备好了。警察把她找来带到警察局时，准是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她了。”

“唔唔。他们不会那么干的。”

“那样的话，她怎么知道的？”

“谁知道派拉特知道什么？”

奶娃摇了摇头，“只有鬼影才晓得。”他仍然兴致勃勃，可是早些时候，当他和吉他戴着手铐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的时候，脖子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白种男人的骨头。”麦肯说道。他站起身，打着哈欠。天空开始泛亮。“黑鬼婆娘带着白种男人的骨头到处流浪。”他又打了个哈欠，“我永远理解不了那女人。我已经七十二岁，我到死也理解不了她的一件事。”麦肯走向厨房门，把门打开，然后转过身来对奶娃说，“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如果她拿了那白人的骨头而留下金子，那么，金子准还在那儿。”在他儿子能够提出异议之前，他把门关上走了。

奶娃想，好吧，金子会在那儿坏掉的。要是有人只提一下“金子”这个词，我就得拔出他的牙。他就在厨房里这么坐着，想再喝点咖啡，可是太累了，不想去冲。过不了多会儿，他母亲就会下楼来的；他和麦肯回来时，她已经起床了，可麦肯把她轰回楼上去了。奶娃又抽出一支香烟，看着窗外的曙光，那显得水池上的灯光黯淡下去。太阳生机勃勃，预示着热天气。天越亮，他越觉得孤寂凄凉。没有麦肯在旁边，他独自一人回忆了一遍夜里发生的事情——他记得每个细枝末节，可不敢肯定这些细节当真发生过。也许是他编出来的吧。派拉特当时真矮了。当她在监狱的接待室那儿站着时，还没警官的肩膀高——而警官的头不过到奶娃的下巴颏。派拉特可是和他一般高的。当她跟警察嘀咕，证明奶娃和吉他的假话，说他们拽下口袋，为的是同一位老太太开玩笑，她不得不抬头看看他。她一边两手打颤，一边叙说着：直到警官把她叫醒，她才知道口袋不见了；她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想携带她丈夫的骨骸逃跑；她丈夫十五年前在密西西比被人用私刑处死；那些人不准她把丈夫放下来，于是她离开了那个城镇，等她回去，尸体已经自己从绳子上掉了下来，她把骨头凑到一起，打算埋了，可是“管埋葬的人”要五十块钱一口棺材，而木匠用松木板打成一副匣子也得要十二块五，可她根本没有十二块五毛钱，因此她就把所罗门先生（她总叫他所罗门先生，因为他是个挺神气的黑种男人）剩下的骨头，装进一只口袋，带在身边。“《圣经》说，主聚合在一起的，人不可使其分开——《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节。我们是合法嫁娶，夫妻快活忠诚，长官。”她祈求着。甚至她的眼睛，那对大大的、昏睡的老眼，也变小了。她接着说：“于是我想，最好还是让他在我身边，等我一死，别人就能把他和我放到一个墓穴中。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我们可以一起升天，手拉着手。”

奶娃惊诧不已。他原以为派拉特对《圣经》的知识无非是从里边挑名字，可她居然引证《圣经》的词句和章节。更有甚者，她当时看着奶娃、吉他和麦肯就像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事实上，当问到她是否认识他们时，她直截了当地说：“不认识这个人，这个。”看着她哥哥。“可我敢说我注意到在我们居民区附近有这家伙。”说到这里，她指着吉他，而吉他坐在那儿简直像一尊石像，两眼如死人一般。后来，麦肯驱车送他们一块儿回家——派拉特坐在前面，吉他和奶娃坐在后边——吉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的气愤像从皮肤渗透出来的热量，从开着的窗口吹进来的热气都显得清新爽快了。

变化又出现了。派拉特重新变高了。她那包着破烂丝绸的脑袋的顶部几乎碰到了车子顶篷，跟这三个男人一样。她的嗓音也恢复了。别人都不吱声，而她也只对着麦肯一人讲话。她用一种谈话的语调，就像一个人继续讲被打断的故事，跟哥哥讲了与她对警察说的完全不同的情况。

“我在那洞里整整待了一天一夜，当我第二天早晨向外看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我害怕我会碰上你，可是连你的影子都没有。大概过了三年或者再多些，我又回到了那里。那是在冬天。到处是雪，我几乎找不到路了。我先去找瑟丝，然后才去找山洞。我可以跟你说，那可是段艰苦的跋涉，而我当时年轻脆弱。雪把每条路都封死了。你可能早就认为而不仅是猜想，我会为那些小口袋回去的。第一眼看到那些口袋时，我并没有多在意，我肯定地说三年之后我也没想到它们。我去那儿是因为爸爸让我去。他不断来看我，去了又来。告诉我该干些什么。起初他只告诉我要唱歌，唱下去。‘唱，’他总是小声说，‘唱，唱。’后来，丽巴出生不久，他来了，明明白白地说：‘你不能就这样飞走了而丢下一具尸体不管。’他告诉我。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你不能飞走而扔下它不管。于是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当我们干那件事时他就在那儿。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了一个人的命，你就欠了一条命。你要对这条命负责。你不能杀了人而不管不顾。他还在那儿，而他现在是你们的了。所以我得为了那尸体回去。我真找到了山洞。他就在那儿。一定有狼或什么的拖过那尸体，因为已经在洞口那儿了，躺着，几乎是坐着，靠在我们睡过觉的那块石头上。我把他放在我的口袋里，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放。他身上还有些布，可他的骨头是干净和干燥的。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带着它。爸爸让我带的，你知道，他说得对。你不能杀掉一条命，就一走了之。命就是命。宝贵着哪。你杀死的人是你的。他们不管怎么着也要和你在一起，在你脑子里。所以，比较好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是无论去哪儿都随身带着。照这样，反倒解放了你的头脑。”

奶娃想，操你妈的头脑，操完算了。他从桌旁站起身。在去找吉他之前，他要先睡一会儿。

他摇摇晃晃地走上楼梯时，记起了派拉特跨出“别克”车门时的背影——背着口袋，腰一点都不弯。他还记得她从车边走开去的时候，吉他怎样瞪大眼睛望着她。麦肯把吉他带到地方让他下车，奶娃对他说“以后见”，他既没回答，也没扭头。

奶娃在中午时分醒来。有人进过他的房间，还在他床脚边的地面上放了一台小风扇。他听着电扇的呼呼声有好长时间，然后才起床，进洗漱间给澡盆放满水。他躺在温水中，还是不断出汗，天气太热，他也太累了，根本不想往身上打肥皂。他不时地向脸上撩着水，把两天没刮的胡子弄湿。他担心他可能在刮脸时会划破下巴。澡盆太小，他伸不开身体，躺在里边很不舒服。他还记得他当年简直可以在里边游泳。现在他往下瞅着自己的两条腿。左腿看着就跟右腿一样长。他的目光顺着身体看上来。警察用手碰过的地方还留有印痕——用手一碰，肌肉仍会抖动，就跟马侧肋落上苍蝇时会打颤一样。还不仅如此。这好像是他皮肤上耻辱的印记。那是被强迫手脚伸展着站立，被人用指头戳着，又给戴上手铐的耻辱；那是偷过一具尸骨的耻辱，更像一个小孩子在万圣节夜笨拙愚蠢的胡闹，而不像成年人获得成功的壮举；那是要求救于父亲和姑妈两人才得以释放的耻辱。还有更令人难堪的耻辱是眼看他父亲在警察面前卑躬屈膝，满脸堆起“大家彼此心照”的媚笑。而最甚的莫过于他注视和聆听派拉特那一席话时感到的耻辱，这不仅由于她那番杰米玛大婶式的表演，而且在于她为了他而心甘情愿和得心应手的装模作样，为了他这个刚刚从她住房里偷走了自以为是遗产的侄子。事情与他以为她原先也是“偷”来的无关。她从谁手里“偷”呢？从一个死人那里吗？从也是偷盗者的他父亲的手里吗？过去还是现在？反正他偷了，而且，他曾经策划过——起码他对自己承认他曾经策划过——要是他在行窃时她进到房间，他就给她一下子，把她打倒。他准备打倒在地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她为他煮过有生以来最可口的鸡蛋，她指给他看天，让他认识天上的蔚蓝色，那简直和他母亲的缎带一样，从那以后每当他抬头看天，都感到天空近在咫尺，一览无遗，亲切熟悉，就像他居住的房间，他归属的所在。她给他讲故事，唱民歌，吃香蕉和玉米面包，还在那年第一个冷天，给他喝热栗子粥。要是他母亲的话属实，这个黑种老妇人——虽然年近七十，但皮肤润滑、动作敏捷，还像个十几岁的姑娘——在只有靠魔法才能办到的时候，把他送到了这个世界上来。正是这个他要打昏的老妇人，拖着脚步走进警察局并且给警察们演了一个小节目：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秘密来满足他们的得意，他们的怜悯，他们的轻蔑，他们的嘲弄，他们的怀疑，他们的卑鄙，他们的奇想，他们的烦恼，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气愤，他们的厌倦——只要对她和奶娃有用。

奶娃在水里摆动着两腿。他又想到吉他曾经怎样看着派拉特——目光中含着憎恨。他无权那样看她。突然，奶娃明白了他从来没能问吉他的问题的答案。吉他能够杀人，会去杀人，而且可能已经杀过人了。“七日”其实只是这种能力的结果，而不是起源。不。他没有任何理由那样看她，奶娃一边心里想，一边在澡盆里撑起上身，匆忙地搓起肥皂。

他一走到室外，九月份的热空气马上向他扑来，把浴后的清爽一扫而光。麦肯把“别克”车开走了——老迈的年龄迫使他减少了步行——于是奶娃便徒步到吉他的住所去。当他走到街角时，他看到一辆外观熟悉的灰色“奥尔兹莫比尔”停在一栋房子跟前，他从车子后窗上的锯齿状裂口，认出这辆车。车里坐着几个人，外面还站着两个：吉他和“铁道”托米。奶娃放慢了脚步。托米正在说着什么，吉他不断地点着头。接着两个人握了握手，那种握手的方式，奶娃以前从来没见过：先是托米用双手握住吉他的右手，然后吉他又用双手握住托米的右手。托米进了汽车，吉他飞快地绕过房子，来到通向他房间的侧梯跟前。那辆“奥尔兹莫比尔”——奶娃推测它是一九五三或一九五四年的型号——拐了一个小弯，掉过头向他开来。车子从身边驶过时，里面坐的人都眼睛朝前看着。开车的是波特，“铁道”托米坐在另一边，中间是“纽约州”；坐在后排的是“医院”托米和一个叫尼罗的男人，第三个人奶娃不认识。

这肯定就是他们了，他心里想。他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六个人里包括波特，再加上吉他。这就是“七日”。还有那辆车，就是那辆车有时把科林西安丝送到家门附近。奶娃起初以为是他姐姐偶尔下班搭便车回家。后来，由于她从不谈及此事，而且最近似乎显得体态丰满、性情安详了，他就猜出来她在偷偷摸摸地与某个男人约会。他觉得这事好笑又美妙，不过也有点伤心。现在他可知道了，跟她约会的人就坐在这辆车里，属于“七日”这个组织。多蠢的女人，他想，偏偏挑了这样一个人。她太傻了，太傻了，天啊！

他不再朝吉他住处去了，他打算以后再见他。

奶娃喝醉酒的时候，别人在他眼里就显得更懂礼、更谦让，举止更端庄。在他带着酒意时，酒精并没有改变他一丝一毫，却对他见到的人有强烈的影响。他们的样子比平时好多了，从不高声谈话，当他们因为他往厨房的水池里小便，对他推推搡搡，甚至把他摔出家庭晚会时，或者当他在公共汽车站的条凳上打盹被人掏了腰包时，他们都是毕恭毕敬，可亲可爱的。

他就这样醉醺醺、昏沉沉地过了两天一夜，要不是由于同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进行了一次清醒的谈话，这种局面至少还要再延长上一天。自从他上九年级以来，他跟这个姐姐从来没有连续不断地说上四句话。

一天清晨他回到家里，她已经在楼梯顶上守候着他了。她身穿一件人造丝的晨衣，没有戴眼镜，给奶娃一种不真实但很和气的感觉，就像不久之前掏了他腰包的那个男人一样。

“到这儿来。我想给你看点东西。你能进来待一会儿吗？”她轻轻地对他说。

“过会儿不行吗？”他也很和气；他对自己声调里的礼貌颇为满意，他实在是太乏了。

“不行，”她说，“不行。你得现在就看。就今天，就看一下。”

“莉娜，我实在是垮了……”他和蔼地讲起道理。

“连一分钟也用不了，这事挺重要的。”

他叹了一口气，跟着她穿过楼厅到了她的卧室。她走到窗户跟前指着说：“从这儿往下看。”

奶娃迈着自己觉得挺神气的缓慢步子走向窗口，扒开窗帘，目光随着她的手指望去。他只能看到宅旁的一片绿草地。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在动，但是他担心在晨曦中可能会漏掉什么。

“什么呀？”

“那棵小枫树。就在那儿。”她指着一棵大约有四英尺高的小小的枫树，“现在叶子本来应该开始变红了。九月份已经几乎过去了。可是还没有变；叶子绿绿的就枯萎了，落下来了。”

他转过脸来对她微笑着说：“你刚才说是件重要事。”他没有生气，甚至没有烦躁，他对自己的心平气和很满意。

“这事是重要，是挺重要的。”她的声音很轻柔，眼睛还在盯着那棵树。

“那就快说吧。我要马上去上班了。”

“我知道。不过你还可以为我耽搁一分钟，对吧？”

“可不是用来看一棵死树，那犯不上。”

“树还没死，可是快了。今年叶子不会变色了。”

“莉娜，你喝多了吗？”

“别跟我开玩笑。”她说，口气有点硬了。

“可你明明在开玩笑，对不？”

“你根本不注意听我说话。”

“我注意着哪。我站在这里听你告诉我今日的新闻——一棵小树就要死了。”

“你不记得这棵树了，是不是？”

“记得这棵树？”

“你往这棵树上撒过尿。”

“我，什么？”

“你往这棵树上撒过尿。”

“莉娜，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

“还往我身上撒过尿。”

“哦……莉娜，我长这么大确实干过一些事情，连我也觉得不怎么样。但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从来没往你身上撒过尿。”

“那是一年的夏天，就是爹刚买了‘柏加’汽车那年。我们一起去兜风，你要上厕所。想起来了吧？”

奶娃摇头说：“不，我想不起来了。”

“当时是我领你去的。我们是在野地里，没厕所可去。于是他们就让我领你去。妈妈本想去的，可是爹不让她去。他自己当然也不肯去。科林西安丝翘起鼻子，干脆不干，所以只有我去了。我也穿着高跟鞋，也是个女孩子，可是他们让我去。你跟我只好滑下路边的小坡。那地方挺僻静。我解开你的裤子就转身走开，这样你就可以一个人在那儿撒尿了。草地上到处长着紫罗兰和野生的长寿花。我采了一些花，还从一棵树上拽了些嫩枝。回家以后，我就把它们都种在那儿了。”她冲窗外点点下颏，“在地上挖个坑，插进去就是了。你知道，我一向喜欢花草。是我带头做绒花的，不是妈妈，也不是科林西安丝，是我。我喜欢干这个。可以让我保持心情平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让收容所里的人们编篮子、织不值钱的毯子。让他们干活，他们才能安分守己。要是没活儿干，他们就可能会发现那些真正不对头的东西，并且会……干出什么事情，一些可怕的事情。你往我身上撒尿之后，我本想杀死你。有一两次我还下过手，不过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办法，把肥皂涂到你浴缸里之类。不过你没滑倒，没跌断骨头，也没从楼梯上滚下去，什么意外都没发生。”她出声笑了一笑，“可是后来我注意到，我栽到地上的花，你往上撒了尿，结果就都死了。不过那小树枝倒没事，活了，就长成了这棵枫树。所以我不再为这事大惊小怪了——我指的是你撒尿这件事——因为树还在长。可是如今却活不了了，麦肯。”

奶娃用右手的无名指揉了揉眼角。他困极了。“是啊，你会说那是讨厌透了的小便，对吧？你想让我再往这树上撒一泡？”

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从睡袍的口袋里抽出一只手，给了奶娃一个嘴巴。奶娃挺了一挺，朝她比画了一下。她不管这些，照旧说道：“我可以拿我的名字玛格达琳担保，你就是我要迈过的界线。我原以为因为那棵树活着就没事了。可是我忘了有各种各样往人身上撒尿的方法。”

“你给我听着。”奶娃这时酒已醒了，尽量一字一顿地说着，“我准备给你的雪利酒留点余地——但也有一定限度。把你的手收起来吧，别再碰我。你说的这些往人身上撒尿的话都是什么意思？”

“你长这么大，一向对我们大家这样干。”

“你疯了。我什么时候打搅过这屋里的随便哪个人？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对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我手里没拿着棍子；我过我的日子，也让别人过别人的日子，你是清楚这一点的。”

“我知道你向爹讲过科林西安丝，说她同一个男人约会，悄悄地，还——”

“我不得不那样做。我希望她能找到个朋友，可我认识那个人。我跟他在一块儿混过。我觉得他不——”奶娃收住了话头，他无法进一步解释有关“七日”的问题，还有他所怀疑的事情。

“哦？”她的语气里颇有讽刺意味，“你脑子里还有别的适合她的朋友吗？”

“没有。”

“没有？可你又认为他住城南区，所以配不上她？跟你交朋友可以，但跟她交朋友不行，对不？”

“莉娜……”

“对于谁配得上谁，你都知道些什么？而你又从什么时候起操心起科林西安丝的痛痒？你一向嘲笑我们：科林西安丝，妈妈，我，你指使我们，要我们给你干这干那，还要说长道短。什么我们怎么给你做饭啦，我们怎么收拾你的房间啦。可是如今，你突然关心起科林西安丝的生活幸福，把她同你不赞成的男人拆开。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赞成或反对某一个人或某件事？早在你的肺还没长成之前的十三年，我就已经在呼吸这个世界的空气了。科林西安丝呢？也要比你大十二岁。你对我们姐妹二人毫无了解，你就知道我们做绒玫瑰花。你小时候不会吐唾沫，科林西安丝就把你的口水从下巴上抹掉，现在你倒懂得什么人配她最合适了。我们的少女时代全花在你身上了，就跟一枚五分硬币一样。你睡着了，我们得保持安静；你饿了，我们得做饭；你要玩，我们得哄你；等你长大，懂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双色‘福特’车不同时，这屋子里的一切都为你戛然而止了。你还是不肯洗内衣，不肯铺床叠被，不肯拔掉澡盆里的堵塞，或是把你的脏东西从一处挪到另一处。直到今天，你也从来没问过我们俩，我们是不是累了，伤心了，或是想要一杯咖啡。你真是油瓶子倒了都不肯扶，你连一道比小学四年级数学题更难的事情都没解决过。你有什么权利来决定我们的生活？”

“莉娜，冷静点。我不想听了。”

“我要告诉你你这种特权思想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你腿裆里吊着的猪肚子那儿来的。好吧，听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小不点儿兄弟：你会比那玩意儿需要更多的。我不知道你从哪儿能得到，也不知道谁会给你，可是记住我的话，你会比那玩意儿需要更多的。爹已经不让她出屋，让她辞掉了工作，还收回房子不让那男人住了，并且扣了他的工资，而这一切全因为你。你跟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没上大学，就是因为他，因为我怕他可能会对妈妈干出什么事来。你以为由于你那次揍了他，我们就相信你在保护妈妈，站在她一边了。那是假话。你其实是在接班，让我们知道你有权教训她，教训我们所有的人，该干些什么。”

她突然住口不讲了，奶娃能够听到她呼吸的声音。等她重新开始时，声调整个变了：那种坚硬冷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飘动、轻拂的音乐。“在你出生之前，我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他有一次带我们去冰窖，开的是他那辆‘哈德森’牌小汽车。我们都打扮得齐齐整整，站在那些汗流浃背的黑人跟前，我们从手帕里嘬着冰水，稍微往前弯着点腰，怕冰水滴到衣裙上。那儿也有别的孩子，他们光着脚，光着膀子，脏得很。可我们却站在汽车跟前，离他们远远的，穿着白白的长袜，扎着缎带，戴着手套。而当爹和那些工人谈话时，不时往我们这边看，看我们，看汽车。看了汽车，又看我们。你懂吗，他把我们带到那儿，就为的让别人能看到我们，羡慕我们，羡慕他。后来，有一个小男孩朝我们走过来，还把他的手放到科林西安丝的头发上。她把她那块冰给了他，我们谁也没注意到，他这时正冲我们跑来。他一把把冰块从她手里打到地上，把我们姐妹俩推进了汽车。他先拿我们显摆，然后又让我们现眼。我们整个生活就是这种样子：他让我们在奢华淫靡的大都市像贞女似的招摇过市，然后再在这种地方像对妓女那样羞辱我们。如今他再次把冰块从科林西安丝的手中打掉了。而这全怪你。”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说着说着哭起来了，“这全怪你。你是个坏透了的、可怜的、愚蠢的、自私的、可恨的男人。我希望你那小小的猪肚子能对你站在那儿有点好处，希望你能小心爱护那玩意儿，因为除此之外你一无所有了。但是我想通知你一声。”她从口袋里取出眼镜戴上。她的眼睛在镜片后边大了一倍，显得又苍白又冷酷，“我不再做玫瑰花了，而你也在这房子里撒过最后一次尿了。”

奶娃一声没吭。

“现在，”她小声说，“滚出我的房间吧。”

奶娃转过身，穿过房间。他想，这个劝告倒不错，干吗不接受呢？他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