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在南北朝受到冷落，是由于它在喜欢剪红叠翠的南北朝人眼中“词采未优”，隋初的统治者虽然“屏黜轻浮，遏止华伪”，可陶渊明非但没有因此受到重视，反而被这一短命的朝代完全遗忘。这是由于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陶诗不能直接服务于政治教化，急于想要稳定政权的统治者自然不会给它以礼遇；一般士人又缺乏品味陶诗的环境与心境，因而陶渊明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倒是记起了陶渊明的存在，但他把陶渊明视为弃绝人世的僻隐之流，《文中子中说·立命》篇载：“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王通强调士人应不忘君臣之义，不忘兼济之志，当看到其弟王绩在《五斗先生传》中称自己“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万物不能萦心焉”以后，王通责备他说：“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可见，王通称陶渊明为“放人”多有微词，这位文中子所谓的“放人”也就是“弃人”。

唐朝立国之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文人，一方面猛烈抨击南朝淫靡的文风，如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批评近世“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的流弊，并将文风质朴还是浮华与国运的兴衰久暂联系起来，认为侈丽淫荡的文风导致南朝各朝“宗社须臾倾覆”。另一方面唐初文坛上仍然笼罩着齐梁的流风余韵，人们的审美趣味及文学批评标准仍然与南朝一脉相承，南朝受宠的好些诗人在唐初照样受宠，如太康的潘、陆仍以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受到人们的爱戴；南朝的文坛巨擘仍是被仿效的典范，“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仍为人们所钦羡。朝代和政治气候虽然变了，但人们的期待视野并没有随之改变，因而陶渊明受冷落的景况也依然如旧。《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等唐初修成的正史，其中的文学传论在论及诗歌的发展史时，基本袭用沈约、锺嵘、刘勰等人的成见，陶渊明还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陶渊明被列入《晋书》和《南史》的《隐逸传》，传中大谈陶渊明如何“少怀高尚”，如何“能安苦节”，就是不谈他如何会写诗文。编纂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的“《艺文类聚》卷一八《美妇人》门引蔡邕赋题作《检逸赋》，复引陈琳、阮瑀各有《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应玚《正情赋》、曹植《静思赋》等，而独不取陶潜此赋，亦窥初唐于潜之词章尚未重视也”。该类书对陶渊明诗歌的收录也极其有限，“田”“园”门仅各选陶诗一首，“隐逸”门仅选他的《归去来兮辞》一篇，诗歌则一首也不录。收录陶诗的总数不及于《文选》，初唐人仍只是反复称道辞藻丽密的颜、谢，还不知道珍视平淡自然的陶诗。

这时唯一仰慕陶渊明的大概只有王绩了。在魏晋南北朝的诗人中他最推崇陶渊明，他的诗文中也随处可见模仿陶的痕迹，如他的《五斗先生传》便脱胎于陶的《五柳先生传》，而《醉乡记》也明显受到陶《桃花源记》的影响。其诗常常表现田园的闲情逸致，诗歌语言洗去了齐梁的脂粉浮华，不难看出他对陶诗那种平淡自然境界的向往。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中称其诗“乱头粗服而好者，千载一渊明耳”。王绩在《赠李征君大寿》中称自己有意“披裘骄盛唐”，他的诗文风格自异于流俗，其创作和为人上的慕陶企陶自然不合时宜，因而他个人对陶渊明的礼遇正从反面表明陶渊明在这一历史时期仍然受到冷遇。

从“初唐四杰”到盛唐诸公，其诗文主要表现一代士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介入精神、对政治的关切与忧思，以及猎取功名富贵的宏大抱负，如“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激烈高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乐观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视阔步，它们反映了初盛唐士人那种建不世之功和求万世之名的强烈愿望，即使栖居终老的孟浩然也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与之相应，“盛唐之音”崇尚的是浓烈的情思，雄强的气势，高亢的旋律。因此，对陶渊明那种超然于功名、成败的洒落境界，对他那种超然于人际利害的处世态度，盛唐人一般都十分隔膜。李白等人对陶渊明采菊东篱就大不以为然：“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陶诗那种冲淡悠远的神韵还不大合盛唐人的口味，连杜甫也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恨枯槁”似乎比南北朝人惋惜陶诗“词采未优”的语气更重，南北朝人喜欢词采艳丽，而盛唐人偏爱刚健壮丽，陶诗因而两边都不讨好。李白在《古风》之一中述及历代诗风的变化时，虽然否定了建安以后的“绮丽”，可陶渊明并没有因此受到抬举，仍然还是只字不提陶渊明。

不过，与南朝人一味喜欢华丽不同，盛唐人的艺术趣味和他们的胸襟一样宽广，尽管他们不一定推崇陶渊明，但大多数人能认识陶渊明的价值。李白一方面不赞同陶渊明的存在方式，一方面又对陶渊明十分尊敬，一再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他在许多诗中或用陶令事或引陶诗语，如《赠闾丘宿松》《赠临洺县令皓弟》《九日登山》《赠从孙义兴宰铭》等。杜甫虽稍嫌陶渊明诗语“枯槁”，可他高度肯定了陶的文学成就，他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第一个将陶与谢灵运并称的人：“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陶谢不枝悟，风骚共推激”“陶渊明和陶诗常常作为一种意象或情景进入盛唐诸公诗中。”陶渊明的影响日益扩大，他在接受者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人们已把他视为六朝的杰出诗人。盛唐不同思想、不同地位的诗人以陶渊明为中介和纽带，形成了一个诗风相近的“清淡诗派”。当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时，“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他们形成清淡诗派的基础是对陶渊明人格与诗歌的认同，如“且泛篱下菊，还聆郢中唱”“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王维从禅宗无执无着无相的角度，曾在《与魏居士书》中批评“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一惭之不忍”而招致“终身惭”，认为这是“忘大守小”的行为，但他仍对陶渊明充满敬意，并在其他诗篇中肯定陶“解印弃官去”的人生抉择：“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

安史之乱后，诗人们不再有兄长或先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般狂放，也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种向上的憧憬和冲动，在创作中也不再有“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那样的激情和气势，不再有“碧海掣鲸鱼”和“词气浩纵横”的雄健与博大。中唐诗人们虽然仍把“兼济天下”“为君为民”常常挂在嘴上，而骨子里更看重闲适恬退的生活，更喜欢宁静散淡的情趣，创作也就追求冲淡幽远的韵味，因此，他们中不少人开始把陶渊明引为同调和知己，对其人其诗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对陶渊明的诗风更是心追手效。宋蔡启对唐人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颇有微词，曾语含讥讽地说：“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甚远。太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然薛能、郑谷乃皆自言师渊明。”此话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说得有些过分和绝对，其实从盛唐到中唐祖述陶渊明的诗人也不在少数，明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二中指出：“四杰，梁、陈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鲍也；曲江（张九龄）、鹿门（孟浩然）、右丞（王维）、常尉（常建）、昌龄、光羲、宗元、应物，陶也。”清沈德潜也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明、清不少评论家认为盛唐以后的诗人中韦应物为最近陶者，清康发祥说“韦苏州诗雅近陶公”，清施补华也认为韦应物“于陶为独近”，“后人学陶，以韦公为最深，盖其襟怀澄淡，有以契之也”。韦应物对于自己效陶与近陶既自觉也自负：“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韦集中有《与友生野饮效陶体》《效陶彭泽》二首，康发祥认为这些明言效陶体的诗歌微嫌拘泥于与陶形似而“转未神似”，倒是《长安遇冯著》《寄全椒山中道士》“二诗不取貌而取神，则纯乎陶渊明矣”。他的《观田家》《种瓜》等诗“不言效陶，而最神似”。最近有学者指出韦应物的《答长安丞裴说》《同韩郎中闲庭南望秋景》《秋郊作》等诗或袭陶诗之语或袭陶诗之意，而韦的《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送郗詹事》《题郑拾遗草堂》《答畅校书》《郊居言志》等诗深得陶诗精髓。大历初诗人中学陶的还有元结，清林昌彝在《砚耕绪录》卷十六中说：“韦苏州学陶似矣，而不知元次山亦出于陶也。苏州有意学陶而得陶之气息，次山无意学陶而得陶之志节。”与林同时的刘熙载也有类似说法：“元、韦两家皆学陶，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钱起诗中也屡屡称述渊明，虽然其诗风与陶相去很远，但这无妨他对陶诗的接受与喜爱：“林端忽见南山色，马上还吟陶令诗。”柳宗元长于以自然朴实的语言表现淡泊的心境，抒写幽远的情思，后人将他与韦应物并称为韦柳，苏东坡说他们二人的诗能“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并认为“柳子厚诗在渊明下，韦苏州上”。他虽然从未明言“绍陶”或“效陶”，但“如《觉衰》《饮酒》《读书》《南磵》《田家》五首，望而知为学陶；《南磵》《田家》两作尤精洁恬雅”。

白居易称自己是“异世陶元亮”，他这种自期与自许看来得到了后世某种程度的首肯。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自注中说：“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当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时候，他曾责怪“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不像他自己那样“以诗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但使白居易一生心仪最久而又影响最深的诗人却正是“放于田园”的陶渊明。他早年退居下邽渭村时就写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诗前小序说：“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前此的诗人明言效陶潜体不过偶一为之，即使韦应物也只有两首，而且其中多数诗人不过是出于好奇，并不是以陶诗作为典范来仿效，像白居易这样以连续十多首组诗效陶潜体在陶渊明接受史上还是首次。白居易对陶渊明既敬其人也爱其诗，他在《访陶公旧宅》的序中说“予夙慕陶渊明为人”，诗中说他之慕陶“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以往的诗人对陶渊明的态度多是“美其志节，不及文词”，白居易则不仅敬仰其为人，也赞美其创作：“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我无二人才，孰为来其间？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前此的文人只称道陶渊明的“高趣”，几乎没有人钦羡其高才，白居易称道陶诗“文思何高玄”可以说是对陶渊明的艺术发现。或许是历史有缘，陶渊明曾在浔阳躬耕隐居，韦应物曾在浔阳做刺史，而白居易又贬于浔阳做司马，让韦、白这两位中唐的慕陶者有机会亲身感受陶渊明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白居易晚年在《醉吟先生传》中说：“往往乘舆，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该文为白居易晚年生活的实录，可见他对陶诗文的赏爱之深了，陶渊明成了他晚年须臾不得分离的精神伴侣，他在《官舍小亭闲望》中也说：“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这大似苏轼晚年贬海南只带陶渊明诗与柳宗元诗，白、苏对陶公可谓情有独钟，清人也认为他们两人“皆善学陶”。不仅仅是那些“效陶潜体”，也不仅仅是那些闲适诗，白居易所有诗歌的艺术风貌，包括它那平易自然的语言，那明朗畅达的意脉，还有那对平和淡泊的情趣的追求，很容易看出他与陶渊明的精神联系。

中晚唐诗人中喜欢陶诗的不在少数，白居易的朋友王质夫生前就“篇咏陶谢辈”，白的另一诗友邓鲂的创作也步趋渊明，以致白居易错将邓诗当陶诗：“尘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潜诗。”晚唐的薛能“性喜凌人”，“尝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拔拂”，甚至对李白也出言不恭，曾扬言“我身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唯独对陶渊明倾心折服：“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这也许是后来苏轼所谓李杜不及陶公论的先声。可惜，他个人的为人与为诗都与陶渊明相去很远。曾见赏于薛能的郑谷也说薛能十分景仰陶潜而不崇尚李白：“李白欺前辈，陶潜仰后尘。”郑谷自己的诗风“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他也公开声称自己的诗歌师法渊明：“风骚如线不胜悲，国步多艰即此时。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

但是，薛、郑这种对陶的推崇并不是时代的共识，韩愈《荐士》诗论诗歌源流时还是漏掉了陶渊明：“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他认为陶渊明在诗歌史上不足轻重，也说明陶渊明在他的心目中不足轻重。晚唐陆龟蒙只道“靖节高风不可攀”，论诗仍然拾前人余唾。钱锺书先生指出：“锺记室《诗品》称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陆鲁望自号‘江湖散人’，甫里一集，莫非批抹风月，放浪山水，宜与渊明旷世相契。集中《袭美先辈以龟蒙献五百言，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一篇亦溯风骚沿革，尤述魏晋来谈艺名篇，如子桓《典论》、士衡《文赋》，更道彦和《文心》，唐人所罕，而竟只字不及渊明。”可见，陶渊明的地位在唐代虽有提高，但对陶诗的企慕仿效仍限于个人的行为而没有形成时代的风尚，唐代大多数诗人“虽道渊明，而未识其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