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心”与“委运” 三

陶渊明“委心”与“委运”的存在方式,与魏晋“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的人格理想一脉相承。魏晋名士受尽名教的桎梏拘系,见惯了许多士人的虚伪矫情,十分厌恶礼法之士“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的丑态,渴望坦露“任实之情”和畅达自然之性。嵇康认为不论是“尧舜之君世”还是“许由之岩栖”,只要他们各自“能遂其志”都无可指责,“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事实上他已把委心循性当作“君子百行”人生选择的准绳,他自己“不涉经学”“不喜作书”“不喜吊丧”“不喜俗人”“卧喜晚起”“心不耐烦”“轻肆直言”,无一不是依“循性而动”这一准则处事为人。魏晋名士们不仅不堪忍受名教的束缚,而且要求抛弃一切外在于生命的功利目的,一切都为了生命的适意与称情。如《世说新语·鉴识》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不过此时不少名士将“自然”等同于人的感性欲求,认为“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假如不能“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就是“不本天理”,就是“悖情失性”。从理论上肯定“人性以从欲为欢”,在生活上就会滑向纵欲。

陶渊明高于魏晋名士的地方是他并没有将生命本性等同于动物性,因而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由委心堕入纵欲。他所谓“质性自然”中的“自然”是指未被世俗污染扭曲的生命真性,“委心”只是要坦怀任意,“委运”只是要适性自然,本质上是一种回归生命真性的形而上冲动。他的“肆志”并不是像有些魏晋名士那样“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使陶渊明“委心”“称心”的东西,不外乎种豆于南山之下,获稻于西田之中,佳日则登高赋诗,有酒便与邻共酌,就像深渊的游鱼自由自在,天空的飞鸟任意西东,不必周旋应对,不必掩饰矫情。他“委心”和“委运”的存在方式所展露的便是这种尽情坦露真性的生命境界。

原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