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拉·匹斯家有许多屋子，都是在过去五年中按照主人的明确要求不断增建的：今天加一条楼梯（有三条楼梯通向二层），明天盖一个房间，东开一座门，西修一条廊。结果有的房间开了三扇门，有的房间又只有朝着门廊的一扇，与房子的其他地方无门相通，而有的房间要想进去只得穿过别人的卧室。这座巨大的住宅，连同前院的四株弯梨树和后院一棵孤零零的榆树的创建者和统治者，是伊娃·匹斯，她坐在三楼的一辆轮椅里，指挥着她的子孙、朋友、流浪汉和不断来来往往的房客们的生活。这镇上记得伊娃曾经双腿完好的岁月的人还不到九个，连她的大女儿汉娜都不在其中。除非伊娃本人谈起这个话题，其他人都对此讳莫如深。大家假装对它视而不见，除非伊娃处于某种异想天开的情绪中，她才会讲些关于它的恐怖故事——通常是为了给孩子们解闷。她讲那条腿怎样在某天自己下床走了，她怎样用剩下的一条腿跳着在后面追，可那条腿跑得太快了。她还会讲她的大脚趾上怎样长了一棵玉米，那棵玉米长啊长，一直长到整只脚都成了玉米，长到了腿上还是不肯停下来，等她在玉米顶端系上一条红带子时，它已经长到膝盖了。

有人说，伊娃把腿放到火车轮底下轧碎了，然后要人家赔偿。也有人说，她把那条腿卖到医院，整整卖了一万美元。对于这种说法，里德先生睁大了眼睛问道：“黑鬼女人的一条腿能值一万美元？”好像如果卖一万美元的是两条腿他就会信以为真——但只有一条腿！

不管她失去的那条腿命运如何，剩下的那条倒令人印象深刻。那条腿上总是穿着长筒袜、套着鞋，无论什么时间和季节。她只穿了一次毡便鞋，大概是圣诞节或是过生日的时候，但很快就不穿了，因为她总穿一只齐脚踝的有带子的黑皮鞋。她也从来不穿太长的裙子来遮掩左边的残缺。她的裙子总是到小腿中间，这样，那条引人注目的腿就能为人所见，同时，她左腿下的空当也明明白白。她的一个男性朋友为她设计了一种轮椅：把摇椅固定在下面的大型儿童车上，坐在这辆奇妙的新发明上，她可以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从床边到梳妆台，到朝北的阳台，到可以俯视后花园的窗口。轮椅很矮，站着跟她说话的孩子们正好同她脸对脸，而大人要和她说话，无论站着还是坐着，只能弯腰俯首。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们的印象中，自己总是抬头看着她：仰望着她两眼间宽宽的距离，仰望着她软而黑的鼻翼，仰望着她的下巴尖。

伊娃曾经嫁过一个叫波依波依的男人。他们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汉娜，老二随母亲，也起名伊娃，但平时被叫作“珍珠”，最小的是个儿子，名叫拉尔夫，母亲叫他“李子”。

经过五年令人伤心不满的婚姻生活后，波依波依离开了。其实，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也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不怎么回家。对于他喜欢的事，只要有机会做，他就无所不为。他最喜欢女人，第二是喝酒，第三是打骂伊娃。那年十一月他离开家时，伊娃只有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个鸡蛋、三棵甜菜和一颗无所适从的心。孩子们需要她，她需要钱，需要继续过日子。当时最要紧的是养活三个孩子，她要到两年后才有时间和精力感到愤怒。她当时六神无主，饿得发狂。那个年月，山上还没有几家黑人。沿大路往下走二百码的地方住着一户姓萨格斯的人家，他们一发现伊娃的困境，就送来了一碗热乎乎的豆子，还有一盘冷面包。她谢了他们，又问他们有没有一点牛奶给两个大孩子喝。他们说没有，但他们知道杰克逊太太养的一头奶牛还在产奶。伊娃拿了一只桶找上门去，杰克逊太太让她等早晨再来接，因为晚上已经挤过奶了。就这样凑合着到了十一月底。大家倒是挺愿意帮忙的，可伊娃认为，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就不会再欢迎她了；冬天的日子很难熬，再说邻居们的生活也不比她宽裕多少。带着吃奶的小男孩躺在床上，两个女孩裹着被子坐在地板上，她动着脑筋。老大汉娜已经五岁了，可还没到能单独照看弟弟的年龄，而伊娃能找到的帮佣工作会让她把孩子抛下一整天，从早上五点半甚至更早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后很久。那时候，山谷里的白人也还没富裕到要雇女佣的程度，他们都是些小农和商人，就算雇人也是为了干重体力活。她也想过回到弗吉尼亚的一些亲戚那儿去，可是拖着三个小家伙回老家对伊娃来说简直是朝着死亡又迈近了一步。她只能依靠在邻里东拼西凑和登门乞讨来挺过这个冬天。等孩子长到九个月就好办了，那时她就可以种点什么，也许还能到山谷里的农家打打短工，除草、播种、喂牲口，到收获季节再争取一个稳定的帮工机会。她想，当初让波依波依把自己从家里带走可能是个愚蠢的决定，不过在当时看起来那么正确。那时，波依波依给一个兼做铁器的白人木匠干活。那个白人要搬到西部一个叫作梅德林的偏僻小镇上时，一再要求波依波依和他一起走。于是波依波依带上新婚的妻子来到这里，盖了一间小屋。房子距离从谷地蜿蜒而上的大路六十英尺，坐落在群山之中，还以他白人东家的名字命名。他们在这间小屋里住了整整一年，才在外面盖起了厕所。

接近十二月中旬的时候，那个叫“李子”的小家伙肠胃不再蠕动了。伊娃给他揉肚子、喂温水。她心想，准是我的奶水出了毛病。萨格斯太太给了她一些麻油，可还是无济于事。孩子哭闹又踢打，怎么喂也咽不下多少。他看起来很痛苦，在愤怒和折磨中拔高嗓子尖叫。有那么一刻，他被自己的哭喊激怒了，又是噎住，又是窒息，好像快被扼死了一样。伊娃向他跑过去，慌乱中踢翻了一个瓦质尿盆，孩子的尿把地板弄湿了一片。她总算把他哄下后，到了夜里，孩子再次哭喊起来，于是她下狠心要彻底结束他的痛苦。她把孩子裹在毯子里，手指在猪油罐的缝隙和四周揩了一下，就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室外厕所。她在漆黑的夜色和令人窒息的恶臭中蹲到地上，把孩子放到膝盖上露出屁股，把她在这世界上仅剩的一点食物（除了三棵甜菜之外）塞进了孩子的肛门。靠着猪油的润滑作用，她用中指慢慢探进肛门，试着松动孩子的直肠。她的指甲碰到了一块摸起来像石子的东西，便把它掏了出来，其余的也就跟着出来了。那又黑又硬的大便落到冻土上时，“李子”的哭闹停止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伊娃蹲在那里，不明白为什么她折腾这么久才跑到这儿帮他排便，不明白她为什么蹲在这里，在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心爱的宝贝男孩，冻得自己小腿和嘴唇发僵，鼻子发酸。她摇了摇头，就像要把脑髓甩出去，然后大声说：“啊。不。”接着她回到屋里，躺到床上。“李子”知足地睡着了，寂静让她有机会陷入了沉思。

两天后，她把三个孩子留给了萨格斯太太，说第二天就回来。

十八个月后，她突如其来地走下一辆大车，带着双拐、一只黑色的新钱包和一条腿。她首先把孩子领了回来，接着给了惊诧不已的萨格斯太太一张十美元钞票。后来，她在木匠路边盖起了一座房子，离波依波依原来盖的那间小屋六十英尺。她把原来的小屋租出去了。

“李子”三岁那年，波依波依回到了镇上，还拜访了她一次。伊娃听说他要来，就准备好了柠檬水。她想象不出见面时她会有怎样的举动和心情。她会不会哭？会不会掐他的脖子？会不会要求他和她睡觉？她想象不出。于是她就干脆等着瞧，她一边在一个绿色的大水罐里搅拌着柠檬水，一边等待着。

波依波依摇摇摆摆地走上台阶，敲了敲门。

“进来吧。”她喊道。

他打开门，微笑着站在那里，一副春风得意、忠厚老实的样子。他脚上穿着一双闪亮的橘黄色皮鞋，头上戴着一顶城里人用的草帽，身上是一套浅蓝色西装，领带上还别着一个猫头领带夹。伊娃微笑着请他坐下。他也回以笑容。

“怎么样啊，丫头？”

“挺不错的。你还好？”她从自己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词句，就知道他们俩的谈话会以客气的基调开场。当然，她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自己会不会用冰锥穿透那个猫头领带夹。

“喝点柠檬水吧。”

“正好。”他以一个心满意足的姿势摘下了草帽，他的指甲又长又亮，“天可真够热的，我跑了整整一天啦。”

伊娃透过纱门朝外望去，她看到一个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靠在最细的一棵梨树上。再回过头来看他时，她想起了“李子”成功地从核桃里挖出仁来吃的那张面孔。她再次微笑了，倒柠檬水给他。

他们俩的谈话进行得轻松简单：他海阔天空地说着，她随时搭茬；他打听这户，询问那家，像别人一样，唯独不问她的腿。这场谈话就像是和一个在归途中顺路进来问声好的远亲闲聊似的。波依波依没要求看看孩子，伊娃在谈话中对儿女也只字未提。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准备离去。他提到他还有约会，身上散发出新钞票和懒散的气味，一路晃晃悠悠地走下台阶，大摇大摆地朝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走去。伊娃注视着他们，看着他的后颈和双肩。在那闪闪发光的衣着之下，她看到了他藏在脖颈间的失败和端着肩膀的不自然的紧张。不过她还不大能确定她的感觉。随后他探身向前，对穿一身绿的女人咬起耳朵。女人愣了一会儿，然后扬起头来放声大笑。那种大城市人才有的尖声大笑让伊娃想到了芝加哥。她像被大铁锤重重地砸了一下，这时，她才明白她是什么感觉。一股恨的激流在她胸中涌起。

意识到自己对波依波依的恨将深切而经久不衰，伊娃心中反倒充满了一种欣喜的期待，就像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就要与某人坠入爱河时等待着种种幸福的迹象。心怀对波依波依的这种恨，她就能坚持下去，只要她想或是需要借助这种恨意来确认或强化自己、保护自己不受日常侵蚀，便能从中得到安全感、刺激和持续的可能。（有一次，当汉娜责怪她仇视黑人时，伊娃回答说她只恨一个人，那就是汉娜的父亲波依波依，正是由于恨他，她才活得有声有色、高高兴兴。）

不管伊娃的日子是否过得高兴，在波依波依造访以后，她就不再走出卧室，逐渐把这座房子的底层留给住在那里的人们。住在楼下的人也各式各样，有路过的亲戚，有流浪汉，还有许多新婚夫妇，她不但让他们租住，还让他们自己管理家务；一九一○年之后，她根本不愿意走下楼梯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为了点火，冒出的烟味在她的头发里好几年都没有消散。

这座又大又旧的房子里居住的房客中，有伊娃收养的几个孩子。她的选择标准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之上。她派人去接来的那些孩子要么是她在卧室阳台上看到的，要么是从到她这里来玩跳棋、读《信使报》或是选彩票号码的爱嚼舌头的老头们那里听到的。一九二一年，她的外孙女秀拉十一岁时，伊娃已经收养了三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戴着粗呢帽子，用的是他们的母亲、外祖母或别人起的名字。伊娃把帽子从他们头上一把抓下来，无视他们的名字。她仔细打量着第一个孩子，察看了他的手腕，研究着他的头形，还从他的目光中揣摩着他的禀性，然后开口说：“来吧，看看杜威。哎哟哟哟哟。”那年的晚些时候，派人从街对面接来一个经常从门廊上摔下来的孩子时，她又说了一样的话。别人提醒她：“可是，伊娃小姐，你已经管之前的孩子叫杜威了。”

“那又怎么样？这个就算老二吧。”

第三个孩子被带到她家时，她还叫他杜威，于是人们都认为她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名字来了，要不就是她的聪明才智终于耗尽了。

“别人该怎么区分他们呢？”汉娜问她。

“有什么可区分的？他们都是杜威。”

汉娜的问题听起来并不那么必要，因为每个杜威的外貌都和另两个相距甚远。杜威老大是个肤色深黑的男孩，脑袋挺漂亮，眼睛由于慢性黄疸而呈金黄色。杜威老二肤色较浅，周身长满雀斑，还有一头浓密的红发。杜威老三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身巧克力色皮肤，头上留着乌黑的刘海。再说，三个孩子分别差一两岁。不过，鉴于伊娃经常会说“叫一个杜威出去给我买点加里特牌奶油，要是没有，就买毛茛牌的”，要不就是“过来啊，你这个杜威”，还有“给我叫一个杜威来”，汉娜的疑问不无道理。

慢慢地，几个孩子都从被母亲或别人抛弃时的蚕茧中爬了出来，接受了伊娃的观点，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杜威——三人合在一起，成了使用一个复数名字的三位一体：彼此间不可分离，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爱任何东西、任何人。有一次冰箱的把手掉了，三个杜威全都挨了抽，他们眼中没有泪水，一声不吭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把屁股高高撅起让人鞭打。到了黄眼睛杜威该上学的时候，他非要跟另外两个一块儿去不可。那年他七岁，雀斑杜威五岁，而墨西哥杜威才四岁。伊娃的解决之道是把他们三个统统送去上学。巴克兰·里德先生说：“可那个小的才四岁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同一年到我这儿来的。”伊娃说。

“那孩子来的时候是一岁，现在刚过了三年。”

“他来的时候有多大你并不知道，老师也不清楚。把他们送去吧。”

老师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怀疑，她早就放弃揣摩镇上黑人的行为方式了。因此，当里德太太说他们三个都叫杜威·金，是堂兄弟，都是六岁时，老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就把他们登记在一年级的注册本上了。她曾经也一样认为分辨他们毫无困难，因为这三个孩子长相完全不同。但她逐渐发现和先前的那些人一样，自己也开始分不清他们了。他们不允许别人分清他们。他们在她的头脑里搅作一团，最后她确实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们用同一种声音说话，用同一个头脑思考，还维持着一种令人不悦的私密感。这三个杜威胆大包天，难以接近，行事难测，从他们在梅德林生活的日子到之后的岁月里始终是一个谜。

杜威们是在一九二一年来到伊娃家的。在这之前的一年，她把厨房外的一间小屋租给了“柏油娃娃”，那是个瘦削、沉默、漂亮的男人，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多数人认为他有一半白人血统，可伊娃却说他是个纯种的白人。伊娃说她一眼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血统，这个人可一点黑人血统都没有。他初来梅德林的时候，人们都叫他“漂亮的约翰尼”，可是伊娃瞅了瞅他奶油色的皮肤和玉米须一样的头发，就半开玩笑半挖苦地叫他柏油娃娃。他是山里的孩子，独居独处，从不麻烦别人，只求把自己灌得烂醉。他起初在一个禽类市场干活，拧了一天鸡脖子之后便回家自饮自酌，直到上床睡觉。后来他开始旷工，并经常付不起房租。他丢了那份工作之后，便一大早出门，到处干点零工，有时也伸手讨点小钱，一回家就拿起酒瓶。由于他不招惹是非，吃得不多，别无所求，只不过喜欢喝劣质酒，倒也没人讨厌他。而且他时常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还用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甜美的高音唱出《赞慕福地歌》。他打发杜威们去替他买酒，大部分时间里他瘫在地板上，或是坐在椅子上盯着墙壁出神。

汉娜有点为他担心，但也就是有点而已。因为人们很快就清楚了，他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可以悄悄死去却又不是独自死去的地方。没有谁想过要建议他振作起来或是让他看看医生之类的。甚至在祈祷会上听他唱起《赞慕福地歌》时潸然泪下的女人们也没想过劝他参加教堂活动。她们只是聆听着他的歌声，抹着眼泪，生动地想象出了自己即将迎来的死亡。人们要么接受了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价，要么对此无动于衷。不过，人们在无动于衷之中还抱有一定程度的轻蔑，因为他们对那些把自己看得过重的人没什么耐心，他们对自身的重视竟到了但求一死的程度。因此，他最终成为夏德拉克的第一个追随者——柏油娃娃和杜威们一起参加国家自杀日活动，也就不足为奇。

出于伊娃的冷漠眼神和乖僻性格的原因，她自己的孩子都是悄悄长大的：珍珠在十四岁那年结了婚，搬到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她从那里给母亲寄来多愁善感的信，信纸里还叠着两美元。这些信里充盈着鸡毛蒜皮的烦恼、她丈夫的工作和孩子们更喜欢谁之类伤感的废话。汉娜嫁了个喜欢说说笑笑的丈夫，名叫里库斯，他在他们的女儿秀拉三岁那年就死了。于是，汉娜搬回了母亲的大房子，打算一辈子照管房子、伺候母亲。

匹斯家的女人钟情于除了波依波依之外的所有男人。伊娃遗传给她女儿们的正是对男性的爱。人们议论说，这很可能是因为那座大房子里没有男人，没有男人来管理。实际上并非如此。匹斯家的女人们爱男性是单纯热烈的。尽管伊娃年岁已大，又是独腿，还是有一批男人常来造访，她虽然不与谁确立关系，但热衷于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男人们愿意瞧她那好看的小腿、整洁的鞋子和深邃的眼中偶然滑落的注视。他们还愿意在坐下来下棋的时候看到她脸上的喜悦，他们心里明白，即使她像她一贯喜欢的那样对他们拳脚相加，在她面前，有所得的终归是他们。他们给她读报，对刊载之事加以评论，伊娃会不以为然地听着，事实上还会责备他们解读错误。可她同他们争论时毫不恼火，专注于对他们本身的爱，这种异议反倒确证了他们的意见。

在涉及旁人的事情上，她同样偏袒男性。她总是小题大做、没完没了地责怪新婚妻子们没按时给男人把饭做好，教育她们该怎么洗熨和叠衬衫。“你男人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还不动手做饭吗？”

“噢，伊娃小姐，准备起来很快的。我们不过是煮点通心粉。”

“又是通心粉？”伊娃眉毛一竖，新娘子便惭愧地抿起了嘴。

而汉娜离了男人的关注简直就没法活。里库斯死后，她就有了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大部分是她朋友和邻居们的丈夫。她调情的方式甜蜜、低调而诚实。她从来不会先去梳一下头发，赶忙换套衣服或是飞快化个妆，她不扭捏作态，而是用性吸引力在男人心中投下涟漪。夏天，她总光着脚穿条旧印花连衣裙，冬天则趿拉着一双后帮被踩平的男式皮便鞋。她让男人们注意到她的臀部、她纤细的足踝、她那露水般光滑的皮肤和长得出奇的脖子，还有她那含笑的眼睛、她转头的模样——一切都这么来者不拒、轻松而讨喜。她说话时声音拖曳着慢慢下降；哪怕是最简单的字眼，在她嘴里都会发出和谐的音调。没有谁，确实也没有谁能像汉娜那样说出“嘿，小甜甜”。无论哪个男人听见后都会把帽子往下轻轻一拉扣过眼睛，往上提提裤子，同时想着她颈根下的那处凹陷。这一切绝不会与工作和责任产生丝毫混淆。如果说伊娃同她的男人们争论着，对他们进行考验，让他们感到是在同一个够格的或是令人愉悦的对手战斗，那么汉娜既不触犯也不命令她的男人们，而是让他们觉得自己本就完美无缺——根本无须加以调整——于是，他们在为他们真实的自我而闪耀的汉娜之光中飘飘然并神魂颠倒起来。要是男人进门时汉娜正从地下室搬煤筐上来，她会把这件差事做得像一种爱情的表示；而他不动手帮忙只是因为想看她在弯腰放下煤筐时大腿的线条是怎样的，而且心里清楚，她也愿意让他好好看个够。

但是在那座拥挤的大房子里没有地方能悄悄进行水到渠成的爱情活动，夏天时汉娜就把男人领到地下室去，煤箱和报纸堆后面倒是挺凉快的；要是在冬天，他们就走进食品间，站着靠在她摆满罐头的架子边，或是躺到一排排小绿辣椒下面堆满面粉袋的地板上。如果这些地方都被占用，她就溜进很少使用的客厅，再不成就上楼到她的卧室去。这是她最不喜欢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秀拉和她住在一屋，而是因为她的情人总习惯事后呼呼睡去，而汉娜在跟谁睡觉这一点上偏偏是很挑剔的。尽管她可以跟任何人上床，但跟人睡觉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对信任的衡量手段和确凿的承诺。因此，她只在白天和人幽会。而秀拉撞见过一次这种情况，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发现她母亲正在床上，蜷曲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看到她如此轻松地走进食品间，除了看起来更开心，出来时样子和进去时没什么两样，秀拉从中体会到，性是令人愉快的家常便饭，此外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这座房子外面，孩子们对着内衣只会咯咯傻笑，这种启示大不一样。因此，在看到从食品间中走出的母亲和那男人的脸时，秀拉就明确了自己的选择。

汉娜激怒了镇上的女人。那些“好”女人说“我不能忍受的就是下贱女人”；那些妓女在黑种男人中找不到什么买卖，就对汉娜的慷慨怀恨在心；那些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平凡女人因为汉娜不像她们那样依赖一段感情、全无忌妒之心而恨她。汉娜和女人们的友谊少见而短暂。那些租住她母亲房子的新婚夫妇很快就知道了汉娜是怎样的一个威胁。她可以在一桩婚事成功之前就把它毁掉——她可以在同一个下午和新郎上过床，又去为新娘洗碗。在里库斯死后她所需要并且也得到了的，就是每天和男人有所接触，甚至比他在的时候还要频繁。

奇怪的是，男人们从来不对她说长道短。不消说，她是一个体贴而慷慨的女人，再加上她超凡的美丽和与众不同的优雅举止，男人们会捍卫她，保护她不受后来者或他们自己妻子的刻薄中伤。

伊娃想把她的一切留给最小的那个叫李子的儿子。李子在从未间断的爱与关怀的包裹中游荡，直到一九一七年应征入伍。他于一九一九年回了国，但直到一九二○年才回到梅德林。他从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寄回信来，总是承诺着要回家，可是显然哪里出了差错。最后，圣诞节后两三天，他总算回来了，从前那种轻轻摆摆的步态只留下一点影子。他的头发几个月没有理或梳过，衣衫褴褛，脚上没穿袜子。不过他确实有一个黑背包、一个纸口袋和一脸甜蜜的微笑。大家都对他表示欢迎，把他安置在柏油娃娃隔壁的一间暖和的屋子里，期待他随便告诉他们一点什么见闻。他们没等到他的新鲜事，但没用多久就明白了一切。他的生活习惯跟柏油娃娃十分相似，只是不喝酒，而且有时兴高采烈、生气勃勃。汉娜留意着他，而伊娃则等待着他。后来他开始偷她们的钱，去了几趟辛辛那提，还常常开着收音机在屋里一睡就是几天。因为只在饭前饭后胡乱扒几口，他比回来时更瘦了。还是汉娜发现了由于频繁灼烧而变黑的被掰弯的勺子。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夜晚，伊娃从床上起来，穿上了衣服。她把身体撑到一副拐杖之上，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能靠它们走路，只是腋下疼得厉害。她在房间里试着走了几步，然后打开了房门。她缓慢地控制着身体，走下长长的楼梯，她把两只拐杖撑在左腋下，腾出右手扶住楼梯栏杆。和拐杖尖触地时轻巧的敲击声相比，她的脚步沉重地轰响着。每到转弯处的平台上，她就停下来喘口气。被自己的残疾身体惹得心烦，她闭上眼睛，把撑在腋下的拐杖拿开，减轻一下久不习惯的重压。到了楼梯下面，她重新架好拐杖，摇摆着穿过前厅、餐室和厨房，她那摇晃前进的姿态活像一只苍鹭，在栖息地展翅盘旋时优美动人，收起翅膀尝试走路时却笨拙而可笑。她一摇一摆地来到了李子的房门前，用拐杖尖把门推开。在唯一的一只灯泡的昏暗灯光下，依稀能看到他正躺在床上。伊娃晃到床边，把拐杖靠在床脚。她坐到床上，把李子搂到怀里。他醒了，不过仍然睡眼惺忪。

“嘿，我说。嘿。是你抱着我吗，妈妈？”他的声音懒洋洋的，但很快乐。他咯咯笑着，好像听到了什么只有自己才懂的笑话。伊娃把他搂得更紧，开始摇晃他。她一边抱着他摇来摇去，一边打量着他的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吃剩了一半的店里买来的樱桃馅饼。团起来的糖纸和空饮料瓶在梳妆台下面堆着。她脚边的地板上有一杯草莓汁和一本《自由》杂志。摇着，晃着，间或听到李子咯咯的笑声，她的思绪旋转，倒回，坠落。那时，她朝坐在澡盆里的李子俯下身去，他伸手来够她，水珠就滴落到她胸前，他笑了起来。她有点恼火，但不算太生气，也跟着笑出了声。

“妈妈，你真好看。你真好看，妈妈。”

伊娃伸舌挡在唇边，防止泪水流进嘴里。摇着，晃着。然后，她把他放下，看了他很久。突然间，她感到一阵干渴，就去拿那杯草莓汁。端起杯子凑到嘴边时，她才发现那是一杯沾了血的水，她把它泼到地上。李子醒了，说：“嘿，妈妈，你干吗不回去接着睡呢？我挺好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挺好的。走吧，现在就走吧。”

“我这就走，李子。”她说。她移动着身体，把拐杖拉了过来。她一摇一晃地出了他的房间。她拖着身体向厨房走去，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李子暖暖和和地躺在那里，半睡半醒，仍然在咯咯地笑着。妈妈，她真了不起。他看到了微弱的光亮。这时，好像有一种潮湿的光芒沿着他的双腿和小腹运动着，还散发出一股极为吸引人的香味。那潮湿的亮光把他团团包围起来，溅到他的皮肤上，渗了进去。他睁开眼睛，在想象中看到一只鹰巨大的翅膀向他周身泼洒着潮湿而明亮的东西。他想，大概是一种洗礼，一种祝福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它告诉他。这样想着，他又闭上眼睛，重新陷入睡眠明亮的洞穴中。

伊娃从床头走回来，把拐杖收在腋下。她把一些报纸紧紧卷成一个大约六英寸长的纸卷，点着后扔到了床上，躺卧在舒适的幸福中的李子浑身上下早已浸透了煤油。火焰腾地一下子蹿起，吞噬了他的时候，她飞快地关上门，缓慢而痛苦地走回顶楼的卧室。

她刚走到楼梯第三个拐弯处，就听到了汉娜和某个孩子的叫声。她继续摇摇晃晃地向上走，对火警和杜威们的喊声置若罔闻。等到她回到床上，有人砰砰地跟在她后面踏上了楼梯。汉娜打开了门。“李子！李子！他着火了，妈妈！我们连门都打不开！妈妈！”

伊娃望进汉娜的眼睛里。“是吗？我的宝贝儿子他着火了？”两个女人都没有说话，她们的目光已经向对方说明了一切。于是汉娜闭上了眼睛，向喊叫着要水的邻居们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