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写生归田园，《自祭文》写死归黄土陌，机杼仿佛；‘永归于本宅’与‘田园将芜胡不归’，均先事而预拟屈时耳。”无论是生归田园还是死归黄土，所表达的主旨都是“复得返自然”“纵浪大化中”。《自祭文》为诗人逝世前的绝笔，标志着他生命的终结与创作的终结，而承受生命终结的方式和态度则是他生命意识最为真实而集中的体现。

如前所述，当时承受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外乎：或者设定一个彼岸世界——西方净土——作为死后灵魂的栖居之所，或者炼丹服药让个体得以久视长生，或者立善扬名建功立业好让自己流芳百世。信佛、求仙、求名三者可谓殊途同归：都希望永久地占有自我。如果以个人不朽为旨归，那么，信佛越虔诚，求仙越热衷，求名越卖力，越表明他们精神境界的狭隘，越说明他们没有超越自我，越证明他们心中有私——仍然沾滞于个人的生死得失，佞佛、求仙、求名者其实都没有超脱生死。

陶渊明对人生短促有超乎常人的敏感，而对人生短促的感受越深，其超越人生有限性的渴望也就越切，不过，诗人与上面那些佞佛、求仙、求名者不同，他并不以追求个人不朽来超越人生的有限。他否定了“形尽神不灭”的说教，也明白“帝乡不可期”的事实，同时又放弃了立善求名的选择，因而拒绝在天国、“帝乡”中求得永恒，更不在乎死后留芳百世，《自祭文》中再次郑重地宣称自己“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并明确地使自己与求名者划清界限：“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那些“愒日惜时”之士的人生紧迫匆忙，企图以其功名、富贵、盛誉使自己生前为世人所珍视敬仰，死后为后人所追忆传诵，生死始终是他们的挂碍。相反，陶渊明丝毫不以生前为世人所欣羡为荣，也不以死后为后人所思慕为意，轻视世人所珍视的“前誉”和“后歌”，他并不害怕失去自己“不再值”的生命，真正达到了以天地为怀的无私境界。有对生命的无私才有对死亡的无畏：“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祭文》）这种辞情俱达的文字在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诗人对生十分眷恋珍惜，对死却又那样豁达坦然。自己既然禀生命于大化——“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那么重新回归所自出的大化——“从老得终”“于今斯化”，又哪值得凄凄怨怨哭哭啼啼？又有什么抛舍不开割断不了的呢？明张自烈在《笺注陶渊明集》卷六中评论道：“今人畏死恋生，一临患难，虽义当捐躯，必希苟免，且有纩息将绝，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渊明非止脱去世情，直能认取故我，如‘奚所复恋’‘可以无恨’，此语非渊明不能道。”诗人认为由少至老再由老至死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不必把它看得过于神秘，也不必对此惊恐不安，在他的许多诗歌中常把死亡称为“化”：“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还有《自祭文》中的“余今斯化”等等。所谓“化”就是天地之运或宇宙变化，生死是天地之运的结果，所以承受死亡的态度也应是“正宜委运去”“应尽便须尽”。当一个人走完了“从老得终”的生命历程，对死去不应该再有什么遗恨，此时还要恋生畏死就是私心未泯，俗情仍在。《自祭文》中的“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从老得终，奚所复恋”，是诗人在纩息之际将早年所肯定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命意识，变为一种自己迎接死神的方式。他何止是泛泛地了然于昼夜之道，对生死已经完全无挂无碍不沾不滞了！

人们常把陶渊明这种承受生命终结的态度许为“旷达”，然而，“旷达”岂足以尽陶渊明！诗人的人生所达到的不同于“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德境界，不同于“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事功境界，更不同于厌生乐死的宗教境界。“愒日惜时”这种立功求名的事功境界，个体还束缚在一己“小我”的圈子中，还不能摆脱为己之“私”；以西方净土为皈依的宗教境界，如果信徒所寻求的仍然是一己灵魂的归宿，本质上仍然是拘束于“小我”；到了道德境界虽然摆脱了“小我”之私，但“我”只是与道德融为一体，个体以现世德性和社会价值自居。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托体同山阿”，则是将一己生命融入宇宙生命之中，个体的一切限制束缚全都解除，精神与天地同其运动变化，胸襟与宇宙同其浩渺无穷，这是与天地相参的天地境界。臻于这一境界的人生才略无欠缺，对个体生命的“从老得终”才“奚所复恋”；精神才觉得充实圆满，即使死去也“可以无恨”。

“纵浪大化中”“复得返自然”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对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隐隐飞桥、漠漠水田等自然现象的审美陶醉，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则是实现与天合一之境。论者多从社会伦理的视角来评价陶渊明“纵浪大化”、回归自然的意义，阐发其中消极反抗现实和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等道德内涵，可是诗人的“返自然”超越了社会伦理的层面而具有存在论的意义。返回自然同流天地之后，便在感性之中又超越了感性，与自然同节律便与自然同枯荣，“纵浪大化”之中便随大化而永在。

“纵浪大化中”是陶渊明超越自我的手段，同时也是他的一种超越了自我的境界。在超越了自我后的天人合一之境，个体便彻底解脱了生死之累。生死由之，寿夭不二，这是儒者的“无入而不自得”，也是道家的“死生无变于己”。“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十二首》之七）——谈到死时语气是那样平静自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想到死时神态是那样从容自在；“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然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自祭文》）——面临死时心境还那样恬淡安详。面对死亡这一摆脱不了的宿命，处于令人不胜其哀的生命最后一息，诗人的心灵深处仍然像“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湖面，既空明湛然又平宁静远。

陶渊明这种承受生命终结的方式和态度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但与庄子对生死的放达又有明显的差异。庄子也是主张超脱生死的，认为人应该“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能够做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的人才算“真人”和“神人”。他将人的生死看成是“气”聚散的结果：“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之生来于大自然的变化，其死又复归于大自然，死后即“偃然寝于巨室”，“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因此，或生或死必须接受大自然的安排，就像儿女对父母必须“唯命是从”一样：“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为了否定人悦生恶死的天性，庄子还断言死后比生前更快乐：“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由此他又进而抹杀生与死的区别，“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宣称要与“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为友，“与外死生无终始为友”。既然死与生是一回事，甚至死比生更为快乐，那还有什么必要悦生而恶死呢？庄子为了否定人们的悦生恶死使他导向齐一生死乃至恶生悦死，并由否定生与死的差别，推向否定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荒谬极端，由对生与死的放达乐观滑向了对生的拒绝悲观：“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最后他把生当作一种可恶的累赘和沉重的负担，把死当作解脱生之重负的乐事。这样，庄子对生死的放旷达观就是表面而虚假的，他不为死所惧却被生所苦——仍然还是为生死所累。陶渊明和庄子一样认为生命禀之自然又将归于自然，但他真正将一己生命融入了自然大化之中，热爱生又不恐惧死，于生于死都廓然无碍，是生是死都一任自然，心无一累则无不洒脱自得。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被认为是超越了生死的智者，他能“以无畏和豁达的态度去迎接死亡”。当雅典当局让他饮鸩至死的前后，他“还像以前那样谈笑自若，神态安详”，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公认他是“最勇敢、最有智慧的人”，也被历代的西方人推为大智大勇的典范。他为什么能平静安详地面对死亡呢？苏格拉底在死前对他的学生和友人道出了个中的原因：“正因为我希望能与智慧善良的神为伴，与那些已经去世但比活在世上的人更智慧更善良的人为伍，所以我并不对死亡感到悲哀……我始终不渝地坚持认为：我将在另一个世界发现最仁慈、最神圣的主人。这就是我为什么面对死亡不那么忧伤，为什么坚信另一个世界具备了死去的人们该享有的各种待遇，坚信多年来人们一直所说的善有善报的原因。”苏格拉底之所以能泰然自若地迎接死亡，原来是由于他相信灵魂不朽，相信自己死后“能与智慧善良的神”一块过更快乐的生活，能享受一种比生前更好的待遇。他认为人的精神更重于肉体，而死亡又只针对肉体而豁免了精神，这样死亡对他的威胁就打了一个大的折扣，加之他又坚信自己死后“活”得比生前更幸福，这就更使去死由哀事变成了美差。假如不相信灵魂不朽，假如对自己死后能否比生前更幸福毫无把握，假如对死后可否与“更智慧更善良的人为伍”心存疑虑，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深渊还能“谈笑自若”，还能“神态安详”吗？现代西方哲人罗素对此多少有点怀疑：“如果临死时他不曾相信他是要与众神在一起享受永恒的福祉，那末他的勇敢就会更加是了不起的了。”陶渊明与苏格拉底大不一样，他拒绝了灵魂不朽的信仰，也否定了善有善报的虚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二十首》之二），因而也就无所谓自己死后比生前更幸福，《自祭文》的结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渊明所说的死亡是形神俱灭，因此全无善有善报和死后福祉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他照样坦然从容地面对死亡的深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比起苏格拉底来，借用罗素上文的话来说，“他的勇敢就会更加是了不起的了”。陶渊明与苏格拉底都能豁达安详地迎接死神，但陶渊明高出于苏格拉底的是，他跳出了个人不朽和死后福祉之类的狭窄圈子，安然从容地“纵浪大化”之中，心胸像天地一样悠远博大，让历代后人仰慕、神往、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