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九年，孟郊第二次下第漫游洞庭湖时写的《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一诗的序文，可以视为他诗论的总纲：

文章者，贤人之心气也。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当正而不正者，心气之伪也。贤与伪见于文章。一直之词，衰代多祸。贤无曲词。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故。

由于这是一首诗前的序文而不是探索诗歌艺术规律的论著，所以概念的使用难免有些不规范。序中的“文章”主要是指诗歌，有如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中的“文章”。序文中的“心气”指的是什么呢？《诗经·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告子下》并将“心”和“志”连用：“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显然，“心”即“志”，也就是思想意志。《孟子·公孙丑上》又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夫志，气之帅也”的话。赵歧用“直怒之矣”解“求于气”，杨伯峻把“志，气之帅也”的“气”释为“意气”，按赵、杨的解释，“气”明显含有情感方面的意思。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也论述到“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范文澜注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据此可知，“气”就是情感意气。孟郊的“心气”也就是情和志。上文中“文章者，贤人之心气也”的观点，是前人“诗言志”和“诗缘情”说的综合和统一。在孟郊看来，属于感性的“情”和偏于理性的“志”在诗歌中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相互补充地表现于诗歌之中的。为什么孟郊认为诗歌只是“贤人”的“心气”而非一般人的“心气”呢？他对这个定义作了如下的解释：因为感情欢快时诗歌的情调就显得舒畅平正，感情抑郁时诗歌的情调就激怨不平（即“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当正不正者，心气之伪也”，当一个诗人不吐真情而装腔作势的时候，他的诗歌仅是他情志的虚假表现而不是真实的反映。“一直之词，衰代多祸”，在黑暗腐朽或文网森严的时代，说直话、抒真情要招祸殃，一般诗人不敢也不愿冒这个风险。唯有“贤无曲词”——那些刚正不阿的诗人，不顾一己的安危，不怕贫贱屈辱，不惧灭顶之灾，才敢于面对现实抒发自己的真情。他们那些用心血写成的诗歌，才是他们意志、情感、人格的结晶。这样，诗歌中的“直”与“曲”、真情与伪饰就成了贤和佞的分野，而他诗论的核心就可以归结为去“曲”取“直”、弃伪存真的诗歌真实观。

孟郊的一生矢志不渝地实践了他这一观点。当时残酷的现实是“恶诗皆得官，好诗抱空山”（《懊恼》），所谓“恶诗”就是没有灵魂骨气的佞人献媚邀宠的诗歌。借诗歌献媚的“诗人”个个都青云直上了，而不愿以阿谀为能事的诗人，即使写了优秀的诗篇，也仍然终身潦倒穷困。孟郊蔑视没有心肝的虚伪之徒，羞与此辈为伍。元和三年，他应河南尹郑余庆之招，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在他多难的一生中，此时要算是比较舒适的了。然而，他并不为了保全物质生活的安逸就丧失了人格，在《晚雪吟》中严正地表白：“古耳有未通，新词有潜韶。甘为酒伶摈，坐耻歌女娇！”现存五百多首诗绝大部分充分体现了他“真”和“直”的要求，是他整个人格的忠实写照。在他的诗集中，不仅写愁的诗能催人泪下，言欢的诗也能令人解颐。由于诗人言愁则柔肠寸断、情如刃伤，言欢则喜形于色、溢于言表，不符合封建时代所要求文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矜持不露的做人标准，讥者因此而称孟郊不能自致“远大”，受到“非能自持”的诟病就是很自然的了。孟郊诗中披豁天真、剖露肝胆，忧乐之情沛然从肺腑溢出，既不搔首弄姿也不矫揉造作，可谓“直”而且“真”了。

“直”与“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所奉的圭臬，也是他持以评价他人诗歌的准绳。他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使他误解了屈原之死，致有不满之词，但他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始终是折服的，在《答卢仝》中说：“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他由衷地赞扬屈原在骚辞中真切地表现出的刚正无私的品德、指责权奸的勇气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直气”。他为屈原正道直行而招祸鸣不平：“昧者理芳草，蒿兰同一锄。狂飙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诬。灵均入回流，靳尚为良谟。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我愿分众巢，枭鸾相远居。此志谅难保，此情竟何如。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躇。”（《湘弦怨》）孟郊还常常念起陶渊明，《过彭泽》一诗表示了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和怀念：“扬帆过彭泽，舟人讶叹息。不见种柳人，霜风空寂历。”陶诗最主要的特色是真淳，《诗品》卷中说他“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的诗歌真实地表现了他的人品和情操，是孟郊所要求的“直”和“真”的典范，这大概就是陶渊明之所以为他敬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