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况到一九六五年已经好了很多。起码看起来如此。如果去闹市区，你会看到有色人种站在零售店的柜台后，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收银台的钥匙。有个黑人在初中教数学。这些年轻人有了一种人人都认为前所未有的气质，但它却让奈尔想起了尸体一直不知所踪的杜威们。她想，也许他们已经离开，在大地上撒下了种子，在那些站在零售店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年轻人身上重获新生。

这些年轻人是如此不同，再也不是她记忆中四十年前的年轻人了。

天啊，在一九二一年曾有一些多么漂亮的小伙子！他们多得要撑破世界。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天啊，他们多么美好。L．P．，保罗·弗里曼和他的兄弟杰克，斯考特太太的一对双胞胎——而阿贾克斯还有一大群弟弟。他们挂在阁楼的窗边嬉戏，跨在疾驰而过的汽车挡泥板上，运送煤炭，搬进或搬出梅德林，拜访表亲，犁地，开起重机，懒洋洋地坐在教堂台阶上，斜倚在学校的操场上。太阳烘烤着他们，月光从他们的脊背上滑落。上帝啊，一九二一年，世界上到处都是漂亮的小伙子。

再也没有像那样的小伙子了。一切都变了。那时的妓女甚至都要好些：粗野、丰满，颧骨上烙有曾经逃跑的奴隶的印记，她们整天放声大笑，刻薄话里也满是机智；还有那些藏在林中小屋里、拖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却没有男人的寡妇。如今的这些妓女和当年的相比苍白麻木。这些太过在意外表的小东西总处于尴尬之中，她们很下流，但又以此为耻。她们不明白“无耻”是怎样的。她们应该见识一下当年那些白发苍苍的林中寡妇是怎样从餐桌边站起身和一位恩客走进树丛的，她们的羞耻和一匹生产的母马一般无二。

天哪，时光过得真快！她现在几乎再也不认识城里的什么人了。现在又新建了一家养老院。似乎这座镇子不停地为老人们盖养老院。他们每修一条路，就会盖一座。你可能以为人们寿命长了，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更早被送到那里。

奈尔还没去过这家新近落成的养老院，但在教会的五号讨论组里，现在轮到她去拜访住在那里的几位老妇人了。牧师定期拜访她们，但小组认为私人性质的访问也有助益。那里住的人中只有九个是有色人种，就是原来的养老院里的那九个。但白人有很多。白人不在乎把他们的老人送出家门。黑人很难遗弃他们的老人，即使某个人上了年纪、无依无靠，其他人也会进屋探望，扫地做饭。只有那些神志不清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才会被送到养老院。除非是像秀拉那样出于卑鄙的动机而送走伊娃的人。伊娃的脑子确实不灵光了，但还没到需要被送走的程度。

奈尔等不及要见她。她近一年才开始对教堂热衷起来，那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渐渐不再占用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裘德离开的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里。她为再婚做了一点努力，可她带着三个孩子，没人肯和她结婚，而她本身也不擅长交男朋友。战争期间，她曾和驻扎在梅德林下游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军营中的一个士兵保持过相当久的关系，但后来他被调走了，一切就只剩寥寥几封书信——最终什么都没有了。之后还有过一个在酒店里工作的酒保。如今她已五十五岁，已经很难想起当年的种种。

裘德离开后没过多久，她就看清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她望着几个孩子，心底明白这就是未来的全部内容。他们将是她所爱的一切。然而这种爱如同在火上熬得太久的糖浆，成了又硬又甜的一摊泥，粘在锅底刮不掉，只剩下甜味。她的孩子们的嘴很快就不记得她的奶头的滋味，而几年以前，他们的目光就已经开始越过她的面孔去眺望最近的一片天空。

与此同时，“底部”也已经土崩瓦解了。在战争期间赚到钱的人们尽量搬到山谷里，而白人也在河下游及对岸购买地皮，沿着两岸扩展出梅德林的一对翅膀。再也没有黑人住在“底部”的山上了。白人在山上修建了电视台的发射塔，还有传言说要修高尔夫球场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山上的地皮比过去值钱了，而那些战争刚结束时和五十年代搬下山的黑人就算想搬回去也支付不起地租。除了还有几家黑人挤在河湾处和木匠路边一些没拆毁的房子里，在山上建住宅的只有富有的白人。就像这样，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想占着河谷的地盘不放，而一心要建起有榆树环绕、可以鸟瞰河景的山顶住宅。至于黑人们，出于种种新观念，似乎迫不及待地要靠近河谷，或是离开镇子，而把山坡丢给任何感兴趣的人。这种变化实在很悲哀，因为“底部”一直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些年轻人嘴里振振有词地谈着社群，却把这山坡留给了穷人、老人、不愿离开的人——以及有钱的白人。也许这里从来都不是什么社群，但它依然是人们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一块地方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些独立的住宅，安装着独立的电视和独立的电话，邻里间的走动越来越少。

每次下山进城时，她总是想着这些。作为最后一群名副其实的步行者的一员，奈尔走在路肩上，汽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尽管孩子们都笑话她，她仍然无论想去哪里都靠着自己的双腿，只有在天气不允许时才偶尔搭一下便车。

眼下她径直穿过城里，走到尽头后才向左转，沿着一条绿树夹道的路走上另一条乡间小路，走过比奇纳特公园的公墓。

当她来到为老人们开设的阳光谷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天气有点变凉了。她很高兴能和那些老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同时也歇歇脚。

坐在桌后的一位红发女人给了她一张探视卡片并指给她一扇通向走廊的门。走廊两侧排列着小门，看起来就像她想象中的大学宿舍，大厅很豪华——充满现代感——但她窥视房间时发现里面是一个个缺乏生气的绿色笼子。到处都是耀眼的光，得有一点阴影才好。从大厅数过去的第三扇门上有一个小小名牌，上面写着“伊娃·匹斯”。奈尔转了一下门把，同时在门上匆匆敲了几下，又竖起耳朵听了听，才打开房门。

一眼看去，她简直难以置信。伊娃坐在桌旁的黑色塑料椅子上，看上去那么小，以往的沉重和高大都不复存在。曾经非常漂亮的那条腿没穿袜子，光脚穿着一只拖鞋。奈尔想哭——并非为了伊娃呆滞的乳白色眼睛或是耷拉下来的嘴唇，而是为了那只脚：那只骄傲的脚穿惯了式样精美、鞋带整齐的皮鞋，如今却被胡乱塞进了一只粉色的毛巾拖鞋。

“晚上好，匹斯小姐。我是奈尔·格林，我来看看你。你还记得我吧？”

伊娃做着熨衣服的姿势，做着楼梯井的梦。其实她既没有熨斗也没有衣服，却不停地用手捋好折线或是抚平皱褶，甚至在听到奈尔的问候时，她也没有停止这些不厌其烦的动作。

“你好。请坐。”

“谢谢。”奈尔在小床边坐下，“你的房间挺漂亮，是真的漂亮，匹斯小姐。”

“你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

“太太，你说什么？”

“吃了蔬菜炒肉吗？再回忆一下。”

“没有，太太。”

“没有？嗯，你之后会生病的。”

“可是我真的没吃蔬菜炒肉。”

“你以为我跑了这么远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听你告诉我这个？我没法总去别人家里做客。你应该尊敬老人。”

“但是匹斯小姐，是我在拜访你。这是你的房间啊。”奈尔微笑着说。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奈尔·格林。”

“威利·赖特的女儿？”

“对。你记得。我很高兴，匹斯小姐。你记得我和我的父亲。”

“告诉我你是怎么杀死那个小男孩的。”

“什么？什么小男孩？”

“就是被你扔进河里的那个小男孩。我有橘子。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河里去的？”

“我从来没把什么小男孩扔进河里。那是秀拉干的。”

“是你还是秀拉有什么区别？你当时在场。你眼看着那件事发生，对不对？换了是我，绝对不会站着看的。”

“你弄混了，匹斯小姐。我是奈尔，秀拉已经死了。”

“水里冷得要死。火可很热。你是怎么把他弄进水里的？”伊娃舔湿食指，试了试熨斗的温度。

“谁告诉你这些谎话的，匹斯小姐？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有橘子。我不喝该死的橘子汁。他们往里边加了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拼命把这件事说成是我干的？”

伊娃停止熨烫，抬眼看着奈尔。这是第一次，她的目光清醒如常。

“你认为我有罪？”奈尔悄声说。

伊娃也悄声回答：“还有谁比你自己更清楚？”

“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奈尔强迫自己维持正常的语气。

“李子。我的宝贝李子。是他告诉我的。”伊娃发出一阵轻柔而清脆的咯咯笑声，女孩那般。

“我该走了，匹斯小姐。”奈尔站起身。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太像了。你们俩。你们从来没有什么区别。想吃点橘子吗？橘子比蔬菜炒肉对你有好处。秀拉？我有橘子。”

奈尔匆匆走向大厅，伊娃还在后边喊着她：“秀拉？”今天她无法去看另一个老妇人了，这一个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她把探视卡还给值班的女人，不去看对方惊奇的目光。

外面起了风，她把外衣系紧。最上面的纽扣不见了，她用手护着脖子。她脑中出现了一片明亮，往日的记忆渗了进来。

秀拉穿着一条紫白相间的裙子站在河岸上，她手拉着小鸡一圈圈地转。他还在笑，手还没有松脱，河水也还没有迅速在他头顶合拢。看着秀拉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个小男孩，然后把他抛向水面，当时她有怎样的感觉？秀拉从夏德拉克的小屋回来后不停地哭。可奈尔一直保持着平静。

“我们要不要告诉别人？”

“他看到了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

“咱们走吧。再怎么样他也回不来了。”

伊娃说“你眼看着”是什么意思？她怎么可能看不到呢？她就在那里。但伊娃说的不是“看到”，而是“眼看着”。“我当时没有眼看着。我只是看见了。”但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那种旧时的感觉和不变的疑问。小鸡的手滑脱时给她带来的那种快感。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想这件事了。“出事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一点难过呢？看到他飞出去，我为什么那么高兴？”

多年来，她一直暗自为自己的冷静感到骄傲：面对秀拉的手足失措，她仍能控制自己；面对秀拉惊恐而羞惭的眼神，她能深表同情。如今看来，她当时所认为的成熟、安详和同情不过是一阵愉悦的刺激之后的镇静。就像小鸡的身体激起的漩涡回归平静，她的愉悦为一种满足冲刷掉了。

她走得太快了。没有留意下脚处，她走进了路边的杂草丛。她几乎是跑着来到了比奇纳特公园。尽头便是公墓的黑人区。她走了进去。秀拉就埋在那里，跟李子、汉娜在一起，如今又加上了珍珠。梅德林的黑人并不在意婚后姓氏的改变，每一块墓碑上都只刻着一个姓氏，如同一再重复的咏唱般绵延不绝：匹斯1895～1921，匹斯1890～1923，匹斯1910～1940，匹斯1892～1959。

它们并不是死者的姓氏。它们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是希冀，是渴望。

这些年来她始终对伊娃心怀好感，她自信无人能像她一样分享伊娃孤苦伶仃、无人爱护的处境。归根结底，她是唯一真正理解伊娃拒绝参加秀拉葬礼的原因的人。别人以为他们知道，以为她不出席的理由和他们的一样——他们无法向一个给他们带来如此多痛苦的人表示敬意。奈尔去了，她相信伊娃的缺席并不是因为骄傲或报复，而仅仅是由于不愿见到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被埋进一黄土，这是一种不让眼睛目睹内心无法承受的事实的决定。

然而现在，在伊娃这样对待她、指责她之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怀疑镇上的人是不是做错了。伊娃很恶毒。秀拉就这么说过。不过她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不管脑子糊不糊涂。上了年纪。不管是什么，伊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始终清楚。她不出席秀拉的葬礼和指责奈尔淹死了小鸡是出于恶意。正是这同样的恶意踏遍了整个“底部”，让他们将每个姿态都视为一种冒犯，将每个歪斜的微笑都视为一种威胁，因此，当秀拉死去后，几乎在每个人胸中迸裂的解脱的气泡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恶意，让他们来到霍吉斯先生的殡仪馆、在教堂里送上鲜花或是烤一块黄蛋糕。

她想起去看她的同一天，是内森打开了卧室的门并发现了尸体。他说他立刻就知道她已经死了，不是因为她睁着眼睛，而是因为她张着嘴。在他看来，她正在打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夸张的哈欠。他马上跑到街对面去找茶壶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发出了一声“嗬！”——就像火车要开动时列车员的叫声，只是更响—还跳了几步舞。没有一个女人在慌乱中丢下手中正在缝的被子向她家跑去，也没有一个女人扔下正在拧的湿衣服向她家跑去。连男人们得知后也只是“嗯”了一声。那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过来。夜晚悄悄地让位给第二个白昼，秀拉的尸体仍然躺在伊娃的床上，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张着嘴试图打完那个哈欠。人们对待秀拉的这种坚决态度实在很奇怪。因为就连镇上那个放荡不羁的妓女查娜死的时候（她的黑人儿子和白人儿子在听说她快咽气时说的是“她还没死啊”），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纷纷出来给这个堕落的姐妹送行。

最后还是奈尔打电话给医院，然后给停尸间，再给警察局，最后到来的是警察。于是白人接了手。他们开着警车前来，把尸体抬下台阶，走过四棵梨树，在所有人面前把她放进车里，就像当年对待汉娜那样。警察做笔录时，没有人提供任何信息。他们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查明死者的名字，因为电话里只说了木匠路七号的匹斯小姐。因此，他们离开时只带走了这些：一具尸体、一个名字和一行地址。白人不得不为她清洗、穿衣、打点一切直到下葬。这件事被办得漂漂亮亮，因为人们发现她有一份丰厚的死亡保险。奈尔去了殡仪馆，但钉好盖的棺材让她震惊不已，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回去了。

第二天，奈尔去参加葬礼，却发现她是在场唯一的黑人，她鼓起勇气去面对玫瑰和滑轮。只有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她才看到公墓门口围着一群黑人。他们没有进来的意思，也没穿参加葬礼的衣服，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直到那些白人——掘墓人，霍吉斯先生和太太以及给他们做助手的小儿子——离开以后，来自“底部”山上的黑人们才带着躲闪的心和麻木的眼睛走进来，在把他们同他们所知的最深重的仇恨隔开的拱起的土堆边唱起《我们聚集生命河边》。我们是否该聚集在生命河边？在那条美丽的，美丽的河边？这个问题凝聚起了十月的空气。或许秀拉就在那时回答了他们，因为恰在此刻下起了雨，女人们小跑着穿过草地，唯恐她们拉直的头发会被毁掉。

奈尔心情沮丧而沉重地离开了公墓中的黑人区。在路上某处，夏德拉克和她擦肩而过。他须发更乱了，上了点年纪，但他的疯狂仍然活力四射。他看了一眼这个脸上映有落日余晖、匆忙赶路的女人。

他停下脚步。试着回忆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苦苦思索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继续赶路。他要去阳光谷运垃圾，等他回到家，天就全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卖过鱼了。这条河已经杀死了他所有的鱼。再也没有银灰色的闪光，再也没有平滑、宽阔、从容的姿态。再也没有鱼鳃的缓缓翕动。再也没有钓丝的轻轻颤抖。

夏德拉克和奈尔背对着彼此走远，各自回忆着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过去的事越来越多地涌上心头。

突然，奈尔停下了脚步。她的眼皮一跳，感到一阵灼痛。

“秀拉？”她悄声说，目光扫过树梢，“秀拉？”

树叶摇动，泥土转移，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过熟的植物的气息。一只柔软的毛球爆裂了，像微风中的蒲公英一样散开。

“我一直，一直，以为我想念的是裘德。”一阵失落的空虚压上她的胸口，涌上她的喉咙。“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就像在解释什么一样，她说。“噢，天啊，秀拉，”她哭着说，“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她痛快地哭了出来，大声，悠长，无底也无顶，只有一圈又一圈盘旋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