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哲《漂泊与越境》

二十世纪东亚纷扰动荡，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错综复杂。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台湾经过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统治，重回中国怀抱。但台湾的收复只是世纪中期另一波东亚政治史的序曲。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撤守台湾必须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理解。从东西冷战到包括美军驻日，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这个时代里的中国人——以及华人——如何找寻定位，因此成为艰难的挑战。所谓定位，不仅限于国籍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归属，也包括社会关系的重整，文化脉络的清理，以及自我主体的安顿。更重要的，因为时代动乱，许多人投入流亡、漂泊和跨境的境况，做出种种无奈或随机选择。这些选择不再能以简单政治论述归纳，而必须由识者以丰富的史料、有情的眼光做出细腻描述。

《漂泊与越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者黄英哲教授是旅日多年的知名学者，目前任教爱知大学。黄教授专治中日文学交流史，对战后台湾地区的文化转型尤其有精深研究。专书《“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堪称台湾史的第一本有关战后文化重建的专著。黄教授根据大量一手资料，探讨战后初期台湾行政部门对教育制度、国语政策、文化传播的种种措施，并思考因此产生的社会反应及政治后果。战后台湾夹处在殖民现代性、民族主义以及本土情怀之间，确是探讨后殖民现象的重要教材。

《“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从制度史面观察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化转型，《漂泊与越境》则更进一步，叩问置身其间的个人何去何从。当此之际，曾经奔赴祖国大陆的台湾子弟有了不如归去的感叹；三十年代的左翼同路者竟辗转来到这里；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岛上经历一场或去或留的斗争；有待遣返的日本人卑屈地为战后中日关系装点门面。这些文化人的经历有的惊心动魄，有的不堪闻问。他们以各种文本——自传或日记，小说、戏剧或杂志——留下珍贵记录。一个甲子之后读来，在在要让读者感叹世事多艰，个人生命的流离颠簸，纸上文章哪里可以道尽？

《漂泊与越境》共分为四辑，《故乡与他乡》《文本越境·意义再制》《国家重建与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场的后殖民状况》，以个案方式描述这段时期文化人的历程。《故乡与他乡》介绍深受“五四”洗礼的张深切的启蒙、革命历险，以及战后回归台湾地区，重起炉灶的过程。与张相对的则是较不知名的杨基振。杨在日本接受教育，之后赴伪满洲国工作，战后曾滞留华北，最后返台。正因为杨不属于文化圈，他在东北、华北所见所闻才更为弥足珍贵。张、杨身份每每成为焦点。然而峰回路转，张深切后成为台湾战后话剧电影业的先驱，杨基振更与理想共相始终！这样的转折，应是黄教授着墨致敬的所在。

《文本越境·意义再制》是本书最耐人寻味的部分。黄教授以鲁迅名篇《藤野先生》与陶晶孙的日文创作《淡水河心中》两个文本，讨论语言翻译、文本流通与意义生产过程的纠结。终战初期，待遣返日侨发行杂志《新声》，选刊《藤野先生》，重新打造日中关系。唯此作以摘录形式发表，文本的删节编辑意外引发如何诠释鲁迅——以及如何诠释鲁迅透射出的中日历史经验——的路线之争。《淡水河心中》则是由彼时任职台大医学院的陶晶孙根据一桩殉情案写成。陶在日本成长接受教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是“左联”成员，战后来台，未几重返日本。《淡水河心中》所取材的殉情新闻在五十年代初轰动一时，陶的改写有意无意间引发官民、族群、性别、语言、媒体重重权力关系运作。战后台湾地区社会文化的复杂度亦由此可见一斑。

《国家重建与文化葛藤》的焦点是“五四”文化人许寿裳。许为鲁迅挚友，战后应陈仪之邀来台参与文化重建，主持台湾“编译馆”。许的任务为“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事实却远较此复杂。许早年留日，深谙日本近代学术成绩，因此在台湾“编译馆”任内留用日籍学者，延续了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研究传统。除此，许呼应鲁迅精神，将战后重建工程导向中国国民性改造，因此与当局意识形态产生嫌隙。许寿裳在一九四八年因他杀而客死异乡，他在台湾的工作也功亏一篑；他所示范的兼容并蓄的精神，求诸今日，反而不可复得。

本文最后一辑《不在场的后殖民状况》分析施叔青写于香港回归前的“香港三部曲”。与前三辑相比，本辑在历史时间与文本选择上可能稍显突兀。黄教授的用意应是借此喻彼，以香港故事以及作者游离历史、文本内外的立场，对照台湾的历史经验。香港的故事完而不了，是否正投射台湾的故事也是仍待继续？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凡此都需要论者以更包容的态度，更细腻的批判方法来面对。

《漂泊与越境》投射的空间格局极为繁复。帝国与殖民地，祖国与家乡，世界冷战布局与东亚地区嬗变此起彼落。穿梭各地的文化人面临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也必须不断改造身份、文化与政治认同的关系。黄教授无意迎合时髦的后殖民、再殖民理论，也不汲汲于转型正义口号。他理解离散与漂泊所带来的创伤，但更认为这一课题不必局限在控诉或撇清的无尽循环里。在检视历史的同时，他思考“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意义，从而理解越是乱世，越有思辨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从文化脉络中理解并反省自己——与他者——的执着与盲点。用黄教授的话来说，大变动“同时也是文化重组与再生产的时代，从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混杂性，乃至翻译著作的多版本”都带来新难题，也带来新的契机。张深切、杨基振、许寿裳、陶晶孙，无不皆然。

黄教授全书以陈蕙贞的例子作为开场，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陈蕙贞祖父因参与“西来庵事件”而死，父母辈却与日本有不解之缘。陈本人生于日本。陈父是“左倾”民族主义者，热爱中国，战时却避居日本，后返台，历经“二二八”事件终于率全家回到大陆。辗转日本与中国，一九四六年陈蕙贞出版《漂浪的小羊》，年方十四。这是吴浊流《亚细亚孤儿》外，现代台湾文学另一重要源头。陈家几乎经历所有现代中国的激情与灾难。陈蕙贞多年厕身中国广播业，晚年却在日本成就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任何一种自命清洁的国族主义论述都容不下陈蕙贞这样的遭遇。但也唯其如此，陈更体现同代人不凡的向往和挫伤，以及台湾现代经验重层的、移动的复杂性。黄教授以陈的例子作为《漂泊与越境》论述的起点，无非说明面对历史我们所必须持有的悲悯态度，并以此作为思辨何为正义的开端。

当代台湾又面临新的一轮历史挑战，在各种纠结中，《漂泊与越境》这样著作的出版可谓此其时也。黄教授的研究提醒我们不同立场的局限性，并且暗示如果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化人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犹能形成各种跨越畛域的可能性，当代知识界就更没有作茧自缚的必要。我认同黄教授的观点，谨志数语，聊表个人对他多年治学的敬意。

二〇〇〇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接到日本爱知大学黄英哲教授的访学申请。此前我与黄教授并不相识，但有感背景相同以及他问学的热诚，因此欢迎他的来访。

黄教授次年来到纽约，正好撞上“九一一”事件，其他遭遇又接踵而来。那些日子的甘苦，黄教授恐怕始料未及。但也因此我们成为好友，加上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的廖炳惠教授，那真是难忘的纽约一年。

黄教授旅居日本多年，处理漂泊与跨境这样的题目，想来不乏感同身受之叹。他笔下人物的哀乐歌哭也触动了我们，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生命的不得已与韧性。黄教授的领域横跨中日，他治学有日本式的细腻认真，又不乏个人风采，而他处理的时代如此错综复杂，尤其见证他个人历史关怀的深刻与周延。我们期望看到他更多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