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融然远寄 二

魏晋时期,价值世界与血腥的现实世界完全脱臼。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个体生命虽终有一死,但作为个体存在本质的“仁”“道”却不受死亡的威胁。生命存在的目的既然就是“闻道”和“成仁”,那么个体生命自身并没有绝对价值,只要能实现“成仁”和“闻道”,一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可抛舍的呢?因而,“仁”与“道”作为个体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根据,长期以来为人们提供了甜蜜的死亡慰藉。可是,现实往往把儒家的“仁”“道”嘲讽得一钱不值,到了魏晋,一直被视为个体生命终极目的和根据的“仁”“道”受到了人们深刻的怀疑。颜回闻道不可谓不勤,伯夷的节操不可谓不高,可他们的下场又如何呢?不妨听听陶渊明迷惘的倾诉:“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陨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感士不遇赋》)“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饮酒二十首》之二)得道大贤的命运尚且如此悲惨,匹夫弱妇的下场就更可想而知了:“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士不遇赋》)抱仁施义者“早夭而又贫”,至公无猜者“蒙耻以受谤”,怀琼握兰者在人世备受冷落,而那些不仁不义的奸佞之徒,那些借仁义以行不义的伪君子反而平步青云,个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因此,陶渊明在《形影神·神释》中断然否定了立善成仁的人生选择:“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仁义道德再也不能成为个体存在的根基,它受尽了冷酷现实的奚落,在死亡面前它更是苍白无力:“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形影神·神释》)这就是应劭在《风俗通义·正失》中所说的:“五帝圣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成圣成仁的“三皇大圣人”到头来不是照样一抔黄土?

儒家的价值大厦倒塌后,玄学并没有在这片废墟上重建起使人信赖的具有权威性的价值规范,因而它也不能赋予个体存在以目的和根据。人们的灵魂失去了凭依,大家突然感到彷徨无措,阮籍毫无目的地驱车乱驰,常常途穷恸哭而返;刘伶成天烂醉如泥,时时刻刻狂躁不安;诸阮与猪猡一起纵酒,都是生命失去存在根基后惶恐焦虑的表现。陶渊明也深觉人生“未知止泊处”(《杂诗十二首》之六),没有根基的生命飘浮不定,不知何处是停泊的地方,行为因而也没有价值标准:“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二十首》之六)他比当时任何人都更痛切地感受到了人生存在的无根基性:“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之一)人生既像陌上逐风飘转的灰尘,又像没有找到归宿的失群孤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饮酒二十首》之四),“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归鸟》)。诗中“徘徊无定止”的失群鸟就是归田以前诗人的影子。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去追求仁义节操吗?颜回、伯夷已有前车之鉴;去追求功名事业吗?在“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的当世,成就功名谈何容易,“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甚至才华也会招灾惹祸:“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士不遇赋》)有幸猎取了功名即使不遭人祸,人生的下场也同样凄凉:“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九首》之四)价值信念的动摇加剧了个体的死亡恐惧,死亡回过头来嘲笑了人们的价值信念:仁义、道德、操守、功业、荣华,统统在死亡中化为过眼云烟,死亡抽空了人生存在的形而上根据。

人世的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然而,人道既不可依恃,天道又何曾靠得住?死亡带走了人生的一切也动摇了人生的一切,《饮酒二十首》之一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同诗之二又接着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前首引故东陵侯邵平后来潦倒种瓜,以慨叹人道无定;后首又引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事,以慨叹天道无定。陶渊明说“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他在天道和人道都“无定在”中“会”到了什么呢?“俯人仰天,总不如酒杯可以自主耳”,这一“符天下之理,惟达人能解会”,连“竹林七贤”辈也“尚未到解悟地位,而况其他”。世俗中人哪能有此索解大悟,尽管“道丧向千载”,社会上还是“人人惜其情”,他们为了博得人世的虚名“有酒不肯饮”(《饮酒二十首》之三)。这些人似乎根本没有“会”到:素有仁人之称的颜回“屡空不获年”,素有高风亮节的荣启期也“长饥至于老”,他们生前“一生亦枯槁”,“虽留身后名”又有什么用?短促的生命“死去何所知”,人生一世“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之十一)。面对人道的翻覆,天道的不公,世人的愚庸,诗人异常沉痛地叹道:“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之十九)明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三中评此诗说:“世事无一事可恃者,所恃独归之酒。”还是“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吧!天道与人道既然都不能成为个体存在的根基,酒就是人生的唯一依托了,它是人生反抗死亡的形而上学,是没有根基的人生的最后根基。

陶渊明和当时大多数敏感细腻而又正直不阿的文人一样,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体存在的无根基性,也深切体验到了人生的无意义性。一旦现实否定了闻道和成仁的道德完善,死亡嘲笑了猎取功名的壮志宏图,人生的道路就只剩下两条:要么屈身向督邮之类的上层折腰,昧着良心踩着别人肩膀,在他人的屈辱呻吟中向上爬,一面曲意逢迎上司,一面又残酷地鞭挞黎庶,用人民的血汗垫高自己的位置;要么就从腐朽的官场抽身而逃,维护自己良心的正直和灵魂的纯洁,和下层人民一起过一种淳朴的精神生活,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与穷困为伴,免不了家无隔夜粮而向人乞讨,尝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乞食》)的羞窘与心酸,免不了“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饥寒,受够“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煎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人的一生多短暂,而在这如白驹过隙似的一生中,能常常开口而笑者又有几人?世上能够龇牙咧嘴的人,他们多半只有人的躯壳而无人的灵魂,他们所享有的只是尔虞我诈的乐趣,或者在非精神性的感官生活中寻求开心;而那些能主宰自己内在生活,维护自己灵魂高洁的人,既要忍受物质的匮乏,又要经受心灵的折磨。或者出卖灵魂以求荣,或者保持纯洁而挨饿,人生除此还能干什么呢?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之三中说:“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死亡规定了每一个体的生存寿限,人之“所以贵我身”,不正是由于他只有“一生”吗?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才使人们对自己“倏如流电惊”的人生倍加珍惜。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在“鼎鼎百年内”又能干什么呢?按理说应该赋予生命以崇高的目的,才能使这宝贵的人生熠熠生辉,但人们又不可能强加给生命任何外在的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人们在这纷繁扰攘的百年之内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不管个人的能力大还是小,没有任何功业能使自己永恒。生命是如此易于凋零:“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生活又是那样难得舒畅:“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在这愁苦相缠的人生中唯一能给人带来一丝快意的东西就是酒,可诗人又由于“家贫不能常得”(《五柳先生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中把人生的无谓抒写得精警动人: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这首诗前八句写秋天蝉去雁来,蔓草在凄露里枯萎,树叶在秋风中凋零。草木的摇落变衰引起陶渊明人生迟暮之叹。后八句从上八句生出,由外在景物的铺陈过渡到内在情绪的抒写,由“万化相寻异”的节序变换过渡到“人生岂不劳”的沉重喟叹,“言此秋之时,乃万化相寻所至,非无因而来也。如春必寻夏,夏必寻秋者,化之所为。天地尚如此,何况人乎!则人事之喜、怒、哀、乐、富、贵、贫、贱,亦日相寻于一世之中,岂不劳哉!劳而至死,自古皆然,不足异也,而念之在怀,中心亦不能不焦也。何以稍能称我之情,惟有且以浊酒自陶而已”。个体找不到形而上根基以获得死亡慰藉,又不能通过个人才智建立功名,把自身价值实现在现实世界以求永恒,人生似乎只有与琐细、平庸、潦倒、饥寒作伴,只有在死亡恐惧中偷生,价值世界的瓦解在使人意识到生命有限性的同时,又使人领略到人生的无谓。“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唯一可抚慰人生且称我之情的只有酒,酒引开了我们对个体死亡和人生惨象的视线,它事实上成了无谓人生的“有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