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然与造作 3、“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从古到今历史上并不缺少清正廉洁的官吏,施政以仁,待民以慈,居己以俭,他们生前受到百姓的欢呼爱戴,死后受到人们的怀念追思,辖地人民还为他们树碑立传,有的甚至还修庙立祠,代代祭奉,如成都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柳州祭祀柳宗元的柳侯祠,潮州祭祀韩愈的韩文公祠。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官吏是如何感恩戴德,如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惠政爱民,使其治内百姓各安其业,“宅有新屋,步有新船”,少有所养而老有所归,所以老少相互勉励“莫违侯令”,柳州人民至今仍然崇敬他、悼念他。

不过,这些人虽算得上廉吏但还算不上最好的官吏,他们在任上实行仁政,利泽施于人,恩惠昭于时,美名传于后,老百姓将社会的安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幸福都归功于他们,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尊敬和赞誉,众口一词地说:要是没有某某我们仍然处于泥涂之中,要不是某某我们仍然生活得穷困潦倒,要是没有某某我们可能还在做亡国奴,某某是我们的大恩人,某某是民族的大救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是古代儒家所谓三不朽。立德也好,立功也罢,无非是自觉地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好事,让国家更加强大繁荣,让百姓更加富裕幸福,也好让自己流芳百世。虽然其德可怀,其功可嘉,但他们仍心存功名之念,百姓因而也以美名相报。心存功名之念便会着意立善行施,在上的一“着意”便使自然朴散淳漓,在下的颂德报恩便使官与民裂而为二,上与下不能相忘于“道”。

因而,最好的统治者从不有意立善施仁,也从没有想到要百姓感恩怀念。他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让万物生长而不滥施影响,让百姓生息而不横加干涉,人们按着自然的节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然感觉不到统治者的恩惠仁慈,只是知道有一位国君罢了。

到有意为百姓施恩行善,让百姓为其树碑立传、修庙祭祀,就已经远离无为而治的精神,这样的统治者自然也就稍次一等了。相传舜处处标榜仁义以收买人心,虽然也能讨得人们的欢心,但他本人并没有超脱功名的牵累;而更古的国君泰氏就大不一样,其德性是那样高尚,其言谈是那样诚信,任别人称自己为牛,任别人称自己为马,任别人说好说坏、论是论非,这些都无妨他睡时的香甜安适,无妨他醒后的自在清明,他完全摆脱了一切外物的拘系。舜为政与为人的境界远低于泰氏。

再到统治者对百姓指手画脚的乐趣取代了对百姓的仁慈之心的时候,仅仅靠刑法来威吓人民,靠政教来统治人民,人民虽不敢不老老实实地听命就范,但他们只畏其威而不敬其人,只避其刑而不耻其心,这样的统治者就更次一等了。

最后到刑法已被当权者践踏,政教对人民也毫无作用,那些自诩为百姓“父母官”的统治者,就不得不用奸诈来欺骗百姓,用权术来愚弄百姓,用极刑来恐吓百姓,百姓也用冷嘲热讽和诅咒反抗来作为回应。不用说,这样的统治者最凶残、最糟糕。

今天西方的政客们利用现代传媒,成天叽叽喳喳地自吹自擂,经济稍有改善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全归于民主党的有效管理”“这应归功于共和党经济政策的正确”“这应归功于社会党的及时动员”……社会一出现问题都连忙推卸责任:“问题出在共和党捣乱”“这是民主党的政策失误”“这是社会党无能的必然结果”……竞选期间每位候选人都大开空头支票,一登上宝座便将从前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统治者本来就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叫老百姓如何去相信他们呢?

英明的统治者从不轻易发号施令,功绩广被天下却像与自己毫不相干,恩泽遍施万物而百姓却感觉不到有所依靠。

等到大功告成万事如意,老百姓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人的恩赐,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参见原第1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